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到七十年代末，殖民地印度发生了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它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先声，也是亚洲最早的资产阶级运动。
殖民统治下的双重变化
十九世纪中叶，印度已经历了整整100年的兵戎战祸，终于被英国全部征服，沦为英属印度殖民地①。
1813年，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特权，使印度市场向全部英国资产阶级开放。印度进而沦为英国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英国在产业革命中是以棉纺织工业的迅猛发展，又以印度为主要销售市场起家的。据统计，1780—1850年间，英国对外输出的棉纺织品，有1/4输往印度市场。1824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不到100万码，而在1837年超过了6，400万码，增长64倍。原来被称为棉纺织品故乡的印度，棉纺织手工业却断了生计。孟加拉省著名的手工业城市——达卡，本以棉织物发达著称，产品一向输往英国及欧洲各地，在英国机制商品象洪水般涌入的袭击下，达卡居民有的被饥困逼死，有的转向农村，有的流离失所。数十年间，人口急速下降，由15万人减少到2万人。城市被毁灭殆尽。1834—1835年间，一个印度总督说：“这样的穷乏，在商业史上，实难有其匹。棉织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
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农业的破坏，并不亚于城市手工业。繁重的贡赋压在农民肩上，1850—1851年度的农业税收是1，930万英镑，其中只拿出16万多一点用于水利等公共工程，仅占总税收的0.8%。在殖民统治的重压下，农民收入微薄，无法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生产者本身的再生产也很难维持。1825—1850年间，有过两次大饥荒，死亡者达40万。
英国殖民者为了加紧推销商品、掠夺原料，在印度加速发展铁路交通、航运和电报通讯事业等近代化设施，建立起大型商馆，以服务于新的殖民剥削。印度社会生活，全部被纳入殖民主义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从农村的小商业高利贷者到与英国商馆相联系的大批发商，有一连串的中介商人，形成一个运销系统。这些中介商人就是印度的商业买办阶层，即印度资产阶级的前身。
买办商人多数出身低级种姓。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的货栈里干活，或给公司职员的私人贸易干些杂活、体力活，会说几句混杂的英语，逐步变为帮手头头，积攒一些钱，有时还为老板垫钱应急。后来管账，于是成为暴发户，手中的货币也就转化成了商业资本。另外一些出身于高级种姓的人也变成了买办商人。如婆罗门或原为商人种姓的人，最初给英国人管账，承担短期包税、永久包税，变成了高利贷者兼地主，同时又给英国人当翻译、秘书、经纪人等。东印度公司里只要有点地位的职员都做私人买卖。每个店铺至少有一个印度人，叫巴尼安，也称为总管。
这些买办商人同种姓制度、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种姓成员间的联系，实行种姓内部借贷，以保证自己的种姓成员在商业中占优势。如1825—1850年间，印度商人在大海港城市建立了大商馆。在孟买的商馆都属于印度人吉吉拜、贝蒂特和卡马等家族。在加尔各答等地的，则属于泰戈尔和桑德雷家族。
自印度市场对英国全部开放后，英国商人纷纷而来。他们兴办了很多经销店，以筹集资金，了解商业情报等。这些经销店也需要不少买办商人。买办商人日益增多，手中货币逐步积累，参加了资金周转活动。经销店发展成股份公司，买办商人变成股东。1833年以后，这种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在孟买，商业资本最为发达，产生了银行、信贷、保险等新的机构。1834年，德瓦尔卡纳德·泰戈尔和英国人成立了联合银行和合股公司。许多公司和资金主要是印度买办商人的。不过他们的实力再雄厚，也还要依附于英国人，因为商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买办商人集团最经不起国际经济危机的打击。1847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使一些银行、信贷机构倒闭，不少公司破产。破产后的买办商人往往转移到农村搞封建地租剥削或进行高利贷盘剥。这部分人大多属于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所谓自由派地主。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印度民族工业逐步兴起，民族资产阶级也诞生了。尽管由于殖民者的控制和竞争，使大部分货币持有者转入农村，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兴办与原料出口有关的加工工业。1836年泰戈尔家族办起了缫丝厂。同年，在西孟加拉拉尼甘杰办起了小煤矿。加工工厂主要有靛兰加工厂、轧棉厂、制糖厂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加尔各答近郊有使用欧式设备和蒸汽动力的几座糖厂投入生产。其中有的属于英国人，有的属于印度人。1854年，孟买出现了第一座真正民族化的棉纺织厂;到1860年，又建成8座。这些厂全属于印度大商人。
民族资产阶级虽已产生，但人数不多。他们的工厂规模很小，对外国资本的依附性大，必须围绕出口生产，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多仰赖英国人提供。不过资产阶级一经诞生，就极力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辟道路。他们培养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既具有印度传统文化知识，又接受了近代欧式文化教育，懂得英语，不少人在殖民机构中充任下级职员、律师、教员、公务员等职务。
印度资产阶级在殖民者的卵翼下诞生和成长起来。它面临的处境是：经济上不自由，要依赖殖民主义者，处处受它的控制，发展缓慢;政治上不掌权，一切权力归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除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榨外，还受着宗教迷信，种姓制度及诸多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势力的束缚，人民沉陷在灾难、愚昧和屈辱的深渊中;古老文化已过时，新文化尚未建立，宗主国虽然带来了欧洲的近代文明，但在文明的外衣下还裹着血腥的鞭子。大批的英国基督教徒深入印度内地传教、办学、推行奴化教育、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新兴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在自身的发展中，与封建势力、殖民压迫者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们中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索、探求、实践，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思潮应运而生，并迅速形成具有崭新意义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从宗教改革入手
十九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初为印度启蒙运动的前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以宗教改革为核心，全面宣传启蒙思想，革除封建陈腐习俗。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拉姆莫汉·罗易(1774—1833年)。
罗易出生于孟加拉胡格里县一个婆罗门望族家庭。祖辈世代为官，是柴明达尔地主。罗易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稍长，又被送至巴特纳、贝拿勒斯等教育中心学习。他勤于钻研，博学多才，掌握了孟加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印地语、梵语、希伯来语、希腊语、法语、英语和拉丁语等10来种语言。罗易广泛阅读了印度传统的经典文献和西方近代哲学、经济学、文学及其他宗教典籍。15—20岁期间，他曾游历过印度次大陆各地。为寻找和研究佛经原本，到过我国西藏地区。30—40岁时，他在东印度公司属下当职员。1814年40岁时，他辞掉公职，专门从事社会活动。他高举宗教改革旗帜，向封建势力挑战，倡导社会改革和推行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的主张。
拉姆莫汉·罗易像
他强调一神教，反对多神崇拜和偶象崇拜。最初他在印籍商人和职员中团结了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称为雅利安人协会的小团体，系统地研究和宣传宗教改革问题。1821年用孟加拉文发行了第一份印度周报《明月报》。次年又用波斯文发行《镜报》。在罗易的思想影响下，各地陆续发行了20多种民族语言的报刊杂志，广泛地传播新思想和改革主张。1828年罗易创建著名的宗教改革组织梵社。社章规定，要“一视同仁地聚会各方人士”以共同讨论社会问题。罗易试图在宗教改革旗帜下团结各方面进步人士，研究和解决印度社会问题。他在一封信里表示说，为印度教徒的政治利益和社会福利打算，印度教“必须进行某种改革”。从1815到1819年间，他发表过许多有关讨论宗教问题的文章，其中的一篇叫《一神论的赏赐》。他认为，改革的基本点在于：天地间只有一个真正的神——梵，即梵天神。梵是宇宙本体，万事万物都是由梵决定的。人们只须信仰这唯一的真神，勿须崇拜多神和偶象，也勿须繁琐的礼仪。他还认为这种简而易行的一神教应该用来“促进各种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团结”。很显然，这对形成民族意识，培养共同的心理感情具有重要意义。
打破印度教的种姓隔阂制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罗易宗教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印度教徒所信奉的现行宗教不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兴趣。种姓差异使他们形成了不胜枚举的大小宗派，因而完全抹杀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同时繁文褥节和清规戒律，使他们根本不能从事任何艰巨事业。”这种批判是切中时弊的。当时，印度教徒中除了几千年前产生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以及不可接触者阶层外，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已形成了上千种亚种姓。所有这些因职业分工不同而结成的不同集团，与阶级划分交织在一起。每个集团内严守内婚制，规定贵贱有别、男尊女卑等等级和人身依附制度。违规者，由种姓法庭来实行专制惩治。种姓制实质是印度教的教规，也是中世纪宗法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束缚着人的社会活动能力，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马克思曾指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①。罗易认识到“罪恶的根源在于埋伏在印度教徒的不学无术、成见和迷信之中”。所以，他极力倡导破除种姓隔阂。这为后来进一步废除种姓制打下了舆论基础。
革除“萨蒂”，维护寡妇的生存权利，是罗易启蒙活动中最突出的贡献。他从1818年起就致力于反萨蒂斗争，当时在等级森严的种姓体制中，妇女处于各阶梯中男姓附属品的地位。妇女的生存意义全在于为男性服务。尤其在高级种姓中，自古流行着丈夫死后寡妇必须自焚殉葬的习俗，这种印度教的宗教祭礼，称萨蒂。印度沦为殖民地以后，萨蒂在某些地区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除宗教观念束缚着虔诚的信徒焚身殉夫外，狂热的教徒还用种种残忍手段去绑架寡妇焚烧，1812年罗易的长兄去世，他目睹嫂子在熊熊烈火中挣扎，妄图逃出火堆，却被宗教狂热的亲属和祭司们用竹杠压住，同时鼓乐齐鸣，淹没了她的呼喊声。这件事对罗易奋起革除萨蒂有直接影响。另据官方统计，从1815—1828年的14年间，在孟加拉管区的加尔各答、达卡，不什达巴德、巴特纳、贝拿勒斯和巴雷利等6个地区，共发生萨蒂8，237起，平均每年活活烧死588人。流行最盛的拉吉普特地区活焚者达寡妇总数的1/4，如此野蛮残忍的萨蒂，竟被愚昧无知、麻木不仁者赞颂为高尚行为。正象马克思指出的：印度“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①。罗易认为，这种以寡妇作为牺牲祭的宗教迷信活动，是印度民族的自我残杀。他沉痛地说：“杀害妇女的罪过”，给国家民族带来了“不幸”和“耻辱”，引起了“地球上所有文明国家的轻蔑和怜悯”。他大声疾呼，必须“把妇女从宗教外衣掩盖下的残酷杀害中解放出来”。
他针对社会上的陈腐论调，同反对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1818年，他发表第一篇题为《活焚寡妇习俗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对话录》文章，专就萨蒂问题同反对派进行辩论。不久，文章被印成小册子，在萨蒂流行地区广为散发。同年，罗易发起，向当局呈递了300人联名的请愿书，请求禁止萨蒂。书中列举了萨蒂的种种罪状后，指出：“有些从火中逃出的妇女，又被亲属带回去烧死。根据各国法典和所有国家的常识，请愿者认为这些行为都属于杀人。”1820年，他发表了第二篇《对话录》。罗易在文章中巧妙地用群众易于接受的传统理论，即援引印度最古老的法经为依据，驳斥守旧派的种种谬论。他第一次阐明：殉夫既不是寡妇应尽的义务，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仪式，而是明目张胆的“谋杀”。他愤怒地指出：“你们先把寡妇同她丈夫的尸体绑在一起，然后在她身上放上大量的木柴，使她动弹不得，焚尸堆引火时，又加上一层大竹杠……这纯粹是对妇女的有意谋杀。”他以敢于触犯宗教教规的大无畏精神，史无前例地把“神圣”事物宣判为犯罪行为。
1828年建立梵社后，进一步推动了反萨蒂斗争。罗易带领梵社成员经常深入群众中调查研究，到萨蒂现场去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劝阻萨蒂的举行。罗易把文章译成英语，旨在争取英国进步人士和殖民当局的支持。最初，当局害怕触犯宗教情绪，影响殖民统治的正常秩序，借口不干涉宗教信仰，对萨蒂袖手旁观。经罗易与政界、军界以及自由派人士多方协商后，终于迫使政府于1829年12月颁布了一道法令，宣布萨蒂为犯罪活动。规定凡怂恿寡妇殉夫者，均犯有杀人罪，若直接使用暴力或其他强制手段威逼寡妇殉夫者，当依法判处死刑。守旧派急起抵制，于1830年成立达摩社，公开与梵社相对抗。在其策划下， 先后两次以800人和2千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殖民当局和英国政府，逼其收回成命。为此，罗易为了使社会了解这场斗争的全局，引起公众舆论来共同反对萨蒂，他发表《关于认为活焚寡妇是宗教仪式的论点摘要》一文，从理论上做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他亲赴伦敦敦促英国议会驳回了守旧派的请愿书。这是人道主义对封建蒙昧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
罗易在辩论中，阐发了男女平等思想。他认为妇女具有“天赋的长处”，而社会从来不为妇女提供受教育和发挥才能的机会，说她们智力低下是不公正的，呼吁社会给予妇女应有的受教育权。1822年还发表《根据印度继承法略论近代对妇女继承权的侵犯》的专题论文，为妇女争取继承财产的合法权利。
废弃梵文教育制度，兴办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罗易首倡的新型教育方针。1823年，罗易写公开信反对政府建立梵文学院。信中说：“希望政府把更多的教育经费用在为印度人讲授数学、物理、化学、解剖学和其他实用科学上。”他认为梵文教育制度“只能向青年灌输对本人或社会毫无实际用途的语法细则和抽象区别”。他认为这种制度同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脱离实际，思想保守，束缚着人们解放个性，不允许人们摆脱“偏见的羁绊”，只能使受教育者保持中世纪的愚昧落后状态，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极为有害。他意识到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立身强国之本。他说欧洲国家已经把数、理、化、解剖学等实用科学“发展到如此完善的程度，以致使他们高踞于其他国家居民之上”。
罗易亲自建立新型学校，成为开创近代教育的先驱。1817年，他在雅利安人协会和加尔各答印籍商人的募捐支持下，建起了第一所大学——印度学院。在他的影响下，1828年孟买商人出资建立了艾尔芬斯顿学院。这两所学院为启蒙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学生中形成了著名的青年孟加拉派和青年孟买派，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罗易在政治上揭露殖民统治的弊端，提出了改良的要求。他一面歌颂英国统治者，说印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一个热爱自由、崇尚知识的外国开明国家的管理下获得了利益”;一面又批评殖民者的“枷锁”使印度处于不平等和受压迫的地位。他要求降低田赋和地租额，减轻农民负担;要求扩大公民权，让更多的印度人参加公职，并担任较高的职务;要求同英国人一样享有司法权，印度人有资格担任陪审员，并明确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预言和期望印度在100年后能获得自治、平等。罗易这些政治要求以及他对殖民者的又拥护又斗争的灵活态度，对整个启蒙运动和国大党成立后的改良主义路线，都有深远影响。
罗易所倡导的启蒙运动的本质内容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出发，改革宗教教义，使之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以利启迪民族意识，加强民族的团结统一;批判封建蒙昧主义，革除中世纪习俗，解放个性;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抵制种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努力发展印度民族资本主义。他的文章和著述给印度资产阶级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是启蒙教育的倡导者，也是整个启蒙运动思想理论的奠基人和社会革新的战士，被誉为印度“近代之父”，民族民主主义的先驱者。
向政治改良方向发展
三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为启蒙运动的中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民主主义精神高涨起来，运动从思想、组织到内容都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第一，继续深入革除封建陈规陋习，大力发展教育;第二，民族主义思想勃兴;第三，运动重点自发地由反封建转向揭露殖民统治的弊端，并要求改良。
1833年罗易逝世后，梵社由印度第一所商业公司的创办人德瓦尔卡纳德·泰戈尔(1794—1846年)领导。1843年开始，改由他的儿子德宾德罗纳特·泰戈尔(1817—1905年)即著名的印度诗人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的父亲接替，继续积极开展活动。这时吸收了印度学院学生中德罗齐奥领导的激进团体学园学会(即青年孟加拉派)的大多数成员加入梵社，壮大了组织。
梵社派造成了强烈的社会舆论，推动着殖民当局颁布了几个限制种姓权力的法案。1850年的《废除种姓权利法案》，承认逾越种姓鸿沟的特殊婚姻合法。1856年颁布《寡妇再嫁法案》，允许寡妇再婚。当时新旧思想的斗争相当激烈。仅孟加拉地区，就有33份请愿书反对允许寡妇再嫁，签名者有6万人之多。在印度北部，守旧分子散发告群众书，指责启蒙派跟政府一道，破坏了印度民族的风俗和宗教基础，是对印度人的凌辱。尽管这些法案颁布后的实际效果不十分理想，但毕竟对种姓法庭操纵印度教徒的特权有所限制。
除梵社派继续进行改革活动外，先进知识分子已有逐步转向社会政治斗争的趋势。这时群众性文化教育团体层出不穷，反映民族意识在逐步形成。如1835年在孟加拉成立了孟加拉语倡导协会、真理认识协会。前者除从事文化教育外，还以“消除民族灾难”为政治目的。后者出版杂志，把持有各种宗教观点的活动分子团结在协会里，其中有一位著名的活动家，叫阿克沙依·库玛尔·杜德，他注意研究印度宗教哲学思想，有无神论倾向。还有一位叫伊什瓦·钱达拉·维迪亚萨加尔，他极力反对“禁止寡妇再嫁”，主张提高妇女地位，兴办妇女教育。他的思想在孟加拉有强烈的影响。大约三十到四十年代，在孟买地区有本地人文学协会，艾尔芬斯顿学院的学生中有学生文艺科学协会，即激进的青年孟买派。社会政治组织也开始出现。1837年梵社领导人德瓦尔卡纳德·泰戈尔发起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土地占有者协会，入会者不受宗教、种姓和民族的限制，只要占有土地即可。它的宗旨是“谋求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民族团结”和“认真监督政府及其官吏的措施”。这是自由派地主的组织，宗旨过于温和，不久即衰落。1843年青年孟加拉派发起成立了英属印度孟加拉协会。该会“力求以和平和立宪手段……谋求福利，扩大正当权利，捍卫同胞利益”。
四十年代末，各地社会团体开始出现民族团结倾向。1849年发生了有名的法庭斗争。孟加拉各个群众团体一道在法庭上公开抗议殖民当局的种族歧视政策。青年孟加拉派的著名活动家罗姆·高派尔·高士(1815—1868年)发挥了罗易曾经提出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认为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容置疑的”。加尔各答的群众团体及各阶层人士还召集了群众大会，对英国传教士歧视印度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提出强烈抗议。1851年，加尔各答创建了具有统一倾向的组织——英属印度协会。1852年在孟买，艾尔芬斯顿学院的学生(主要是学生文艺科学协会成员)和青年教员一道建立了孟买协会。同年，马德拉斯本地人协会在英属印度协会的帮助下宣告成立。从此，作为英属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三大管区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都有了代表性的社会政治组织，并且相互间有了一些联系。他们相互协商，然后分别向英国国会呈递请愿书，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要求，其中主要是印度人有权参加国家管理，不仅担任一般公职，还要求参加中央和各省的立法机关。英属印度协会在请愿书中提出，印度人应当“享有一切宪法政体中公民享有的权利”。该会还要求减低国税，取消税务官吏的司法权，缩减行政经费，兴办教育事业，改革司法制度，惩治警官的贪赃枉法行为等。其他协会也有类似要求。
报刊舆论日益激进，并开始抨击殖民制度。如孟加拉进步报纸《印度爱国者报》经常刊登批评殖民当局的文章。1856年当英国吞并奥德省时，报纸载文指责这是“惊人的非正义行为”。青年孟加拉派的成员明确指正：“异族统治就是印度贫困的根源。”号召印度人不分地位、种姓和宗教，团结起来，以“消除一切灾难”。他们幻想使一切印度人同英国人平等。著名哲学家德宾德罗纳特·泰戈尔(梵社领导人和英属印度协会成员)拒绝接受殖民当局授予他荣誉勋章，并表示不愿同英国当局保持任何私人联系。进步作家继罗易之后，不断创办刊物。如从1831年起，伊绍钱达拉·古普塔发行了《仁爱报》和《仁爱杂志》。“仁爱”二字虽是沿用印度教传统的文化概念，但实际上宣传的多属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还有一些作家也开始通过报刊、作品，讽刺那些盲目模仿英国式作风的知识分子，如穆杜舒顿·多托在喜剧《这就叫做文明》中，嘲笑了那些盲目模仿“西方时髦式样”的印度人，指责他们的全部自由派派头“只不过是英国式吃、喝、穿而已”。1858—1861年间，他出版了剧本《动听的唤声》、《一瓣荷花》、《喜神之女》和诗歌《贪婪的眼睛》、《美格纳达之死》，等等。虽然这些作品中许多是用史诗和神话题材写成的，但作品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既反对盲目崇拜和歌颂殖民者，又极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束缚。
教育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接受近代教育的中小学生，1829年仅有3千人，1855年则为4万9千人，增长15倍。这些接受近代教育的学生，有的是在印度资产阶级自己创办的学校里念书，有的则是在殖民政府开办的学校里就读。不管哪一类学校，都和印度启蒙思想家们的积极倡导和斗争分不开，和印度资产阶级要求参职参政分不开。同时，殖民当局的行政机构、法院和商业企业中也必须雇用一些印籍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殖民者不得不办一点教育。1833年东印度公司章程法案里规定：每年拨10万英镑作教育经费，仅占政府全部支出的5‰。规定主要用于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下级官吏、贸易公司职员和医务人员。当然其目的是为殖民统治服务。关于这一点，一个印度总督参事会参事、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说得十分露骨，他说：“我们应当努力造就出英国人和他所管理的数百万土人之间的一个媒介阶层，他们具有印度血统和肤色，而又有英国人的趣味、观点和智能性质的阶层。”不过殖民者的罪恶目的并未完全实现。这些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在罗易开辟的近代民族教育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下，绝大部分投入了民族民主运动中。另外，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小学教育，人数竟超过了30万。殖民者试图从小学起就进行奴化教育，以控制印度人民的思想。因此，启蒙家们所举办的民族教育和启蒙宣传，在培养民族人才和与殖民者争夺人才方面，更显出了它的积极意义。
民族主义思想方兴未艾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为启蒙运动的后期。
英国殖民者一面残酷地镇压了五十年代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一面于1858年6月就宣布将东印度公司撤销，统治权全部收归英国女王手里，同时委派印度总督，并钦命为英国副王，代表女王进行直接统治，使印度更加殖民地化。经济上加紧搜刮原料，低价购买原棉、粮食、黄麻、印度兰(在化学染料没有发明以前，印度兰为最好的染料)等。仅就原棉和粮食看，源源不断地输往英国，增长幅度极大。1859年原棉为4，094，100磅，粮食为2，801，871磅，到1877年则分别达到11，746，184磅，7，988，189磅。
英国殖民者早已向印度输出资本。自五十年代起开始投资于铁路交通事业。据统计，在1857年，建有铁路288英里，14年后的1871年即为5，077英里，1881年就达到了9，891英里。英国私人资本则大量投资于印度种植农场，大量种植咖啡、茶叶等。这时期印度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印度资产阶级跟随英国到中国贩卖鸦片，同时也把大量的棉纺粗纱投入中国、伊朗、缅甸、马来亚等市场，积累了大量资金。他们于1861年在产棉区艾哈迈达巴德建立了第二个棉纺织中心(第一个在孟买)，不久塔塔财团在那格浦尔建立“女王纺织厂”，为第三个棉纺织中心。此外还发展了黄麻工业。开办黄麻工厂的既有印度人，也有英国人，有的是合资开办。随着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资产阶级同宗主国的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开始争夺市场，突出表现在关税上。英国棉织业巨头向印度事务大臣递申请书，要求印度当局降低工业品进口税，提高出口税，以限制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运动出现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运动由印度教发展到了其他教派，并更加注重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兴办教育事业;第二，运动的主流已由宗教改革过渡到了明确的政治改良要求;第三，社会政治组织愈益发展壮大，并出现统一倾向;第四，民族主义队伍里产生了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最早创立的梵社，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内部不断发生着进步与保守的斗争，在分化、改组中前进。1828年梵社创立;1866年保守派将原社改称真梵社，激进派另立印度梵社;1878年保守派将原社改称新诫梵社，激进派另立公共梵社。印度梵社领导人喀沙布·钱达拉·森(以下简称喀·钱·森，1838—1884年)，早年思想激进，颇有标新立异之勇。他发动全体人员，为革除种姓和童婚制而努力。他带头解下了作为婆罗门标志的“圣带”;允许低级种姓首陀罗进经堂念经;实行不同种姓间的通婚。早在1862年就公然举行过不同种姓的人的结婚典礼，还致力于革除童婚制。当时通行婚龄是男孩10到16岁，女孩6到10岁，甚至还有在襁褓中由妈妈抱着举行婚礼的。喀·钱·森领导印度梵社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一面向社会广泛宣传教育，一面争取当局支持。1872年促使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国民婚姻法，按照梵社派要求，法定婚龄为男18岁，女14岁。喀·钱·森还强调“教育是摆脱国内现有的一切邪恶的主要方法”。他也注意到妇女教育问题， 梵社内成立了单独的女成员团体，并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发行《妇女之友》专刊。
印度教的宗教改革组织，除孟加拉的梵社及各地方分社外，还有一些不同名目的组织。如1864年马德拉斯成立了吠陀社，后与印度梵社的地方分社合并。1867年孟买有祈祷社。它们的改革宗旨与梵社大体相同。梵社本来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后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其成员逐渐转向社会政治组织。在北印度，印度教改革家达耶南达·萨拉斯瓦蒂(1824—1833年)于1875年创建了另一个雅利安人协会。他批判封建习俗，重视社会福利和近代教育，在拉合尔创建了专门学院。政治倾向比梵社更为激进，认为“外国政府永远不能保障印度人民的福利”。公开号召人们参加反殖民斗争。后期，当梵社影响逐渐缩小的时候，雅利人协会在北印度的活动却方兴未艾。据1891年统计，全印度梵社成员不过3，050人，而该协会却达到4万人。
六、七十年代，锡克教和伊斯兰教也开始建立改革组织。虽以教派团体为名，但主要不是改革宗教，而是积极从事教育，宣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1873年锡克教徒在阿姆利则成立的什里古鲁辛格协会，一方面注意继承民族文化，用旁遮普语翻译、注释和出版锡克教的宗教文献和历史文学作品，另方面又着重在教徒中普及世俗教育，并在拉合尔成立了东方学院。除了教授近代科学知识外，旁遮普语还是必修课之一。伊斯兰教是印度人数众多的第二大教派，教徒的文化普遍较低，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极少，因而在殖民机构中担任公职的人数也微乎其微，启蒙运动也开展得较晚。1863年创建了第一个团体伊斯兰文学社。1877年建立全国伊斯兰教育协会，次年改称中央伊斯兰协会。该会发展迅速，至八十年代，有30多个分会遍布全国各地，主要活动地区是孟加拉和印度斯坦。
伊斯兰教徒中的著名启蒙家是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年)。他从20多岁起任法官，对英国殖民者持拥护态度，厌恶印度的封建落后性、保守性，反对宗教教育制度，主张普及世俗教育和近代欧式文化教育，极力倡导用乌尔都语。1864年他建立翻译协会，致力于翻译、出版工作，把大量欧洲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等书籍译成乌尔都语。这对于引进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族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1870—1876年，他又发行了《社会改革家》周报，写了不少文章，阐明其思想。1877年创办阿利加尔学院、哈里萨学院，从院长到教员，多聘请英国人担任。后来这些学院的不少毕业生成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后期运动中，社会政治活动居显著地位。在孟加拉和孟买地区，资本主义发展较快，资产阶级队伍也壮大起来，特别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人数越来越多，因而在社会思潮中出现了派系差别，有保守、温和与激进之分。自由派地主趋向保守，大资产阶级一般比较温和，中小资产阶级则多为激进力量。从活动上看，温和派代表人物起主导作用，掌握着各个组织的领导权。他们多直接与殖民当局及其他上层人物打交道，开展社会政治斗争，组织群众集会、请愿、提要求等活动。激进派代表人物多控制舆论工具，利用报刊、出版物，着重于揭露殖民统治的罪行，宣传比较激进的民族民主思想。激进思想的代表人、著名作家邦基姆·钱达拉·查特吉(1838—1894年)，写了不少的长篇历史小说，如《要塞司令的女儿》、《肝胆照人》和《欢乐的寺院》等，运用历史题材，名为反对历史上的外国侵略者，实则揭露英国人入侵后所造成的贫困景象，号召人们起来斗争。他在歌词里写着： “祖国万岁”，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精神。著名戏剧作家迪诺班杜·米特罗(1829—1873年)写的《靛兰种植场的内幕》和米尔·马什拉夫·侯赛因写的《柴明达尔的镜子》，都揭露了英国种植场主和柴明达尔地主的贪婪残暴。这些剧本的发表及其公演，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报刊也面向工农说话，支持其反封建反殖民统治的斗争。年轻的印地语杰出作家婆罗丹都·哈什钱达拉(1850—1885年)，在他主持下办了好几种报纸，有《贝拿勒斯报》、《觉醒者报》，杂志《诗人玉屑》、《哈里什钱达拉——昌德里加》等，有力地推动了启蒙思想工作的进展。他还著有长篇小说《普尔纳普腊卡什和钱达拉普拉巴》，竭力主张妇女解放。 到七十年代， 仅在孟加拉地区就有定期刊物大约80种。
社会政治组织出现了统一联合趋势。在孟加拉管区，1867年建立激进派的小团体印度会，至1875年扩大为印度联盟。但为时不久，联盟解体。1876年成立印度协会。此后，英属印度协会处于保守状态，而印度协会成为最活跃的温和派组织。在孟买管区，1867年成立浦那协会，1868年又成立了浦那辩论会。1870年创立浦那全民大会，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社会政治组织。
孟加拉管区的社会政治组织注意开展政治斗争。印度协会领导人之一阿兰·摩罕·鲍斯(1846—1906年)在加尔各答大学生中开展工作，组建了大学生联合会。另一位领导人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去学生中讲演，同时还在首府学院任教。1877—1883年间，他先后三次去印度各地开展工作，在很多地方建立了分会。印度协会曾把争取印度人担任陪审员和参加公职问题做为自己的主要任务。1877年在加尔各答召开群众大会，通过了致英国国会的备忘录，要求当局放宽参职人应考年龄、增设印度考场，给印度人参职扩大考试机会①。孟买、马德拉斯和浦那等地的组织一致支持协会的备忘录， 几乎全国一致为争取参职参政(包括参加各级立法议会)而斗争。启蒙派围绕参职、参政问题所作的斗争，实质是试图通过议会的途径来逐步掌握国家政权，实现大英帝国属下自治领的目的。
孟买管区的组织比较注重经济问题，主要是提倡国货，争取关税保护，发展民族经济。在整个孟买地区，最有影响的领袖是达达拜·瑙罗治(1825—1917年)。他是艾尔芬斯顿学院的毕业生。学生时代便从事社会活动，曾领导过学生文艺科学协会。毕业后先后任助教、数学教授，是印度人中的第一个教授，著名的印度国民经济学派的创始人。1855年，为了研究社会科学和调查印度留学生在英国的情况，他以印度最著名的卡马商业公司的代表身份常驻伦敦。1866年在伦敦建立东印度协会，就地开展工作。瑙罗治通过大量的事实，阐明英国在印度实行的是“非英国式的管理”，因此形成了他著名的“经济榨取”理论。他在《印度的贫困与非英国式的管理》一书中，呼吁英国资产阶级，“如果对印度进行真正的英国式的管理，以代替现在的非英国式的管理，那末无论是英国或印度，都将繁荣昌盛起来。”所谓“真正的英国式的管理”就是要实行关税保护、限制殖民贡赋，保护印度经济的发展。他幻想得到英国议会中自由派的支持，改变殖民统治的性质，使印度成为英国模式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
1868年11月，《马哈拉斯特之友》报发表文章，号召国内各地区成立股份公司，兴办纺织工厂，强调不要依赖外国商品。1872—1873年，在浦那全民大会领导人腊纳德和卓施的领导下，浦那地区兴起提倡国货运动。1876年在艾哈迈达巴德成立了提倡国货委员会，其理论依据正是瑙罗治的经济学说，这也是后来国大党政纲中的一项重要经济纲领。孟加拉地区虽重于政治斗争，但是激进派活动家博隆纳特·钱达拉的经济思想于七十年代初就明确表示出来。他说：“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民族的学校和学院、民族的报刊、民族银行和商会、自己的大小工厂、市场、农场和造船厂等等。”1874年他还在著作里号召抵制英国货。
印度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平衡，因而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也有早有晚，形式各异。从地区看，孟加拉最早，孟买、马德拉斯次之。但孟买发展迅速，后来居上。旁遮普、西北诸省最晚。从教派看， 印度教改革最早， 梵社是运动的先头部队和中坚力量，锡克教、伊斯兰教则迟至后期才开始。从内容看，是一股思潮两种形式，一以宗教改革为旗帜，矛头主要针对封建势力，一以社会政治团体出现，矛头针对殖民统治，侧重政治、经济方面的改良要求。前者逐步向后者发展， 影响相对缩小。从阶级队伍看，早期启蒙组织中，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占优势，五十年代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逐步成为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后期，整个民族主义队伍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温和派，保守派影响相对缩小，而激进派力量虽然增大，却始终没有建立单独的组织，只是在温和派控制的组织中掌握制造舆论的主动权。八十年代初开始，印度资产阶级已经酝酿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政党，使启蒙运动正式步入了民族民主运动新阶段。1885年印度国大党的诞生就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
印度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先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它为发展印度资本主义扫除了某些障碍，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唤起了民族觉醒，使人民初步有了“民族”、“祖国”等爱国主义观念;造就了一大批即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又有民族觉悟和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为后来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的宝贵遗产和作了组织上的必要准备。当然，运动还局限在地主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组织的上层人物中，活动面比较狭窄，启蒙思想家还不懂得人民群众的力量，尚未对农民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在反封建斗争中，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束缚，使资产阶级思想难以系统地、正面地阐发。尽管如此，启蒙运动好比阳光雨露，伴随着和煦的春风，滋润着沉睡的印度大地徐徐复苏!
① 参见《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一分册《英国对印度的征服》一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0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
① 原指定在伦敦考试,1866年规定报考年龄不得超过21岁,1876年放宽到2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