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印度，处在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在政治上，印度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完全受英国的摆布;在经济上则遭受着严重的殖民掠夺和剥削。二十年代中期，英国垄断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印度经济中已动摇的地位。英国在印度的财政资本，1926—27年度是57，490万英镑，到1928—29年度已上升到十亿英镑。印度每年必须为此向英国汇出巨额红利。一战后，英国银行和经理行(英国在印度的垄断组织)活动很积极。1923—1927年，在印度营业的英国银行集中了印度全部存款的70%以上。对外贸易拨款也由英国银行垄断，由印度银行控制的外贸拨款还不到15%。经理行不仅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印度资本，还把在印度榨取的超额利润再投资于印度。英国人通过这些组织，控制着印度的经济命脉，吸吮着印度人民的血汗。

在工业方面，1923—1927年间印度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工厂数目由5，144家增至7，515家，就业人数由136.1万增至153.3万，但印度的工业结构仍未改变其殖民地性质，工业发展只限于那些同殖民掠夺直接有关的部门(如铁路、采矿以及黄麻工业等)，而机器制造、冶金等工业则几乎没有发展。英国统治者采取种种办法，阻止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1927年，殖民当局不顾印度资产阶级的反对，提高卢比对英镑的汇兑率，把原来的一卢比等于一先令四便士提高到一卢比等于一先令六便士。卢比汇兑率的提高，便于英国工厂主扩大对印度的输出，降低了印度工业品的竞争能力，从而打击了印度的民族工业。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打击了印度的民族工业。危机期间，印度资本占优势的棉纺织业的股息由10.4%降至6.7%。许多印度企业竞争不过资本雄厚、有政府保护的英国企业而纷纷倒闭。到1933年1月，属于印度资本的353个采矿企业中有243个破产。经济萧条加剧了印度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旧有的垄断联合组织加强了，例如成立于1907年的塔塔钢铁公司的产品在印度钢铁市场上所占的比重由1927年的30%增加到1934年的72%。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垄断组织。如1930年在水泥工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统一组织“印度水泥经销公司”，不仅垄断水泥价格，还对几乎所有工厂都规定生产限额。这个时期印度企业的数目虽有所减少，但他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明显提高了。他们对政府采取的压制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日益不满，要求摆脱英国统治、独立发展民族工业、自已管理国家事务的呼声越来越高。

随着工业的发展，印度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然而，工人的经济状况却普遍恶化。英国垄断资本家和印度工厂主在工厂推行“合理化”生产，使工人劳动强度增加，就业人数减少。而大批贫困农民进城谋生，充斥劳动力市场，更使工人工资下降，失业人数增加。经济危机则加剧了这种状况。1921—1931年间，有工作能力的男子失业人数从1，030—1，420万增至1，150—1，770万。从1926年到1933年，孟买纺织工人的工资几乎减少了17%。这一切激起了印度工人阶级对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大资产阶级的仇恨。二十年代中后期，印度各大工业中心不断发生有组织的工人大罢工。1925年，孟买爆发了纺织工人的总罢工，有16万工人参加，时间延续了近三个月。1928年，孟买纺织工人再次举行大罢工，要求资方停止降低工人工资，停止实行“合理化”等。1928年共发生203起罢工风潮。

在农业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严重的封建残余的存在，印度农业极端落后，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根据对孟买管区的统计，1924—1925年，12%的土地所有者占有该区86%的土地。土地集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1921年至1931年，以地租为生的人数从370万增至410万。殖民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行政和军事开支，不断向农村增收田赋和各种捐税。1927—1928年，国家征收的田赋达38，530万卢比。田赋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受害最大的是佃农和无地的农业雇工，因为地主通过提高土地租金和降低雇工工资等办法，把很大一部分负担转嫁到他们身上。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农业债务的增长说明广大农业雇工和贫农因收入减少而经济状况恶化。1923—1924年，英属印度(包括缅甸)的农业债务为60.4亿卢比，而1929年英属印度11个省的债务就达80亿卢比。旁遮普省农民的债务在1921—1929年间增加了50%。经济危机也给印度农业带来严重影响。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而他们缴纳的土地租金和其他支出却没有减少，有的甚至增加了。1928—1933年，联合省的地主所收的租金总额由1.87亿卢比增至1.94亿卢比。在沉重的赋税和高利贷利息的压榨下，千百万农民破产。二十年代末期，印度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运动。1927年，孟买管区政府宣布把该区田赋平均提高20—25%，于是在古吉拉持的巴尔多利地区，农民掀起了拒缴田赋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迫使政府不得不恢复旧的田赋制度。

总之，二十年代末期，英国殖民统治者不仅同印度资产阶级，而且同印度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印度资产阶级正是在民族矛盾加剧的形势下领导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帝斗争。

印度资产阶级参加并领导的1919—1922年非暴力不服从运动的失败使印度资产阶级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印度国大党的威信下降了，一些对国大党政策失望的群众脱离了该党。在党内，围绕斗争方式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二十年代中后期，国大党内部形成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和苏巴斯·昌德拉·鲍斯(1897—1945)为代表的左翼民主主义派。他们对以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为首的温和派仅仅争取印度获得自治领地位的主张表示不满，提出了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口号，在同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主张采取较为激进的政策。他们还同群众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左派势力逐步壮大，国大党开始对英帝国主义提出越来越激进的要求。

然而，英帝国主义无视印度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广大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二十年代初，迫于群众斗争的压力，英国政府在1919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中不得不对印度资产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如让印度人参加政府的立法机关等)。在以后的年代里，殖民政府的行为把这些微小让步也践踏殆尽。印度总督有否决立法机关任何决议的权力，当决议不符合英国利益时，总督就行使否决权。1922年立法议会否决了一项旨在镇压土邦民主运动的所谓“保护土邦、反对教唆叛乱”的法案，但总督却行使否决权，下令实行这项法案。立法议会在讨论1923—1924年度预算时，否决了一项提高盐税的议案，但总督则根据授与他的特权，下令把盐税提高了一倍。这些做法越来越激起印度资产阶级的不满。按照1919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十年后将派一个专门调查团赴印，研究修改印度法律问题。1927年11月，英国政府突然任命一个以自由党人西蒙为首的调查团，准备前往印度，将要修改一部决定印度未来命运的法律，然而竟无一个印度人参加调查团，这是对日益觉醒的印度人的蔑视，引起了各阶层的反对。委派西蒙代表团一事，成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再次高涨的导火线。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shijie/202212536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