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事件”是印度尼西亚现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一个自称“九·三○运动”的组织逮捕并处决了6名陆军高级将领，宣布成立以总统府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10月1日凌晨，苏哈托指挥的陆军战略后备队采取反击行动，镇压了“九·三○运动”。此后，逐步建立起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政权。参与“九·三○事件”的陆军官兵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和屠杀。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印度尼西亚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派政治势力的又一次大较量。
各派政治力量矛盾的激化
1945年八月革命后，印度尼西亚人民挣脱了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赢得民族独立。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印尼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者。然而，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仍然是很弱的。在1957年接管外国企业之前，民族私人资本只占国内资本的10%，外国资本占76%。因此，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软弱和动摇的。一方面，它主张民族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害怕无声阶级力量的壮大，反对发动工农群众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作斗争。
早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极力要夺取革命成果。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马斯友美党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于1949年8月宣布成立所谓伊斯兰教军和伊斯兰教国。它的领导人卡托苏维约自封为“伊斯兰教国元首”，在西爪哇等地进行武装叛乱，声称要向一切异教徒发动“圣战”。1956—1957年间，苏门答腊反动军人集团相继建立称为雄牛委员会、象委员会和神鹰委员会等武装叛乱组织。接着，苏拉威西反动军人集团接管地方政权。发表所谓“全面斗争约章”，宣布脱离中央政府。这一叛乱组织称为“全面斗争约章集团”。1958年2月10日，苏门答腊叛乱集团向中央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5天内从政府中清除共产党人。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在2月15日宣布成立所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以马斯友美党人沙弗鲁丁为“总理”。这些叛乱陆续肃清后，苏加诺总统于1960年8月宣布同叛乱活动有密切关系的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为非法政党，同时封闭了它们的机关报《永恒报》和《指南针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退让的政策日益不满。1948年9月，在帝国主义阴谋扼杀印尼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在苿莉芬被迫拿起武器自卫。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以及印尼共产党在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①50年代以后，印尼共产党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和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积蓄了力量。它在1955年9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国内第四大党。在两年后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最多的票数，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人担任了爪哇的泗水、 三宝垄和梭 罗市市长。
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茉莉芬事件”中对共产党的镇压行动，以及在平定地方武装叛乱中取缔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决策，都反映了它的两面性。苏加诺总统企图在共产党人和右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实现乎衡，使自己处于制约各派政治力量的地位。这种平衡是极不稳固的。在这一系列对内和对外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迅速崛起，这就是陆军集团。
印度尼西亚陆军的前身是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治安部队，它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抗日和独立战争时期的游击队，他们大都是进步青年学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军事训练，后来大部分编入蒂博尼哥罗师，另一部分是战前荷印殖民军队和日本占领时期的“乡土防卫队”和“兵补”①的下级官兵，他们是印度尼西亚陆军军官的主要来源，主力部队是西利旺仪师。②“茉莉芬事件”后，蒂博尼哥罗师中的共产党人大批被杀害，这个师的力量遭到削弱。另一方面，以西利旺仪师为主力的陆军部队在反荷斗争、镇压地方叛乱和收复西伊里安战争中不断扩大实力，成为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1957—1958年印尼政府接管荷兰的大种植园、大银行和大企业时，陆军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后，由陆军委派高级军官负责经营管理，其中约有450名军官分别担任国营企业和种植园的经理、副经理等职。印尼最大的国营企业即国民石油公司于1957年成立后，公司经理一直由陆军高级军官担任。1964—1965年印尼政府接管了英国和美国的企业，也由陆军高级军官控制。许多军官从事私人商业活动，利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种种特权，损公肥私，贪污受贿，成为一批暴发户和新贵族。这些企业已成为官僚资本。苏加诺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在实际上徒有虚名。
苏加诺总统为缓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1957年2月提出改组政府的“苏加诺方案”。其主要内容是由代表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种思潮的人物组成互助合作内阁和民族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纳萨贡政府①。苏加诺认为，西方民主不符合印尼国情，应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即加强总统的权力。这个方案反映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需要，即一方面企图通过总统的无限权力来打击帝国主义和右派势力，反对它们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方面也以这一权力控制印尼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苏加诺拟议的互助合作内阁由于马斯友美党的反对，没有组成。在这同时，哈达副总统因主张反共而与苏加诺发生分歧，并于1956年底辞去副总统职务。
1957年4月，印尼组成以民族党为核心的朱安达内阁，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被排斥在外。这两个右翼政党同陆军中的反共将领结成同盟，成为军队掌管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合伙者。1959年，苏加诺下令恢复1945年宪法，根据该宪法改组政府，成立工作内阁，由他兼任总理。内阁成员由总统委任，作为总统的助手，不代表政党。同时，还成立两个新机构，即最高咨询委员会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1959年8月17日，苏加诺总统在国庆演说中发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言》(又称《政治宣言》)，提出建立“全民的政权”，实现“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1960年11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作出决议，宣布政治宣言为“国家方针大纲”，成立以苏加诺为主席的“民族阵线”。1963年3日，苏加诺总统发表《经济宣言》，要求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发展国营经济，自力更生，建设公正繁荣的社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工人阶级中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斗争。到1965年，印尼共产党拥有350多万党员，它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拥有2700多万名成员。1965年1月，印尼共产党提出建立第五种军事力量，即在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之外，建立一支民兵武装。共产党人在空军官兵中较有影响，加上空军领导人对陆军势力的迅速扩张深为不满，印尼共产党的这一要求获得空军部分领导人的支持。陆军当局担心建立民兵将使印尼共产党掌握合法的武装力量，激烈反对。在两大政治势力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苏加诺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他一力面要派高级军官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要职(如在工作内阁中有1/3阁员是高级军官，1960年有5名省长是现役军人)，一方面又任命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为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鲁克曼为国会副议长，约多为内阁国务部长，①允许共产党发展组织。苏加诺把原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提升为国防部长，任命陆军实力派人物雅尼为陆军司令，企图以此牵制纳苏蒂安。1963年5月1日，印尼收复西伊里安，苏加诺宣布废除1957年开展解放西伊里安运动后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令”，取消了陆军根据该法令拥有的“维护安全”的无限权力。苏加诺企图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自己手里。
印尼共产党处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壮大了队伍，也滋长了对苏加诺的幻想，提出“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方案”等口号;企图依靠苏加诺的支持，通过改变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平掌握政权。1965年5月23—26日，印尼共产党举行庆祝成立45周年群众大会和游行等盛大活动。苏加诺总统应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赞扬印尼共产党“始终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党”。艾地则在印尼共产党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决心遵照加诺兄的讲话去发展印尼共产党”。
在各派政治力量反复较量的同时，国内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1963年，苏加诺反对成立马来西亚，它采取“对抗政策”。1965年1月，马来西亚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苏加诺宣布印尼退出联合国。这使印尼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印尼因西方国家中止对它的经济援助，财政赤字增大。工业开工不足，农业连年歉收，物价急剧上涨。到1965年，通货膨胀率达500%，其中大米价格上涨9倍，国家财政赤字相当于收入的3倍。人民的不满情绪日趋增长。
作为“纳萨贡”象征的苏加诺长期患肾脏病。1965年8月3日，他在公众场合突然晕倒。尽管到8月17日，苏加诺仍象往年一样发表激昂慷慨的国庆演说，但是总统的病情使各个政治集团都在考虑他一旦逝世后的形势，以及必须采取的对策。印尼共产党坚持立即建立第五军事力量的主张，并加紧在空军的哈利姆基地训练工人武装，到9月底已有2000人受过训练。陆军和海军当局则坚决反对建立第五军事力量。雅尼和纳苏蒂安声称，如果武装平民，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武装，而不只是武装工人农民;武装民兵必须受陆军管辖。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苏加诺总统这时已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
“九·三○事件”的爆发和经过
陆军政治地位的上升，使它内部产生了新的矛盾。陆军高级将领在雅加达过着灯红酒绿的豪华生活，广大下级官兵却因薪饷不足和物价飞涨，甚至养不起妻子儿女。特别是来自小市镇和农村的士兵，对高级将领的奢侈生活极为不满，认为这些将领“玷污了军队的声誉”，“忘掉了他们的部下”。总统府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就是这些不满现状的中下级军官之一。翁东曾被派往西伊里安作战。那里的环境艰苦，士兵的伤亡率很高。停火以后，幸存的部队在西伊里安留驻6个月以上。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这些部队甚至没有固定的薪饷和后勤供应，而且处境很不安全。这说明为什么参加西伊里安战役的某些高级军官后来也加入了翁东集团。
翁东等人在军队内部建立了秘密组织，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清除军队中依仗权势、贪污腐化的高级军官。这一主张得到印尼共产党的支持。它于1964年11月成立以夏姆和波诺①两人为首的秘密的特别局，具体负责同翁东等人的联系。1965年9月初，总统府获知陆军高级将领成立一个称为“将领委员会”的秘密组织，准备在10月5日举行庆祝活动时发动政变，推翻“纳萨贡”政府。苏加诺责问纳苏蒂安和雅尼等陆军领导人。纳苏蒂安和雅尼否认此事。翁东等人决定对陆军领导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9月29日，他们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次日上午，又在哈利姆基地集会，作了战斗部署，决定10月1日凌晨4时由阿里夫中尉率领一个分队的士兵逮捕纳苏蒂安等7名高级将领。
9月30日晚10时，阿里夫中尉的分队作好一切准备，10月1日凌晨3时按计划包围7名将领的住宅，开始进行逮捕。在士兵冲入纳苏蒂安住宅院内时，纳苏蒂安闻声从边门逃出，越过围墙跳入相邻的伊拉克驻印尼大使馆院内，后来被他的部下救出。他的女儿被枪击身亡。陆军总部将领班查伊丹和哈尔约诺两人因拒捕当场被击毙。雅尼、苏普拉普多、巴尔曼和苏托约(后3人均为陆军总部将领)等人被捕后，在雅加达郊区称作鳄鱼洞的地方被处决。参加这一行动的其他分队分别占领雅加达的广播电台，中央邮电局和独立广场等地。
10月1日早晨，雅加达市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意外地没有听到新闻广播。到7时15分，电台广播一项公告说，由于“在首都雅加达的军队内部的军事行动，并在武装力量其他部队的帮助下”，一个称为“九·三○运动”的组织已逮捕一批属于“自称的将领委员会”的高级军官，夺取首都的重要设施，并将总统和其他重要领导人置于其保护下。公告指出，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阻止将领委员会策划在10月5日发动并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公告还说，继雅加达的行动之后，将在全国出现“反对将领委员会的代理人和同情者的行动”，并预示将成立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以确保政府的政策。当天下午2时5分，雅加达电台广播了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委员会由45人组成，翁东中校任主席，苏巴尔佐陆军准将、赫鲁·阿特莫佐空军上校、苏纳尔迪海军中校和警察助理高级专员安瓦斯任副主席，委员中有23名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军官，其中包括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中将和海军司令马尔塔迪纳塔中将、雅加达军分区司令乌马尔·哈迪库苏马少将，以及内阁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莱梅纳。委员中有5名共产党员，没有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革命委员会将取代内阁执政。同时，组成以翁东为首的中央指挥部。
但是，形势在瞬息之间发生根本的变化。清晨，没有被“九·三○运动”列入逮捕名单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将军得知发生的政变后，立即驱车到独立广场东街的司令部去。由于纳苏蒂安在越墙时脚部受伤而住院治疗，苏哈托决定在当天立即采取行动。他命令所属部队包围独立广场，迫使驻守在那里的两营政变部队投降。下午，在万隆的西利旺仪师的机械化部队奉命调到雅加达。6时30分，苏哈托的部队收复广播电台和中央邮电局。这时，政变集团只剩下哈利姆空军基地这个阵地。政变的中央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苏加诺总统在10月1日早晨获悉政变已经发生。他准备象往常一样乘车前往总统府。但是，他在途中考虑到总统府和他的住宅都不安全，便同意警卫人员的劝告，改往哈利姆空军基地。在基地的奥马尔·达尼中将和苏巴尔佐准将立即向他报告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当时，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也在哈利姆基地。关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产党在“九·三。事件”发生前同这一事件的关系，缺乏可靠的材料，至今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苏加诺在“九·三○事件”发生后，对政变集团抱同情态度。他始终没有公开谴责“九·三○事件”。但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这一行动。
纳苏蒂安的逃脱和苏哈托迅速控制雅加达局势，对苏加诺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宁愿静观事态的发展，准备在情况有利时由他来收拾局面，重建他的领导权威。10月1日下午，当政变已显然失败，局势逐渐明朗化的时候，奥马尔·达尼和艾地决定飞往中爪哇建立第二条战线，并希望苏加诺同行。苏加诺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匆忙任命普拉诺托为代理陆军司令，同时委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负责恢复治安与秩序。在达尼和艾地离开后，苏加诺总统也在当晚10时离开哈利姆基地回到茂物行宫。就在这天夜里，苏哈托下令陆军伞兵突击团和装甲部队进攻哈利姆基地。在不可能继续抵抗的情况下，翁东、夏姆、苏巴尔佐等政变领导人在深夜离开了基地。10月2日清晨6时左右，苏哈托的部队攻占了哈利姆基地。“九·三○事件”至此宣告结束。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人民群众毫无思想准备，全国除中爪哇以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10月1日，日惹和梭罗驻军中的部分官兵占领这两个城市的广播电台，在当晚广播了拥护翁东集团的声明。三宝垄驻军中的部分官兵夺取中爪哇师团的指挥权，建立中爪哇革命委员会，一度控制了三宝垄。但到第二天，当得知翁东等人在雅加达发动的政变已经失败，他们的队伍很快就瓦解了。10月2日，日惹和梭罗出现了支持翁东政变的游行队伍和标语，没有发生新的战斗。同一天，印尼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刊载了“九·三○运动”的新闻公报，发表社论谴责将领委员会，表示同情和支持翁东发动的政变。
10月2日起，陆军展开了一系列反击行动。苏哈托控制了陆军的指挥权，他根本不理睬苏加诺总统新任命的代理陆军司令普拉诺托。一些政党和团体在陆军的支持下成立了“粉碎反革命‘九·三。运动’统筹团体”，要求取缔“九·三○运动”和印尼共产党。10月5日，陆军为被政变集团在鳄鱼洞杀死的将领举行隆重的葬礼，苏加诺总统没有出席。这件事加深了陆军将领对苏加诺总统的不满。同一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表一项声明，认为“九·三○事件”是“军队内部的事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未卷入”，一些共产党人是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列入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的。10月6日，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鲁克曼和约多，照常出席苏加诺总统在“九·三○事件”发生后在茂物第一次召开的内阁会议。苏加诺在谈到“九·三○事件”时，谴责政变分子杀死陆军将领，同时主张和解。他说：“革命委员会将由他们自行解散。”然而，苏加诺的平衡政策已经失灵。陆军断然拒绝了苏加诺的和解建议。
10月8日，在陆军当局鼓动与支持下，雅加达的青年学生组织焚毁了印尼共产党总部。10月14日，苏加诺总统任命苏哈托为陆军司令。10月17日，陆军派遣攻打哈利姆基地的伞兵突击团去中爪哇镇压政变的残余力量。政变主要领导人翁东、苏巴尔佐、夏姆等人在逃亡中先后被捕获，并被判处死刑。1965年11月22日，艾地在中爪哇三宝垄附近的小镇中被捕，并被就地枪杀。鲁克曼和约多也遭到杀害。奥马尔·达尼受到苏加诺的短暂保护，他被撤消空军司令的职务，改任航空部长，在国外住了半年。但是，他在1966年4月回国后，立即被陆军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未执行)。这一期间，陆军在全国各地大批逮捕和屠杀参与“九·三○事件”的嫌疑分子和共产党人。苏加诺总统仍继续宣传他的纳萨贡原则。他在1966年2月21日改组内阁，企图挽回局势，形势却一天天变得对他不利。
1966年3月11日，在苏加诺总统召开内阁会议时，陆军包围了国家宫，对苏加诺施加压力。苏加诺不得不停止会议，他在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第三副总理萨勒陪同下，乘直升飞机前往茂物行官。下午，苏哈托派遣的代表团来到茂物，提出要在全国创造一个平静和稳定的气氛，就必须将总统的部分权力交给苏哈托。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判，苏加诺总统终于屈服，签署了“移交行政权力给苏哈托将军的命令(通称“3月11日命令”)。第二天，苏哈托以总统名义颁布他的第一项法令：在全国取缔印尼共产党及其属下的群众团体。3月15日，苏加诺返回雅加达，他拒绝苏哈托提出改组内阁的要求。3月18日，苏哈托下令逮捕包括苏班德里约和萨勒在内的15名内阁成员，同时任命了一批临时统筹部长和部长。
6月20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开幕，批准了“3月11日命令”，要求苏加诺任命苏哈托组成新内阁。会议撤消了1963年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关于任命苏加诺为终身总统的决定。1966年下半年，雅加达等地学生和青年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苏加诺交出政权，同时攻击中国政府，掀起反华排华浪潮。1967年2月20日，苏加诺宣布，为了迅速结束政治冲突，愿意将权力交给苏哈托。3月12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撤消了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在普选前禁止他进行政治活动，同时选举苏哈托为代总统，1967年10月，苏哈托政府宣布中断同我国的外交关系。1968年3月21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定正式任命苏哈托为总统。1970年6月，苏加诺在雅加达的住宅中病逝。
“九·三○事件”后的一系列权力斗争终于告一段落。这一事件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引起的巨大震荡，至今尚未完全平息。根据苏加诺在事后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陆军当局对印尼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下，有8.7万人遭到屠杀。这显然是缩小了数字。根据美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估计，被杀人数为25万。而一般的估计是大约50万人遭屠杀，约30万人被投入监狱。包括苏班德里约等在内的政治犯至今未获释放。约有10万名同“九·三○事件”有牵连的政治犯仍在监禁中。
对“九·三○事件”的评论
“九·三○事件”发生以来，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及其性质，一直是研究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的学者们所关心和争议的问题。1970年以前，印度尼西亚军事法庭曾陆续审讯了翁东中校、苏巴尔佐准将、奥马尔·达尼中将，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以及印尼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约诺、苏迪斯曼和特别局负责人夏姆等人，并公布了部分证词。这些审讯企图证明“九·三○事件”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用武力推翻国家政权的阴谋，因此印尼共产党犯了叛国罪。苏加诺总统则由于鼓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活动，在他们犯了叛国罪之后仍力图掩护他们而丧失了领导国家的权力。由于被指控的主要当事人艾地、鲁克曼、约多等人已事先被处死，许多事实无从对证，而受审讯者的供词和证词也没有完全公布，以致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至今仍然不够了解。特别是一些关键问题，审讯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此外，这些审讯是在政治形势动乱、司法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被告和证人在预审中受到威胁，甚至遭到严刑拷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的材料不足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而已公布的审讯记录本身也有不少破绽和自相矛盾之处。因此，许多学者对印尼陆军当局公布的结论抱怀疑或否定的态度。
美国研究印尼现代史著名学者贝尼迪克·安德逊和卢特·麦克维在《印度尼西亚1965年10月1日政变初析》一书中认为，印尼共产党在和平环境中获得迅速发展，没有必要进行武装政变的冒险行动。苏加诺总统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更不会轻易将赌注完全押在印尼共产党身上。如果说，印尼共产党是“九·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那么在事件发生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除艾地以外都不在雅加达，在事件发生后，印尼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反应也只是被动的仓促抵抗，这些都是不合情理的。至于夏姆在供词中声称“九·三○运动”的宣言是根据艾地的指示写成的说法，无论从这一文件的政治内容、使用的术语或文字风格来看，一般学者都认为不可信。
尽管历史学家们对“九○三○事件”的详情还可能提出各种疑问和进行激烈争论，但是一致认为。印尼共产党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受害者。以九·三○事件”前，印尼共产党在和平环境中的迅速发展和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它产生了利用纳萨贡原则来和平接管政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时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注意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群众活动，却忽视在群众中进行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党在农村的工作依然十分薄弱。“九·三○事件”发生前夕，在苏加诺总统健康恶化和获悉陆军将领委员会的意图后，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轻率地支持了翁东等人的军事冒险行动。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1966年9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党在“九·三○事件”前后的错误作了初步总结。声明指出：“‘九·三○运动’发生和失败之后，印尼共产党和印尼人民革命运动遭到了一场灾难，损失惨重。这就揭开了相当长时期以来掩盖着印尼共产党的严重弱点的帷幕。印尼共产党的领导搞了冒险主义，没有重视组织规定，轻率地把自己牵连到没有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和坚定信心作基础的‘九·三○运动’里去。因而使党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九·三○运动’失败以后，党的领导反过来又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党和革命运动的命运寄托在苏加诺总统的决策上。这是印尼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严重弱点和错误的顶点”。①
澳大利亚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学者雷克斯·莫蒂默在《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一书中，对“九·三○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的性质曾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九·三○事件”是陆军内部下层官兵对高级将领不满所引起的一次冒险行动，而不是印尼共产党蓄意策划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武装政变。印尼共产党出于对陆军高级将领同样的不满，对“九·三○运动”显然抱有同情，因而卷入了这场斗争。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印尼共产党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遭到了陆军的残酷镇压，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政变失败后，印尼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0月2日还发表社论和文章，表示支持翁东集团的行动，很可能是在失去同中央联系的情况下，由下级干部匆忙作出的反应。 否则，那只能是印尼共产党的愚蠢行动。但是不管怎样，“九·三○事件”在客观上产生的深远影响说明它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它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社会各阶级间的深刻矛盾和激烈斗争。莫蒂默上述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也有些人认为，“九·三○事件”完全是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它是陆军某些集团策划利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消灭陆军内部的异己力量，又以所谓叛乱罪来镇压印尼共产党的一箭双雕的计谋。
①参阅本书现代部分第三分册:《印度尼西亚八月革命》。① 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侵略者由于战线过长,兵源不足,不得不在1943年征召印度尼西亚青年建立“乡土防卫队”和“兵补”两支部队。前者由印度尼西亚人任指挥官,负责驻守本地;后者则由日本军官指挥,随日军调动。② 西利旺仪师,过去有译为西利万吉师。按印尼文“Siliwangi”应译为西利旺仪。① 纳萨贡(Nasakom)是印度尼西亚文的民族主义者(Naslenali s) 、宗教界(Agama)和共产党人(Komunls)的缩写词。① 艾地是印尼共产党主席,鲁克曼是印尼共产党第一副主席,约多是第二副主席。① 夏姆和波诺都是化名。夏姆原名卡马鲁萨曼·本·艾哈迈德·穆拜达,波诺原名马尔苏迪佐约。① 《建设马克恩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革命》(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自我批评,1966年9月),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五篇重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