20世纪不朽的电影艺术家和喜剧天才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于1977年12月25日凌晨4时去世。当时，他的妻子和7个孩子都在床边。他的女儿杰拉尔丁·卓别林正在马德里拍片，闻讯急忙回到日内瓦湖东端的沃韦村父亲家中。
查尔斯爵士(1975年他被伊丽莎白女王封为爵士)于1977年12月25日凌晨4时去世。这时离他的家庭将要举行传统的圣诞庆祝会只有几个小时。
卓别林夫人对哀悼者说：“所有的礼物都放在圣诞树下。查利奉献给人们诸多快乐。尽管他已经病了好长时间，但在圣诞节离去仍然令人悲痛。”
卓别林的私人医生享利·佩里尔博士说：“他是老死的，他死得平静而安详。”
查尔斯爵士多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他只能坐在轮椅上，而且他的说话能力、听力、视力都在不断减弱。在最后一年里，只是偶尔与他的妻子驱车前往沃韦时才离开他那僻静的有20个房间的别墅。当地的人们只是在当他坐在他那银蓝色的罗尔斯·洛伊斯轿车里，等候他妻子(小他35岁)去买报纸和杂志时，才偶尔能看到这位著名演员。
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1889年4月16日出生于伦敦城南，他父亲是一名轻歌舞剧演员，母亲是一名喜剧配角女高音演员，艺名莉莉·哈莉，在早先的一次婚姻中，卓别林的母亲汉纳生有一个儿子，名叫悉尼，他长卓别林4岁。悉尼后来成为其异父同母兄弟的经纪人。
老卓别林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卓别林写道：“我几乎意识不到我有个父亲，我也不记得他和我们一起生活过。”这对夫妇在卓别林出生后不久就离异了。这之后有一段时间，卓别林太太还能维持生计。但不久她的歌喉失了音，而“正是由于她的声带出了毛病，我5岁就首次登台”。
小男孩把观众迷住了，特别是当“我天真地摹仿母亲嘶哑的声音时”，观众更是大笑不已，他们向他报以掌声和欢呼声。
然而不久，卓别林太太的好运告终，她和两个孩子不得不住进兰贝思济贫院。接着，两个孩子又被送到伦敦郊外的一家孤儿院。
这所孤儿院常常鞭打孩子，卓别林7岁时，曾被痛打了一次。此外，由于怀疑他长了金钱癣，因而他的头被剃光并涂满碘酒，他还被关进一间隔离病房。
他一直忘不了他度过的贫困以及为起码的生活条件而奋斗的日子。在他成名和富有之后，他也没有忽略母亲，在她精神完全分裂后，他使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后来，他把母亲带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她在那里去世。
在12岁半时，他执著的追求终于有了结果。他接受了舞台剧的一个角色，然后又在威廉·吉勒特的《舍洛克·霍姆斯》剧中扮演比利，到各地巡回演出。后来，他与吉勒特先生在伦敦演出，受到观众的称道。
卓别林的成功使他在弗雷德·卡诺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卡诺公司他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生活，足迹走遍英国各地，两次出访美国。
卡诺剧团是使卓别林艺术上日臻成熟的学校，因为在剧团里卓别林学会了使观众发笑的技能。1913年，麦克·森纳特这位当时观众十分喜爱的短喜剧片的制片人，与卓别林签订了周薪150元的合同。
在与森纳特合作的时期，卓别林在多部影片里担任了角色，包括《迪丽好事多磨》。这是一部有6卷胶片的影片，玛丽·德雷斯勒和梅布尔·诺曼德也在影片中演出。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达到故事片长度的喜剧影片，今天还常常放映其经过重新剪辑的不同版片。
这些影片给卓别林带来了名望，使他能够转到埃山奈公司，每周薪水增加到1250美元。1915年，他为埃山奈公司拍了15部影片，其中包括《流浪汉》。这部片子常被认为是他的经典片，在片中，他首次注入了引人怜悯的情调。
在埃山奈公司合同期满后，卓别林进入互助公司，年薪67万美元，他当时26岁，而且也许是世界上报酬最高的演员。突然到来的财富，对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
那时他住在旅馆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不参加好莱坞的舞会，喜欢在晚上漫步洛杉矶的贫民区。然而，没多久，他搬到了一个较大的住宅，雇用了一名秘书，买了一辆汽车，还雇用了一名一身二职的男仆——保镖兼司机。
与互助公司的合同到期后，卓别林进入第一国家影片公司，18个月拍摄了8部影片，报酬是100万美元。
他第一次成为他自己制片厂的制片人。实际上，在5年里他共拍了9部影片，其中包括他的一些成就最大的影片——《狗的生涯》、《查利从军记》和《寻子遇仙记》。
《狗的生涯》没有使用讽刺手法，其幽默出自一只狗与一个流浪汉在生活上的类似。《查利从军记》说的是一个参战的小人物，用琼·科蒂乌的话说：“这部片子像隆隆鼓声激动人心”。在《寻子遇仙记》中，卓别林雇了一个名叫杰基·库根的长了一双调皮灰眼睛的5岁小男孩。这部影片得到很高的赞誉，被称为“带来欢笑，也可能是眼泪的影片”。影片是卓别林自己往昔贫困生活的写照。这部影片没有多少粗俗喧闹的场面，更多的是强烈的情感。库根的眼泪是真实的，是卓别林在关键时刻为他编讲的悲惨动人的故事激起的。
1943年，已有54岁的卓别林与18岁的乌娜·奥尼尔结婚。她是剧作家奥尼尔的女儿，剧作家强烈反对这一件婚事。事实证明，这次婚姻幸福而持久，夫妇俩共生了8个孩子。
尽管拍摄了《大独裁者》，40年代对卓别林来说，是处境艰难的岁月。他的私生活是小报的热门新闻;所得税问题使他烦恼;他战时发表的呼吁西方开辟第二战场以击退希特勒的讲话激怒了许多保守分子;《凡尔杜先生》的上座率也很可怜。
这些互相交错的麻烦，由于冷战的到来而加剧了。他由于在一次集会上向大家介绍享利·华莱士和抗议放逐作曲家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对卓别林大肆诋毁，而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右翼众议员约翰·兰金则要求放逐他。兰金先生宣称，卓别林的生活“有害于美国的道德标准”，他强烈要求不让卓别林“再上美国银幕，他的令人厌恶的影片不能再让美国青年观看”。
最后，1952年，卓别林这位英国籍演员实际上被美国驱逐出境。在他乘船去英国度假的旅途中，美国司法部长宣布，除非他能够证明他的“道德价值”，他就不能再进入美国。卓别林对此非常愤怒。他在欧洲度过了他的余生，定居在位于瑞士沃韦的一座占地38英亩的庄园里。
1972年，美国勉强更正了对卓别林的裁决。他访问了美国，接受了电影协会颁发的奥斯卡特别奖，并在纽约出席了盛大的欢迎会。这时，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演员已是年过花甲。对于人们对他和他的艺术所表示的热爱，他所能作的反应只是鞠躬和微笑。
同时，评论界也肯定了卓别林认为《凡尔杜先生》是一部优秀影片的看法。这部片子讽刺了社会上的商业和战争狂。人们在40年代对影片的理解远不如60年代和70年代。
除《舞台生涯》外，卓别林的最后几部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和《香港女伯爵》)，被许多评论家视为不太重要的作品。
没有哪位电影演员像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那样使如此众多的观众为之迷恋和倾倒。由于卓别林纯熟而深刻地表现了人与人命运的喜剧冲突，因而由一位伦敦的穷孩子成为一名不朽的艺术家。他既是一位演员，又是一位作家和导演。从1914年到1967年，他在80多部电影里扮演和精心刻划了社会上的小人物。他受到生活浪花反复无常的冲击，但并没有被彻底冲垮，总是振作起来，去迎接转机。
他塑造的倍受挫折但却具有豪侠性格的小人物是普通人，几分是小丑，几分是社会流浪汉，几分是哲学家。卓别林曾说，他“总是在寻找爱情，但他的双脚限制了他的行动”，这意味着爱情与其说是求爱，不如说是梦幻的实现。
卓别林幽默的实质是佩刺。这种讽刺有时微妙，如影片《寻子遇仙记》和《淘金记》;有时尖刻，如影片《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他说：“我倾向把人类看成是众神的凡界。”“当众神巡游时，他造访地球。”他在地球上见到的多半是尘世间的罪恶。
在讥讽这些罪恶的过程中，卓别林显示了人类的爱。他既严肃，又滑稽。正是由于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他的喜剧才超越粗俗的电影滑稽剧，进入艺术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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