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第一次在欧洲大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它的影响所及越过了一国界限而成为“欧洲范围的革命”①，宣告了欧洲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
革命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英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十四至十六世纪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封建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在封建经济结构内部资本主义关系已萌芽并获得了较大发展。
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商业交往，早在十一世纪就已建立起来。十二至十三世纪，尼德兰南部地区佛兰德斯的毛织业繁荣，对英国羊毛的大量需求引起英国养羊业的发展。十三至十四世纪，以佛罗伦萨为代表的意大利北部城市所经营的毛织业，在竞争中超过佛兰德斯，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的羊毛贸易。十三世纪以后，英国的许多郡内出现了领主圈占公共地(牧场、荒地和山林等)，建立大牧场的现象，并发生了领主重视羊毛贸易收入而用货币地租
取代劳役和实物地租的变化。这就使得原来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奴制庄园经济趋向解体。1381年瓦尔·泰勒领导的农奴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农奴制度，加速了其解体过程。至十四世纪末，农奴制在英国被废除。在整个十五世纪，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农民阶级的分化，这种状况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一部分农民逐渐破产沦为雇工，另一部分农民即自耕农上层则租购领主土地并雇工剥削，上升为从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租地农场主。
在封建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大贵族为维持自身地位不得不将一部分土地租赁出去，但仍难挽回衰落的趋势。中小贵族则积极适应羊毛出口贸易和国内农产品市场迅速发展的局面，大力兴办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场，以求获得十分可观的利润。这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阶层，又被称为“新贵族”。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发生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就是在农业经营的变化和农村阶级分化基础上出现的。其主要参加者和受益者即是新贵族和一部分自耕农上层。
圈地运动大大加速了原缓慢进行的直接生产者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过程，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同样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农场经营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劳动力，并扩大了国内商品市场。这种对农民土地的彻底剥夺，不仅奠定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而且使英国农村经济发生了由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转化。十六世纪上半叶，由于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中没收和拍卖大片教会地产，以及“价格革命”引起的粮食和农产品价格迅速上涨，使得圈地运动的规模更加扩大。不仅村社的公有地被圈占，农民的份地也受到侵夺。大批破产农民，除无生计的流浪者外，或是流入城市受雇于手工工场，或是在故地的大农场中充当农业雇佣工人，或是作为家庭手工业者为呢绒商加工产品。他们的地位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接置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农村社会的这种剧烈变革，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深入发展，是英国在十六世纪完全不同于欧洲其它国家的一个历史特点，它显示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优越性和巨大潜力。
十六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在十五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出口贸易初创局面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新航路开通后，英国位于大西洋贸易的枢纽位置，商业扩张为工业品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殖民掠夺又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巨额资本。都铎王朝，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1558—1603年)所实行的保护和支持工商业的政策，亦使英国在同欧洲他国的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使民族工业得以勃兴。最重要的是，工业生产得到了圈地运动后造成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以及农业变革后迅速充实的粮食和生产原料的供应。十六世纪下半叶，英国已从一个羊毛原料输出国变成呢绒等工业产品的输出国。至十七世纪上半叶呢绒的出口量较十六世纪中叶增长了两倍多。与此同时，采矿、造船、冶金、金属制造、玻璃、造纸等新兴工业部门，因广泛采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形式，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水平和销售规模。其中煤的年产量，至十七世纪初时已居于欧洲之首。一系列由王室颁布特许状的海外贸易公司，也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纷纷建立起来。1588年英国在对西班牙海战中击败“无敌舰队”的胜利，又使其确立了海上霸主的优势地位。英国商人从此奔走于从波斯到北美，从北欧到印度洋的广阔世界，这既是英国王室重商主义政策成功的反映，又是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明显标志。
随着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资本主义关系与封建制度的矛盾变得愈发尖锐，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依附君主专制的封建贵族世家在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元气大伤;在圈地运动中又置身于外，在旧有领地内依然用传统方式剥削农民。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价格革命”的不断冲击下，这些仍以收取固定地租过活的爵爷经常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只好出租或典卖土地，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政治上，他们担任政府高官，取得王室补助，在一切政治冲突中依国王意志行事。站在封建势力一边的还有在宗教改革后从国王那里获取了不少既得利益的国教会高级主教，他们利用国教会和主教权力，协助国王压抑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改革教会的任何要求，利用他们在议会上院的席位与贵族一道，反对任何改革提案以维护国王专制。
在工商业资产阶级当中，最有势力的是从政府领取特许状组织国家贸易公司的大商人和商业高利贷者。十七世纪初，国家的大宗商品专卖权为最多不过200人所掌握，他们主要集中在伦敦。全国货币流通量的1/4也汇集于这个工商金融中心。这些人只占资产阶级的极少数，他们希望国王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却反对激烈的变革。广大工商业资产者要求国王废除商品专卖权，实现贸易自由政策，反对国家干涉圈地，反对继续保持工业生产中的封建行会制度。工商业资产阶级还迫切要求废除封建贵族特权，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放弃专制政策尊重议会权力等。在这方面，他们找到了最好的同盟者——新贵族阶级。
在十六世纪迅速成长起来、由乡绅构成的新贵族阶级，在革命前已经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工商业资产者不同，新贵族享有与旧贵族同样的政治特权和地位。他们掌握地方的实权，拥有议会下院的多数议席，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新贵族在经济活动中与工商业资产阶级联系紧密，利益相通，他们所面临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和社会改革要求也趋向一致。这样，新贵族往往是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政治代言人。除了同资产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外，新贵族亦有自己的独立要求。这主要表现在：新贵族的土地所有权虽不断扩大，经营方式也已资产阶级化，但在法律上却依然受到国王的限制，必须缴纳“骑士捐”。新贵族急于通过社会变革取消束缚其发展的骑士领有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与资产阶级携手。
革命前，农民问题也变得异常尖锐。农民在十七世纪上半叶仍占英国居民的大多数，可分为自耕农和茅舍农两大部分。自耕农又由自由农和公簿持有农两部分组成。自由农是中世纪农奴化过程中始终保持自由人身份的农民，自己拥有土地可世代相传和自由支配，在经济上比较独立，担负领主的封建义务比较轻。这部分人在十五世纪的小农分化和其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过程中地位多数上升， 不少人直接参加圈地， 并开办雇工剥削的农牧场。他们是自耕农上层，人数较少。公簿持有农则占自耕农和整个英国农民总数的多数，是在农奴制废除以后才获得自由身份的。这些根据庄园法庭的公簿租用土地的农民，租地份额很小，却要担负许多封建义务。他们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有较强的革命倾向。茅舍农的生活境况则更加贫寒，他们只能使用所住茅舍周围的少量土地，主要靠农村的公有地过活。茅舍农和公簿持有农虽在圈地运动中深受其害，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残酷掠夺表示反抗，但由于他们受到封建制度长期的压迫，对之深恶痛绝，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他们能站在反对国王统治的阵线一边，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社会阶级关系和各种政治力量的配置趋于明确的同时，十七世纪上半叶革命的舆论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这就是清教运动的发展。从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接过了喀尔文教的思想旗帜创立和发展了清教教义。他们主张纯洁教会，清除英国国教会中的天主教影响，提倡勤俭节忍，反对奢华纵欲。他们反对国王专权教会事务的君主制教会体制，主张建立一个反传统封建教阶制的民主教会组织。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道德标准，以及通过教会改革推动政治变革的愿望。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清教运动曾取得很大进展，两个主要派别“长老会派”和“独立派”已形成。长老会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的利益，提出以长老评务全国会议取代主教制政府，要求王权不干涉教权，这实际上是谋求政治统治权力。他们力求通过与国王妥协达到目的，极端惧怕激进的革命运动。独立派大多是中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他们要求各个教会独立自主享有民主权利，既反对主教制，也反对长老制这类中央集权的教会形式，实际上反映了这些阶级求得经济上自由竞争和政治上民主共和的迫切愿望。十七世纪上半叶，这两个派别的活动重新得到加强。不仅在议会内，而且在社会上，清教派都积极宣扬反对君权神授的理论，唤起和组织广大群众投入反对国王专制的斗争中，为英国革命的爆发作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革命形势的成熟和第一次内战
1603年开始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加剧了英国封建制度的危机，促进了革命的爆发。
国王詹姆斯一世崇拜十六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的专制主义理论，羡慕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制度。他入主英国后，提倡“王权神授说”，宣扬国王是上帝派来统治人民的，国王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是法律的创立者，而非法律创造国王”。他在登位后的第一届议会上宣称：“议论上帝是渎神，议论君主是叛逆”。他表示不能忍受议会的权力，曾三次召开议会，又三次解散议会。他迫害清教徒，颁布命令禁止非国教的教派组织的存在及活动。为了维持宫廷的庞大开支，他千方百计地大肆搜刮，出售商业公司的专卖权，实行宫廷采买优先制，公开卖官鬻爵，规定男爵的价格为1千镑，子爵为1万镑，伯爵为2万镑。詹姆斯一世还对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采取联合政策。这些倒行逆施，既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也严重地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加深了资产阶级、新贵族和人民群众同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的矛盾。
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逐渐形成对政府各项反动政策进行斗争的反对派。1628年，他们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重申只有议会才有批准征税的权利，未经议会同意不得任意征税;对任何人没有法律的依据和法院的判决不得任意逮捕。查理一世
①为了得到议会的拨款，被迫接受了这份请愿书。但是国王在吨税和磅税问题
②上同议会发生了争执。查理一世提出终身征收这两种税收的要求，遭到议会的拒绝。国王就在1629年解散了议会，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无议会统治时期。
在这期间，查理一世及其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变本加厉地推行高压政策和搜刮政策。他们逮捕清教徒并对其严刑拷打，使之大批逃亡海外。同时恢复了诺曼时代所采用过的“船税”。还扩大了专卖权的范围，连纽扣、别针都被包罗进来，这就使没有专卖权的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失业，商品价格上涨，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被迫携带资本移居国外。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封建专制王权的矛盾空前地尖锐化。
苏格兰起义是英国革命的导火线。詹姆斯一世继承英国王位后，苏格兰并未并入英国，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体系。苏格兰封建贵族的势力很大，而国王的力量薄弱，专制主义尚未形成。苏格兰经过宗教改革，长老会派教会占统治地位。长期以来，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就企图在苏格兰建立封建专制制度。1637年，劳德大主教命令苏格兰长老会派教会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英国国教会祈祷书，引起了苏格兰人的起义。1639年，苏格兰起义军攻入英国境内。
查理一世为了筹集经费，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这届议会于1640年11月3日召开，一直存在到1653年4月，史称“长期议会”。它成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封建王权进行斗争的活动中心，以及革命的领导机关。长期议会的召开揭开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长期议会开幕以后，反对派议员猛烈抨击国王的政策，提出了对国王宠臣斯特拉福伯爵的审判案。这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对国王的公开挑战。议会先后逮捕了斯特拉福和劳德大主教。反对派领袖约翰·皮姆代表下议院在上议院里控告斯特拉福时说：“使斯特拉福逍遥法外，就意味着议会的解散”。
查理一世极力为斯特拉福辩护，并图谋用武力解散议会。消息传出后，伦敦数万名市民、帮工、学徒、小手工业者手持刀、剑、棍棒聚集到王宫前，要求马上处死这个“臭名昭彰的罪犯”。1641年5月10日，国王不得不签署了斯特拉福的死刑判决书。5月12日，斯特拉福被推上断头台。过了四年，劳德大主教也被处死。
长期议会通过了一些限制国王权力的法案。《三年法案》规定，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议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解散议会。议会还撤销了最为人民痛恨的专制政体的重要机构“星室法庭”和“高等宗教法庭”
①。同时，废除了专卖制度，禁止征收吨税、磅税、船税及其他苛捐杂税。
1641年11月22日，议会通过《大抗议书》，全文共204条，除对查理一世的暴政胪列详尽以暴诸于天下外，还要求国王保证工商业自由，“录用那些议会所能信任的枢密大臣”。这实际上是要建立责任内阁制，显然是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大抗议书》提交议会讨论时，会场沸腾，群情激昂。议员们皆拔出佩刀，势将决裂。最后以159票对14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这说明随着斗争的深入，议会里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分化。《大抗议书》起了号召人民起来反对王权的积极作用。
查理一世拒绝批准《大抗议书》。1642年1月3日，国王签署诏令，宣布反对派领袖约翰·皮姆、约翰·汉普顿、阿瑟·海兹利洛、丹吉尔·霍里斯和威廉·斯特罗德为“叛逆”。第二天，查理一世亲自带领300名武装人员去下议院逮捕他们。这五名反对派领袖事先得知消息，避入伦敦市区。
1月5日，国王又到伦敦商业区去搜捕反对派领袖。这时，伦敦市民和附近各郡农民共计10万人，手持武器，涌上街头，赶赴反对派领袖隐匿的地方，声援议会，使国王未能得逞。皮姆等五名议员在群众的护送下回到了下议院。查理一世感到自己在伦敦的处境十分孤立，于1月10日离开首都，北上到约克城，在那里纠集保王势力，拼凑反革命武装。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升起了军旗，宣布“讨伐”议会，挑起了第一次内战。
内战开始后，英国分为两个敌对阵营。站在国王一边的，是封建贵族、国教会上层僧侣，还有一部分同国王有联系的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他们大多是国教教徒和天主教徒。拥护议会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和自耕农。他们大多是清教徒。
从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看，优势在议会方面。议会所控制的东南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物产丰富，财源充足。全国的税收总额至少有4/5来自这里。议会据有许多重要港口、工商业大城市和船队，可以利用其海上的优势地位截断国王与外界的联系。议会军人数较多，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国王盘踞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财源很不可靠。在军队的数量上，王党军远不如议会军。它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不得人心。当时，有个大臣警告查理一世说：“陛下，在一个美丽的夜晚，赤手空拳就可以捉住您!”
内战开始的头两年，议会军一再失利，王党军几乎完全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1642年10月，王党军试图攻取伦敦。10月23日，与议会军在沃里克郡的埃吉山发生第一次战斗。王党军投入7，000多人的兵力，议会军参战人数有7，500人，战斗异常激烈。10月29日，王党军占领牛津。11月12日，攻占距伦敦只有7英里的布伦特福，首都告急。在伦敦4千名民兵和附近的农民武装的英勇抗击下，才粉碎了国王攻取伦敦的计划。1643年夏，王党军占领了约克郡的几个工业城市，南下进逼林肯郡。
在西部和西南部，议会军连吃败仗。7月26日，王党军攻占英国第二大港口布里斯托尔。同年秋，王党军再次围攻伦敦。9月20日，在纽伯里发生激战。这一次又是由于伦敦民兵的英勇出击，使首都转危为安。到1643年底，王党军控制了英格兰北部五个郡、西部各郡和威尔士，以及中部的牛津郡、柏克郡，几乎占领了3/5的国土。
内战初期，议会军之所以失利，主要是由于掌握议会领导权的长老会派的动摇妥协，不愿与国王彻底决裂。他们把战争只看作是迫使国王让步、谋求妥协的一种手段。议会军总司令埃塞克斯伯爵曾说，问题只在于国王承认“宪法”，而不是消灭君主制度。他们作战不坚决，加上议会军缺乏统一指挥，贻误战机，造成了军事不利局面。
在这关键时刻，议会军中涌现出了杰出的将领克伦威尔。他出身于亨丁顿郡的新贵族家庭，1628年进入议会，1641年参与起草《大抗议书》。内战刚爆发，他组织了一支骑兵队，加入议会军，并参加了埃吉山战役。1642年底，由于克伦威尔的努力，诺福克、萨福克、剑桥、埃塞克斯和赫里福德等东部五郡，组成“东部联盟”，共同对付王党军。之后，林肯郡和亨丁顿郡也加入了这个联盟。克伦威尔是东部联盟的组织者。他四处奔走，筹集军费，招募志愿兵。到1643年6月，东部联盟的军队已达1万2千人。在克伦威尔的提议下，由曼彻斯特担任总司令。这支军队成为议会军的主要支柱。克伦威尔的军队又是东部联盟军的骨干力量。它主要是由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组成。克伦威尔注意任用有军事才能的平民如锅炉工约翰·福克斯、马车夫托马斯·普莱德、皮鞋匠纽森·约翰等为中下级军官。这支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深受群众的欢迎。当议会军在其他战场丢城失地时，克伦威尔所在的东部联盟军却始终保持完整。1643年5至10月间，克伦威尔在林肯郡的格兰萨姆、盖恩斯巴勒和温斯比接连打了三个胜仗。1644年1月，他被议会擢升为中将。
进入1644年，战争进程开始出现了对议会军有利的形势。议会军虽然在西部和中部作战还异常吃力，但在北部和东部各郡已占一定优势。这一年夏初，东部联盟军收复了林肯郡的大部分土地。在这之前，利文伯爵率领的苏格兰盟军已进入英格兰，解放了约克郡大部地区，并同斐迪南德·费尔法克斯的议会军会师。5月，东部联盟军总司令曼彻斯特亦率军来会合。6月，议会军开始围攻约克城。
这时，国王命令鲁珀特亲王率王党军从兰开夏火速北上，和在北部作战的纽卡什尔公爵的军队会合。议会军被迫停止围攻约克城的军事行动，向西撤退，在约克城西北约10公里的马斯顿草原与王党军相遇，发生了内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议会军投入兵力达2万7千人，其中有骑兵7千人，列阵在托克威思迤长的小丘上，居高临下，取攻势。王党军集结了1万8千人，其骑兵人数与议会军相等，布阵在草原以南。
1644年7月2日凌晨，双方开始猛烈炮击。入夜，克伦威尔指挥的骑兵队首先发起进攻。未几，鲁珀特进行反击，两军肉搏。克伦威尔大破王党军右翼阵地。但议会军在进攻王党军左翼阵地中遇到顽强抵抗。托马斯·费尔法克斯
①的骑兵为戈林王党军所挫。克伦威尔托付戴维·莱斯利的苏格兰军追击鲁珀特残部，自己率军直扑戈林的后方，同托马斯·费尔法克斯会合，一举击溃戈林的骑兵。之后，克伦威尔掉过头来援助中路议会军，把王党军打得七零八落。鲁珀特败退约克城。
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议会军毙敌4千人，俘敌1，500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这个战役是议会军由失利走向胜利的转折点。7月16日，议会军攻克约克城。接着又收复了王党军所控制的北部地区。克伦威尔在战斗中果敢大胆，善于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军队屡建战功，获得了“铁骑军”的称号。
战争的进程表明，议会必须迅速改变犹豫动摇的态度，采取坚决的措施，才能与王党军进行胜利的斗争。1644年12月9日，克伦威尔在下院发表演说，提出了实行根本的军事改革，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主张。在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的坚持下，议会于1645年2月通过了《新模范军法案》。主要内容是：建立一支编制为2万2千人的军队，其中约1/3为骑兵，其余为步兵
②。确定从国家预算中拨发军费每月为4万5千镑。还规定军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条令，军服划一;实行强迫募兵原则，以保证军队的补充来源。《新模范军法案》的实行，是英国军事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从此，英国建立起了一支以东部联盟军队为基础的、统一指挥的有纪律的正规军。它在加强议会军力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645年4月初，议会通过《自抑法》，规定议会议员不得担任军队将领职务，担任军事职务的议员必须在40天内辞去军职。根据这个法案，解除了长老会派埃塞克斯、曼彻斯特等人的军队职务。议会任命托马斯·费尔法克斯为新模范军总司令。只有克伦威尔例外，他身为议员，仍被任命为副总司令。经过改组，议会军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独立派手里。从此，形成了长老会派控制议会，独立派掌握军队的局面。
6月14日晨，议会军和王党军在北安普敦郡内斯比附近相遇。议会军有1万4千人，其中骑兵6，500人，而王党军只有7，500人，其中骑兵4千人。鲁珀特亲王首先突入议会军艾尔顿部的防线。克伦威尔采取侧面攻击的战术，先击溃王党军左翼兰代尔和阿斯特利的部队，然后再打其中央。经过三个小时持续的战斗，王党军几乎全部被歼灭。这次战役，议会军摧毁了王党军的主力，为夺取内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内斯比战役后，内战并没有马上停止。王党军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还有相当的力量。从1645年7月起，议会军继续追击王党军。9月14日，收复了布里斯托尔。到1646年上半年，敌人盘踞的50个要塞相继向议会军投降。1646年6月24日，议会军攻克王党军的大本营牛津。查理一世乔装成仆人逃到苏格兰，落入了议会军的同盟者苏格兰军队手中。1647年2月1日，苏格兰以索取40万镑的代价把国王交给英国议会。查理一世被囚禁在内斯比附近的赫姆比城堡中。3月16日，议会军攻占敌人在威尔士的最后一个要塞——哈莱克城堡。第一次内战以议会获胜而结束。
第二次内战和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次内战打败了王党之后，革命阵营内部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
长老会派是内战的既得利益者。在政治上，他们控制了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会，并把它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在经济上，他们在拍卖王党和教会的土地中捞到很大的好处，大批土地落入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之手。
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却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战争时期国库财政支出巨大，掌握议会实权的长老会派增加税收，摊派到广大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的头上。这使得本来就处在粮食歉收和物价高涨夹击下的下层民众更难以生存，而中小资产者所缴付的税额也并不低于国王统治时期。在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问题上，捞到好处的仅是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对于大多数新贵族来说，“骑士领有制”虽经法令废除，但他们并没有在革命中谋得地产的实际扩展。至于农民所担负的封建义务，则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第一次内战后，长老会派议会把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排斥在应有的政治权利之外，对思想言论严加控制，引起社会各阶级的普遍不满和抗议。独享革命果实的长老会派竭力终止革命，与国王握手言和。
内战刚刚结束，长老会派领袖沃里克·曼彻斯特和霍兰就同囚禁中的查理一世进行恢复王位的谈判，迫不及待地同国王达成妥协。他们准备同国王妥协的条件是：在20年内剥夺国王的军权，20年后，国王只有在议会的同意下才能支配军队;国王必须收回一切反对议会的声明;议会有权把开会地点迁到有利于自己的地方去，等等。他们只是企图剥夺和限制国王的军事大权和让国王承认议会的既得权利，对国王的行政大权根本没有触及。长老会派还感到军队的继续存在，将是实现其阴谋的严重障碍。所以，他们在内战胜利后不是摒弃国王，而是排除战胜了国王的军队。由于当时长老会派控制着议会，独立派掌握着军队，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就表现为议会与军队的冲突。
1647年2月19日，议会通过了长老会派提出的解散军队的议案。它规定除保留一支6千人的军队外，其余的骑兵和步兵全部解散，被解散的士兵只可以参加远征爱尔兰的军队。消息传到军队后，遭到士兵和一部分下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政府拒绝补发所欠薪饷更激起士兵的严重不满。克伦威尔在描述当时士兵的情绪时写道：“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激愤”。
费尔法克斯主持军事会议。
领导士兵同议会进行斗争的是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派别——平等派。平等派领袖约翰·李尔本出身于小贵族家庭，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平等派思想在第一次内战期间已开始流传。它从人民主权学说出发，认为政权就其产生和本质而言是来源于人民的，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人民的利益。它要求取消一切封建特权，实行信仰自由和商业自由，取消王权和上议院，实行普选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些主张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城乡小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利益。
在平等派思想的影响下，军队中的士兵为保卫自身的利益而自动组织起来。1647年4月，各团选出了“士兵鼓动员”，组成“士兵鼓动员委员会”。它成为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平等派领袖塞克斯比为鼓动员拟定了工作细则，规定了鼓动员的宗旨，就是要同所有“士兵和王国各郡怀有善意的人们”保持联系，按为人民谋福利的方针办事，对那些“隐蔽的、公开的以及进行暗害活动的敌人”保持警惕，监视国王及保王党人的阴谋活动，并为政治改革而奋斗，以达到“确立公民自由”的目的。士兵鼓动员委员会的建立，表明军队中以平等派士兵为核心的政治力量开始形成。
克伦威尔对士兵的革命行动虽然忧心忡忡，但由于他对长老会派独揽行政大权不满，深恐长老会派与王党勾结威胁到独立派的利益，所以，他不愿意失去自身力量的支柱——军队，便改变了原来与长老会派分享政权的妥协态度，转而依靠士兵，企图利用军队的力量去同长老会派进行斗争。
1647年5月底，克伦威尔表示愿与大多数高级军官站到士兵方面来，并答应士兵的要求，拒绝执行议会遣散军队的命令，与长老会派决裂。军队为防止长老会派与国王勾结，于6月2日派骑兵到赫姆比城堡，将查理一世押到军队的大本营纽马克特，把国王控制在自己手里，以割断长老会派同国王的联系。与此同时，克伦威尔为控制军队中平等派士兵，保持独立派对军队的领导权，成立了以高级军官为主体的全军会议，吸收士兵鼓动员参加，作为代表全军讨论重大问题的机构。
6月5日，在肯特福德-希思召开的全军会议上，通过了《庄严协约》和《军队声明》，以全军名义拒绝执行议会解散军队的命令，提出补发军队欠饷、实行政治改革等要求。这是独立派和平等派结成暂时同盟的标志。在平等派的推动下和伦敦人民的广泛支持下，1647年8月6日，军队开进伦敦，许多长老会派议员仓惶逃走。议会的实权暂时落到独立派手里。
议会控制权易手之后，军队内部早已存在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和平等派士兵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两派各自按照本阶级的利益提出了政治主张，斗争集中在未来国家制度和选举权问题上。
1647年8月1日，独立派发表了《军队建议纲目》，要求解散现存议会，重新进行选举。提出新议会应两年召集一次，各郡议员名额的分配应依其对王国纳税额的多寡而定。实行以财产为基础的比例代表制，既可以为独立派夺取议会的多数铺平道路，又可以把劳动群众排除在议会之外。这个纲目还提出保留上议院和君主制，在国王及两院之外设立国务会议，在得到议会同意下，它有宣战和外交权力。这样，王权受到了限制，部分行政权力转归对议会负责的国务会议。独立派的政治纲领就是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从8月底开始，克伦威尔以《军队建议纲目》为基础与国王谈判。查理一世对其中限制王权的规定很不满意，因而拒绝接受。
《军队建议纲目》对人民利益的忽视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克伦威尔和国王的妥协活动也遭到平等派的猛烈抨击。在平等派的影响下，鼓动员着手拟定自己的政治纲领——《人民公约》，提出未来的议会“应根据人口数量按比例地分配名额”，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所组成的下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享有立法权、决定战争和媾和权，以及制定对外政策和任免官吏的权力。《人民公约》贯穿着主权在民的思想，实质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国王、没有上议院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对独立派的政治主张的直接回击。
客观现实使克伦威尔意识到平等派已成为军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决定把两派的文件提交全军会议讨论。在1647年10月28日召开的帕特尼会议上，双方针锋相对，争论非常激烈。平等派公开反对王权统治，要求取消君主制。雷恩斯博罗就直接了当地说：“我反对国王，也反对任何危害人民的政权”。独立派则主张继续保存受议会制约的王权。克伦威尔、艾尔顿认为君主制在英国是不可动摇的，取消君主制将是政治体制改革中“过大的飞跃”，其后果是“混乱”和“杂乱无章”，给国家将带来“一片无尽的废墟”。
在平等派的影响下，伦敦街头和士兵中间出现了传单，要求撤掉团队中的独立派军官。11月， 9个团队的士兵举行武装示威，帽子上贴着《人民公约》和“给人民自由，给士兵权利”的标语。克伦威尔眼看无法平服士兵们的革命情绪，便断然采取行动。11月11日，克伦威尔驱逐了与会的士兵鼓动员， 强令解散全军会议，它的职能由军官所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代替。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给国王以可乘之机。1647年11月11日夜晚，查理一世从纽马克特逃出，到了南方的怀特岛。他一面同长老会派谈判;一面又秘密地同苏格兰代表劳德戴尔勾结，缔结了密约。条约规定，国王批准圣约，三年之内在英国成立长老派教会，镇压异教徒独立派;苏格兰封建集团则答应提供武装力量，打击议会军，帮助国王复辟。查理一世加紧煽动各地王党叛乱，准备新的战争。
1648年2月，保王党人在西南部发动叛乱，挑起了第二次内战。大敌当前，独立派谋求与平等派合作。4月29日，在温泽召开的军官会议上，克伦威尔答应战胜王党后实行《人民公约》，将查理一世交付法庭审判。独立派和平等派重新联合，保证了第二次内战的胜利。
内战在西部、东南部和北部三个地区展开。1648年5月3日，克伦威尔率领一支近7千人的精锐部队，从伦敦向南威尔士进发。5月24日，在彭布鲁克同王党军发生激战。双方僵持了一个多月。7月9日，议会军用重炮强攻，迫使保王派司令波耶尔投降。与此同时，议会军向肯特郡进军，6月2日，占领梅德斯顿城。接着又攻陷罗彻斯特、多佛尔等城市，拔除了王党军在东南部的最后据点。
威胁主要来自北部的苏格兰人。慑于英国革命对苏格兰的影响，苏格兰长老会派右翼支持英国反革命势力。1648年3月2日，爱丁堡设立了“危险委员会”，拟定军事行动计划，并建立一支9万人的军队，策划武装干涉。4月26日，苏格兰议会向英国议会发出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咨文，要求取缔独立派和其他民主教派;所有英国人必须接受长老会派圣约;允许国王返回伦敦，与议会进行谈判;一切被驱逐出议会的议员应返回下院;除保留为保障国家所必需的警备队外，军队必须解散。7月8日，苏格兰军队侵入英国，穿过兰开夏向南推进。北部处在紧急状态中。
议会军在击溃西部和东南部王党军之后，马上挥师北进，迎击苏格兰军。8月初，克伦威尔占领诺丁汉，攻下唐卡斯特。随后回师向西，突然出现在苏格兰军的侧翼。8月16日，克伦威尔和王党军、苏格兰军在普雷斯顿相遇。在这个战役中，议会军歼灭了苏格兰军主力，俘敌1万人，并活捉了敌将兰代尔和汉密尔顿。9月21日，克伦威尔向爱丁堡挺进。苏格兰新政府
①官员出城迎接，并设宴为克伦威尔洗尘。苏格兰政府宣布废除旧政府与查理一世签订的一切条约，解散苏格兰军队。10月7日，克伦威尔离开爱丁堡返回英国。
当议会军离开伦敦去进攻王党军的时候，长老会派又在议会里占了优势。在内战过程中，长老会派与国王进行恢复王位的谈判。1648年11月，议会通过决议，规定除在某些城市保留一部分军队作为警卫部队外，其余军队一律遣散。长老会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愤慨。议会军在消灭了王党叛乱返回伦敦途中，11月30日发表宣言，宣布下议院大多数议员是叛徒，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把他们清洗掉。
12月2日，军队开进伦敦。12月6日晨，艾尔顿命令普莱德上校率领军队包围了威斯特敏斯特宫。普莱德把住议会大门，手持下议院议员名单，逐个驱逐长老会派议员。结果，有47名议员被捕，96名议员被开除，有的议员自动退出了议会。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普莱德清洗”。从此，议会由长老会派转移到独立派手中。
1648年12月23日，议会宣布查理一世为反对议会、发动内战的罪魁，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对付英格兰的同盟者，应交付法庭审判。在人民群众和士兵的推动下，独立派宣布下议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议会和军队共同组成特别高等法庭审判国王。在审判过程中，每天都有大批群众聚集在法庭附近，高呼“审判”和“处死”等口号。1649年1月27日，法庭宣判查理一世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敌人”，处以死刑。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押上断头台。2月，下议院通过决议，宣布解散上议院，规定一院制议会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把行政权交给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军队所控制的国务会议。1649年5月19日，英国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
英国内战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封建专制王权之间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一场阶级大搏斗。通过两次内战，资产阶级、新贵族打败了王党军，建立了共和国，从而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发展铺平了道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
① 查理一世是詹姆斯一世之子,1625年即位。
② 吨税是酒类的进口税。磅税是羊毛的出口税。它们约占国王每年总收入的1/4。
① 星室法庭是政治法院,原为镇压叛乱贵族的机关,后成为镇压革命者的机构。高等宗教法庭先为压迫天主教的机关,后为迫害清教徒的机构。
① 斐迪南德·费尔法克斯之子。
② 新模范军有骑兵11个团,每团为600人,共6,600人; 龙骑兵1个团,1,000人;步兵12个团,每团为1,200人,共14,400人。
① 第二次内战期间,苏格兰长老会派中反对武装干涉英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又称温和派)掌握了统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