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12月，印度资产阶级政党印度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党)成立。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内反英运动的高涨，国大党内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在二十世纪初提出了抵制英货、自产、自治、民族教育的行动纲领，并参加和推动了1905—190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国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标志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国大党的成立
1757年，印度在普拉西战役被英军打败，失去了孟加拉省，逐步沧为英国的殖民地。1849年英国征服旁遮普后，印度几乎全部沦为英国殖民地。随着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加强，印度的传统经济日益破产，逐渐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英国殖民当局通过各种立法，使印度成为英国生产棉花、黄麻、茶叶、靛蓝和鸦片的基地;同时通过修改关税政策，为英国商品大量流入印度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后期的30年间，英国商品输入印度增加了3倍。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已开始向印度输出资本。英国资本主要投资于铁路和商港、电报、航运、水利设备、煤矿、种植园、黄麻厂、纺织厂等。1860年印度铁路线为1，300公里，1870年为7，700公里，1896年为39，800多公里，1900年增为43，100公里。1893—1907年间，英国私人资本对印度的投资增加了23%，英国在印度的银行资本增加了95%。
印度资本主义是在殖民地化过程中产生的。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印度民族资本开始发展。1854年第一家印度人创办的棉纺厂投产，到1880年印度人开办的棉纺厂已发展到156家，雇佣工人4万4千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绍拉普尔有6千多台织机投产，马姆冈也拥有织机2，240台。到1895年，印度资本家在孟买已拥有70个纺织厂。1900年全印度共有纺织厂193家，拥有495万支纱锭，4万台纺织机，雇佣16万1千工人，这些纺织企业大多数属于印度资本家。在数百家棉、麻、甘蔗和油料加工企业中，工厂主一般均为印度人。此外，在棉毛纺织厂、榨油厂、碾米厂、制糖厂，以及茶、咖啡和靛蓝种植园等，十九世纪末印度资本已占全部资本的1/4。印度最大的财团塔塔财团，到十九世纪末，已发展成拥有巨额资产的大资本集团。当时印度事务大臣哈密尔顿称塔塔为百万富翁，说“他在通常年景，一年能捞取几百万”。
印度资产阶级的前身大部分是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地主和封建王公，只有一小部分是小商人和手工工场主。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设法利用印度的买办商人为其倾销商品和掠取廉价原料服务，另一方面又竭力阻挠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早在1860年，英国的工业巨头们就要求对印度工厂棉织品征收消费税，其税率与输入印度的英国棉织品的关税相等。1882年，英国殖民政府取消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一切进口税。在1894年恢复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同时，又对印度工厂的棉织品征课同关税相等的消费税。英国殖民政府还通过抬高印度各地区之间的运价，阻碍国内货物流通等办法，限制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技术、财政和组织方面，印度资本无力与英国资本竞争，而印度工厂企业的机器设备又都依赖从英国进口。英国殖民当局利用印度民族工业的依赖性，阻挠其发展机器制造业、冶金业、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并且阻挠印度技术教育的发展。印度资产阶级既依附于英国，又与英国存在矛盾，因而具有两面性。
英国的殖民掠夺给印度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到1871年，英国从印度至少掠取500多亿英镑的财富，而且继续以每年掠取1，200万英镑的巨额财富递增。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印度居民的年人均收入仅为40先令。英国的残酷剥削，导致印度经济破产、饥荒频繁、民不聊生。仅1876—1878年、1880—1892年和1897—1900年三次大饥荒，便夺去约1，500万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英国人口的一半。英国罪恶的殖民统治，激起印度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继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孟加拉、马哈拉施特拉、马德拉斯和安得拉等省又先后爆发农民起义，锡克教的分支楠达利派在旁遮普也举起了反英的义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不断发展。
随着印度资本主义和民族运动的发展，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印度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组织纷纷出现。最早的民族主义组织是1851年在加尔各答成立的“英属印度协会”。其领导人是拉琼德拉拉尔·密特拉和拉姆戈帕尔·高士。协会成员大多是地主。协会在1852年向英国国会递交请愿书，提出了放宽税收，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鼓励生产印度本国产品，以及允许印度人担任高级行政机构职务等反映印度民族情绪的政治经济要求。1852年在孟买成立了“孟买管区协会”，领导人是费罗兹沙·梅塔和卡希纳特·特里姆白克·帕兰。1866年，达达拜·瑙罗吉在伦敦创立“东印度协会”。瑙罗吉是印度巴罗达土邦首相、数学教授、企业家，后来成为国大党创建人之一，被称为“国大党之父”。他成立该协会的目的是唤起英国舆论注意印度问题。他在向协会提出的一篇报告中，用大量史实描绘了英国殖民剥削给印度造成的贫困景象，提出了著名的印度“财富外流论”。按照这一理论，印度之所以贫困，是由于支付英国种种超额的军事、民政开支和殖民当局沉重的税收。只有实行经济改革，制止财富外流，印度的经济状况才能有所改善。这一理论后来成为早期国大党经济纲领的理论基础。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成立的早期民族主义组织主要有马哈拉施特拉的“浦那全民大会”，该组织成立于1870年，领导人是马哈迪夫·戈文德·罗纳德。还有在1875年成立的孟加拉的“印度协会”，其领导人是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该协会宣称：效忠英国和鼓动成立立宪政府是其两大准则。协会以联络各地民族主义组织为己任，班纳吉曾多次到北印度各大城市访问，同当地民族主义组织建立联系，并在那里设立分会。该协会还就提高参加英印文官考试者的年龄标准和要求在印度举行文官考试等发起了全国性支持运动。此外，1884年在马德拉斯还成立了“马德拉斯绅士会”，其领导人是苏布拉马尼亚·阿耶尔和阿南达·查鲁。1884年在德干成立了“德干教育协会”，其领导人是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
这些民族主义组织都迫切要求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1883年12月，印度协会邀请各地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在加尔各答举行了第一次国民会议，并计划于1885年1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第二次国民会议。①1884年12月，在马德拉斯，17名前来参加神智学社年会的各地民族主义组织代表，在年会结束后，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全印组织，名为“印度全国联盟”，并决定1885年举行成立大会。
英国殖民者面对日益兴起的人民革命斗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采取了镇压和怀柔相结合的两手策略。他们用军队和大炮镇压了1857—1859年的起义和以后的多次起义。他们颁布了武器法，禁止印度人拥有武器;颁布了本地出版法，剥夺了印度人以本国语言出版报纸的自由。在镇压的同时，他们也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后来取消了成为众矢之的的出版法，通过了关于扩大印度人参加地方自治机构的决定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手，则是策划成立一个效忠英国的全国性的民族组织，企图把民族运动纳入他们所规定的范围。这个任务是由英国殖民官吏休谟来完成的。
休谟曾在印度任兼管县行政与司法的长官和英属印度中央政府的秘书。七十年代末，他在研究了大量印度各省秘密警察的报告后，得出结论：我们“确实是处于一个最可怕的革命的极度危险之中”。休谟尤其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同人民运动相结合的远景感到不安，认为“‘受教育阶级’的代表人物……领导了人民运动，将给运动指明明确的方向，使之成为民族起义”。1882年休谟退休后，从事于组织全印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他企图通过建立政党，把民族主义者拉到殖民当局一边，把斗争引到不损害英国殖民当局根本利益的轨道上去。1883年3月，他在给加尔各答大学毕业生的公开信中，拟定了成立全印民族主义组织的计划。1884年印度全国联盟成立后，他又拜会印度总督达富林，非正式地取得了组织全国性组织的全权。安德罗斯和莫克奇在他们合著的《印度国民大会的兴起与成长》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国民大会成立的前几年，是1857年以来最危险的年代。在英国官员之中，了解那迫在眉睫的灾难和设法防止它的，就是休谟……他到西姆拉去，为了要向当局说明局势已到了如何险恶的地步。也许他的访问使新总督——一个办事精明的人——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而鼓励从事国民大会的组织工作。组织这全印规模的运动，时机已充分成熟。它代替了那可以得到知识界的同情与拥护的土地革命，给了那新兴的阶级以产生一个新印度的民族纲领。结果，不让一个依靠暴力的革命形势再度发生，是完全有益的。”休谟自己也说：“装置一个‘安全阀’，是迫切需要的，再不可能设计出比我们的国民大会更灵验的‘安全阀’了”。
成立国大党的准备工作从起草印度全国联盟宣言开始。休谟参加了起草的工作。1885年3月宣言发表，宣告将于同年圣诞节在浦那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在会议举行前几天，浦那流行霍乱，临时把会址改在孟买，会议也改名为国民大会。1885年12月28—30日，印度国民大会即国大党成立大会在孟买隆重召开，全国各地民族主义组织的7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孟买管区的代表最多，占50%以上;马德拉斯的代表次之，占30%。出席大会的代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占50%，商人和高利贷者占25%，地主占25%。其中印度教徒居统治地位，只有两名穆斯林代表。在印度教徒中婆罗门又占优势。60%以上的代表受过高等教育。80%的代表是讲英语的。
1885年12月在孟买召开的印度国大党第一次会议
大会根据休谟的提议，选举伍梅什·丘德尔·波纳吉为主席。波纳吉在讲话中说，本次国民大会的目的是：一、促进各地为国家事业而勤奋工作的人员之间的亲密友谊;二、通过直接的个人友好交往，消除一切民族的、职业的和省区的偏见;三、在充分讨论问题的基础上作出权威性的记录;四、决定今后12个月的工作路线和方法。他还说：“英国对印度造福无穷，全国都为此对英国表示感谢。英国给了我们铁路，而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欧洲教育的无价之宝!”
大会以英语为正式语言，严格遵守英国议会的程序。大会通过39项决议，涉及3方面的问题：一、改动某些政府机构。如提出任命一个王国调查委员会调查印度政府的工作情况;解散印度事务大臣管辖下的印度院，改革和扩大最高立法会议和地方立法会议。二、扩大印度人参加政府机构的权力。如要求同时在英国和印度两地举行文官考试，同时把考试年龄提高到23岁①;要求选出的印度代表有权参加总督和省督领导下的各部门的工作;三、实行财政改革，要求减少军费。如果不能削减，则应增加关税和扩大征收许可税的范围。要求英国为印度的债务提供保证。
休谟在大会上起着组织者的作用，他被任命为总书记，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到1906年。
大会没有选举领导机构，也没有设置地方分支机构，仅仅通过把大会的各项决议传达到各地民族主义组织的决议。各民族主义组织仍然独立存在，各行其事。大会成立的国大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
温和派领导下的国大党的改良活动
国大党的早期活动，一般指以1885年国大党成立到1916年国大党重新统一期间的活动。国大党这30年的历史，又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为第一阶段，后10年为第二阶段。
国大党成立后不久即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两派。在第一阶段，国大党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温和派手中。温和派是一批在英国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有些成员就是英国人。他们代表和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层和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地主的愿望和要求。如瑙罗吉、波纳吉、梅塔、巴特鲁丁·塔勃吉、班纳吉、罗米什·钱德拉·杜德、阿南达·莫汉·鲍斯和拉尔·莫汉·高士等都曾先后在英国留学，彼此交往密切，志同道合。从1885—1905年的21次国大党年会，上述8位领导人担任了11次主席职务。另有4名主席是英国人。其余6名主席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担任过英、印政府的官员、法官和议员等职务。早期国大党领导人大多是律师。在1885—1905年的14名印度人国大党主席中，有10名是有声望的律师，还有两名也学过法律而被聘为印度文官。他们大多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等种姓。他们收入丰厚，生活豪华，崇拜“西方文明”。
温和派的政治理想是在印度实行英国的代议制政体。他们认为，英国的宪法提供了以和平方式实行渐进变革的途径。在国大党的首届年会上，波纳吉宣称，“有政治头脑的印度人希望在欧洲通行的典型政府的治理之下”。班纳吉则在国大党的第三届年会上表示：“‘印度的代议制’这几个大字是用金字书写在国大党展拂的旗帜上的。”在这次年会期间，班纳吉就修改实行代议制决议问题讲话时指出：“扩大雇佣印度居民，鼓励国内的贸易和生产，以及实行代议制，是减少群众贫困所采取的措施”。国大党历次年会通过的决议，也一再提出改革立法会议的要求。温和派领导人认为，只要实行了代议制，改组了立法会议，印度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到1904年，有两位国大党领导人，即威廉·迪格贝(英国人)和瑙罗吉提出了在英国统治下实行殖民地自治的政治目标。在他们的影响下，1904和1905年的国大党年会上，党主席亨利·科顿(英国人)和戈帕尔·克里希纳·郭克雷宣称，实现英帝国内部的自治是印度人民和国大党的目标。郭克雷在1905年国大党年会上说：“国大党的目标是，印度应按照印度人自己的利益加以治理。在一段时期内，我国应建立一种类似于英帝国的自治领所存在的那种政治制度。”
温和派反对用暴力来实现这一政治目标，主张用立宪的和平手段。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年会上通过各种决议，并把它们上报总督。他们向殖民政府和英国议会呈递抗议书、请愿书和备忘录。他们也通过报刊进行宣传鼓动，在城镇举行集会，派宣传员到农村讲演，在群众中散发刊物进行鼓动。他们更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公民和议员的善良愿望和通力合作上。瑙罗吉本人就长期住在英国做说服议员和争取舆论的工作。1889年，国大党还在伦敦设立了“英国委员会”，在那里从事宣传鼓动和争取舆论支持等活动。
在经济问题上，温和派不满英国的殖民剥削。几乎每次国大党年会的主席报告和通过的决议中，都要批评由英国殖民剥削造成的财富外流，指出这是印度人民贫困的根源。瑙罗吉尖锐地指出：“英国统治者老是站在印度的大门口，他们让世界相信，他们在保卫印度免受外来人的侵犯，而他们自己却通过后门，陆陆续续地把他们在前门所守卫着的那些珍宝都偷偷运走。”他们要求改变英印贸易的性质，降低税收，缩减军事和民政机关的开支。他们还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发展民族工业，固定田赋和设立农业银行。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
在组织上，温和派力图维护他们少数人的统治，把国大党变成一个少数社会名流的组织。1899年国大党通过了第一个党章，规定通过选举组成国大党委员会来领导党。由于这种选举威胁到温和派的领导地位而于1902年遭到扼杀。1908年通过的党章为全印、省和县各级国大党委员会的组成规定了种种条件，其目的是防止大权落入激进分子之手。
由于温和派的出身、所受的教育、从事的职业、个人的经历等，决定了他们的两大弱点。一是对英国的忠诚。虽然他们抗议英国的殖民剥削，但仍然拥护英国的统治，甚至认为英国的统治会给印度带来进步和繁荣，而“英国统治的灭亡会给我们带来无政府状态、战争和掠夺”。他们崇拜英国，崇拜它的历史和文化，赞赏它的政治制度。他们尤其称颂英国在印度办的教育事业，建立的法律和秩序，以及给予他们教育上、职业上和某些权力方面的种种“恩泽”。他们希望英国的统治永世长存。罗米什·钱德拉·杜德在1899年国大党年会上的主席讲话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印度实际上一直把英国的统治看成与自己是一致的。它忠于英国的统治，企求使英国的统治永世长存。正如达富林勋爵所说的，这不是出自感情，而是出自更强烈的自我利益的动机。因为只有英国统治继续下去，印度才能在很大范围内获得自治。”在国大党历次年会上以及通过的决议中，都要表达对英国女王及其政府的忠诚之心和感激之情。在温和派看来，效忠英国女王与爱国是一致的。
温和派的另一个弱点是脱离人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使他们蔑视群众，害怕群众。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谈到温和派时说：“他们只是高高在上的少数几个人，跟群众没有联系。”他们尤其脱离农民群众，因为他们同封建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温和派领导人本身就是地主。在历次国大党年会上，几乎都要通过维护地主利益的扩大实行固定田赋的决议，却完全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在1897年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卡兰·纳尔主席宣称：“固定赋税能够建立起对维持法律与秩序感兴趣的土地所有者(地主)阶级”。
即使如此，温和派领导下的国大党的改良主义活动仍然引起英国殖民者不安。殖民当局原把国大党当作“安全阀”，对它表示了关注。1886年年会在加尔各答举行时，达富林总督接待了部分代表，称他们为“首都的贵宾”。1887年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时，马德拉斯省督也接待了年会的代表。后来殖民当局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达富林在1888年鄙夷地称国大党为“微乎其微的少数人”，说把权力交给他们是不明智的。后来的寇松总督说：“国大党正在摇摇欲坠，我在印度的最大抱负是帮助它和平死亡。”1889年殖民当局多方阻挠国大党在阿拉哈巴德举行年会。1890年总督作出特别决定，禁止政府官员出席国大党组织的会议。1899年当国大党在勒克瑙举行年会时，省督禁止它靠近城市，致使会议在离城市7—8公里远的田地里举行。
国大党的分裂与重新统一
温和派领导国大党20年，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方面没有取得多少重大的进展。而英国的殖民压迫却变本加厉了。1899年上任的寇松总督加紧了对印度的控制和镇压。印度人争得的一点地方自治权被重新剥夺，报刊受到更严厉的钳制，大学受到印度大学法的管制，民族主义组织被置于刑事侦查部的监视之下。1905年，寇松把孟加拉强行分为东孟加拉阿萨姆省(省会在达卡)和孟加拉省(省会在加尔各答)，企图削弱孟加拉的民族运动。殖民压迫的加强，尤其是孟加拉的分治，宣告了温和派路线的破产。但是，孟加拉分治也激发了印度各阶层人民的民族感情，因而出现了1905—190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第一次高潮①。国大党激进派坚决反对温和派领导人对英国殖民者采取妥协态度，主张同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彻底摆脱英国的殖民奴役。这一派的领导人是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奥罗宾多·高士、拉吉帕特·拉伊和贝平·钱德拉·帕尔。他们都是国大党的积极活动家。提拉克在九十年代曾担任国大党的秘书。激进派的社会成份很复杂，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以及小地主出身的下层知识分子。激进派的政治活动始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们主张组织群众参加反对殖民压迫和剥削的民族运动。帕尔于1897年写道：“国大党仅代表有教养的阶级，并非群众的真正代表。而在目前印度政治斗争中，最后的胜利完全是取决于群众的支持。”激进派在动员群众的时候，竭力利用马拉提族的历史①和印度的宗教传统。从1893年开始，提拉克每年在马哈拉施特拉组织纪念印度教的智慧和吉祥神迦纳帕蒂。纪念活动持续10天，内容包括宗教讲演、学术讨论、文娱活动和宗教游行等。所有印度教群众，不分种姓、阶层和性别，均可参加。他们希望以此来鼓舞印度各阶层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印度教徒和印度的穆斯林都信奉迦纳帕蒂神，提拉克的追随者便设法给这些庆祝会增添伊斯兰教节日中的某些宗教仪式，在穆斯林教历太阳年九月(斋月)斋戒一月。这些庆祝活动吸引了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农民。
提拉克还从1895年开始，每年举办纪念马拉提族的民族英雄西瓦杰的庆祝会。这些活动动员和组织了群众，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精神。1896年，提拉克领导浦那全民大会开展了不交纳土地税的斗争，并且开展了抵制英国纺织品，使用本国纺织品的宣传鼓动。1897年发生了英国殖民官员被杀的事件，提拉克被控犯有鼓动罪而判刑18个月。他的被捕又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抗议。在这场民族运动中，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提出了抵制英货、自产、自治、民族教育的四点纲领，促进了民族运动的发展，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1905—1908年的民族运动是从孟加拉掀起群众性的反分治运动开始的。分割孟加拉严重损害了该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削弱了孟加拉地区的民族运动。1905年10月16日，孟加拉分治决议生效。据统计，从1903年12月到分治决议生效，抗议分治的群众集会多达3千余次，每次集会的参加人数少则500，多达5万，其声势是前所未有的。各民族主义组织一致宣布分治决议生效日为民族志哀日，并且在加尔各答等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
在激进派的四点纲领的号召下，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等工商业中心地区，成立了提倡国货的新的工业和商业公司，还成立了许多国货协会、国货商店和国货基金。这些机构的组织者多为激进派人士，提拉克本人就在孟买开设了提倡国货的合作商店。他们利用这些机构向群众宣布民族独立的思想，激发群众的爱国情绪。孟加拉成立了民族义勇军组织，其中心设在加尔各答，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他们在集市上号召人民抵制英货。激进派努力把抵制英货和提倡国货的运动推向全国，同时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工人罢工和农民的抗税斗争。到1905年底，抵制英货与提倡国货运动发展到联合省的23个县，中央省的15个城镇，孟买管区的24个城镇，旁遮普省的20个县，马德拉斯管区的13个县。
在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国大党在1906年召开的年会上通过了关于自治的决议，要求在印度实行“英国自治领实行的政治制度”;还通过了提倡国货的决议，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刺激国货生产。同时还通过了发展民族教育的决议，要求恢复孟加拉的统一。
随着民族运动的深入发展，国大党内的激进派同温和派的分歧日益加深。两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在斗争目标上，温和派主张对现行制度进行温和的改良，最初主张代议制，后来提出在英国统治下的自治。激进派则明确提出了成立“联邦共和国”的口号，主张摆脱英国的统治而自治。温和派主张的自治，是使印度人享有作为英国公民的权利;激进派的自治，是按法国革命的原则作为人们的天赋权利提出来的。提拉克有句名言：“自治是我们的天赋权利。”
在斗争方法上，激进派把温和派的“请求、讨好和抗议三部曲”称之为“政治行乞”。他们主张开展群众运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他们提倡的斗争手段一是提倡国货，二是消极抵制(包括抵制英货、英国政府机关和英国学校)。他们认为这些手段是经济武器也是政治武器。在原则上他们也不排斥暴力手段。提拉克就组织了棍棒俱乐部，并通过俄国驻孟买领事馆派遣印度人去欧洲学习军事。
在社会改革问题上，温和派主张实行某些不重要的社会改革，以削弱种姓制度，取消那些阻碍发展的旧社会风俗习惯。激进派则把他们的民族主义裹上宗教的外衣。奥罗宾多·高士说：“民族主义是神赐的宗教”。他们恪守印度教的教规，维护印度教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把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与社会上的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提拉克就曾反对把女孩结婚年龄从10岁提高到12岁的法案，还组织过“反对屠杀母牛协会”。尼赫鲁说过：“从社会的观点来看，1907年印度民族主义的复兴实在是反动的……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
激进派同温和派在1905年国大党年会上发生公开冲突。贝平·钱德拉·帕尔提议把抵制运动推广到全国，温和派只同意抵制英货而不同意其他抵制，并且把抵制英货限制在孟加拉省。年会主席温和派领导人郭克雷说，孟加拉的抵制运动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政治武器，只能用于罕见的情况。提拉克在会上提议把自治作为全国的斗争目标。郭克雷承认国大党的目标是建立英帝国自治领那样的政治制度，但认为这只能逐步地实现。他应明托总督的要求，在会议上通过决议欢迎英国华莱斯王子夫妇访印。激进派以退席相抗议。会议结束后，温和派派遣了一个以郭克雷为首的代表团就孟加拉分治问题去英国请愿。
1906年，在激进派的倡导下，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运动在全国各城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激进派组织了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运动，威信大增。而温和派派请愿代表团得到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摩里的回答却是，“孟加拉分治是既成事实”。在1906年12月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两派斗争继续展开。由于激进派的努力，大会通过了关于自治、提倡国货、抵制英货和实行民族教育的四项决议。这是国大党第一次通过决议提出要“在印度建立英国自治领实行的政治制度”。激进派也作了某些让步，关于抵制英货运动，决议只说：“国大党认为在孟加拉开始的作为抗议孟加拉分治的抵制英货运动是合法的”，却没有提到要在全国推广这个运动。提拉克说：“我们之中谁也不愿意国大党分裂，因此我们妥协了，只要部分地承认我们的原则，我们就已满足。”
1907年殖民当局宣布实行新的改革计划，在印度事务部所属印度委员会和总督的行政会议中各增加1名印度人。温和派既害怕群众运动的高涨超出他们控制的范围，又满足于英国作出的细小让步，力图就此收兵，结束运动。1907年在苏拉特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年会一开始就在主席人选问题上发生冲突，中途不得不宣布休会。第二天会议又发生斗殴。温和派和激进派各自召开会议。国大党就这样分裂了。
国大党分裂后，激进派继续开展群众运动，在农村建立民族团体网，在孟买等主要城市的英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开展宣传工作，组织工人罢工。1908年4月，英国格里福斯棉公司所属的8家工厂1万工人罢工，接着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和仰光等城市的电报局雇员相继罢工。同年初，马德拉斯管区的丁尼维利市和土提科林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并且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激进派所发起的这些斗争遭到殖民当局的严厉镇压。1908年7月，提拉克在孟买被殖民当局逮捕，判刑6年，被流放到缅甸瓦城监狱。消息传开，群情愤慨，各地纷纷发起抗议活动。孟买10万工人举行罢工，商人罢市，全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形成民族运动高潮时期最大的群众运动。
在殖民当局的无情镇压下，激进派受到严重打击，其领导人或被监禁和流放，或被迫流亡国外，有些人还因此脱离了政治。提拉克本人1914年刑满释放后也放弃了原来的立场，赞成以立宪手段实现在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并且宣布效忠英国，宣称他将谋求行政制度的改革，而决非推翻政府。1909年摩里—明托改革案的实施(在中央和省立法会议内增加印度的民选议员)，1911年孟加拉分治案的修正(取消孟加拉分治)，大大助长了民族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激进派同温和派的意见分歧渐趋消除。1916年国大党勒克瑙年会上两派在组织上重新统一。提拉克当选为主席。
印度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使这场民族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领导。国大党成立后的30年的活动表明，它作为一个政党正逐步走向成熟。国大党的分裂和重新统一表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不断深入，印度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同时也表明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一直控制着国大党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民族改良主义思潮占据上风。
① 该会按计划举行，会议一结束，就宣布参加国民大会，成为国大党成员。
① 以前印度文官考试在伦敦举行,应试者年龄不得超过22岁,从1866年起规定不得超过21岁,1879年又降为19岁。
① 详见本书《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一文。
① 印度马拉提族曾在民族英雄西瓦杰领导下,于1657年进行反对莫卧儿帝国统治的斗争。1674年,西瓦杰乘莫卧儿帝国衰落,征服了分散的王公,建立了统一独立的马拉提国家。西瓦杰国王在其统治期间对政治经济进行整顿,实行征兵制,巩固了中央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