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基督教自产生后，在公元一世纪中叶至二世纪中叶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教会组织、宗教礼仪和经典也逐渐形成，其性质也逐渐发生变化。以后，基督教进一步演变，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统治的思想工具和精神支柱，定为罗马的国教。
保罗派之兴起与教会的产生
原始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中期产生后，传播较广，信徒中不仅有犹太人，也有许多非犹太人。这固然是由于教义、礼仪打破了民族的界限与隔阂，本身具有世界宗教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罗马帝国内部旧有的民族宗教信仰出现的危机。
罗马帝国的建立逐渐消灭了各民族的政治和社会的差异，同时也消灭了古老的民族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帝国初期，不仅奴隶的处境毫无改善，而且自由民也普遍处于无权的地位，公民意志消沉与精神颓废相当普遍。其它被压迫的民族则向往过去独立的生活，不满现状，但又无力改变目前的处境。总之，许多人感到“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①然而他们又都感到旧的民族神不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于是产生了信仰危机。这就为基督教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非犹太人的信徒日增，从而在原始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以保罗为代表的“外邦人”基督徒和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徒。随着“外邦人”基督徒的日益增多，声势日振，两派经过较剧烈的较量，保罗派取得了优势。
保罗派的领袖人物保罗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公元一世纪初年生于小亚细亚的塔萨斯城。本人为帐幕工匠，其父因为罗马承办军需品有功，获得公民权，保罗出生后，即为罗马公民。他早年曾反对基督教，约于公元37年皈依基督教，是第二代的使徒。据《新约》记载他曾在小亚细亚、希腊和罗马传教约20年，曾代表“外邦人”教会赴耶路撒冷和彼得会晤，商讨教义等问题，由于对犹太律法和饮食规则意见不一而未达成协议，不欢而散。保罗在传教中曾七次被捕，最后被送至罗马，于公元67年被处死。保罗死后其门徒继续传教。该派使用希腊语，信徒中以中产阶级为骨干，在流传中大量吸收了希腊罗马庸俗哲学，对初期的教义进行了改造，并且与彼得派的斗争较激烈。《新约全书》中保罗派的经典《哥林多后书》记载：彼得(又名矶法)为首的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另传一个耶稣”。保罗派指责彼得派迁就犹太信徒“奉行犹太律法”;彼得派指责保罗派忘记了穷人。双方斗争的详细史料不足，仅知斗争的结果是保罗派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其教义逐渐为正统，《新约全书》中除《启示录》是彼得派的观点外，其它26篇的主要部分均反映了保罗派的观点，此派的思想在经典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且在教义和组织上逐渐控制了各地的教会。
原始基督教的发展和演变首先表现在社会基础的变化。初期，信徒多为社会下层劳动群众，在流传过程中，特别是保罗派的成员，不仅以中等阶级为后盾，而且许多奴隶主甚至社会上层人士都参加了基督教，《新约》记载当时信徒中有“尊贵的妇女”和“男子”、有“城内管银库的”、有“赛普路斯岛的总督”等。基徒教早期文献记载尚有“税务司的夫人以及她全家和儿女”。公元二世纪形成的《雅各书》反映出当时信徒中有的“带金戒指，穿华丽的衣服”，有的“穿着肮脏衣服”甚至“赤身露体又缺少日用的饮食”。进入会堂后，穿华美衣服的人被“请坐在好位上”;穷人则“站在那里或坐在脚凳下边。”说明了一批有产者和奴隶主加入了基督教，并且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他们在经济上和教义方面逐渐为主导力量，控制了教会。
罗马人形状的基督
其次表现为神职人员的产生及其对教会的控制。原始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后，组织与活动均很简单，只有一些分散的基督教团体，由一些游方的使徒巡回传道。反映约一世纪末年教规和教会的重要文献《十二使徒遗训》①说：“凡有使徒到你们那里去，接待他如接待主，但他只得在你们处住一天，如必要时，住两天也可;然若住三天，他便是假先知了。使徒出门时，不可接受人的礼物，只可领取饼食，够他所要到的当晚住宿地即可;若他索取银钱，便是一个假先知了。”他们的仪礼也很简单，洗礼是基督徒的入教仪式和选民的标志。另外每礼拜日举行公餐，称为感谢祭。祈祷后，吃面饼和饮葡萄酒。面饼犹如群山之麦粒集合在一起，象征基督徒的团体，虽然分布在天涯海角，应聚集在一起进入上帝之国。《十二使徒遗训》第9章记载说：这饼“当初是麦子，曾散满在山岗，而后团合为一个，同样，但愿教会也从地极聚合起来，进入上帝之国……”。酒是经过踹踏、压榨而成，象征选民对敌人的仇恨和诅咒。说明当时并无饼与酒是耶稣之肉与血的说教。后来在福音书中感谢祭演化为圣餐礼与主的最后的晚餐说。
一世纪下半期保罗派基督教徒的活动亦很简单，使徒、先知来后，男女信徒聚会在一起进行宗教说教，然后共同用膳，表示团结为一体，并无固定的组织。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召集人，称为长老或执事。他们多出自富有家庭，既有空余的时间，又能提供作为会堂的场所。另外还产生了经费管理人，称为财务官或监督。最初长老的地位在监督之上，但随信徒的增加和捐献财产的加多，出现了将财权与神权、管理权集于一身的主教，他们成为专职的教会领导人。最早的主教可能出现于小亚细亚，现知最早的主教为二世纪上半叶士每拿的主教坡里卡普。二世纪中期，在罗马、叙利亚等地普遍出现了主教主持教会，但各教会各自独立，互不相属。最初主教尚由信徒选举产生，《十二使徒遗训》记载，“你们当为自己推举配作主门徒的人为主教和执事，即温柔的，不贪财的，诚实可靠而被考验无误的”。同时，教会产生了教阶制的萌芽，神化神职人员，认为基督召选使徒，使徒委派主教，主教授权长老。主教制与教阶萌芽的产生，说明教会已牢固地控制在富有阶级的手中。
二世纪的教会宗派林立，互相攻击，各不相属，斗争颇为激烈。至二世纪末年，在实力和宗教权威方面，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安提柯和迦太基等教会占有优势。罗马与迦太基的教会使用拉丁语，其它使用希腊语。此时的基督教已经结成了一个由许多个体教会组成的教会网，由一些经常相互联系的主教加以控制。
《新约全书》的产生、定型及教义的发展变化
《新约全书》是基督教自身的经典。据《新约·希伯莱书》的解释：犹太教的《圣经》是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约法。由于他们“不恒心守约”已过时陈旧了，故称为《旧约全书》。现在上帝与基督徒重新订立了约法，并由耶稣作为“中保”，内容是“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基督徒遵崇耶和华的启示和约法，上帝保护基督徒，故称《新约全书》。《新约》的产生、定型与定编有一个过程。一世纪中期至二世纪中期为其产生与基本定型的时期。公元66年犹太战争失败后，犹太人遭到严厉镇压，从而加速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过程，基督教需要有自己的经典，特别是以外邦人为主的保罗派教会，他们不熟悉《旧约》，更加需要新的经典;又因当时宗派林立、斗争激烈，各派也都需要着手编纂自己的圣经。特别是有一些急需回答与重新解释的问题，例如《启示录》多次预言“四十二个月”或“1260天”之后将战胜恶势力，实现“千年王国”或“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但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必须在经典中作出新的解释才能自圆其说。这一切均说明需要产生自身的经典的必要性。
流传于世的《新约全书》的思想内容自相矛盾之处甚多， 往往一件事情前后有两种不同的或相反的观点和说法，例如把耶稣既说成是人子又说成是神;理想的国家既说在地上又说在天上;既表示仇视罗马、反对富人，又要求当帝国的顺民;既反对奴隶制度、要求平等又说要听命、忍耐、服从。圣经学者们对这些现象作了长期研究，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目前我国史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原始基督教在流传过程中，外邦人大量参加，阶级基础的变化，保罗派大量吸收希腊罗马庸俗哲学，特别是吸收斐洛哲学与塞涅卡哲学的结果。
斐洛为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化的犹太人，精通希腊语与希腊文化。他将希腊唯心主义哲学柏拉图主义与斯多葛主义兼收并蓄，合为一体，借以解释犹太教教义，提出灵智论(Gnosticism，音译诺斯提主义，此字源于希腊文Gnosis，知识之意)。公元一世纪时此派仅是一个哲学派别，到二世纪后才发展为一个教派。其著作因被后来的基督教会视为异端，绝大多数已失传，现仅知其代表作为《智慧生活论》。斐洛的灵智论的主要内容有四：
1.非所有的人均能了解与认识上帝，只有具有灵性的人才能获得这一奥秘的知识。
2.逻各斯(Logos，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解释为规律，斯多葛学派塞浦路斯的芝诺解释为神的智慧)具有上帝的属性，但上帝与神的智慧既联系在一起，又有所不同，并把逻各斯人格化，说为上帝的长子，他是上帝及其智慧(或称为道)的产物。这一解释实际上包括了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思想。
3.罪恶来自物质世界本身，人力无法改变现状，只有借助逻各斯才能得救。
4.《摩西五经》并非历史和法律，仅是一种寓言，所以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应探讨其深刻的含意，例如五经主张要行割礼，实际上并非要求肉身割礼，而应理解为行心里的割礼。因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甚至埃及人均行割礼，但上帝并不保护他们。又如不许吃猪肉，并非对食物的禁令，而是属于灵性的解释，实质是要求人们不要象猪一样，饿了去找主人，吃饱即走。
塞涅卡是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新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为尼禄的官廷教师。此派是晚期希腊斯多葛学派在罗马的变种，其所以“新”，即因其抛弃了斯多葛学派的唯物主义外衣，集中谈论道德问题，主张尽本分，从天命，公开宣扬听从命运的安排是人类的美德。
原始基督教的保罗派从这两种庸俗哲学中吸收了大量的内容，并赋予宗教的形式，致使教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他们把上帝与逻各斯的说教演化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把人格化的逻各斯与传说中的“人子”、“先知”、“夫子”耶稣拼凑在一起，说他为拯救有罪的众生，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他从来就是“神子”与“圣子”;把耶稣一生的活动中心说成是创立基督教等等。这样就使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包含了原来所没有的，而后来的罗马国教包含的全部本质观念，所以说基督教并非从犹太教直接发展而来，而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产物。保罗派为坚持其教义曾与彼得派作了激烈的斗争，但为了保持对社会下层的吸引力，又不得不与彼得派有所妥协。因此，体现在《新约全书》中的教义是两派相互斗争与妥协的产物，也是其内容存在着许多矛盾的原因。但《新约全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保罗派的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基督教事实上是自发形成的，是这些宗派中最发达的宗派互相影响而产生的中间物，后来由于加进了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斐洛的观点，稍后又由于受到斯多葛派思想的广泛渗透，而形成为一种教义。的确，我们可以把斐洛称为基督教教义之父，那末塞涅卡便是他的叔父，新约中有些地方几乎就像是从他的著作中逐字逐句抄下来的。”①
《新约全书》共27卷，原文为希腊文，包括启示录、使徒书信21篇、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
新约中较早成稿者之一是启示录，约写于公元一世纪后半期，原文为希腊文，作品以预言的形式反映了原始基督教初期所主张的人人平等、仇视罗马、反对奴隶制度、实现千年王国的政治思想，并预言基督将降临“在地上执掌王权”。还反映了初期教会宗派林立相互斗争的情况。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全篇仅在开头和结尾提到耶稣，更无其生平事迹，这是研究耶稣其人的一个重要参考。
使徒书信自《罗马书》始，至《犹大书》止，共21篇。基督教会传统认为前14封为保罗书信， 但据德国杜宾根学派考证只有《罗马书》、《哥林多书》前后、《加拉太书》四篇中部分章节是保罗手笔，其余均为第二代保罗派的托名作品。这些书信反映了一世纪中期至二世纪中期原始基督教在教义、神学、伦理道德、政治思想诸方面适应奴隶主阶级需要的发展和演变，以及保罗派与彼得派的分歧与斗争。《罗马书》实际上是保罗派的教义手册，构成后世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其要点有四：(1)把“基督”描绘为一种“神力”，而非历史人物，更无耶稣之生平; (2)强调不分民族，“因信得救”，上帝是一切人的上帝; (3)不必追求形式上的“割礼”与食物禁忌，强调“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真割礼是心里的”，“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4)鼓吹顺从罗马的统治，当纳粮交税，不许抗拒。《哥林多前后书》更为具体地阐述了保罗派的教义，要点有四：(1)把基督描绘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和灵。(2)不主张公有财产，但应照顾贫者，每周举行公餐一次，行圣餐礼。(3)现实的千年王国演化为死后神灵的王国。(4)耶稣基督建立了教会的“根基”。此外，着重介绍了当时的两派斗争，说有人“另传一个耶稣……另受一个灵……或者另得一个福音”。《加拉太书》强调信仰基督，不必遵守犹太教规定的律法。“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此篇还说明了两派的妥协和分工，“主张我(指保罗——笔者)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他为受割礼之人作使徒……我为外邦人作使徒。”
《福音书》包括马可、马太、路加、约翰四部福音，约产生于公元70年代至2世纪中期。“福音”(Gospel)为好消息之意，福音书的内容是描绘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中心有三：(1)耶稣从来就是救世主，由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2)建立教会，制定教义与传教活动;(3)为世人赎罪，作出牺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世界末日将复临。福音书的内容存在许多矛盾，有关耶稣的形象、言行、政治态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因此自十九世纪以来圣经学者们对其真实性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基本上有两说：“编造说”与“历史核心说”。编造说认为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的生平纯属编造，没有任何历史真实性;历史核心说主张福音书中的耶稣生平是根据一世纪中期以后教义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对过去传说中的起义领袖神化的结果，是保罗派与彼得派在教义方面相互斗争又相互溶合的产物。其中虽有许多编造、附会之处，并且笼罩着一层宗教的迷雾，但其中保留了原始基督教初期的一个微弱的历史核心。此说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四福音书的前三部，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其内容、结构、观点大体一致，故称为同观福音书，又译为对观福音书。其中，《马可福音》成书最早，约写于一世纪末，但其中极可能包含了较早的资料，它是流传于罗马教会的福音书。传说是彼得的门下马可所编写。《马太福音》略晚于《马可福音》，约写于公元一世纪末至二世纪初。它把原流行于叙利亚、 巴勒斯坦的福音故事与《马可福音》的内容相结合而成，犹太色彩较为浓厚。《路加福音》相传是保罗门徒、医生路加于二世纪初年，根据保罗的宣讲资料并吸收《马可福音》与《马太福音》的内容编写而成。此书流传于希腊地区。《使徒行传》传说为路加所编写，是《路加福音》的续编，成书略晚于《路加福音》。此篇记述彼得与保罗的传教活动，对彼得派基督徒与保罗派基督徒之间的矛盾加以调和，是研究基督教会早期活动的重要资料之一。同观福音书有关教义的叙述虽有许多矛盾，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约翰福音》成书最晚，约定型于二世纪中期，其内容与前三部福音书有显著的不同。该书依照诺斯提主义的思想写成，开卷即提出“道(Logos逻各斯)与上帝同在”，“道成肉身”，论述耶稣是“道”，是上帝的长子，并且否定了耶稣是人间的“王”和地上的“千年王国”，将理想社会演化为神秘的天国和灵魂的永生。
《新约全书》的内容在二世纪中期已基本定型。它反映了公元一世纪中期至二世纪中期两派的斗争与溶合，以及保罗派取得优势的情况。也反映了保罗派在斐洛与塞涅卡思想的影响下，在教义方面大量地吸收了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思想;并反映出保罗派的政治思想：(一)主张服从罗马皇帝的统治，甘当顺民，神化皇权;(二)承认奴隶制度的合理性，宣扬服从听命;(三)否认地上的千年王国，把理想社会演化为虚幻的天国;(四)宣扬无原则的忍耐与超阶级的爱。
原始基督教的教会组织、礼仪的产生和《新约全书》各篇的基本的定型，标志着原始基督教的形成。
原始基督教的演变及其与奴隶主政权的合流
原始基督教自公元二世纪中期形成，至392年发展成为罗马国教，有一个继续演变的过程。在此期间正统教会牢牢地掌握在保罗派手中，他们在组织上实行主教制，严密控制了教会;在思想上神化罗马皇帝和奴隶制度，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利益的一致性;在行动上不断向罗马皇帝写效忠信，逐步向奴隶主政权靠拢。而二世纪中期的罗马帝国内部，奴隶制的危机已显露苗头，至公元三世纪出现了全帝国范围的奴隶制总危机，史称“三世纪危机”，具体表现为政局动荡、经济崩溃、思想混乱。帝国统治集团和知识界的部分人物也感到前途渺茫、悲观失望、丧失信心，以致其中的某些人参加了基督教徒的行列，在宗教中寻求慰藉。帝国当局在长期的过程中，也逐步认识到基督教这一支新的力量，对克服帝国思想危机的作用，故至四世纪二者终于合流，帝国当局抛弃了已过时的原始宗教，奉基督教为罗马国教。
原始基督教的这一演变过程主要是通过教父和护教学者们完成的。所谓“教父”，是基督教会对二至十一世纪(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裂)期间，在制定或解释教义、巩固组织方面作出较大贡献，为后世基督教奠定理论基础的神学家的尊称。教父之所以产生于二世纪中期是因为此时《新约全书》各篇已基本定型，并广为流传，教会认为《圣经》是依上帝的启示写成的，是经典，不能更改，但随着时代的前进，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对教义作出新的补充或解释，因而出现了一批神学家、著述家、理论家和护教学者。他们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中贡献较大和思想纯正者被尊为教父。按时期划分，这一时期的教父称为尼西亚会议前和使徒后期教父，主要有：爱利尼阿斯(约137-202)，被称为“第一位系统神学家”，尊为拉丁教会三大教父之一，著有《反异端》等;赛浦立安，(又译为居普良，200-258)，拉丁教会三大教父之一，著有《论教会合一》等;查士丁(?—165)， 护教学者，著有《护教首篇》、《护教次篇》等，主要论证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一致性;德尔图良(或译为特士良，160—230)，著有《护教篇》。他们在思想上神化罗马帝国和皇帝，鼓吹服从听命。查士丁在《护教首篇》第十七章《基督教导在政治上服从》中说：“我们比所有人众更快爽地随地随清付通常税项及临时特税……，这是按照上帝的教导。……我们承认你们为世人的君王和统治者，我们并祈求上帝使他们不但有统治权力，也有健全的判断”。德尔图良在《护教篇》中更为露骨地说：君主是神的代表，基督徒应象事奉神那样事奉君主，并谄媚地说：我们基督徒赤足举手为所有的皇帝祈求长寿，使帝国安定，军队勇猛，元老院忠诚，老百姓讲道德，全世界得安宁。他们并且神化奴隶制度，爱利尼阿斯在《斥异端》第四卷，第十三章二、三节中说：“律法是为奴隶而设的”，因而奴仆要“对家主存顺服敬畏之心”。因为上帝“叫我们不但爱邻舍，也爱仇敌;叫我们不但慷慨施舍，而且甚至自动给那些剥夺我们财物的人，不要计较他们的恶”。三世纪上半叶，亚历山大的克雷门更向帝国献媚说：基督教信仰有助于对奴隶的统治，因为惧怕上帝能使人克制肉欲。在行动上，教父们一再向帝国效忠投靠，谋求罗马的信任与支持。许多教父和护教学者所写的护教篇均是向皇帝的上书，极力表白帝国与基督教的利害一致，教会愿为帝国效劳。教父们的政治态度与效忠活动为基督教成为官方统治工具打下了基础，在当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二世纪后，皇族、官吏中不断有人信奉基督教，有的基督徒还担任了省、市级的官员，基督教一度取得了半合法的地位。
帝国当局对基督教的了解也开始深入，他们逐步认识到基督教与犹太教不同;并且在基督教中正统的保罗派与异端亦不同，对反抗罗马的犹太人和异端要坚决镇压，对基督教则由最初的镇压改变为基本上是宽容的政策。但有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亦间或实行镇压政策。据基督教会统计自该教产生至尼西亚会议前共受到十次大迫害，究其原因有二：第一，基督教否认除上帝以外的一切民族神，包括罗马的最高神朱庇特在内，并反对偶象崇拜，从而触犯了罗马的宗教制度。特别是三世纪后，皇权神化，罗马皇帝自称是朱庇特之子，故否认朱庇特神也就是否定了皇帝的神圣性。第二，基督教会已发展为独立于帝国、人数日益增多的宗教团体，据估计公元三世纪时已有基督徒600万，教会亦日益增多，“公元98年有42个教会，180年74个，325年550个”。因此当政局不稳，皇权受到威协时，帝国根据政治上的需要数度对基督教实行镇压政策。但由于教会的神学家与教父一再表示拥护皇帝，恪守帝国法律，并在每次镇压后，更向帝国靠拢一步。因此，在此时期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基本政策是宽容政策。
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是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约245—305)，前后达六年之久。戴克里先为挽救政治危机，实行君主制，自称朱庇特之子，以神化与巩固皇权。但由于基督教否认朱庇特神并且在帝国内部已发展成为一支声势浩大的独立力量，在皇族中亦有一批基督徒，因此戴克里先将基督教视为异己的力量，决定予以镇压。公元303年他借口其驻节地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宫廷两次起火，疑为基督徒所为，决定全面取缔基督教，旋即发布敕令：(1)全部教堂一律拆毁，参加基督教活动者处死刑。(2)一切圣经、圣书上交地方官，公开焚毁。(3)教会财产全部没收。(4)自由民中的基督徒不许在军政界担任职务和享有荣誉，奴隶永不准解放。接着又发布命令，将全体教士一律逮捕，强令基督徒参加罗马多神教礼拜。由此在全国，特别是帝国东部掀起了大规模地烧圣经、拆教堂的高潮，据估计此次大迫害，全国约有2，000名教士和信徒被杀。镇压持续了六年，但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基督徒并没有被压服，与此相反，他们的活动转入地下，人数反而有所增加。事实说明，以暴力强制宗教信仰往往是难以奏效的。帝国东部的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终于在311年与帝国西部的奥古斯都君士坦丁等联合发布通谕，宣布停止迫害，允许集会，释放被捕的基督教徒，镇压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其实，早在此次大规模镇压基督教以前，帝国统治集团内部对基督教的认识已出现了分歧。他们在利用宗教加强思想统治、巩固皇权、挽救思想危机方面认识是一致的，但对利用基督教抑或继续利用多神教则意见不一。帝国西部的统治者康士坦提乌斯及其子君士坦丁大帝较有远见，倾向于支持基督教;而戴克里先则欲在四君中突出其最高的地位，独揽“朱庇特之子”之称号，故决定对基督教采取镇压政策。但即使在303—305年的镇压高潮中，帝国西部的高卢、不列颠等地亦仅推倒教堂，形式主义地执行戴克里先的敕令，基督徒所受迫害甚微。
311年后，君士坦丁依靠基督教会和蛮族军队的支持，先后击败了西部的几个竞争者，取得了意大利、非洲和西班牙的统治权，于312年成为西部帝国唯一的奥古斯都。因此，他决心以基督教作为帝国的精神支柱和统治工具，于313年与帝国东部的奥古斯都联合发表《米兰敕令》，其主要内容有二：(1)正式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与其它宗教一样享有同样的自由;(2)基督教堂和财产一律发还。
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史上的转折点，也是帝国对基督教从实行宽容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依靠、扶植、利用的政策的标志，从此它开始与奴隶主政权合流，成为御用的思想统治工具。帝国宗教政策的改变反映了罗马奴隶制危机的加深，旧奴隶主贵族的没落，以及旧的多神教号召力的丧失。加之君士坦丁起家所依靠的力量为高卢一带的新兴奴隶主，为取得全帝国的政权，必然寻求新的精神支柱，所以君士坦丁支持基督教是历史的必然。
米兰敕令后，君士坦丁为统一全帝国，继续实行扶植、收买基督教的政策，他先后诏令：承认主教在教会的领导地位;部分地区的神职人员的费用由国库开支;神职人员豁免劳役和享有免税特权，由此得到基督徒的拥护，特别受到了帝国东部基督教会的赞赏。君士坦丁在314—323年与东部奥古斯都李基尼乌斯争权中也因此占据了优势，于323年战胜了李基尼乌斯，统一了全帝国，成为最高统治者。
君士坦丁大帝取得全国政权后，深感基督教在教义、经典、组织和礼仪方面不统一，教派争端激烈，不利于进一步发挥其思想统治工具的作用。当时正统的基督教会在教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有两大派：其一为三位一体派，流行于帝国西部与埃及，代表人物为阿塔那修(约293—373)，主张上帝三位一体论。其内容是耶稣既是受造物又是上帝的一部分，是圣子，与圣父同性同体。另一派为阿里乌斯派，流行于利比亚和帝国东部，代表人物为阿里乌斯(约250—336)。他反对三位一体论，主张圣子不是上帝，只是来自上帝，与圣父非同性同体，仅属于受造之物。双方互相攻击，争论激烈。因此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25年在小亚细亚召开尼西亚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统一教义，停止纷争，以及健全教会的组织领导体系。会议出席的代表约300人，君士坦丁大帝亲临致词，并由其代表主持会议。决议要点有三：(一)由于赞同阿里乌斯观点的帝国东部部分主教曾支持东部奥古斯都李基尼乌斯，故君士坦丁决定支持三位一体派，强行会议决议树立三位一体派为正统，谴责阿里乌斯派，并决议开除阿里乌斯教籍，予以放逐，著作焚毁。以后虽有反复，但阿里乌斯派在帝国境内终至消声敛迹，后来仅流行于蛮族之中。(二)以赞同三位一体观点的巴勒斯坦凯撒利亚教会的信经为基础，制定并通过了《尼西亚信经》。主要内容为：上帝创天地万物;圣父圣子同体同质，三位一体;基督救赎;耶稣复活升天;末日审判。(三)制定教会法规20条，其中心有三：确立皇帝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按行省划分教区;加强主教制，教区领导人为主教;各教区主教组成宗教会议，皇帝掌握该会的最高领导权。这三项内容说明：基督教已具有统一的教义、组织，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官方机构，已从原始基督教演化为奴隶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并与帝国政权结为一体。因此尼西亚会议标志了原始基督教的质变的完成，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尼西亚会议后，基督教除在罗马皇帝、背教者朱里安(361—363)执政期间受到暂时压制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公元375年皇帝革拉先宣布禁止向基督教以外的神庙献祭，废除皇帝之罗马神庙的“最高祭司”的称号。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379—395)公布法律：关闭一切异教神庙，禁止献祭活动。违命者罚款黄金25镑，进行献祭活动的房屋、土地没收;知情不举者同罪，是故史学家一般以392年作为基督教正式定为罗马国教之年。
①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第333至334页。
① 《十二使徒遗训》为1873年由东正教会吕恩纽在君士坦丁堡之耶路撒冷教父文库中发现。据圣经学者考证,初期基督教文献中经常提到这一著作,但原文失传。此次发现的是最早的希腊文抄本,共十六章,系犹太基督徒所写,极可能是彼得派的文件,因其中无保罗派教义的痕迹。
① 恩格斯：《启示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0～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