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1年，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中部的义安、河静两省农民推翻了法国殖民者和阮氏封建王朝在一些农村的反动政权，建立了工农革命政府。这在越南现代史上称为“义静苏维埃运动”。它将本世纪30年代初期的越南民族解放斗争推向了高潮。
义静苏维埃运动的客观前提
19世纪，法国殖民者就窥伺越南。1858年，法国以保护传教士为名，纠集西班牙，组成法、西联合舰队，炮轰岘港，发动了对越南的殖民战争。腐朽的阮氏王朝抵挡不住洋枪、大炮的进攻。19世纪80年代，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把越南划分为“东京”保护地(北圻)、“安西”保护国(中圻)和“交趾支那”直辖殖民地(南圻)，分而治之;并将越南这3个地区与柬埔寨、老挝两个“保护国”拼凑在一起，组成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法国总督掌管联邦的军政大权。法国保留越南顺化封建朝廷和各地方的封建官僚系统，作为它推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法国在越南建立了一整套军事、警察、司法和特务机构，侦探楼、监狱和集中营遍布各地。
法国在越南实行资本主义与封建方式相结合的经济掠夺政策，并带有“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显著特征。法国垄断资本通过殖民政府大量发放高利贷，发行公债，较少注意经营工业和商业。以东方汇理银行(即印度支那银行)为主的法国垄断资本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并通过贷款，控制了越南许多经济部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对越南进行了第一次殖民经济开发，兴建铁路、公路和港口，投资采矿业，掠夺原料，牟取利润。鸿基煤矿公司是越南最早成立，也是最大的一个矿业公司。1888年股本约达8百至9百万金法郎，仅在1913年该公司便获得250万金法郎的利润。第一次大战后，法国进行第二次殖民经济开发，加强了对越南的资本输出。从1924年至1931年，在印度支那(主要是在越南)，法国资本家增加了25亿法郎的投资。法国除通过开办工矿企业、建设交通运输设施和农业种植园以外，还通过控制越南市场，操纵越南的煤、大米及橡胶的出口贸易，每年攫取10亿多法郎的巨额利润。
法国殖民者仍然维持越南封建制度的残余——地租剥削。在南圻平均地租为收获量的50%到80%;在北圻和中圻为40%至70%不等。有的教会出租地要收取占收成2/3的地租。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后就开始掠夺耕地，1900年霸占了30多万公顷土地，1913年掠夺的土地增至47万公顷，其中北圻136，000公顷，中圻26，000公顷，南圻308，000公顷。除了缴纳地租外，广大农民还要受到捐税和高利贷的盘剥，除了人头税、地税、盐税和酒税等主要税收外，还有多种多样的附加税以及劳役，送礼等。此外，渔民要纳船租、渔税。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劳动人民的生活极为艰难。
由于法国殖民当局有意压抑越南民族资本，越南的工商业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越南民族工商业虽有较快进展，力量仍很薄弱。据统计，1926—1927年，河内较大的工商企业约700多个，越南人经营的仅有300个;西贡有539个企业，越南人经营的只有70个。越南资产阶级大都是中小商业资产阶级。1926年在西贡开业的第一所越南人银行，很快被法国大银行吞并。
在法国殖民统治下，资本主义因素被移植进来，越南由封建社会演变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起来，对越南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使越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越南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步成长，民族觉醒日益增强，这就为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1930年初，越南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持续到1935年，它首先影响越南的农业经济。粮食价格在1929—1934年急剧下跌。西贡米市的1号大米1929年每石价格为11.58印支币，1931年下降到6.72印度币，1934年落到3.26印支币;下降了68%。同期内征收的赋税却增加50%，甚至高达1倍。1929年—1933年，各地连年遭受水、旱、风灾，田地荒芜。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或死于饥馑，甚至一些富农和小地主也濒于破产。地价下跌，许多地方仅相当于过去的1/20。法国银行资本家、种植园主和本国大地主乘机兼并土地。在1930年，占人口5.2%的殖民者和地主、官僚占有50.6%的耕地;占人口94.8%的农民仅有28.5%的耕地。迄1931年为止，法国殖民者占有的耕地增加到90万公顷，占越南总耕地的20%。
法国为转嫁危机向越南倾销免税输入的商品，使越南民族工商业蒙受打击。许多企业因此减产或倒闭，商店歇业，对外贸易额下降。在危机年代，半数以上的工人失业，许多职员被迫辞退或提前退休。工人的工资减半，劳动时间和强度较以前增加。种植园工人由每人管理1公顷增加到4公顷土地。
经济危机给越南各阶层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法国殖民当局不仅拒绝实施救济，每年还向本国政府缴纳殖民“贡赋”。1930年上缴法国政府10，900，000法郎;1931年增加到11，542，000法郎，1932年为10，196，000法郎。殖民当局增加财政予算，利用政府的储备基金，给予在越南的法国公司和种植园以贷款、津贴或奖金，使他们在危机年代仍然收取大量利润，仅每年向本国汇回的利润就高达1，300万印支币。殖民官吏和封建官僚的薪俸也普遍得到提高。
经济危机的发生促使越南社会两极分化的鸿沟更为加深。据法国人保罗·贝尔纳在《印度支那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危机年代越南人与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相比较，他们的年平均收入竟相差120倍以上。
经济危机揭穿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的脓疮，更加激化了越南的社会矛盾。
义安、河静两省是越南的社会矛盾表现得十分尖锐的地区，这里居住着100多万人，然而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经常遭受干旱、水涝和台风袭击，是越南最贫穷的两个省份，这里的法国殖民官吏以及当地的知府、知县与地主土豪相勾结，残酷欺压农民。一小撮外国种植园和大地主霸占着大量土地。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被迫到北方矿区或南方种植园谋生，甚至到老挝、泰国和法国在太平洋的殖民点新喀里多尼亚岛去充当苦力。农村的状况异常恶化。
义安省会荣市及其附近的边水港是工业中心，集中着较多的产业工人。这里有拥有1，500工人的火车修理厂，500工人的火柴厂;边水港有500名码头工人，还有8个拥有60至400名工人的机器厂。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2至17小时，日工资仅为6分至2角5分。他们经常要缴纳各种罚款，并遭受工头的殴打，地位的极端低下使他们具有较强的斗争精神。他们大多来自附近的郊区农村，与农民有密切联系，因此，这里的工人运动与附近各县农民的斗争往往相互呼应。这些因素为在这里开展苏维埃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共产党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在越南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从此，工人阶级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据法属印度支那劳动调查总局统计，到1929年底，在印度支那(主要是越南)的工业和商业部门有14万名工人;其中有5万3千名矿工和8万6千名商业职工。此外，还有8万1千名种植园工人。共计22万多名工人，约占当时全国1，800万人口的1.2%。越南的工人主要来自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有的具有半工半农性贸，还有不少女工和童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越南工人阶级在数量和占人口的比重上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但是，越南的工人却相当集中，其中1/3以上的工人集中在种植园，1/4的工人集中在采矿业。就地域分布而言，主要集中在北部各大城市和工矿区;中部集中于义安省的荣市——边水地区;南部则以西贡——堤岸地区居多。越南工人阶级相对集中的特点有利于把他们组织起来。
越南工人阶级受到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工人的劳动时间通常长达每日12—14小时，工资低微。据统计，他们的年平均收入为490法郎，而法国工人年平均收入为6，200法郎，两者相差13倍之多。越南工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们随时遭到厂主和监工的虐待和毒打，不享有任何社会保险，他们的反抗被视为非法而受到镇压。特别是种植园和矿山的契约劳工则完全丧失了行动自由。越南工人阶级由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低下而富有革命性，这个阶级还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密切的联系，这就为在革命斗争中建立工农联盟创造了有利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殖民地国家的传播，以及中国大革命的影响，使越南自20年代初开始的工人运动，由自发、零星的经济斗争，逐步转向政治斗争。在这过程中，越南工人阶级创建了革命政党。
1924年，已经加入法国共产党、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的阮爱国(即胡志明)从苏联到达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助下，联合越南革命者，于1925年在广州创建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他还在广州举办政治训练班，选送优秀的越南青年进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这些青年回国后，深入工矿农村，发动并组织工农运动。1928年后，工人罢工扩展到重要的经济中心、工矿交通与种植园，并出现了秘密的红色工会。1929年6月，在工人运动最为发展并邻近中国的北圻，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内部的共产主义小组在河内召开会议，建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同年6月，中圻的共产主义倾向组织新越革命党内的青年积极分子建立了印度支那共产联盟。10月，南圻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改组为“安南共产党”。
1930年2月3日，阮爱国代表共产国际东方部在香港附近的九龙秘密召集党的统一会议。印度支那共产党和安南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同意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定名为越南共产党，选举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久，印度支那共产联盟同意加入。同年10月，在党中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富起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论纲》(即“政治论纲”)，指出，越南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主要是一方面为了肃清封建残余，消灭各种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为彻底实现土地革命而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要为打倒法帝国主义，使印度支那完全独立而进行斗争。这两方面的斗争互相密切关联，因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消灭地主阶级和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同时也只有摧毁封建制度，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次会议还选举了以陈富为首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将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党的建立，标志着越南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开始，促进了越南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的兴起。
1930—1931年的革命高潮和义静革命运动的兴起
在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越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情绪不断高涨。
1930年2月9日，越南爆发了由国民党领导的安沛起义。越南国民党主要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少数民族的土司组成，是越南的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在1927年12月25日建立后，深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发动一场民族革命。它在越藉士兵中发展组织，准备通过起义夺取政权。在1930年的安沛起义中，国民党提出“把法国强盗赶回法国去，把南国(即越南)交还南人”的口号。起义以越藉士兵为主力，有部分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由于准备不周，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几天内即被殖民当局镇压。起义失败后，国民党的领导人牺牲，许多起义者被捕，幸存的国民党人被迫逃亡。安沛起义是越南国民党领导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它的失败标志着越南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
安沛起义失败后，共产党面对殖民当局的镇压，发展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着手统一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提出“反对白色恐怖”、“释放被捕起义者”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口号，动员各阶层人民掀起群众性抗法斗争。
工人阶级成为这场斗争的先导。1930年2月至4月，罢工斗兴接连不断，其中突出的有下列事件： 2月，南部富莲种植园的5，000名劳工罢工; 3月，北部党组织领导的南定纱厂4，000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影响较大，许多地方的工人为此进行了募捐和声援活动;4月，中部的边水火柴厂和锯木厂的400名工人进行联合罢工。与此同时，农民运动首先在北部的河南省和太平省蓬勃开展，农民们要求分配地主的稻谷。上述斗争揭开了1930—1931年革命高潮的序幕。
193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在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号召下，爆发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示威游行。五一节前夕，党组织在各地发出传单，一些城市的建筑物上挂起红旗。法国殖民当局宣布戒严，禁止集会、罢工和游行，并出动了军警和密探。但是，越南城乡依然掀起斗争怒潮。北部的太平省有600人参加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冲进省城，被打死1人，117人被捕。中部的义安省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南部雅贝巴、边和等地的工人在火车站、十字街头和橡胶园内挂起红旗，张贴了“工农兵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八小时工作制”等标语。南部的农民掀起了抗税运动，沙沥省高岑县1，000多农民在游行中提出缓税两个月的要求，官府被迫同意。美萩县新富乡400多农民包围了乡政府，要求缓税。在当地群众斗争的压力下，法国驻南圻殖民当局不得不宣布，原定4月30日应缴的人头税延期至6月30日。西贡附近的农村每晚都可听到召集农民集会的鼓声，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红色地带，一些乡被称为“共产乡”。
五一节的群众斗争引起了殖民者的惊恐。1930年5月31日法国总统杜梅格召集内阁会议，专门听取殖民地部长比耶德里的报告，并讨论对策。但是，法国殖民者无法阻止越南人民的群众革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继续发展，一直持续到1931年年中。
在1930—1931年的斗争高潮中，中部义安、河静两省的运动发展最为迅猛，形成了这场斗争的最高峰。
20年代中期以来，义静地区的反法斗争勃兴，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印度支那共产联盟的前身——新越革命党在这里建立了组织。陈富曾在荣市—边水一带从事秘密斗争。1930年越南共产党建立以后，由阮德景、黎毛和黎日述等组成的中圻党委和义安省委相继建立。越共中央委派中央委员阮丰色和中圻圻委一起，直接领导义安、河静两省人民的革命运动。
从1930年“五·一”节开始，义静地区出现了群众斗争的高潮。5月1日，边水火柴厂和试场火车修理厂工人举行罢工，郊区的成万名农民进城游行。他们提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归还被强占的土地”、“减轻捐税”，以及“反对白色恐怖”、“赔偿安沛起义中被害家属的损失”等口号。这些口号反映了这里工农群众的斗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斗争而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他们的罢工和游行遭到军队和厂方的联合镇压，被打死7人，打伤18人，许多人被捕。但是革命运动继续高涨。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相配合，从游行示威发展到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
5月10日，边水火柴厂、锯木厂工人和搬运工人举行罢工。6月2日，工人们再次爆发罢工，斗争坚持了40天之久。在这同时，荣市试场工厂和锯木厂工人，搬运工人和车夫，采取怠工、散发传单等方式开展斗争。一些工人运动的干部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义静地区的农民运动疾风暴雨般发展起来。据义安省委机关报《穷苦人报》所载，“在6、7两个月中，仅义安省就发生11次大的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1万2千余人。”
在8、9两个月持续不断的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是义安省清章农民的大游行。9月1日，清章两万名农民举着200面绣有斧头镰刀写着各种口号的红旗，冲破当地驻军的阻拦，夺回过河的渡船，奔向省城。农民们捣毁县府公堂和知县官邸，砸开牢门，释放犯人，包围当地的兵营和据点。他们把作恶多端的密探和恶霸捆绑游街。农民提出的口号，已由要求免税、把公田分给农民，发展到打倒法帝国主义和阮朝封建统治，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给贫农。农民运动促进了城市工人的斗争。9月2日，边和火柴厂500名工人罢工，这次罢工得到附近各县农民的支持，坚持了10天，取得了胜利。
义静的九月风暴和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930年9月，义安河静两省差不多每天都发生农民斗争。农民运动扩展到所有县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兴元县农民的示威游行。
9月12日，兴元县委发动各乡农民游行，响应各地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和支持边水工人的斗争。在义安省委委员黎尹叟的领导下，两万人的游行队伍集合在安春车站。他们切断电话线，截住开往荣市的火车，向旅客进行宣传。游行队伍奔向县城的沿途，加入的群众越来越多，形成了长达3、4公里的人流。殖民当局派军队镇压，但无法阻止队伍的前进。中午，殖民当局出动飞机向群众队伍投弹，使数十名群众中弹;同时派遣数百名外籍士兵和伪保安兵对示威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打死170多人，打伤300多人，逮捕了许多人。当天下午，死难者的家属去寻找亲人尸体，又一次遭到轰炸扫射，死伤几十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兴元大惨案”。兴元惨案的发生激起义静人民的无比愤怒，农民斗争更为高涨，荣市一边水地区工人举行长达两个月的罢工，荣市国立学校学生举行罢课，抗议殖民者的暴行。此后， 9月12日被定为“义静苏维埃运动纪念日”。
九月风暴，尤其是兴元事件，标志着义静人民的斗争进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新阶段。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各县农村的党支部、乡农会、妇女会、青年会、红色救济会和自卫队纷纷建立。在农民斗争的冲击下，一些地方官吏弃官逃遁，有的被迫交出代表权力的印章，地主豪绅威信扫地。在反动政权陷入瘫痪或瓦解的情况下，当时称为乡农部、村农部的农会执委会由农民团体转变为革命政权，成为农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农民政权首先在义安省清章县武烈乡出现，迅即遍及该县5个乡内154个村子的68个村，随后发展到南坛、兴元、英山、定州、宜禄等县的17个乡。《穷苦人报》在10月5日报道：“从9月1日到现在，义静农民兄弟姐妹们展开了激烈斗争，赢得了许多权利，许多乡村的政权转归农会手中，豪绅们凡事都要询问农会。”在河静省，1930年农会已公开活动，但苏维埃政权的产生较晚，直到1931年初，苏维埃政权才在干禄县、德寿县、石河县、宜春县和香溪县的14个农村地区建立起来。
义静地区没有在县级而只在乡级形成苏维埃政权。当时的基层干部、党员和农民并不知道“苏维埃”的名称。苏维埃政权的称呼是在党的文件中根据它的活动和职能确定的。1930年11月，胡志明在向红色农民国际的报告中指出：“现在，在一些红色农村中，已经成立了农民苏维埃。”许多共产党员被选入农会执委会，成为苏维埃中的核心骨干。荣市一边水的一些工人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农村当苏维埃的顾问。义静地区的苏维埃具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
农村苏维埃按照党的指示，实施了初步的民主改革。
在政治方面，党支部和乡农会负责管理本乡政权。各乡建立由青年组成的农民武装自卫队，每个村设有2至3个由10—15人组成的小分队。自卫队的任务是保卫乡、村苏维埃，保卫群众的集会和游行，维持社会秩序。苏维埃成立了自己的法庭，负责审讯和惩办受殖民当局控制并由地主豪绅组成的“里人党”分子。为了掌握在农民中有影响并被豪绅控制的族权组织“伦理会”，党支部和乡农会将一些倾向革命的开明士绅选为族代表。
在经济方面，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限制封建剥削和改善农民处境的措施。在苏维埃政权控制的乡村中，废除包括人头税、市集税、渡船税、盐税等在内的苛捐杂税;减免地租;把富豪积存的稻谷分配给饥民;收回并重新分配被地主霸占的公田公地;追回被豪绅、乡长、里长贪污和挪用的公益金。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激发了农民的政治热情。农民们组织了识字班，学习文化，谈论政治;村庙成了农民阅读书报和各种宣传材料的场所。封建迷信和颓风旧俗逐渐被破除，婚丧喜庆和年节取消了礼仪和筵宴。赌博被禁止，农村中出现“盗贼潜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
为了保卫义静苏维埃政权，1930年11月初，党中央委派阮丰色为代表，召集了有36人参加的中圻圻委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全国性的起义尚未成熟，应在各省开展支援义静人民的斗争。在这同时，党中央还散发了声援义静苏维埃运动的传单。其中一张传单写道：“几个月来，(义静)农民兄弟姐妹们已经建立苏维埃，自己管理自己，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资产阶级、地主、官僚残杀了许多农民兄弟姐妹。但义静的兄弟姐妹们没有气馁，反而更加积极行动起来。……我们必须懂得，我们的权利只有斗争才能获得。……必须快快起来，响应义静兄弟姐妹的斗争”。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掀起了保卫义静苏维埃运动。河内、海防、鸿基、锦普、南定、顺化、西贡、高岭、沙沥等地举行集会或群众示威，人们进行罢工、怠工、罢课，汇成了全国规模的声援浪潮。1930年10月，广义省农民在“保卫义静工农”、“反对帝国主义”等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10月8日，广义省德普县农民的游行队伍冲进县城，捣毁官府衙门。10月14日，太平省前海县农民举行示威，同军警发生了冲突。
包括义静苏维埃运动在内的30年代初越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声援。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分别致函印度支那共产党，赞扬并支持越南人民的革命运动。1930年11月，法国工人阶级举行了声援集会与游行。
殖民当局的镇压和义静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义静苏维埃运动严重威胁着法国在越南中部地区的统治，殖民当局不顾舆论的谴责，决定镇压这一地区的苏维埃运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巴斯基埃亲自研究情况，部署镇压计划，并派遣阮朝刑部尚书尊室坛为执行其计划的钦差大臣。
自1930年9月起，殖民当局向义安河静两省增调军队，除“蓝带兵”、“红带兵”①及少数民族的士兵外，还专门调来外籍军队。两省实行戒严，遍设军事据点，其中义安省68个，河静省54个，在苏维埃运动最发展的清章县，多达16个。小据点驻兵30余人，大据点驻兵400—500人。殖民当局还在两省中组织反动民团，用篱笆将一些未建立苏维埃的村庄包围起来，以防止来自红色乡村的影响。
在建立据点的过程中，反动军队拆毁民房，洗劫乡村，无恶不作，尊室坛叫嚷：“有义静不富，无义静不穷”。他主张血洗义静的红色乡村。
为了反对敌人的镇压，义安省委充分依靠群众。每当反动军队下乡搜捕和清剿时，各乡农民以鸣锣击鼓为号，集合起来进行抗议示威。1930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香山、府演、安城、安春、兴元、干禄等县农民，响应义安省委的号召，反对殖民当局建立据点和摧毁村庄，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群众携带棍棒、匕首和梯子，烧毁敌人的岗楼，与巡逻的雇佣兵发生武装冲突。12月12日广州公社纪念日这一天，义静人民举行了纪念集会，同时捣毁了德寿县和干禄县的一些敌人据点。
1931年初，在苏维埃运动发展较迟缓的安城、演州、琼琉等县爆发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示威。宜禄县双禄乡农民把率兵捕捉农民的县官孙七环推入河中淹死。尊室坛借机制造流血惨案，他派遣数百士兵围剿双禄乡，烧毁房屋227间，枪杀了30人，后来又有9人被判处死刑。
殖民当局与阮氏朝廷除武力镇压外，还玩弄政治欺骗手段。1931年1月，殖民当局另一名走狗阮科琦被任命为义静总督代替刽子手尊室坛，他向农民散发“归顺证”，强迫他们手持法国三色旗和阮朝黄旗，用刺刀威迫他们去县衙门“自首”。他还向义静农民许诺修水渠、建医院、办学校，以微小的让步争取民心，分化瓦解革命运动。与此同时，殖民当局加强了反动宣传。它出版《新义静新闻》，歪曲苏维埃的性质。它还在河内、顺化、西贡等地出版的报刊上诬蔑共产主义是“乱伦”，强迫农民购买阅读。
1931年3月，设在西贡的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总书记陈富与中央常委全部被捕。4—5月，中圻圻委和义安省委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惨遭杀害。整个革命运动失去了领导核心。尽管在当年五一节，荣市一边水的工人和义静许多县的农民曾举行示威游行，然而整个革命运动逐渐低落。
在革命退潮时期，越南遇到严重水灾，全国面临饥荒。义静地区人民虽然进行了反镇压、抗捐税和夺米斗争，但已缺乏领导，规模不大。他们在斗争中把矛头错误地指向富农与中农，殖民当局加强镇压，建立“治安长”恐怖组织，授予它“格杀勿论”的特权，不断制造惨案。1931年6月，英山县安福乡农民惩办了11名地主劣绅，打死1名法国军官。殖民当局派兵血洗全村，屠杀了468人。安福乡农民的斗争被镇压，以及随着殖民政权的复辟，义静农村的苏维埃政权不复存在。
义静苏维埃运动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革命主观力量还不成熟。当时，印度支那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缺少经验。义静地区有1，332名党员，建立了134个党支部;荣市—边水有312名工会会员;两省有33，000名农会会员。然而，党的组织不够巩固，群众组织也不健全。它们都尚未建立从乡村到县的组织系统，在紧张的斗争中更来不及培训干部和巩固组织。深重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促使这里的人民揭竿而起，而主观条件的不成熟又使他们不可能全面地发动武装斗争，建立省、县级的革命政权;即使一些乡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也难以巩固。全国范围内尚未出现持久的革命斗争，义静以外的地区没有建立革命政权，从而使敌人便于集中力量镇压义静地区的苏维埃运动。
在苏维埃运动中，党在指导思想上犯有错误。首先，义静地区的党组织对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认识不足，而在许多方面实行了过“左”的政策。党中央曾指示建立反帝同盟会，义静两省的党组织却没有坚决执行。他们虽注意了在工农基本群众中的工作，却没有提出争取中间阶层的口号，中圻圻委还一度提出“挖掉知识分子、富农、地主和土豪的老根”，不加区别地一概将他们视为革命对象。没有重视发动佛教徒和少数民族的工作。在运动兴起时，不适当地把富农分子拉进农会，到运动的后期，特别是在夺米时又扩大打击面，损害了许多富农甚至部分中农的利益。在运动退潮时，因少数干部发生动摇而进行“清党”，把一些知识分子和富农出身的党员错误地清除出党。
其次，党组织没有领导群众实行积极的武装斗争。义静各级党组织虽在乡村中组织了自卫队，但武器简陋;当敌人进行血腥镇压时，没有发动群众夺取敌人枪支，武装自卫队，却让手无寸铁或仅有原始武器的群众去对付全副武装的殖民军队。运动退潮时，党组织没有及时组织退却，保存革命力量，一些地方甚至把全部力量投入最后的斗争。
义静苏维埃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越南现代历史上，1930—1931年革命高潮是越南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开端。义静苏维埃运动作为这一历史性事件中的光辉篇章载入了史册。义静人民一度摧毁了殖民当局设在许多乡村中的统治机器，是在局部地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一次尝试。它打击了法国殖民者及其在越南的封建走狗，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恐慌。在西贡出版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公论报》也不得不承认：“这并非是一场寻常的事变，而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运动。”
在义静苏维埃运动中，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斗争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体现了越南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紧密团结和战斗联盟。这为以后的革命斗争留下了可贵的经验。
义静乡村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越南农民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革命创造。它是革命农民捍卫自己的权利，反对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有力武器。苏维埃存在的几个月中，初步实施了一些民主改革。它的一些成果，如分配给农民的公田，在一些地方保留到1945年八月革命以后。义静的各种附加地租从当时被取消后，地主阶级一直不敢恢复。殖民当局为了缓和群众的不满情绪，不得不兴修了一些水渠，建立了一些医院和学校。这是农民群众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
义静苏维埃运动所建立的业绩，它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给越南人民尤其是义静两省人民留下了宝贵遗产。正如胡志明所指出的：“尽管法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使革命运动一时被淹没在血泊里，但是，义静苏维埃的光辉传统将全国革命运动向前推进，并导致八月革命的辉煌成功。”①
① 法国统治越南时期组织的越籍军队,因其帽带和腰带的颜色不同,称为“蓝带兵”和“红带兵”。前者为地方军,即保安兵;后者为正规军。
① 《胡志明主席在1964年2月3日参观义静苏维埃博物馆的题词》,越南《人民报》,1964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