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力推行夺取世界霸权的战略，加紧对外扩张。在远东，中国首当其冲，成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重要对象。
战后美国侵华战略的形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战略方针是“先欧后亚”。为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去顶住和牵制日本，以减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所受的军事压力，美国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贷款、租借物资，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军队;同时在“援助”和“共同对日作战”的名义下，扩大美国在华势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并把它抬高到与美英苏并列的大国的地位。
美国之所以重视中国，从近期目标来说，是利用中国减少美国人的牺牲来抗击和打败日本;从远期目标来说，不仅中国本身地大物博，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且还指望在打败日本这个竞争对手之后，使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据点，利用中国反对苏联，以实现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设想。1943年，罗斯福对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说，把中国当作大国，就可以在“战后一个时期”制止侵略，有了5亿中国人民作为盟友，“这在今后25年或50年是非常有益的”。罗斯福同艾登的谈话更坦率，他说：“假如俄国和我们在政策上发生严重冲突，中国毫无疑问会站在我们一边”。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也说，战后“日本在将来很长时间内，失去作为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而，倘若要在远东获得稳定，并且确保这种稳定的任何安排，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
到了1945年，美国政府进一步考虑战后安排问题。1945年初，美国国务院为罗斯福出席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文件指出，美国“继续支持中国现在的政府，作为中国人民承认的中央政府”，“盼望在它的体系之内，建立中国所需要的、统一的、有效的统治”。国务院主张由美国“负起领导责任，帮助中国发展一个强大的、稳固的和统一的政府，以便它可以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并“争取英国和俄国的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文件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对华政策是根据所谓“开明的利己主义制定的”。这就意味着，由美国出面扶植蒋介石集团，巩固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人民的反动独裁统治，并充当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支柱。国务院的这个建议，事实上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
后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谈到：“和平来临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3种可能的选择：(一)完全摆脱一切牵连;(二)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建立其权威，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据艾奇逊分析，第1种政策等于美国放弃了“国际责任”和对中国友好的传统政策;第2种政策“在理论上以及回顾起来，可能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他说，“战前10年里，国民党没有消灭共产党”，战后“国民党的力量业已削弱，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而“共产党的力量则较它过去任何时期更为强大”，而且美国人民显然不会允许“美国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干涉”。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不得不选择了艾奇逊讲的第3种政策，即一方面帮助蒋介石抢占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力促国共两党进行谈判，诱骗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赫尔利在中国的使命正是要执行这种政策。
赫尔利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1944年9月，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身份来到重庆。不久，他就以“第三者”的姿态调处国共两党关系。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到延安与毛泽东主席会谈。11月10日达成以建立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为中心内容的5点协议。赫尔利一再劝说蒋介石接受“5点协议案”，说这是“使共产党签订协议，将他们武装部队控制权交给国民政府的唯一文件”。赫尔利还直截了当地对蒋介石的一位亲信说：“最重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但是蒋介石反对在协议中包含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国民政府的条款，提出只有在“收编”人民武装后，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严正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
赫尔利并不甘心。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电毛泽东为蒋介石辩护说，“他深信国民党政府诚恳企望作一种使解决成为可能的让步”。提议国共之间继续谈判。 1月24日，国共两党恢复谈判，由于美蒋坚持“改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并交由蒋介石委派的美国军官指挥，谈判宣告破裂。
诱骗没有成功，赫尔利便企图采取强硬办法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2月19日，他在离华回国述职前夕，向美国政府提出反对美国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并表示他的“确定不移的立场是：在中国事实上能够有统一的军事部队和统一的政府之前，一切武装军阀、武装党徒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队都必须没有例外地服从国民党的管辖”。赫尔利的主张得到罗斯福的支持。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说中国统一的障碍在于“有武装的政党”，声称“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曾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这样，赫尔利自己就扯下了“第三者”的假面具。
在诱骗中国人民交出军队遭到碰壁以后，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加紧进行扶蒋反共的活动。首先是极力争取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支持蒋介石政府，借助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赫尔利曾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影响将支配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如无苏联的支持，则中国共产党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党政府”。
1945年2月，美国为了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支持蒋介石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上，同苏联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明文确定了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同意苏联恢复日俄战争前沙俄在东北的权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现状，苏联承诺据此与蒋介石签订双边条约。而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为了取得苏联对他的支持，也愿同苏联谈判，将美苏秘密交易变成中苏之间的正式条约。
4月，赫尔利于返华途中访问伦敦和莫斯科，与英苏首脑讨论中国问题，争取他们支持“促进蒋介石委员长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与军事的统一”。会谈后，他向国务院报告，说斯大林在会谈中“无条件表示同意”美国对华政策。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代办乔治·凯南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采纳了哈里曼的意见。4月23日对赫尔利发出指示，要他“认清”，“苏联现正忙着对付欧洲，不暇他顾”。“假若苏联开始积极参加远东舞台，那时，中国内部的统一还未建立”，“苏联会重新审查它的政策”。他要求赫尔利让蒋介石“充分觉察情况的急迫”，促使他“感觉必须早日得到政治与军事的统一”，并为同苏联建立一个“相互尊重”的关系打下基础。
德国投降后，为使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许诺付诸实施，杜鲁门于1945年5月，派霍普金斯赴苏同斯大林会谈，促使苏联同意与蒋介石政府谈判，在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开进满洲”时，同蒋介石“作出必要的安排”。霍普金斯电告杜鲁门，说斯大林“希望在7月1日以前见到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代表商谈这个问题。
在美国的策划和怂恿下，国民党政府同苏联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国和蒋介石政府用在旅大、中长铁路和外蒙问题上的对苏让步，换取了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承诺苏联只援助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而无意支持中国共产党。
条约签订后，美国政府自以为得计。赫尔利认为“蒋介石现在将有机会发扬实在而真正的领导地位。他将有机会发扬不仅在战时，且在平时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资格”。美国驻苏大使馆在9月10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也说：“由于俄国的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大受削弱”。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美国再次策划“和谈”阴谋。就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的当天，蒋介石致电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去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接着在8月20日和23日又发了两封类似的电报。8月27日，赫尔利又以“调解人”的姿态，飞往延安，亲自迎接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为揭露美蒋“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派出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组成的代表团，于8月28日到达重庆。10月10日签订了一项“国共代表会谈记录”。实际上，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视“双十协定”为一纸空文。
赫尔利一面玩弄“和谈”阴谋，一面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大力支持蒋介石政府，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阻止中共受降，帮助蒋介石抢占地盘，为发动内战出谋划策。驻华美军最高指挥官魏德迈建议蒋介石“首先控制长城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并在进驻满洲以前掌握该区陆上交通线”。鉴于蒋介石力量不足，后来他还建议“由美、英、苏3国在满洲成立托管制度，直至国民党政府强大安定足够完全负责控制该区为止”。
为了帮助蒋介石抢夺地盘，美国决定利用日军和伪军“维持治安”，抗拒人民军队受降。杜鲁门说，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与此同时，美国从空中和水上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人民解放军所包围的大城市、交通线及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美国还借口解除日军武装，直接派遣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进驻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区。
赫尔利露骨地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美国的政策是既要支持蒋介石政府，又不希望卷入和加深中国的内战;但蒋介石的做法却与此背道而驰，他以美援为后盾，有恃无恐地一心扩大内战。美国政府也一时无法拿出一个明确的、使对华政策能够摆脱困境的办法，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为此发生不同政策的争吵。1945年11月26日赫尔利被迫宣布辞职。
马歇尔的“调停”骗局
鉴于赫尔利的失败，美国决定继续玩弄反革命两手。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篇对华政策声明，一方面宣称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之恰当机构”，叫嚣“自治性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声称“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国内各主要政党的代表举行全面会议、商量办法，使它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享有公开有效的代表权。为此要求修改……一党训政制度”。
为实现美国政府这一目标，杜鲁门派遣原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于1945年12月20日来华，演了一出由美国出面“调停”国共两党关系的文明戏，力促实现一个由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政府，从而有效地控制中国。
马歇尔到中国的第2天就与蒋介石会谈，消除了蒋介石对这位特使的疑虑。接着23日与共产党代表进行会谈。但是他对苏联难以放心。为此，特于12月26日致电在莫斯科参加3国外长会议的国务卿贝尔纳斯，迫切想要获得会议情况。直至收到国务卿的复电，内称“目前他(指斯大林)打算履行其对华条约，不会同意去干什么事情来破坏我们为统一中国所作的努力”后，才如释重负，大胆推行美国的侵华政策。
在马歇尔的“调停”下，1946年1月7日正式成立以他为主席的3人军事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等人)。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规定13日停止全国一切军事冲突和调动，还规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停战协定的实施。1月10日至31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5项协议。2月25日签订了国共两党军队比例为“5：1”的整军方案。
马歇尔来华后，表面以公正的“调解”者自居，努力促成双方停战，事实上并非如此。他私下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极力加强国民党政府的地位。1946年1月23日，马歇尔在向杜鲁门汇报的电文中，道出了他的一片“苦心”。他说：“我已告诉委员长(按指蒋介石)，按照我的意见，有两个因素使他绝对必要与共产党尽早建立统一的政府和军队问题达成一项协议。第一，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很易受到俄国人小规模渗透方法之害，从而使共产党政权得到加强，而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北及满洲对俄国的相对地位逐步削弱。第二，明显的是，美国陆、海军力量在中国不能继续留驻很久”。马歇尔所谓的“调停”就是想通过协定的方式，束缚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待蒋介石在全国站稳脚跟后，最后全部吞并或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
马歇尔处处偏袒国民党政府。当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在东北大举进兵，甚至在沈阳扣留战地小组的共产党代表时，他视而不见。而当解放军收复法库，解放长春之后，他却急忙出来“调停”，让共产党交出长春。
马歇尔来华不久，便致电杜鲁门催促美国政府就建立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提出具体方案。在他的敦促下，杜鲁门于1946年2月25日向国务卿、陆、海军部长颁发了建立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指令。3月19日军事顾问团正式成立。4月29日与蒋介石达成“关于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协定草案”。规定该团的宗旨是“帮助并指导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发展现代化的武装部队，以便……对包括满洲与福摩萨(指台湾)在内的中国解放区(指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的失地)建立充分的控制，并维护国内和平与安全”。这个拥有1千多名官兵的顾问团成为美国政府策划和指挥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肆进攻的机构。
马歇尔一面出面“调停”，一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大量军火及其他物资。在马歇尔来华后半年内，即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美国政府供给国民党的物资共值13亿3千5百万美元，等于日本投降前五、六年间美国给予国民党政府租借物资的2倍。此外，美国还继续为蒋介石装备、训练和运送军队，用美国军舰和飞机把国民党军队送到东北、华北和华东各解放区前线。
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先在东北进犯共产党军队驻地，接着于6月26日又大举进攻中原地区，挑起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叫嚣要在半年内消灭人民解放军。7月底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在新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讲：“美国友人马歇尔将军曾责备我们关外没有打好，国民党军队太没用。所以这次大家必须争口气，否则马歇尔将军又将责备我们无用。”马歇尔的“调停”骗局昭然若揭。
在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后，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冲突日益扩大，有蔓延全面而不可收拾之势。……双方显然无法就此问题获得解决，……”实际上宣告“调停”失败。
11月12日蒋介石召开伪“国大”。马歇尔的“调停”文明戏再也演不下去，于1947年1月7日离华。他在华期间，虽然在军事上帮助蒋介石取得一些暂时性的胜利，但他的根本任务，即诱骗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
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争吵
赫尔利和马歇尔在中国的失败，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这场争吵主要围绕着美国对华战略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以及美国扶蒋反共的方式和程度问题展开的。
杜鲁门和马歇尔等人主张优先“援助欧洲”，接连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害怕在中国陷得太深;而一部分共和党人和军方人士则主张“欧亚并重”或以“亚洲为重点”，主张继续援助蒋介石，“遏制”共产主义。
1947年1月马歇尔出任国务卿后，立即指示远东司司长范宣德起草一份政策性文件。2月7日范宣德拟就一份“美国对华政策备忘录”。提出了“8点建议”，主张“不向中国提供将会助长或鼓励内战的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对华的经济援助应以改善其状况为先决条件”。2月21日，马歇尔将副本抄件送交陆军部长帕特森和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这两人对“8点建议”提出不同意见。帕特森反对对于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附加条件，他认为“美国决定在取得积极的政治进步以前不提供经济指导和援助，这等于决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将不采取任何行动”。福莱斯特尔认为，“如果派一个财政经济使团去中国，有一项道威斯那样的打算，美国在华地位就会改善”。6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在日本被解除武装和被占领的情况下，当前在亚洲能够那怕是表面上抵抗苏联扩张的唯一亚洲政府，就是中国国民政府”。报告主张：“以保证不滥用援助为条件，对国民政府提供仔细计划的、有选择的和认真监督的援助，肯定有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它(指援助)应能使中国更有效地抵制苏联在远东的扩张主义的势力”。而范宣德在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说：“远东事务司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在于各自对下面问题的回答：在蒋介石要用武力把共产主义从中国消灭掉的尝试中，美国向其提供直接和大量援助的政策是否可取和行得通?”范宣德回答说：“远东事务司的回答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否’。因为，这样一种行动(1)必然导致直接介入中国内战;(2)将招致苏联同样介入中国共产党一方;(3)除了我们准备接过中国的军事行动和行政机构的指挥，并无限期地留在中国之外，将一无结果;(4)将招致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将在中国承担一项……不协调的战略义务”。马歇尔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不十分现实。副国务卿艾奇逊也赞同范宣德的观点。国务院与军方争执不下。最后，马歇尔建议请杜鲁门总统裁决。
在国会讨论杜鲁门援助希腊、土耳其的咨文和马歇尔计划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在对华政策上的争吵更加激烈。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声称“我不能投票赞成在前线的一方投资约200亿美元，而同时在另一条对我们的未来同样至关重要的前线却退却下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把共产主义诬蔑为“坏疽病”，把欧亚两洲比作两条腿，说什么“只医治一条腿的坏疽，病人是不能得救的”。美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是认为“与欧洲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相比，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对美国是更大的威胁”。
杜鲁门、马歇尔等极力为其对华政策辩解，坚持美国“必须把紧急援助集中在那些……对建立世界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最有效的地区”，即欧洲。认为“中国太大，问题太复杂。”“不能采取对待希腊、 土耳其的政策对付中国。”因为国民党腐败无能，不会有效地利用“美援”，“要想在最近的将来削弱中共使之成为中国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因素，美国就得在实际上接受中国政府”，“但是中国对于主权遭受侵犯，有着强烈的敏感，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美国也无法提供大量的合格人员”。
但是，马歇尔等人也认为拒绝援助蒋介石“是违背美国利益的”。1948年2月12日，马歇尔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我们既担不起完全撤回对蒋介石的支持的后果，也负不起使我们的资源投入无底深渊的责任”。
1947年，美国统治集团在对华政策上意见纷纭，举棋不定;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开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派魏德迈来华，“考察”了2个多月。魏德迈在离华前夕，指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强调中国要有“令人振奋的领导”，“必须立即实行激烈的、远大的政治经济改革”。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
杜鲁门、马歇尔为了安抚蒋介石和争取国内反对派支持其欧洲复兴计划，决定采取一种“有限度的援助政策”。1947年9月15日任命沃尔顿·巴特沃思接替范宣德为远东事务司司长，着手拟订援华方案。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把总额为5亿7千万美元的援蒋法案送交国会。经过一番辩论，国会于4月2日通过了“1948年援华法案”。其中3亿2千5百万美元为“特别补助”，由国民党政府“斟酌使用”，实际上，包括军事援助在内。这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方告一段落。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破产
美国政府的决策人士深知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得人心，要它“充当反对共产主义的工具”，“远非理想”;但又认为它“目前是唯一可供使用的工具”，“别无其他选择”。为使国民党政府苟延残喘，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一再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改革的要点是“在政府与少数党里， 自由主义分子必须处于领导地位”。1947年10月司徒雷登致函马歇尔，主张“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强调中国政府必须行动，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削弱反动集团的势力，并推动基本的改革措施”。杜鲁门在1948年3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宣称：“中国自由主义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人有极大区别。……我们主要是对这些人感兴趣。我们愿看到他们被容纳进中国政府里去”。
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演出了一场“民主改革”的闹剧。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当伪“总统”。在选举副总统时，竞争非常激烈。美国希望选举李宗仁，认为李是能聚集“大部分自由主义分子的候选人”，他“已经以伟大的改革者的姿态出现”。但李宗仁当选后，并没有掌握实权。李宗仁抱怨说，他“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委员长(按指蒋介石)仍然控制着党、政府、财政及军队”。美国政府导演的这场“改革”闹剧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国民党威信更加扫地，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
蒋介石登上“大总统宝座”之日，即国民党政府走向崩溃之时。1948年9月中旬至1949年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平津和淮海3大战役，歼敌150多万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成定局。
美国政府眼看大势已去，焦急万分。政府中有些人主张派美军同国民党军队一起固守长江一线，利用天险阻止解放军南下。也有人主张让美国军官在顾问名义下直接指挥蒋介石部队作战。马歇尔认为“当此中国政府在民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权威分崩离析之际，美国从事如此荒诞不经之冒险，实乃勇而无谋之举。”但美国并不肯就此罢休，又玩弄新的花招。1949年1月迫使蒋介石“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用“和谈”作为缓兵之计。这个阴谋也没有得逞。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蒋家王朝迅速崩溃。1949年8月，杜鲁门政府为推卸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发表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简称白皮书)，成为一张无可奈何的自供状。它承认“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曾经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这是“不幸的，但也是无法避免的事实”。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美国侵华战略的破产。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最严重的失败。美国1973年出版的《光荣与梦想》一书承认：“美国在欧洲取得的成就，诸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在亚洲这个灾难事实面前，似乎都被一笔勾销了”。
但是，美国统治集团仍没有从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在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后，美国政府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犹豫、观望，又继续执行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企图长期霸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结果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