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罢工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是英国现代工人运动史上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次罢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危机尖锐化的结果，是英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一次集中显示，同时也暴露了英国工会运动的弱点。
爆发总罢工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从强盛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战争严重地削弱了英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英国在战争中损失了1/3的国家财富，而且还从美国的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到1919年，英国欠美国的债务达8亿5千万英镑，内债比战前增加了9倍，在经济上陷于困境。由于缺乏资本，采煤、纺织、造船等老工业部门的设备得不到更新，生产效率很低，处于衰落状态。
大战过程中和战后，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起来，民族工业有了发展。而且，美国和日本等国资本，趁战争之机渗入到英国的一些殖民地。法国和德国从战争的打击下复苏后，重新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战时和战后发生的这些变化，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相对削弱，海外市场逐渐缩小。这些外部原因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困难。战后，经济陷于长期萧条状态，直到1929年，工业总产值才勉强达到1913年的水平。而煤产量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1928年，英国煤产量比1913年还低17%以上。
资产阶级企图把困难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一位保守党经济学家认为，“提高工业中的工作效率，减少工资，增加工时，就能使英国重新获得它在4年战争中所失去的大部分东西。”资本家增加工时和降低工资的企图，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和阶级斗争的高涨。据统计，在1919—1925年的7年间，劳资冲突涉及的工人达830多万人，1926年1年即达270多万人;而在1927—1933年的7年间，则下降到200余万人。可见，在1919—1926年期间，工人运动是何等高涨。
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战斗性增强，一些工会在斗争中联合起来。还在1915年，矿工工会、运输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等3大工会为了在斗争中互相支援，就结成了“三角同盟”。这一时期，英国工人运动中左翼力量日益增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工人群众中出现了“车间代表”组织①。这个组织在非熟练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成为工人运动的左翼，其领导人有后来英国共产党的领袖威廉·加拉赫。车间代表组织提出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对生产实行监督，按产业系统改组工会，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等激进口号。1920年1月，车间代表组织加入共产国际。同年7月，在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组织和一系列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英国共产党。共产党为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为使工会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羁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0年代产生的“少数派运动”，在英国战后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首先产生于矿工工会。1924年8月，少数派运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英国工人运动的积极活动家汤姆·曼任全国少数派运动主席。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哈里·波立特当选为少数派运动组织书记。这个组织提出了建立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实行44小时工作周制，在企业中建立工厂委员会，确立全国工资的最低限额，加强同国际工会运动的团结等要求。这个组织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左翼，在工人群众中有很大影响。1926年，参加少数派运动的人数近100万人。工人运动中左翼势力的增长，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性，是促成1926年总罢工的因素之一。
英国是一个产煤的国家，煤炭工业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煤的出口量占英国出口总值的10%。在煤炭工业中的就业人数，占英国工业中就业的男性工人数的10%。采煤业设备陈旧，生产效率很低。英国矿山属地主所有，煤矿主必须交纳地租。因此，煤的生产成本较高。由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煤的出口量急剧减少，产量下降，大批矿工失业，煤炭工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为了摆脱困境，矿主多次企图削减工资和增加工时，以降低煤的生产成本。矿主的企图遭到全体矿工的强烈反对，所以在煤炭工业中，劳资冲突特别频繁。
煤矿工人是英国工人阶级中最富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他们的人数在100万以上，有一个强大的矿工联合会，后者是全国职工大会①的成员。战后，矿工们为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提出了矿山国有化、建立工人监督等要求，认为这才是摆脱危机的出路。资本家们把矿工的要求看成是对资产阶级的挑战。他们认为，如果能制服矿工达到降低工资、增加工时的目的，他们就可以在其他行业照此办理。而工人阶级则认为，击退资本家对矿工的进攻，就是保卫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在煤矿工业中的斗争就不仅是局部的劳资冲突，而是涉及全局的大搏斗。
1926年以前，煤矿工人同矿主进行过几次大的较量。战争结束不久，矿工们通过群众性的斗争，迫使政府于1919年在煤矿工业实行七小时工作日制，并提高了工资。可是到了1921年，矿主们利用经济危机，向矿工发起反攻，于1921年4月1日宣布总同盟歇业。矿工们以罢工相对抗。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工会答应于4月15日(星期五)举行声援罢工。但由于这两个工会的领导人背信弃义，声援罢工未如期举行。结果这次矿工罢工失败，工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五”。根据1921年与矿主们达成的协议，矿工们的工资下降了34%。
1923年，法国出兵占领德国的重要产煤区鲁尔。德国煤炭的生产和出口急剧减少。这给英国煤炭业造成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机会。矿工通过斗争，于1924年6月同矿主签订了新的工资协议。矿工的处境得到了一些改善。同年，法国从鲁尔撤兵。德国借助美国资本，使鲁尔地区的煤炭生产迅速恢复，出口增加。英国煤的出口锐减。国际竞争的加剧使英国采煤业的景况更加恶化。矿工失业人数增加到12万以上，至少有50%的矿工不能整周工作。矿主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决定降低工资和增加工时。1925年6月30日，矿主们宣布从7月31日起，停止实行1924年的工资协议，废除全国统一的工资率，而以地区性的工资合同取而代之;保证矿主12%的最低利润率;把工作日从七小时延长到八小时。如果实行这一办法， 矿工们的工资将削减13—47%(视各地区的条件而定)。矿主们威胁道，如果矿工拒绝上述建议，他们就将于7月13日开始同盟歇业。矿工们愤怒地拒绝了矿主们的建议。
这次矿工们得到了兄弟工会的支援。7月18日，职工大会总理事会通过了充分支持矿工反对降低生活水平的正义斗争的决议。总理事会还指定了一个特别工业委员会，同矿工联合会执委会保持经常的联系。7月30日，各工会执委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对煤炭实行禁运的决定。代表会议授权总理事会给予矿工以财务支持和号召工会罢工。当天夜晚， 3个铁路工会的执委会向它们的成员分发指示，于从矿主总同盟歇业开始生效的7月31日午夜12时起，停止煤炭装卸和运输。在全国停止煤炭供应，将使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保守党鲍德温政府对工人阶级联合行动缺乏准备，不得不暂时让步。7月31日(星期五)，政府决定给煤矿工业为期9个月的补助(到1926年4月30日为止)，使矿主维持矿工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政府指定了一个以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调查煤矿工业的情况。矿主接受了政府的建议，矿工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一天被称为“红色星期五”。
总罢工的前夜
政府在“红色星期五”作出的让步，是为了利用9个月的时间来积蓄力量。1925年12月10日，财政大臣丘吉尔在国会赤裸裸地道出了这个意思，他说：“我们决定延缓危机，希望防止它爆发，如果这点办不到，那末，一旦时机成熟，就顺利地收拾它”。很清楚，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在利用这个“休战”时期，为一次更严重的斗争作准备。
“红色星期五”以后，政府即开始从各个方面作全面准备，以便向工人阶级进行反扑。政府建立了秘密的非常政府机构，积极储备食物、燃料、运输工具和其他必要物资，招募和训练工贼，以对付可能爆发的总罢工。这种非常机构是车主协会以及类似组织的自愿人员和雇佣人员组成的，它得到资本家组织——不列颠工业联合会的支持。早在1920年，英国资产阶级就制定了对付罢工的紧急公路运输方案，以保证交通的运转和食物的供应。现在，政府又准备利用这套方案。政府还研究了动用军队镇压罢工的问题，建立了陆军辅助后备队、交通分队，组成了替换罢工工人的军事预备队。卫生部于1925年11月20日向全国城乡各自治政府发出了636号通告，其中载有在罢工时计划采取的措施。根据这个通告，英格兰和威尔士被划分为10个大区，苏格兰亦划分为类似的区，每个大区由1名大臣任民政专员。一旦爆发总罢工，根据《紧急权力法》授予专员以特别权力。专员手下配备有分管交通、食物、邮电、煤炭等各部门的官员。专员班子的官员们在地方当局的协助下，查清和建立食品、煤炭、急需原料及产品储备，在总罢工开始后监督运输，组织燃料和食品的供应。地方上建立了运输和招募自愿人员的特别委员会。政府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人身和财产免遭暴力侵犯”，招募了特别警察，加强了警察力量。
为了对付总罢工，资本家们在1925年9月建立了所谓“供应维持组织”，以“组织愿意在宣布总罢工时自愿参加保障居民供应和其他服务工作的公民”。一些退役的陆、海军高级军官和其他官员担负了这个组织的领导，其中有前印度总督哈定勋爵和海军上将杰利科等。这个组织从有产阶级中招募自愿人员，训练火车司机、卡车驾驶员、邮务人员等，使他们在罢工开始后充当工贼。供应维持组织名义上是民间的，实际上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不列颠法西斯同盟”的前身、英国法西斯组织的头目也表示愿意在罢工时为政府效劳，充当特别警察。政府竭力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组织起来，以对付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
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制造反对总罢工的舆论，攻击矿工坚持“过份”的要求，是企图靠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来给矿工创造舒适的生活。报刊说搞罢工就是破坏良好的社会秩序，并蛊惑人心地宣称，似乎有人要推翻合法政府。
1925年底和1926年初，各大区都举行了政府全权代表和地方官员的联席会议，制定了应付罢工的运输计划。到2、3月，各项计划的细节都已制订出来，政府贮存的煤已够5个月用。公路运输的官员得到指示，要在4月27日和28日放弃一切工作，等候行动指令。等白厅一发出叫做“行动”的电报信号，对付总罢工的全套机器就将运转起来。
工人阶级也在为一次阶级大搏斗作准备。以英国共产党和少数派运动为代表的左翼，号召并动员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准备击退资产阶级的新进攻。少数派运动代表于3月20日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全体工人支持罢工，用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来击退资本家的进攻。共产党主张组织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理事会，建立工人自卫队，把工人力量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但是，共产党受到来自政府和工人运动中右翼势力两方面的打击。1925年10月14日，警察袭击了共产党在伦敦的总部，逮捕了包括中央执委会书记哈里·波立特在内的12名党的主要领导人，使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罢工前即陷于瘫痪。同月，工党代表会议通过决议，禁止共产党员以个人党员资格加入工党，工会也不得选共产党员作出席工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共产党本来只有4、5千名党员，又受到这种打击，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自然就不会太大了。
以工党和职工大会的首领拉姆齐·麦克唐纳、沃尔特·西特林、恩内斯特·贝文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采取了消极等待的态度，他们期待皇家委员会作出“公正合理”的结论，以求得妥协的解决。职工大会总领事会没有制定切实的行动计划，它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被政府认为的挑衅的行动，以免刺激政府。直至4月8日，总理事会代理书记西特林在给矿工联合会的信中还说，职工大会工业委员会虽然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但认为事态的发展“尚未到总理事会需要最后宣布其政策的阶段”。
3月10日，皇家调查委员会(又称塞缪尔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发表。报告提出的建议实质上就是答应矿主的要求。报告否定了国有化和继续实行国家补贴的必要性。报告还说，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大部分煤矿都要亏本，而减少生产成本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委员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只要看看这个委员会成员的阶级面貌就明白了。委员会主席塞缪尔曾任邮政大臣、内务大臣等要职，其他3个成员有两个是大资本家，另一个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兼《晨邮报》社论主笔。
矿工们坚决地拒绝了塞缪尔委员会的报告。4月9日举行的矿工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反对废除全国性工资合同、降低工资和增加工时。如果矿主固执到底，矿工就要举行罢工。但总理事会把塞缪尔报告看成是避免重大冲突的法宝，企图在报告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谋求妥协。
4月13日，矿主和矿工代表举行会谈，未达成协议。矿主宣布，他们将不再在全国工资率基础上进行谈判，而要在各个地区寻求单独的解决方法，除非矿工联合会让步。4月16日，矿主发出了准备关厂、封矿、实行同盟歇业的公告。
职工大会工业委员会请求首相鲍德温进行干预，请矿主和矿工再次坐下来谈判。首相答应了这个要求。4月22日，鲍德温主持了矿主和矿工联合会代表的联席会议。由于矿主实际上是要矿工无条件投降，谈判仍无结果。4月的最后一周，职工大会方面的一切谈判努力都失败了，直到4月27日，对罢工仍无准备。
同盟歇业的日期日益迫近，总理事会被迫于4月29日召开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会议， 商讨在谈判破裂时的行动计划。即使在这个时候，总理事会仍在同政府谈判。工会执委会代表会议在作出罢工决定以前，曾3次休会等候谈判结果，但4月29日和30日的谈判还是没有结果。4月30日，政府开始停发对煤矿工业的津贴，英王签署了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公告。同一天，卫生部发出699号通告，通知执行636号通告中规定的措施，根据该通告成立的紧急机构和各种工贼组织都投入了行动。报纸上出现了军队调动的消息。也在这一天，矿主宣布从午夜起实行同盟歇业，全国有2/3的矿工立即失业。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领袖们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工人们就可能自发地奋起斗争，从而失去控制。于是，执委会代表会议于5月1日晨以365万多票对4万多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采取“联合行动”的决议。决议把所属工会分为“第1线”和“第2线”：第1线包括运输、印刷、冶金、化学、建筑、电力和煤气等工业部门的工人;第2线包括机器制造和造船等部门的工人。决议让第1线工人于5月3日(星期一)首先投入罢工，第2线晚一些时候再参加。总理事会害怕承担号召罢工的直接责任，把下达罢工指示的任务，留给了各业工会理事会，因此影响了罢工的统一性，造成了各地的混乱。
执委会代表会议通过了总罢工的决议后，代表们高唱《红旗歌》走出会场。“五一”劳动节，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洋溢着团结战斗的激情。伦敦和其他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矿工捍卫生活水平的正义斗争。
虽然通过了实行总罢工的决议，总理事会仍然指望求得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并未集中全力进行罢工准备。5月1日，总理事会代理书记沃尔特·西特林写信给首相，表示愿意继续谈判。于是，总理事会背着矿工联合会，与政府重开谈判。总理事会决定在塞缪尔报告的基础上解决争端，并于5月2日召集矿工联合会执委会领导人，企图说服他们接受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的建议。矿工联合会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这一天，《每日邮报》准备发表一篇大肆攻击总罢工的社论。印刷工人们看到这篇社论的大样后非常气愤，他们通知报社当局，如不抽出这篇文章，就拒绝印报。鲍德温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召见总理事会的代表，指责《每日邮报》工人的罢工是“对宪法和国家自由的挑战”，“是对出版自由的粗暴干涉”。他威胁说，在总罢工的决议没有无条件放弃以前，政府不愿继续谈判。谈判的大门被政府堵死了，总理事会“在强加于它的战斗中，成了交战的一方”。
两个阶级的较量
5月2日夜间，白厅发出了“行动”的电报信号。同一天，“供应维持组织”声明，整个组织移交政府指挥。在此以前，民政专员及其下属已各就各位。
5月3日中午，从唐宁街10号发出正式通知，总理事会同政府的谈判结束。当天午夜，总罢工开始。5月4日，被列为第1线的各部门工人纷纷停止工作。群众的战斗热情超过了总理事会的估计。计划罢工的只有250万人，可是还在头几天，罢工人数即超过400万。一些地方的工人尚未得到关于罢工的正式通知，就自动地停止了工作。许多不属于“第1线”的工人和非工会会员也参加了罢工。英国大部分企业停产。平时喧闹的工厂、码头、车站寂静下来，火车、电车和汽车停驶，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全国经济生活一片混乱。印刷工人的罢工使全国大部分报纸停刊，在1，870种日报中，只剩下40种继续出版。报纸的运送需要经过罢工机关的许可。在爱丁堡等城市，各种报纸的停刊使统治阶级丧失了重要的舆论工具。工人举行浩大的示威游行，在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必胜的信心。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委员会决定支持罢工，坚决不当工贼。在爱丁堡，因爱丁堡大学部分学生破坏罢工斗争，该城的面包工人拒绝为他们烤制面包。
由于总理事会对罢工未作严密部署，罢工缺乏统一指挥，领导罢工的主要责任，落到了地方工会组织的肩上。在5月2日到10日之间，各地工会都成立了罢工组织，它们有的叫罢工委员会，有的叫行动委员会，在有些地方，罢工由地方工会理事会领导。这些委员会吸收了各工会执委会和地方工会的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具有广泛的权力。罢工领导机构组织了群众性的纠察队，以防止工贼的破坏。经过罢工机构批准运送食物的汽车，都贴着写有“经职工大会许可”的通行证。
总理事会对罢工的态度与普通工人截然不同。普通工人对共同事业充满了高度的热情，而总理事会的领袖们则把这次罢工看成是一场未能避免的灾难。罢工开始后两天，总委员会才建立了5个委员会，分别处理交通运输、情报、食品供应、管理指导和财务等事项。
许多地方的罢工领导机构显示了很高的工作效能。在煤炭工业的重要基地诺森伯兰—达勒姆地区，罢工的领导机构是由各地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它出版了《工人记事报》，向工人们提供有关罢工的正确消息。该报提出了“不减少一个便士的工资，不增加一分钟的工作时间，不要任何妥协”的口号，在罢工中起了积极作用。行动委员会控制了交通和供应，行使了地方政权的许多职能。纽卡斯尔地区的民政专员金斯利·伍德也不得不请求行动委员会协助。
工人纠察队与工贼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格拉斯哥、利兹、爱丁堡等大城市，罢工工人用石头砸碎工贼的汽车车窗，破坏汽车发动机，割断输油管。工贼们不得不用木板钉住车窗，用铁丝网封住引擎箱。
英国共产党在罢工过程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共产党提出了“矿山无偿国有化和工人监督”、“保守党政府辞职和建立工党政府”等主张，呼吁建立工人自卫队以对付供应维持组织和法西斯分子。共产党告诫工人不要局限于自卫，“既然战斗已经打响，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勇往直前，狠狠地打”。共产党出版了打印的《工人通报》，广泛地进行政治鼓动。
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4月16日，国际矿工联合会声明，一旦英国发生罢工，将对输往英国的煤炭实行禁运。4月17日，红色工会国际向阿姆斯特丹国际建议，组织各国工人和国际工人组织援助英国矿工。这个建议遭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拒绝。之后，红色工会国际又向英国职工大会总理事会提议，由红色工会国际倡议，召开愿意援助英国矿工的各国工会组织的国际会议，以协调和安排对矿工的援助和支持。4月30日，红色工会国际号召所属工会和各国工人采取行动，一旦英国矿主开始同盟歇业，就立即将以下口号付诸行动：“不许给英国一克煤!”
各国工人积极响应了红色工会国际的号召。苏联工人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声援英国工人兄弟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并募集了200万卢布的捐款(但遭到职工大会的拒绝)。德国汉堡的码头工人、海员对开进港口的船舶，实行严格的监督措施，阻止把煤运往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工会也表示要采取措施，阻止向英国运煤。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爱尔兰、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等国工人也以不同方式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表示支持。处在苦难中的中国工人阶级节衣缩食，为英国罢工工人募集捐款。上海工人举行群众集会，通电声援英国工人兄弟。
在总罢工的强大压力下，资产阶级营垒开始出现裂痕，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主张向工人阶级让步。纽卡斯尔市议会呼吁首相，在原有基础上结束同盟歇业。5月7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出面调停，他请求双方“以团结合作的精神，为共同的利益……”而靠拢。他建议停止总罢工和同盟歇业，把政府补助延长一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在矿主和矿工之间重开谈判。一些资产阶级集团亦支持这项建议。自由党议会党团主席劳合·乔治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支持政府在罢工尚未停止时就拒绝进行谈判，斗争就可能变成长期的，并且会给整个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大罢工期间英国政府被迫自行运粮
可是，当时以财政大臣丘吉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强硬派在政府中占了主导地位。政府动员了手中的一切力量，对罢工进行镇压。政府派海军战舰运送必需物资，派士兵到电厂、码头顶替罢工工人。军队帮助运送邮件、运输和分配汽油。5月8日，伦敦一个粮食运输队从码头向海德公园的政府粮食仓库运粮时，政府调动了20辆装甲车，大批士兵和警察押运。第2天，汽车载着钢盔的士兵和警察在伦敦街头示威，企图吓唬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政府大量扩充警察力量，特别警察的人数从罢工前的9万8千人增加到22万6千人。警察大批逮捕罢工积极分子。印刷、传播和保存用复印机印刷的罢工公报被视为非法，遭到禁止，违者处以3个星期到3个月的监禁。工人纠察队经常遭到袭击。英格兰和威尔士有3千多人以“煽动叛乱罪”和因“暴力行动”被判处徒刑。格拉斯哥有200人因“阻碍交通”而遭逮捕，有1，000人被判刑。伦敦共产党总部几乎天天遭到袭击，各地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捕。
政府控制的广播电台和报纸大肆进行反对罢工的宣传，煽动中、小资产阶级仇视罢工的情绪，涣散工人的斗志。5月5日，政府利用工贼的力量出版了《不列颠公报》，丘吉尔直接控制该报。鲍德温于5月6日在《不列颠公报》上发表的文告称：“立宪政府正受到攻击”，“总罢工是对国会的挑战，而且是通向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他号召全国人民支持政府，以维护人民的“自由和特权”。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断地进行威胁和恐吓。5月6日，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叫嚣说，这次罢工是“完全违反宪法和非法性质的……每一个劝诱和推动罢工过程的工会领导人，要拿出他财产的最后一文来赔偿破坏的损失”。5月9日，有消息说，政府要逮捕总理事会和地方罢工委员会成员，废除劳资争执法，并准备把宣布总罢工为非法的一项法律草案提交国会审查。
工人阶级勇敢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挑战。面对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对罢工的诽谤和攻击，纽卡斯尔行动委员会的通报回答说：“工人阶级还没有对宪法发起有意识的革命进攻，但如果资本家们声明，宪法禁止工人们为保卫自己的面包而进行斗争，那末宪法就需要迅速地、彻底地改写”。
可耻的背叛
罢工运动的空前规模和工人群众高涨的战斗热情，使总理事会的工会官僚们惊惶失措，来自统治阶级的镇压和恐吓更使他们非常害怕。他们唯恐运动失去控制而转入政治斗争的轨道，更谈不到站在运动前面积极领导。总理事会没有很好进行捍卫罢工的宣传，只是在政府出版了《不列颠公报》以后，才于5月5日晚出版了《英国工人报》。《工人报》受到总理事会的种种限制，仅限于消极防守，而不敢揭露政府镇压罢工的种种罪行。报纸对警察和工人的冲突闭口不谈，唯恐刺激工人情绪。《工人报》不是号召罢工者积极行动，而是要他们离开街头，呆在家里，或者举行文娱、体育活动，遵守“秩序”。加的夫罢工委员会劝告工人们：“保持微笑，不要受挑动。回到你们的园子中去，看看妻子和孩子们。如果你家没有园子，那就到郊外去。到公园和公共游乐场去。”
工党和总理事会的头目们内心是反对总罢工的。在罢工刚刚开始那天早晨，工党议会党团的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就公开扬言，他“不喜欢总罢工”。5月9日，在罢工的高潮中，总理事会成员托马斯也说：“我从不掩饰我不赞成总罢工的原则”。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在统治阶级进攻面前的怯懦心理和推卸责任的企图。《曼彻斯特卫报》对总理事会成员们的心理状态作了生动的描述：“总理事会是和革命的行动委员会完全相反的。聚集在这里的是一群萎靡不振的工会官僚，……由于害怕可能发生混乱而意志颓丧，他们经常受到各种耸人听闻的传说的影响，他们与大工业中心的联系逐渐削弱，而他们最害怕的，是自已发动起来的力量会脱离自己的控制”。罢工开始不久，工会首领们就开始与官方代表秘密接触，企图尽快结束罢工。5月7日，麦克唐纳声明：“我正在尽一切努力，保证把每一分钟都用以争取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达成协议。”
从5月8日开始，总理事会开始背着矿工联合会同赫伯特·塞缪尔爵士进行秘密谈判。塞缪尔实际上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他在罢工的关键时刻出面调停，目的在于瓦解工人斗志，加深总理事会与矿工联合会之间早己存在的裂痕，起武力镇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塞缪尔曾明确声明，他并未得到政府授权，因此不能代表政府作任何保证。总理事会急于通过谈判结束罢工，所以根本不顾及塞缪尔的地位。塞缪尔于5月11日起草了一份关于停止罢工的条件的备忘录(所谓《塞缪尔备忘录》，其中包括恢复谈判、暂时恢复政府津贴、降低工资等内容。总理事会决定接受《塞缪尔备忘录》，停止总罢工，并于5月11日召来矿工联合会的负责人赫伯特·史密斯、阿瑟·库克等，企图把总理事会的意志强加于他们。矿工代表对事先未征求他们的意见就接受《塞缪尔备忘录》一事向总理事会提出抗议，并拒绝接受总理事会的决定。后来库克说，总理事会的决定是“日复一日的怯懦的顶点”。
就在这一天，根据总理事会事先的安排，“第2线”的机器制造工人和造船工人也投入罢工，使罢工人数达到近600万人，总罢工进入最高潮，运动方兴未艾。这一天，官方广播也承认，“罢工还没有削弱的迹象”。这是一次力量的较量，也是一次意志的较量。总罢工只要坚持下去，就可能迫使政府和矿主们让步，罢工就有可能获胜。可是，第2线工人投入罢工的指示生效刚刚12个小时，5月12日午后1点，无线电广播传来了停止罢工的消息。工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被总理事会出卖了。
5月12日正午，托马斯和贝文等总理事会代表到唐宁街10号求见首相。他们通知鲍德温，总理事会已决定停止罢工。托马斯和贝文企图从首相那里得到某些保证，以便使事情“重新走上正确轨道”，使雇主让罢工工人不受阻碍地恢复工作。但鲍德温摆出一副受降者的姿态，对总理事会代表的讲话表现得很不耐烦。他以忙为借口，轻蔑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次日，《英国工人报》发表了总理事会的公告。公告说，总理事会得到保证，煤矿问题将得到解决，因此宣布结束罢工。这纯粹是一种欺骗。政府的正式公告说，政府将不强迫雇主让参加过罢工的工人复工，政府并未承担这样的义务，由于罢工使生产下降，以及由于雇主对“自愿劳工”(工贼)承担了义务，解雇罢工工人势在难免。这对总理事会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停止总罢工的决定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惶惑和愤怒。地方罢工组织纷纷向伦敦的总理事会发电报、写信，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多工会都要求对停止罢工的原因作出解释。木器工人联合会要求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停止罢工的问题。铁路工人问道：为什么在罢工明显要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要忍受失败的耻辱?许多地方的工人都拒绝复工。罢工仍在好多地方继续着。
总理事会宣布停止罢工以后，资本家趁机反攻，他们纷纷降低工资，解雇罢工工人。5月13日，铁路公司宣布，铁路工人的罢工破坏了协定，所以参加罢工的人都被解雇，他们只有在单独签订合同的基础上才能重新受雇，企图借此大幅度削减工资。为反击资本家的进攻，有些地方的罢工委员会致电总理事会，要求恢复总罢工。铁路、码头、旅客运输和印刷等行业的工人又继续罢工了好几天。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资本家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的企图，才未能完全得逞。
经过若干后卫战后，其他行业的工人们都陆续复工了，但矿工们拒绝接受屈辱性的条件，继续顽强地战斗着。他们孤军作战，处境十分艰难。资产阶级开动宣传机器，对矿工发动猛烈的进攻。6月1日，宣布延长《紧急权力法》，数以百计的矿工纠察队和罢工积极分子遭到逮捕。矿工的集会受到冲击，矿工遭到殴打。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国外援助的金钱和物资到达矿工手中。地方当局断绝了对矿工家属的救济。矿工向“三角同盟”的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工会求助，希望他们停运煤炭，但未得到响应。矿工们请求阻止转运煤炭和禁止外煤输入英国，也受到总理事会阻挠。矿工们坚持罢工近7个月，工会基金耗尽，矿工及其家属受着饥饿的煎熬，最后被迫于11月30日停止罢工。
总罢工的失败给英国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资产阶级趁机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限制工会权利。1926年7月1日，国会废除了1919年颁布的七小时工作日法，在煤矿重新恢复八小时工作日制。1927年7月，国会通过《劳资争议与工会法》。宣布总罢工为非法。凡是发展为一个行业或是工业部门以外的“图谋直接地或以使社会遭受困难的方法来强迫政府”的罢工，都在禁止之列。群众性的纠察活动受到限制。法律禁止工会用工会经费支持他们在公共团体中的代表，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邮务人员参加职工大会和工党，限制工会为工党筹集政治基金。这一反动立法极大地削弱了工人阶级在长期斗争中争得的权利。
由于总罢工的失败，工会会员和工党党员人数急剧下降。工会基金减少，工会的行会习气得以保存下来。工会右翼首领们利用总罢工和矿工罢工的失败，来证明他们的投降主义的正确性，公开号召工人同资本家合作，以消除肖条的根源和创造繁荣的条件。以帝国化学托拉斯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蒙德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家，对工会右翼首领的态度大加赞赏。1928年，以蒙德为首的垄断资本家使团通过同职工大会首领的谈判，使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方法制度化，成立了有双方代表参加的工业理事会，以调解劳资冲突，于是产生了臭名昭著的蒙德主义。
1926年大罢工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统治阶级为对付这次罢工作了长期的、周密的准备，并动用了军队、警察和整个国家机器反对工人阶级。工人方面虽然人数众多，但工会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右翼领导人手中，他们随时准备同资本家妥协，不愿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右翼领导人推行阶级投降主义政策，破坏了工会运动的团结。另外，改良主义在工人队伍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英国共产党人数少，在工人中影响不大，起不到领导核心的作用。
这次大罢工暴露了英国资本主义深刻的矛盾和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戳穿了改良主义者鼓吹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国内和平时期的神话，总罢工对统治阶级是一次沉重打击，它使资本家损失了1亿6千万个工作日。资本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难以计算。据拉姆齐·麦克唐纳估计，到1926年10月初为止，煤矿业争端和总罢工造成的损失不下5亿英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总罢工的结局，也算不上是统治阶级的胜利。
1926年总罢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人运动中左翼势力发展的结果，是两次大战之间，矿工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同资本家阶级斗争发展的顶峰。总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在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革命改造方面的潜在力量，为以后的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罢工过程中，工人群众的先进部分逐渐认清了工会官僚们的叛卖嘴脸，认识到以革命领导取代改良主义领导的重要性。在1927年1月20日举行的工会执委会特别代表会议上，许多代表对总理事会在罢工前缺乏准备，在罢工斗争中同塞缪尔进行秘密谈判，和在未从政府得到任何许诺的情况下就停止罢工等问题进行的批评，就表明了基层工会对总理事会投降主义政策的认识。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从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政府是有产阶级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当劳资冲突影响到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时，政府就会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捍卫资本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要捍卫自身的利益，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资产阶级进行顽强的斗争，方有可能取得胜利。
1926年总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① “车间代表”在战前是工会派到车间处理日常事务的代表。在大战期间,工会放弃罢工斗争,引起了普通工人的不满,工人纷纷选出自己的车间代表,来领导同资本家的斗争。1915年2月,克莱德地区的车间代表组成罢工委员会,领导了这一地区的罢工斗争。罢工结束后,这个委员会作为一个常设机构,以“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名称继续存在下来。后来全国其他地区也起而仿效,车间代表运动遂发展到全国各地。以后,各地的车间代表机构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中央机构——“全国工人委员会运动”。
① 职工大会是英国各业各地区工会的联合机构,成立于1868年。它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从1921年起,选出总理事会作为中央机构。职工大会在各地有工会理事会,协调地方工会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