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是很大的。它所觊觎的是世界霸权，它要发动的是世界大战。把三十年代的日本侵略者仅仅看成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是很不确切的。但是，夺取世界霸权，日本侵略者自知力不从心，乃乞灵于法西斯主义。他们幻想，只要“将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统一于天皇，将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来加以发挥”，世界上便没有足以与日本“相比拟的国家”。而日本侵略者又认为建立国内的法西斯统治与对外侵略是相辅相成的。于是，日本在进行国家政权法西斯化的同时，发动了“九·一八”侵华战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抢占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这既有其经济上的需要，又有其世界性的政治和军事的目的。它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日本对我国东北各种形式的侵略由来已久，特别在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势力迅速增长。我国东北不仅是日本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而且是日本的主要投资场所。在“九·一八”前夕，日本在我国东北投资额占各外国投资总额的73%，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54%。我国东北几乎成了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在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下，日本需要掠夺新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而对已经控制了的中国东北则更要据为己有。1931年5月29日，“九·一八”侵华战争的实际指挥者板垣征四郎曾以《关于满蒙问题》为题，发表演说，他指出：打开日本“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海外发展”;“只在本来不富裕的国有财富的范围内，试图发现保障国民生活的根本办法，其结果必然是行不通的”。于是日本把首先占领我国东北，作为它“从世界萧条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根本政策”。归根结底，要把我国的东北变为日本的领土。其次，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1931年日本各地示威和罢工斗争达2，000余次，参加者14万余人;所谓“外来思想”的渗透也日益严重。反动统治者惶惶不安，既想把国内矛盾引向国外，又急于要加紧政权的法西斯改造，藉以“拒绝美国式的民主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如果在满洲发动武力，那么乘此机会国家的改造(即法西斯化)也许就好办了”。此外，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中国东北与朝鲜接壤，两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联合战斗，“满蒙问题如不解决，则对朝鲜的统治就难以真正实现”，所以占领“满蒙”是“稳定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当然，对日本法西斯军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把中国东北看成对抗英美苏，进行世界大战的战略基地。石原莞尔就是“站在世界最终战争论的观点上制定满蒙占领计划的主要人物”。他们预言，“日美战争必将到来之命运，是二十世纪最大、最重要的事件，将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而一旦发生日美战争，只有从“满蒙”和中国本土筹措战争所需物资，才能支持长期战争。其次，“满蒙”与苏联毗连，是对苏作战的主要战场，一旦建成日本强固的军事基地，苏联就只好打消进行日苏战争的念头。所以，占领“满蒙”，不仅“在英美苏的侵犯中确保国防的安全，而且可以“完成未来争霸世界的战争准备”。中国的东北对日本的国防建设是“绝对必要的战略据点”，是日本的“生命线”，必须据为己有。

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在日本“生命线满蒙”遭到危机的一片叫嚣声中，发动了“九·一八”侵华暴行。这一暴行“是参谋本部的将校，关东军的将校，樱会的会员及其他人等事前周密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制造关东军占领满洲的藉口”，1931年6月11日，在陆相南次郎的同意下，设置了极其秘密的省部核心委员会，以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为委员长。19日，该委员会完成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草稿。该《大纲》的基本内容是：大约用一年的准备时间，“如果反日运动变得激烈，则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这样，日本陆军中央已经确立了武装侵占我国东北的基本方针。但关东军并不以此为满足，特别是板垣和石原，他们认为，当时英美法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困境之中，无暇东顾，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尚未完成，实力不足，从国际条件看，正是发动侵占“满蒙”的大好机会，再过一年，形势就会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应当尽快动手。他们针对上述《大纲》，而另行制定了《关东军对中央关于情势判断之意见》，提出不惜对苏美一战，“创造机会”，“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对于侵略者来说，“机会”(即借口)是不难创造的。关东军经过一番酝酿，终于制定了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

自9月14日起，关东军就在中国第七旅的兵营附近实行夜间演习，蓄谋寻衅。在此民族存亡关头，中国政府竟然采取不抵抗政策。早在9月6日，张学良将军已经转发上级命令，第七旅“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故城堞上巡哨步枪，并无实弹……环营土城通铁道之西门亦经严闭”(国际调查团报告书语)。

9月18日晚上，工兵出身的河本末守中尉奉密令，带领七、八个人，以巡视铁路为名，选择了离中国兵营约八百米的一段铁轨，埋下了几个黄色方形炸药包，点燃爆炸的时间是22点20分。日军制造爆炸事件后，立即反诬我奉命“收缴军械，存入库房”的第七旅破坏铁路。但是，“铁路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①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侵略是不需要理由的。爆炸铁路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立即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

我国军民，激于民族义愤，进行了自发的英勇抵抗，但当时我国反动政府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使我国军民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抗击民族敌人的斗争。一夜之间，日军侵占沈阳，继之大肆抢劫，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即达17亿以上。与此同时，日军对长春、安东(即丹东)、营口、凤凰城发动全面进攻。9月22日，吉林城失守。至此，日军已陷城30座，控制铁路12条。辽、吉两省，基本沦于敌手。日本军阀为了制造既成事实，于1932年1月攻占锦州，2月召开所谓“全满洲会议”，3月成立“伪满洲国”，准备永远占据我东北三省。

那时，英、法、美等主要国家的政治领袖们，醉心于反苏反共，无视远东与世界和平已经遭到严重威胁这一客观事实，对日本的侵华暴行，采取了绥靖政策。9月21日，中国政府向国联提出控诉。国联在英法的操纵下，经过三个月的争论，毫无制止日本侵华的积极措施，只是成立了一个由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调查所谓“中日冲突”。调查团绕道美国、日本来华，它不是首先到中国被侵占的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罪行，而是去武汉等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1932年4月，即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八个月之后，调查团才到沈阳等地，经过六个月的调查，终于写出了所谓《调查报告书》。它虽然承认战争是由日本挑起的，“伪满”是日本人手中的工具，但同时又认为苏联“对于中国恢复主权之奋斗”采取赞助政策，苏联的态度，“实予中国民族之热望以有力之兴奋”。“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更增加了“日本之疑惧”。在《调查团报告书》第一章里，竟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缕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点、建军以及与国民党的斗争等情况。其结论是：“中国在外交上之国家愿望能否实现，全视中国在内政范围内有无履行现代政府职务之能力以为断”。公开敦促中国反动政府加紧剿共。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中国保持对东北地区的主权之虚名，而实行大国保护下的自治，并承认日本在这个地区的特殊利益。质言之，就是要把东北变为国际资本的共同剥削对象与防共的基地。

当时的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四面包围之中，它必须争取和平环境，加紧经济建设，充实自卫力量。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苏联的政策是力促日苏关系之缓和。“九·一八”以后，苏联多次建议苏日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均遭日本拒绝。当时的国际条件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气焰，日军肆无忌惮地侵占东三省，继而入侵热河，进窥华北。1933年3月27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这样，日本就公开地践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国联章程、九国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

①22点30分即铁路被炸10分钟之后,正是火车自爆炸点抵达奉天的行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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