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初年，佛罗伦萨不断面临外敌的威胁，市民阶级为了对外反抗强邻，对内巩固专政，更重视利用人文主义作为动员群众和激励人心的手段。他们把维护共和国的要求说成是保卫独立、自由和新文化繁荣的斗争。每当外敌大军压境之时，人文主义的口号就能发挥巨大作用。而人文主义的高潮也在保卫自由独立的斗争中掀了起来。十五世纪初期的两位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代表：列奥纳多·布鲁尼(1369—1444年)和波绰·布拉丘里尼(1380—1459年)都像他们的老师萨琉塔蒂那样长期担任佛罗伦萨文书长，他们都写有《佛罗伦萨人民史》之类的著作，极力赞扬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治和新文化的繁荣。他们还以空前未有的热情学习和恢复古典文化。布鲁尼除了精通拉丁文外，更千方百计力求精通希腊文。然而，这方面的困难很大。薄伽丘虽然走了第一步，但由于师资和教材的缺乏，他没能传下衣钵。在十四世纪末，萨琉塔蒂才在几位热心新文化的佛罗伦萨商人资助下，从拜占廷请来一位造诣很深的希腊学者赫雷索洛那，开了四年的希腊文讲座，布鲁尼就是其中最热心的学生之一。他描述这次学习说：“当时我正在专攻法律，要不要放弃它而去学希腊文呢?在我心里引起了剧烈的斗争……我想，意大利已有700年没人精通这种文字了，但我们却异口同声地肯定一切学问都是从它而来。难道可以放弃这样一个神圣的机会么?我终于决定全力投入赫雷索洛那的讲座，我学习得那样用心，以至白天所学所读，晚间睡梦中也一直萦回于脑际。”布鲁尼勤学的结果，确实为他，也为整个新时代打开了知识的宝库，他后来翻译和编纂了不少希腊古典名著，特别是他们那种废寝忘食以古典为师的热烈态度，转变了一代学风，使十五世纪真正变成了“人文主义的世纪”。

和热烈学习古典并驾齐驱的，是搜求古本古籍的努力。在这方面，波绰·布拉丘里尼是个著名的代表。他曾遍访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的古老修道院，希望能从中搜寻和抢救出一些佚亡古籍。例如，在瑞士圣加仑修道院的一个荒废多年，据说只用来拘禁死囚的塔楼里，他发现了好几种佚亡的抄本，其中包括古罗马诗人昆体良的《修辞学全书》，这是所有人文学者梦寐以求的珍宝，于是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这部书抄录下来，并急速送到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他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布鲁尼写信给他说：“整个文坛都将为你已发现的宝藏欢欣鼓舞，你真不愧是那些被你发现的古籍的再生父母，就像英雄卡米卢斯是罗马的再造者一样。”从这个具体例子中，我们不难想见当时人学习古典的热烈情况。然而，正如我们前已指出，当时人学习古典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借古典来反对封建旧文化，创造新文化。因此古诗文对他们说来决不是什么古董，而是真正的生活教科书，随着人文学的研究，也就推动了哲学、史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形成了新的人文主义教育制度，尤其对现实主义新艺术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人文主义在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方面也进一步提出了肯定人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就是日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这种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就是要达到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在十五世纪，确实有不少学者和艺术家力求实践这个思想，把自己培养为学识渊博、技艺全面、精力充沛的人物;而对于人的创造能力的信念，更激发了许多歌颂人的尊严的时代最强音，把人文主义提倡“人道”以反对“神道”，提倡“人权”以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以反对“宗教桎梏”及其一切残余的进步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洛伦佐·瓦拉(1407—1457年)通过考证教廷的《君士坦丁敕令》确系伪造，动摇了教廷对西欧拥有统治权的理论根据，并在《论享乐》一文中提出了反对教会禁欲主义的人生观理论。十五世纪后半期的人文主义者米朗多拉在《论人的尊严》的演说里，借上帝的口表述人的伟大时说：“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间，为的是使你能够很方便地注视和看到那里的一切。我把你造成了一个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与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远不朽的生物，为的是使你能够自由地发展你自己和战胜你自己。你可以堕落成为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只有你能够靠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生长和发展。你身上带有一个宇宙生命的萌芽。”尽管他们还不反对上帝并且仍然信奉宗教，十五世纪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强调却给日后的资产阶级留下了一份贵重的遗产，在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这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反封建的有力的武器。

十五世纪早期文艺复兴的另一重大发展是艺术上的成就。新艺术从乔托的创作中就开始起步了，但是十四世纪后半期它经历了暂时的停滞，因为他的后继者们拘泥于仿效老师，背离了现实主义方向，成就不大。到十五世纪初期，随着人文主义的高涨，在古典艺术的启示下，新艺术大师再度高举面向自然的大旗，才促成了新艺术的高潮。因此，在艺术方面，以古典为楷模同样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①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两位著名艺术大师——建筑家布鲁列尼斯奇(1377—1446年)和多纳太罗(1386—1466年)，就是通过到罗马废墟学习而形成自己的新风格的。他俩青年时代联袂而至罗马，在古城废墟中直接对残柱断墙和雕像碎片学习观摩，那种热衷的程度甚至被人误认为是在搜求埋于地下的宝物。通过这种直接的观摩学习，他们就能创作出许多既有优美的古典形式又有新时代特点的建筑和雕刻，终于使整个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走上了全新的道路。布鲁列尼斯奇的建筑杰作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圆顶，这个在高度和宽度上具有空前规模的大圆顶，曾被人认为即使用100年时间也难以完成，而布氏仅用十多年(1420—1436年)就建成了它，不仅设计新颖美观，而且显示了他对工程技术的精湛知识，使这个建筑变成了新时代第二个宏伟的纪念碑，直到今天仍矗立于佛罗伦萨城中，成为全城的标志和象征。布鲁列尼斯奇还利用他的科学知识从事透视法的研究，为绘画的现实主义表现奠定了科学理论的基础。他的好友多纳太罗则从古典雕刻中得到了现实主义的真髓，不仅倾慕于古典雕像的和谐与优美，还直接观察、研究甚至解剖人体。他的作品在充满古典精神的同时，又异常逼真生动，被当时人誉为“使顽石具有生命”。多纳太罗的杰作如《圣乔治像》、《大卫像》、《佣兵队长格太梅拉达骑马像》等等，都以其现实主义的形象体现人文主义的思想，达到了表现形式与思想内容的高度结合。在他们两人帮助和启示下，年青的画家马萨卓(1401—1428年)在壁画领域进行了巨大的革新，把透视画法与人体解剖知识运用于绘画，进一步发展了乔托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位只活了20多岁的画家的作品气魄浑厚，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和重量感，而背景空间则合乎视觉法则，具有前所未见的真实的深远效果。因此，他的为数不多的作品日后一直是所有文艺复兴大师学习的榜样。在马萨卓之后，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繁荣期来到了，在十五世纪这100年间，佛罗伦萨一地就产生了许多即使在世界美术史上也足够称为第一流的画家，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

在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得到了广泛传播，威尼斯、米兰、罗马等城逐渐成为新文化和新艺术的重要中心，与此同时，文艺复兴也传向西欧各国，促成了北方文艺复兴的萌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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