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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1930—1934年民族解放斗争·不服从运动的高涨和英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3日 阅读:155 评论:0

食盐进军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印度。进军结束后,违反食盐专营的现象已具有群众性质,并扩展到其他省份。不服从运动在全印度开展起来。

甘地根据新的形势,对这次不服从运动规定了下列内容:违背政府的法令(首先是政府的“食盐专营法”);放弃所担任的政府职务;不遵守对不可接触者的各种限制;抵制英国商品,提倡土布和手工纺织;不饮酒(因为酒类是殖民政府最赚钱的商品);在要求印度独立的口号下举行群众性罢业和示威游行;抵制英国政府的各种委员会(其中包括西蒙调查团)和个别官吏;最后,把拒绝向政府纳税作为万不得已的手段。

国大党员号召大城市和乡村在1930年4月中旬举行一天罢业或群众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来庆祝对当局的不服从运动的开始。4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各地方委员会发出指示,要他们普遍组织纠察队,不让人走进酒铺和出售英国商品的商店,组织罢业和实现其他形式的同政府的不合作。由于1930年4月的反政府罢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的父亲莫提拉尔·尼赫鲁均遭逮捕,这更激起了群众反英情绪的高涨。

这次运动同1919—1922年的运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从二十年代初到二十年代末,国大党的力量不断增强,国大党在群众中尤其是农民中的影响逐渐扩大。因此参加这次运动的群众更为广泛,积极性更为高涨。除了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学生外,还有许多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和教师。这些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广大妇女也投入了斗争。她们不分种姓和地位的差别,组织起来,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许多妇女在丈夫、儿子、兄弟被捕入狱后,挺身而出,代替他们继续工作。在开展不服从运动的日子里,人们辞退官职,离开学校,抵制外货,举行罢业和示威游行。国大党还指示银行、海运和保险业抵制外国企业,致使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损失巨大。1930年秋,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额比1929年减少1/3到1/4。孟买有16家英国人办的工厂倒闭。

殖民政府对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运动的参加者遵守甘地规定的非暴力原则,对于当局的镇压,一般不积极抵抗,而是自愿地走进监狱。但也有这种情况:警察的暴力行动甚至激起甘地最忠诚的信徒的愤怒,和平的示威游行便演变成与警察的冲突。甘地极力阻止群众使用暴力手段,声称他对于那些以暴力手段行动的人,比对英国人的统治和迫害更害怕。然而,敌人并没有因为运动的非暴力性质而放松镇压。1930年5月4日,当局逮捕了甘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包括国大党,都被宣布为非法。甘地被捕前,曾计划用非暴力手段袭击和占领达哈尔萨纳盐库。他被捕后,他的信徒于5月21日行动,结果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领导人被捕,许多人受伤流血。

白沙瓦事件更为触目惊心。不服从运动开始后,这个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克同人组织了十分活跃的义勇队。义勇队成员皆身着红服,故称“红衣党”。4月23日,为了抗议不服从运动领导人被捕,红衣党人举行了示威游行。英国殖民军队竟向手无寸铁的游行者开了枪。游行者没有反抗,也没有躲避,反而向着枪口方向前进。前面一排人倒下了,后面一排又跟上来。有几百人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下。印度教徒士兵曾拒绝向游行者开枪(后来这些人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成为印度现代史上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团结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象征。

尽管甘地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力图把运动局限在和平抵抗的圈子内,但运动的发展又是他们难以驾驭的。许多地方的斗争发展成为暴力行动。其中,最著名的暴力事件是吉大港起义和绍拉普尔的工人起义。

二十年代末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出自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痛恨和对国大党非暴力主义的失望,开始在恐怖主义中寻找出路。一些地方出现了恐怖主义集团,孟加拉的“吉大港共和军”就是其中的一个。吉大港是英国军队在孟加拉的重要基地,恐怖主义者准备在全国开展不服从运动的同时,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使该地区英国行政当局的活动陷于瘫痪。他们明白这次起义不可能导致把英国人驱出印度,终久会被镇压下去。但是,他们希望这一行动能给印度人作出积极斗争的榜样。1930年4月18日,共和军袭击了英国人在吉大港的军火库,杀死了那里的守军,夺取了全部武器,并进而控制了整个吉大港市。起义者消灭了全部武装警察哨,并颠覆军用列车,散发反英传单。吉大港区的行政长官也遭枪击,险些送命。殖民政府急忙调动大批边防军前来镇压,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起义者不得不撤退到深山中继续抵抗,但共和军是个恐怖组织,没有群众基础,因得不到增援而彻底失败。1930年,吉大港共和军的30名成员被交付法庭审判。

几乎是在同时,在孟买省的纺织工业中心绍拉普尔,也爆发了反英起义。不服从运动的开始成了绍拉普尔劳动者起义的信号。1930年5月初反英示威游行的参加者与前来阻止的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开枪打死五名游行者,一百多人受伤。被激怒的绍拉普尔人举行了暴动,以回答当局的迫害。起义者烧毁一处军火库、六个警察局和大部分英国人的机关和酒铺。城市上空升起国旗。该市所有官吏被免职,工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立了委员会,选举出了领导这次起义的代表。殖民当局调动两千名英国士兵进行镇压,起义者顽强抵抗。经过激烈的巷战,起义被镇压下去,新政权的全体代表被逮捕。许多工人领袖被绞死,其余参加起义或被怀疑参加起义的人均判处长期监禁。

印度其他各大工业中心也举行了工人罢工和罢业。在孟买,有五万多人参加了反英罢业,49个企业的工人参加了罢工。在举行群众大会时,警察向聚会者开枪,约有五百人被打死,六百多人被投进监狱。在加尔各答和其他大城市,工人们筑起街垒,和警察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

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参加了这次运动。1930年农民运动的最大策源地是联合省的奥德地区。1930年3月,联合省国大党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开展降低田赋运动的决议,号召农民为争取降低田赋50%而斗争。阿拉哈巴德行政区的农民开始了抗税运动,这个运动很快扩大到其他地区。参加运动的基本群众是有永佃权的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在斗争中,佃农们并不仅仅局限于用非暴力手段,他们还常常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如捣毁地主庄园等,来反对英国当局、地主和高利贷者。

奥德地区的抗税运动很快扩及其他省份,孟加拉省基绍尔基地区的农民,由于黄麻价格暴跌,开始了抗租运动。加尔各答的工人支持农民的要求,运动声势浩大,孟买省的贝拉尔种棉区,也发生了农民反封建骚动。农民建立了自己的协会,来领导抗租和抗缴高利贷利息的运动。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开始建立起义农民的队伍。他们积极反抗英国税收官,包围高利贷者和地主的住宅,抢夺他们的财物,焚烧他们的住宅。

英国政府企图通过镇压把革命运动淹没在血泊里。1930年末至1931年初,当局接二连三地颁布特别法令。英国当局根据这些法令,可以在任何时候不经侦查和审讯而逮捕任何人。法令还规定,某一地区如发生不执行法令的事,须由该区居民集体负责。当局对抗税的农民一律判长期监禁,对起义者实行了逮捕和枪杀,对参加不服从运动的人也都采取了严厉的报复手段。在农民运动开展得较广泛的西北边省和联合省,殖民当局设立了特别法庭,可以作出非法律所规定的任何判决。在甘地被捕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大约有十万人进了监狱(其中有许多是自愿走进去的)。在1930年10个月和1931年全年里,被当局判有罪的达九万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所有监狱都人满为患。被监禁者受尽了各种侮辱和毒打,他们象牛马一样服苦役,稍有不满,便处以体罚。

英帝国主义在对运动实行血腥镇压的同时,也准备作出某种妥协,声称愿意同国大党举行谈判。1930年11月,第一次圆桌会议在伦敦召开,国大党拒绝参加。参加会议的是英国各政党代表、各土邦王公、英属印度代表,其中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联盟”(以阿里、真纳为首)、“印度教大斋会”和不可接触者的代表。会议未取得任何结果。英国政府觉得,没有国大党参加谈判,就不可能停止不服从运动。便准备作进一步的妥协。1931年,政府宣布解除国大党为非法组织的戒令,并释放了在押的国大党领导人。对印度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也作了一些让步,如对某几种商品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并作出了同甘地及国大党代表直接谈判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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