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四世纪开始，佛罗伦萨的新文化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封建社会中前所未见的，似乎是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化的“再生”和复兴，因此也就把这种文化发展总称为“文艺复兴”。这种观点，早在当时人对但丁和乔托的文艺活动的评价中已有表露，后来由于人文主义极力提倡学习古典文化，就更为深入人心，这也就是日后史学上通称这时代为文艺复兴的由来。当时人这种看法既表现了对自己新时代的赞赏，也表现了对古典文化的肯定和对中世纪封建文化的批判。他们认识到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中的进步成份，例如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文艺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科学技术的研究等等，和封建社会黑暗时代的教会文化确实判然有别、对比鲜明、前者是值得仿效的典范，后者则是应予抛弃的糟粕;另一方面，当时人尊古典为良师益友，恢复和学习古典文化的努力，绝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意味着反对封建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即创造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求的新文化。因此，这个名为学习古典的复兴运动，实际上却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新文化运动。

在学习古典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人文主义思想起着重大作用。人文主义来源于人文学，它最初是一种市民阶级要求掌握文化的世俗教育活动。在中世纪时，教会垄断文化教育，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大学课程不仅少得可怜，而且主要为神学服务。市民阶级兴起后，城市的大学和一般学校开始重视那些和神学关系较少而能为市民经济政治服务的学科，其中主要是修辞学，通过它市民们不仅可以掌握商业通信、契约文件以及政治辩论等实际生活所需的手段，还可以接触古典文化的著作。因为修辞学的教材完全取自希腊罗马古籍。这样，以修辞学为渠道，在十四世纪的先进城市中逐渐形成了人文学这一新学科和新思想。最初的这些从修辞学走向人文学的人都是市民活动家——商人、律师、俗人教师、学者等等。到十四世纪后半期，人文学趋于成熟，逐渐成为文艺复兴新文化的主流，它本身也从教育活动进而发展为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代表着新一代人们的世界观。在十四世纪的著名文化人物中，但丁和乔托可以说是属于前半期的阶段，而彼德拉克和薄伽丘则可以说属于后半期，亦即人文主义趋于成熟期的阶段。

但丁(1265—1321年)是佛罗伦萨的政治活动家和诗人，他在1302年后因派系斗争失败遭到终身流放，遂以诗歌创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神曲》则是其不朽名作。恩格斯称赞但丁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这是对但丁的历史地位的确切评价。但丁的《神曲》也可说是中世纪最后、新时代最初的一部伟大诗篇，故事情节本身是宗教性的：诗人漫游了地狱、净界和天堂，见到了各类灵魂、诸天圣众直至上帝，其中自不乏中世纪神学观念，但是代表着文艺复兴新思想的萌芽却是诗篇中的精华。他借神游三界的情节广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爱憎分明、观察入微，抨击教会的贪婪腐化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愚昧;同时，他要求人们关心现实生活，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歌颂有远大抱负和坚定顽强的英雄豪杰，公开提倡以古典为师，并且努力使文化普及于市民群众，坚持文学创作应该使用口语和群众语言，使《神曲》成为奠定意大利民族语言的重要基石。这些都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倾向。和但丁同时代的乔托(约1266—1337年)则是在美术方面具有同样开创之功的伟大人物。乔托也是佛罗伦萨人，并且和但丁友谊甚笃。乔托的壁画像但丁的诗一样，虽然题材仍是宗教性的，却开始努力表现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传达出当时初露曙光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且在表现技法上取得巨大革新，被日后的文艺复兴艺术大师奉为新美术的鼻祖。可以说，以但丁和乔托为开始，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揭幕了。

彼德拉克(1304—1374年)在人文学的研究和宣传上更见成效，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的抒情诗坦率表露了作者的内心生活，无论是爱情的热烈和生活的渴望，写来都逼真而细腻，在当代和后世都极受欢迎。但彼德拉克对当代和后世最有影响的作品，却不仅仅是这些抒情诗，最重要的还有他用典雅的拉丁文写的文章、书简等等，其中更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古典文化的崇敬与学习、对中世纪旧文化和经院哲学的厌恶与嫌弃、对人性的肯定和个性自由的追求等等。在他的带动下，意大利文化界学习古典成风，掀起了搜求古籍和仿效古典文风的热潮，而且，这种仿效并不停留在形式上或文体上，而是着重吸取古典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利用古典文化来反对和批判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与禁欲主义。正因为这样，彼德拉克在古典文化中愈来愈多地找到了合乎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要求的东西，而古典学同时也就是人文学，两者合而为一。与此相伴的是，他开始从时代的角度批判中世纪旧制度，他看到的中世纪是一个愚昧、黑暗、野蛮和退化的中世纪。用“黑暗时代”来称呼中世纪，彼德拉克可说是其第一个源头。彼德拉克的好友薄伽丘(1313—1375年)则是第一个近代小说家和热情的人文主义战士。他的名作《十日谈》包括100篇短篇小说或故事，以诙谐生动的语言讽刺教会和贵族，赞扬市民群众，被誉为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滥觞。但他同时也是和彼德拉克并肩齐力推进人文主义学术运动的主将，他不仅仅写了许多仿效古典的诗文，还学彼德拉克的榜样到处搜求古籍抄本，取得显著成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就是他到蒙特卡西略修道院的寻访，他终于在门倒墙斜的古老藏书室中找到了许多久已遗佚的重要古籍，把它们从毁灭的边缘上抢救过来。他不仅精通拉丁文，还在彼德拉克的鼓励下，求师教他学会了希腊文，成为从十世纪以来第一个懂希腊文的西欧学者。他还担任了佛罗伦萨大学的但丁讲座，注释了《神曲》，写了但丁的传记，并把但丁的文学活动称为“复兴”。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为什么他自己认为平生主要贡献不在他的《十日谈》，而在于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

经彼德拉克和薄伽丘的提倡，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文化在佛罗伦萨蓬勃发展起来。尤其重要的是，人文主义学者开始进入政治界，为共和国政治服务，在这方面开辟道路的是萨琉塔蒂(1330—1406年)。他从1375年起终身担任佛罗伦萨政府的文书长，他用拉丁文写的檄文、信函和外交文件为佛罗伦萨政府解决了不少问题，佛罗伦萨的敌人——米兰统治者甚至赞叹说，萨琉塔蒂的一纸文书所起的影响，可和1千兵马的武力相当。人文主义和佛罗伦萨的市民政治的结合，为人文主义的进一步高涨准备了良好条件，因此到十五世纪，就迎来了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新高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shijie/2022125365.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