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呈现出远比前两个阶段复杂而矛盾的情况：一方面是文艺复兴文化进入盛期;另一方面却是经济政治的发展面临复杂的局面：意大利的工商业衰落，政治日益混乱，外国势力占据统治地位，城市共和国逐渐转变为封建君主国。这种经济政治的逆流终于决定了盛期文艺复兴的命运：它是短暂的(实际上只包括十六世纪头二十年);经过100余年的反复，从十七世纪起，意大利的经济文化进入一个长期的衰落过程，而意大利也丧失了它在欧洲历史上的领先地位。

盛期文艺复兴的三位伟大代表都是艺术家。艺术在这时候走在新文化的最前列并非偶然，因为只有艺术才最充分地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同时又吸收、结合了科学技术的积极成就。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巨人就是身兼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恩格斯称赞他说：“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①他确实是这样一位博学多能，百艺精通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完美典型。他的艺术创作在体现人文主义思想和掌握现实主义技法上有了极大的提高，塑造了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艺术典型。例如，他的壁画《最后的晚餐》，描写耶稣被捕前与门徒最后聚餐的情景，深刻而又精确地画出各种人物的典型性格和动作，被誉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不朽杰作，古今千百幅同类题材的作品和它相比都黯然失色;他的《蒙娜丽莎》画像则表明对人的观察分析与艺术概括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画中妇女的微笑含意无穷，超过一切言语形容。同时，列奥纳多·达·芬奇精深的艺术创作又是和他广博的科学研究密切结合的。他对许多学科都有浓厚兴趣和重大发现，在解剖学、生理学、地质学、植物学、物理学、应用技术和机械设计方面建树尤多。他对人体观察之精密，解剖之周详，远远超过同时代任何医学家。他不仅在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全面地描述了人体骨骼和摹画了全部肌肉结构，而且在神经和血管系统方面有不少新发现。他研究过各种岩石构造、地形演变和古生物遗迹，最早提出地质学和地史学的概念。他在物理学、光学、静水力学上的各种发现也是非常惊人的。特别在机械设计方面，他的探索极有创见。他曾设计先进的纺车、高效率的起重机、各种车床、冲床和钻床，而且预想到飞机、潜艇、自行车等等，被誉为许多现代发明的先驱。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现实主义艺术实践和精博的科学研究还使他进一步形成了初步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们一切知识来源于我们的感觉”，“依我看，那些不从经验(一切无可怀疑的结论的母亲)中产生，又未曾被经验检查的知识，就全是虚假而极端谬误的”，“一切真科学都是通过我们感官经验的结果”。他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不仅使他和中世纪传统断然决裂，而且也使他能够摆脱当时新文化阵营中出现的保守和唯心主义的逆流。

和列奥纳多·达·芬奇并列的另外两位盛期文艺复兴的代表：米开朗琪罗(1475—1564年)和拉斐尔(1483—1520年)，也都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米开朗琪罗在建筑、雕刻、绘画方面都留下了不朽的杰作。他创造的人物形象雄伟有力，精确生动，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他在罗马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屋顶上画的壁画，面积达500多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宏伟的艺术巨作，其中充满了热情洋溢、力量无穷的英雄形象，虽然壁画的题材仍属于基督教的神造世界和人类的故事，作品本身却反映了新时代的气魄和信心。米开朗琪罗的许多雕像精美无比，在技艺上已超过了希腊古典雕刻的杰作，他还设计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和一些著名建筑，在发展文艺复兴的建筑艺术上很有贡献。作为后起之秀，学习和充分吸收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优秀成果的拉斐尔，则通过自己的画幅把人文主义的理想发挥到极致，在秀美、和谐、典雅的艺术风格上放出异彩。他画的圣母像最为著名，圣母马利亚的形象在他笔下已没有丝毫神秘的宗教禁欲主义的气味，成为生活中的温柔美丽的女性典型。拉斐尔也在梵蒂冈教皇宫中留下了一系列极为优美的壁画作品，无论构图、形象的描绘都达到了第一流水平。他的生命虽然短促，却是佳作如林，影响极大，被后世尊为“画圣”。他们三人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艺坛上取得的成就，以后一直是欧洲文化和西方文化宝库中最灿烂的明珠。

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是盛期文艺复兴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和史学家。他曾长期担任佛罗伦萨共和政府的重要职务，有丰富的政治和外交工作经验，在共和政府被推翻后，他转而从事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写有《君主论》、《罗马史论》、《佛罗伦萨史》等书。马基雅维利主要是从意大利的历史和实际中寻找政治问题的解答，他竭力不把政治的概念和任何道德的、伦理的或宗教的概念牵扯在一起，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他被资产阶级学者称为“政治学之父”。他认为人类的政治发展自有其规律，虽然他所谓的规律是从人性论出发，但在摆脱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点上已前进了一大步，并总结了列奥纳多·布鲁尼等人文主义者有关城市共和政治兴替演化的论点。联系到意大利当时强敌压境、城市衰落的现状，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国，他的《君主论》一书主要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可悲的是，在意大利当时既不存在支持统一的强大的资产阶级，也不存在能担当集权君主的政治势力，因此他的讨论不得不围绕着君主统治的手段、计谋、气度等问题上，构成了他的政治学说的一些特点。马基雅维利强调为建立这种君主国应该采用一切手段，并且指出政治统治的实质是不顾一切保持实力。从此出发，他发表了一系列大胆的言论，强调统治者既要坚忍狠毒，又要假仁假义;既要勇猛善战，又要能说会道。残暴能使人敬畏，他就不必顾虑被人指为残暴而退缩;慈悲能受人爱戴，他即使没有也要假装做出来。在《君主论》第18章，当讨论到君主应如何遵守信义的问题时，他就写下了那些日后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名言：“每个人都同意，一个君主能有信于人民，诚笃不欺，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经验却告诉我们：那些成其大事的君主很少恪守信用，反而总是善用机巧，使那些守信的人大上其当。由此可见，双方相争决定胜负有两种途径：一取决于法律，一取决于强力，前者是人类独有，后者为兽类同具。然而当法律无济于事的时候，就须求助于强力。因此，君主应兼用人兽之术。古人对此有一形象的教喻，他们用阿奚里和其他古代君主受教于半人半马仙基隆门下的故事，说明君主之师既兼有人兽之性，君主之术也应该是兼有两者之长，缺一不可。所谓君主之效法野兽，主要是指狮子与狐狸，因为狮子虽勇却不能识陷阱，狐狸虽猾却不能抗恶狼，因此要兼有狮狐之长，如狐之善识陷阱，如狮之威敌恶狼，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只学狮子，那就要吃亏。由此可见，一个聪明的君主眼见遵守前约于己不利之时，就不能，也不应该讲什么信用，或者，当那些使他守信的理由已不存在之时，他就不妨失信。假若人皆圣贤，我这种观点当然不能成立，可是人性本恶，他们不会守信于你，你又何必跟他们讲什么信用，何况一个君主总会找到合法的理由为自己的失信辩解的。关于这些，当代有无数事例可以说明，多少条约协议都由于君主的失信而归于失败;而那些学狐狸学得最到家的君主就能得到最大的成功。——然而，有必要指出，善学狐狸还得善于伪装，为狐却不露尾，使人不知其为狐，乃为上策。”在这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实际上变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欺骗手法的揭露，同时也鲜明地反映了整个文艺复兴文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特色。与马基雅维利同时期的圭契阿迪尼(1483—1540年)的史学著作，阿里提诺论文艺复兴风格的《廷臣论》，阿里斯奥托的文学诗作《狂怒的奥兰多》，是文艺复兴盛期著名的代表作。

十六世纪初年，佛罗伦萨共和派曾两次起义，驱逐了从十五世纪中期便大权独揽的银行家美第奇家族，但是，得到罗马教皇和西班牙武力支持的美第奇统治者最后终于复辟，并在1532年受封为公爵，把佛罗伦萨所在的托斯卡纳地区变成了公爵国，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也从此宣告结束。当时除米开朗琪罗还健在外，我们上面所说的几位代表皆已去世，在意大利只有威尼斯一地还有一个文艺复兴艺术流派——威尼斯画派继续繁荣到十六世纪末。可是，在意大利以外，德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方兴未艾，取得了巨大进展。十六世纪欧洲的两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哥白尼日心说”引起的科学革命和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也是在文艺复兴影响下发生，并从广义上说包括在文艺复兴的洪流中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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