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迄今仍是世界军事史上作出的最有争议的决定。美国政府官员反复强调，虽然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投掷给日本人民带来大规模的伤亡和破坏，却减少了美军和日本更大的伤亡。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认为，杜鲁门费了不少脑筋作出的对日使用原子弹的最后决定，“将永远被认为是无比勇敢和聪明的行动。”在对日战争胜利两周年的纪念会上，有人问杜鲁门，他是否由于当初下令毁灭了广岛而心里感到遗憾。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没有。……做这桩事固然我也感到害怕，但是我肯定救了五十万条生命。这是不得已而为的。”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辩解说：“我相信，如果有这种炸弹而不用，事后就无法向自己国人交代。”他建议持批评意见的人，应该回忆一下轰炸德累斯顿市和汉堡市所引起的大火，和B-29轰炸机两次对东京空袭投掷的燃烧弹，其中一次杀死12.5万日本人，另一次近十万人。他意思是说，如果道义这个问题可用统计数字来衡量的话，那么，决定使用核武器对付日本，远远不是最大的罪过。

然而，有些美国军事领导人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纷纷提出异议。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战后一再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为了迫使日本投降而使用这种炸弹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在那时，日本无疑已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艾森豪威尔将军、李海海军上将、金海军上将、阿诺德空军上将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持同样看法。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报告更为明确：“即使不投原子弹，即使俄国不参战，即使不制订进攻的计划，日本也是会投降的。”

另外一些科学家和外交家则侧重从政治上着眼来考虑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布莱克特指控说，美国政府抢在苏联参战之前匆忙对日使用原子弹，“与其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对苏外交冷战的最初一次大规模作战。”国务卿贝尔纳斯明确地声明说，亮出原子弹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更加驯服。苏联官方学者甚至认为：“无论从战略上或战术上看，都没有任何必要使用原子弹。所以说，使用原子弹基本上只带有政治色彩，是美帝国主义企图显示其原子威力，以便在解决远东问题上削弱苏联的地位，并把战后的日本变成它在亚洲的重要基地;而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是使用原子武器的更大的政治目的。”他们的结论是：“原子弹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只有“苏联的参战，消灭了日本黩武主义者手中的王牌，”“才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客观地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美国、中国、苏联和所有其他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长期斗争的结果，虽然各个国家对日本法西斯作战的积极程度，时间长短和贡献大小不同，但不能把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简单地归之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或苏联的参战。事实是，战争进行到1945年7月，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已面临绝境。德国在欧战中的失败，使日本军国主义在国际上陷于彻底孤立;中国的持久抗战，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歼灭日本军事力量一百多万人;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节节胜利，基本上摧毁了日本的庞大舰队和空军力量，切断了日本与南方的海上联系;美军对日本本土岛屿的大规模轰炸、炮击和封锁，使日本的战时经济遭到彻底破坏，石油和粮食不能进口，工业原料极端缺乏，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日本法西斯的末日指日可待。有些日本上层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期望通过苏联从中斡旋，同美、英进行和谈，幻想在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但日本军方顽固派不甘心于灭亡，还试图作最后一次较量。这时，美国原子弹的投掷和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起了加速日本帝国主义崩溃和日本政府作出无条件投降决定的作用。

根据当时战局的发展，美国总统杜鲁门作出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决定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迫切需要，不如说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既是为了夺取战胜日本的主要果实，亦是为了占有战后与苏联争霸的有利地位。投掷原子弹导致日本几十万无辜人民死亡的悲剧，并为战后冷战时期的核讹诈政策开创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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