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的革命，结束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开始了“第一次法国革命”中“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的最后一个阶段①。这个阶段延续到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为止。因为执政的雅各宾派是以一种战时的特殊专政进行统治的，所以，这一年多时间，历史上通常称之为雅各宾专政时期。
雅各宾专政的产生
雅各宾专政是雅各宾派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同吉伦特派进行斗争，并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暂时联盟的产物。
1792年8月10日革命后执掌政权的吉伦特派，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主张联邦共和制，在经济上坚持自由主义，在外交上企图通过战争为法国资产阶级扩大市场。这种政策既招致英国和欧洲大陆上封建君主国以及法国王党分子的敌视，又引起国内下层群众的不满，更不适应当时特定形势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遭到失败。
1793年春天，法国所面临的形势是严酷的。首先是军事危机。在2月1日法英宣战以后，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包括荷兰、俄国、撒丁、西班牙、那不勒斯、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等在内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四境都承受着敌国的武装进攻。3月10日，旺代叛乱全面爆发，如同一把匕首插在共和国的背上。4月5日，在比利时指挥作战的杜木里埃将军越境投敌，使前线处境更加恶化。这对于以军事胜利为支柱的吉伦特派是一个重大打击。
其次是经济危机。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和粮食匮乏，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活。1790年开始发行、并被赋予纸币职能的指券，1793年1月初还值票面额的60—65%，到2月只值50%，而且一直在下跌。地主和农民不愿意以粮食交换贬值的纸币，使得市场上粮食供应紧张，粮价上涨。对外战争又影响了国外粮食的进口。大城市的工资劳动者生活特别困难，他们的日平均工资收入为20—40苏，而面包价格有时高达每磅8苏。吉伦特派无视有关群众生存的紧迫问题，拒绝限制物价和征购粮食，因而同人民群众发生了尖锐矛盾。
第三是政治危机。起初曾控制着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吉伦特派，在同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的斗争中日渐失去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他们企图停止革命，打击雅各宾派的主要堡垒巴黎公社，把首都巴黎的地位降低到同全国83个省一样，结果遭到失败。特别是在处置国王的问题上，挽救国王生命的阴谋被雅各宾派粉碎，吉伦特派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由于下层群众的压力和雅各宾派的督促，国民公会被迫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1793年1月11日，将1792年10月17月成立的治安委员会改组，雅各宾派占了优势;2月24日决定征兵30万;3月10日成立革命法庭;3月21日下令全国各公社建立监视委员会(或称革命委员会)，负责监视嫌疑分子;3月28日制定关于处决亡命者的法令; 4月6日，将1月1日成立的总防御委员会改组为以丹东为首的救国委员会; 4月30日正式确定议会特派员行使中央权力的职权;5月4日颁布谷物最高限价法令;5月20日规定对富人摊派10亿利弗尔公债。这些措施多数是违背吉伦特派意愿的，而它们执行之不得力又引起下层群众的强烈不满。要不要实行激烈的救国措施，成了双方斗争的焦点。
在斗争的决定性阶段，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比尔首先发难。1793年4月3日，他就杜木里埃叛变事件发言时说：“我以为要采取的第一条救国措施，就是决定审讯所有被指控为杜木里埃的同谋犯，特别是布里索。”4月5日，马拉主持的雅各宾俱乐部要求惩治“申诉派”，即在审判国王时企图以诉诸全民表决的办法挽救国王生命的吉伦特派分子。不久，巴黎公社也对吉伦特派提出同样的指控。吉伦特派采取反击措施： 4月13日对马拉提出起诉(24日被革命法庭宣布无罪释放); 5月18日提议解散巴黎公社，并成立“十二人委员会”对其活动进行调查;5月24日下令逮捕公社领导人埃贝尔等(27日获释);5月25日吉伦特派领导人伊斯纳尔在国民公会发言恫吓说，万一公社举行暴动，巴黎就可能被毁灭。这是向雅各宾派发出决战的信号，被称为“新不伦瑞克宣言”。
面对吉伦特派的挑战，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最后决定诉诸武力。5月26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举行起义，说：“当人民遭受压迫时，当人民除了自己一无所有时，谁不号召他们起来，谁就是胆小鬼。”5月29日，巴黎33个区的代表在主教宫成立秘密的起义委员会。5月31日，起义群众按照1792年8月10日的方式包围了国民公会，迫使它解散了“十二人委员会”。6月2日再次起义，又迫使国民公会通过软禁29名吉伦特派议员的决议。两次起义的结果是吉伦特派统治的垮台和雅各宾派执政的开始。
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不同，为了应付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和维护第三等级的革命团结，甚至不惜为此作出让步和妥协”。罗伯斯比尔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当时的私人笔记中记下警句：“人民应该与国民公会团结一致;国民公会应该利用人民。”雅各宾派执政初期颁布1793年宪法和三个土地法令，就是他们实行同平民群众结盟的两项民主措施。
雅各宾俱乐部
5月30日成立了附属于救国委员会的塞舍尔等五人小组，负责起草新宪法。6月9日提出草案，10日经救国委员会批准，11日向国民公会提出，24日被通过。1793年宪法又称作“共和元年宪法”或“雅各宾宪法”，它包括新的《人权宣言》35条，宪法本文124条。它规定，社会的目的是公共福利，政府是为保障人们享受其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设立的;公民享有劳动权、社会救济权和受教育权;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拥有反抗政府压迫的权利;成年男子享有普选权;最高立法权属于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最高行政权属于从各省候选人中选出的、24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它对立法议会负责。1793年宪法通常被认为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是最终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蓝图。雅各宾派之所以急于制定和通过这部宪法，有其策略意义。塞舍尔在6月10日宣读宪法草案时指出，它是“我们对所有诬蔑我们只想搞无政府主义的诽谤者、阴谋家的回答。”的确，这部宪法仍然保障财产的充分所有权，仍然保障各省地方权力和各种民主自由，是为了避免关于“巴黎无套裤汉专政”的指责，为了使信奉联邦主义的农村不再议论5月31日和6月2日事件之“非法”。除却特权阶级以外，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都能从中读到令人快慰的条文。7、8月间举行全民投票，结果以绝对多数获得批准。
雅各宾派还希望使广大农民群众立即看到5月31日和6月2日起义的实际成果，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国民公会接连颁布了三个土地法令。6月3日法令规定把亡命者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并允许贫农在10年内分期偿付地价。6月10日法令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7月17日法令宣布，无偿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销毁一切封建契约。这些法令是雅各宾派为了同农民群众结成联盟而付出的代价。列宁高度评价这些法令的深远意义，指出：“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是造成1793年英勇爱国精神和军事奇迹的“物质经济条件”
①。
这样，执政的雅各宾派通过这些民主措施，同广大城乡平民群众结成联盟，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为走向专政准备了条件。
革命政府与恐怖
1793年夏天，形势更趋恶化。联邦党叛乱，因6月2日被软禁的一部分吉伦特派领袖从巴黎出逃而迅速蔓延开来。西北部的冈城成了暴动的中心，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地区随之响应，他们建立了一支以温普芬将军为统帅的军队，准备向巴黎进军。里昂是中部叛乱的中心，军队的指挥权落入王党普雷西和维里欧侯爵手中，他们与撒丁王国的入侵军取得了联系。在西部，得到英国支持的旺代叛乱继续扩大，卡特利诺等指挥下的旺代军攻下索缪尔和翁热，企图攻占南特。到7月中旬，全国83个省中大约有60个省卷入了叛乱。
与此同时，前线也节节失利。英国直接参战，约克公爵指挥的汉诺威军在荷兰军的支援下包围了敦刻尔克。科堡亲王统率的奥地利军包围北部边境诸要塞，贡德和瓦朗西安相继陷落。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鲁士军夺取了美因兹，进而包围兰道。撒丁王国的军队进逼萨瓦。西班牙军越过比利牛斯山，向鲁西荣推进。英国舰队封锁了法国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岸，科西嘉岛宣布脱离法国。
英国的封锁和国内的叛乱使粮食供应遭到阻绝，投机商人囤积居奇使物价飞涨，指券到7月份已降到票面值30%以下。7月13日，雅各宾派著名领袖马拉被吉伦特派分子夏洛蒂·科黛刺杀。巴黎的气氛更形紧张。代表下层群众利益的“忿激派”要求实行恐怖，惩罚投机商，派革命军到农村征集粮食，逮捕一切嫌疑犯，清洗和改组军队等。9月4—5日，巴黎群众手持武器走上街头，提出了“对暴君作战!对贵族作战!对囤积居奇者作战!”的口号。肖梅特率领代表团向国民公会坚决要求“把恐怖提上日程”。
这样，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和下层群众的强大压力，就把掌权的雅各宾派推上了革命专政的道路。
一般把1793年10月10日宣布革命政府的法令看作是恐怖统治正式开始的标志。实际上，7月对救国委员会的改组和8月宣布1793年宪法暂停实施，说明革命专制制度已经形成了
①。
4月6日成立的以丹东为首的救国委员会既没能驱逐入侵之敌，又没能预防联邦派的叛乱，也没能解决经济危机。7月10日进行改选，丹东派分子落选，圣茹斯特、库东、圣安德烈等罗伯斯比尔派分子当选。7月27日，罗伯斯比尔加入救国委员会。再经过8月和9月的调整，人员就固定下来，罗伯斯比尔派掌握实权。
自7月全民投票批准宪法之后，全国约4万个公社的代表来到巴黎，参加8月10日革命周年纪念节表示拥护宪法。8月11日，丹东派德拉克鲁瓦在国民公会提议根据新宪法筹备进行立法议会的选举。当天晚上，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予以坚决驳斥。8月12日，各地代表向国民公会提议延期实施宪法，丹东发言表示赞成。8月23日发出总动员令，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8月28日，巴雷尔代表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宣布：“在阴谋包围我们时不能够简单地实施和平时期使用的宪法法律”。
革命政府的理论纲领，在圣茹斯特1793年10月10日的演说及罗伯斯比尔1793年12月25日和1794年2月5日的演说中得到明确的表达。圣茹斯特指出，鉴于危急的形势，直到和平实现之前，宪法应当被搁置，政府应当是革命的机构。罗伯斯比尔则指出，宪法政府只能在和平时期发挥作用，战时就得暂停，否则将会导致自由的毁灭。宪法政府的目的是保存共和国，革命政府的目的是创建共和国;革命本质上就是内战，因此革命政府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以应付危急形势。和平时期政府的生命力在于施行仁政，战争时期政府的生命力既在于施行仁政，也在于实行恐怖;没有仁政的恐怖会祸国殃民，没有恐怖的仁政会软弱无力。
革命政府的组织纲领是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和俾约-瓦伦的提议，先后于1793年10月10日和12月4日通过的两个法令。它们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是革命政府的法律依据。这两个法令规定：最高权力属于国民公会，它同时兼有立法权和行政权;临时执行会议、各部部长、各军将领都受救国委员会监督;治安委员会负责国内的警察事务;被派遣到各军和各省去的议会特派员拥有广泛的权力，受救国委员会监督和指导;设置由中央任命的国务专员，负责在各地实施中央的法律。这两个法令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全国的权力集中于巴黎，各行政机关的权力集中于救国委员会。
革命政府是由救国委员会、治安委员会、革命法庭以及地方革命委员会等组成的。
救国委员会是革命专政机器得以运转的主轴。它控制了临时执行会议各部(1794年4月1日改组为12个委员会)，有权颁发行政命令，有权进行逮捕，直接负责外交事务、指挥作战、筹办军需，并通过粮食委员会(10月22日设立，1794年4月20日改为粮食和贸易委员会)指导经济。它向国民公会提出的法案一般都获通过。它是雅各宾专政的决策机关，起着责任内阁的作用。
治安委员会是革命政府的另一重要机关，负责国内的警察和治安事务，被称为“恐怖部”。1793年9月13日国民公会决定，此后治安委员会人员的名单由救国委员会提名。经改组后，成员保持为12人。
革命法庭负责审理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和危及共和国安全的罪行。它的判决不得上诉或推翻。1793年9月5日进行改组，其成员由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联合提名。改组后，审判员由5人增至16人，陪审员由12人增至60人，检察长下属检事5人。法庭分成4组进行工作，简化了审判程序，加速了审判速度。
革命政府通过派遣到各省和各军的特派员、设在各县的国家专员以及各地方革命委员会，把中央的法律和政令推行到全国。
革命政府在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
在军事方面，颁布总动员令和改组军队。1793年8月23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由卡尔诺和巴雷尔起草的“全国总动员令”。该令宣布，“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法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要为战争出力;国家的一切物资都被用于战争;18—25岁的未婚男子为第一批应征对象。到1794年春，法国拥有13个军，兵员总额近百万。1793年2月原则上通过的关于把义勇军和正规军混合编制的法令在1794年春开始实行，两营义勇军和一营正规军合编成一个“半旅团”，欲使前者的爱国精神和后者的纪律性结合起来;废除了旧军队的白色军服，改行义勇军的兰色制服;把大多数贵族军官清除出军队，同时从下层提拔高级将领;新军官们发挥主动性，克服旧军队的陈规陋习，创造适应于新军队的战略战术;军队特派员对指挥官进行严厉监督，任何无能和疏忽都被视为对共和国不忠;动员一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军需生产作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为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法国革命史》作者勒费弗尔评论道：“一支真正全民族的军队奔赴战场，这是自古以来第一次;一个民族成功地装备和供应一支庞大的军队，这也是第一次——这就是共和二年大军的新特点。”
在经济方面实行统制政策，颁布严禁囤积垄断和全面限价的法令。1793年7月26日通过的严禁囤积垄断的法令规定，囤积垄断是重大的罪行，凡储藏有所列举的几十种日用必需品者必须于一星期内向当地政府申报，并于申报后三天之内分成小份出售，拒绝申报或申报不实者均处以死刑，其财产予以没收;刑事法庭根据此项法令所作的判决不得上诉。鉴于1793年5月4日颁布的谷物最高限价法未能有效施行，9月29日又通过全面限价令，对凡属于7月26日法令中列举的日用必需品均规定最高限价。除谷物、面粉、饲料、烟、盐及肥皂的价格须全国统一外，其他必需品的价格由各县规定，其标准为当地1790年的市场售价再加1/3。违者买卖双方均处以所售物品价格之加倍罚金，并列入嫌疑犯名单。同时规定工资的最高限额为1790年标准再增加1/2。这些法令可以认作是雅各宾派同城市平民结成联盟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此外，为保证军需和城市的供应，政府还采用征发制、国营制和配售制来管理经济。全国的所有资源、农民的农副产品、手工业者的制造品，都在征发之列。对外贸易、邮政和军事运输、银行和股票交易，都受政府的严格监督;政府直接创建了一些工场，又以提供原料和劳动力的办法控制私营工场的生产，征发产品，限制价格。在巴黎和一些大城市曾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口配售制
①。为了保证上述政策的实行，于1793年9月9日正式成立了以隆森为司令的“革命军”，被称作“第14军”。
在政治方面实行恐怖政策，颁布嫌疑犯令。1793年9月17日通过的嫌疑犯令规定：凡行为、关系、言论及著作表现为拥护专制政治、联邦制及敌视自由者，未能按规定证明其生活方法及已履行公民义务者，被停职或撤职的官吏，前贵族及其亲属或亡命者的代理人而未经常表现热爱革命者，革命期间出走的亡命者，均被视为嫌疑犯;各地监视委员会或代理其职权的其他委员会应在其辖区内编制嫌疑犯名单，并将他们收押，监管到和平时为止。这项法令对于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无疑是可怕的威胁，但由于条文内容含糊和执行中的偏差，而使嫌疑对象不仅及于已犯罪者，且及于可能要犯罪者;不仅有贵族，还包括经济、宗教政策的反对者。据估计，到1794年5月，全国被逮捕的嫌疑犯总数达30万之多。
与此同时，革命法庭加紧了工作。1793年10—11月先后把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包括布里索、维尼奥在内的21名吉伦特派分子，罗兰夫人等判处死刑。随后又把奥尔良公爵菲力浦-平等，斐扬派的巴伊、巴纳夫以及一些将领送上断头台。派往各地的特派员拥有极大权力，各行其是，使中央对他们失去控制。科洛—德布瓦、富歇、巴拉斯、弗雷隆、卡里埃、罗维尔、塔利安等都曾在他们的派驻地，主要是叛乱地区进行过激的屠杀。据格里尔统计，仅被直接判处死刑者约近1万7千人，如果加上未经审判而处死者(不包括在内战战场上杀死者)，则达3万5千—4万人。在所有业经查明身份的死者中，贵族占8.5%，教士占6.5%，而原来的第三等级则占85%。恐怖使革命政府以强制力迫使全民族为救国而作出牺牲。
雅各宾革命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战争措施，使他们能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对付国内的叛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793年夏秋，共和国的军队先后攻下了由叛军占领的重要城市冈城、马赛、里昂、波尔多，后又收复被英军占领的土伦，从而平定了联邦派的叛乱。10—12月间，控制了旺代全境。
此时，适逢反法同盟各国矛盾重重，指挥不一，故法军在前线也节节胜利。9月6—8日，乌沙尔的北路军在昂德斯科特击溃了约克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解除了英军对敦刻尔克的包围。虽然法军没有乘胜追击，胜利并不完全，但它是雅各宾派执政以来的第一次胜利。10月15—16日，继任北路军司令的儒尔当在瓦迪尼击败科堡亲王率领的奥地利军，进入莫伯日。这次胜利虽非决定性的，但它增强了法军的信心。11月底，奥什的摩泽尔方面军和皮什格鲁的莱茵方面军攻入维桑堡防线;12月26日，击败了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奥联军，解了兰道之围，收复了阿尔萨斯。在东南方，克勒曼的阿尔卑斯方面军赶走撒丁军队，收复了萨瓦。在南方，西班牙军队也被逐出鲁西荣，退回比利牛斯山南麓。
到1793年底，法军已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使战场移到国境线之外了。1794年春，根据卡尔诺的战略部署，以新任司令皮什格鲁的北路军为主力，对科堡率领的奥地利军发动进攻。6月25日，阿登方面军和儒尔当率领的摩泽尔方面军占领沙勒罗瓦。6月26日，两军在弗勒鲁斯会战中击溃奥军主力10万人。皮什格鲁和儒尔当两军于7月8日会师攻入布鲁塞尔，然后分兵对付英荷军和奥地利军，向荷兰和比利时继续推进，于7月24日占领安特卫普和列日，进而控制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法军在弗勒鲁斯战役中赢得决定性胜利，第一次反法同盟遂趋瓦解，外国武装干涉暂告结束。革命政府的恐怖政策获得了成功。
雅各宾专政的瓦解
雅各宾专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在它内部包含着必不可免的瓦解因素。雅各宾派在国民公会中只占少数，它的力量在于同下层群众结成联盟，但这种联盟只是暂时的、有限度的，不可能长期维系在一起。革命政府和恐怖政策一度行之有效，但它仅出于形势所迫，只是权宜措施，绝非长治久安之计。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由各个社会阶层代表组成的革命领导集团内部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团结，忍辱负重，一致对外。一旦危象解除，内部分歧顿现激化，从相互倾轧变成生死搏斗，终于导致专政的瓦解。
雅各宾派区别于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的主要之点，在于它颁布较激进的土地法令和实施严厉的限价政策，以牺牲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为代价，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乡劳动群众的当前愿望。但这种政策是有限度的。在公布1793年6—7月三个土地法令的同时，3月18日关于凡宣传“土地法”(无偿平分土地)者均处以死刑的法令却没有被废除。罗伯斯比尔认为“土地法”“只是骗子们为了恐吓糊涂虫们所捏造出来的幻想”，“财产的平等只是一种空想”。在1793年9月29日全面限价令中，同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额。1791年6月14日剥夺工人集会结社权利的勒·夏珀利埃法也依然生效。直到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即热月政变前四天，罗伯斯比尔派的公社还公布了巴黎工资的最高限额。雅各宾派领袖们终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他们厌恶“统制经济”，认为它只是战时被迫采取的权宜措施，不允许它超出革命防御所必需的范围。他们的出发点是与下层城乡劳动群众不同的，因此两者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稳固的联盟。1793年9月逮捕“忿激派”领袖扎克·卢和瓦尔勒等，就是此一联盟发生裂痕的标志。
雅各宾派内部的斗争导致联盟的破裂和罗伯斯比尔派的孤立。雅各宾派内部分为左、右、中三派，即埃贝尔派、丹东派和罗伯斯比尔派。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严厉实行限价政策和恐怖措施。各派都想执掌政权，操纵两委员会。埃贝尔派是继“忿激派”之后城市下层群众激进运动的代表者，他们控制着巴黎公社。埃贝尔认为，一切罪恶都是囤积居奇者造成的，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断头机。他在《杜歇老爹报》上写道：“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商人”，“小商店也和大商店一样坏”。他们指责丹东派是“催眠派”，指责罗伯斯比尔派是“新催眠派”。丹东派较多地承继了吉伦特派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并要求“爱措人类的鲜血”，实行“宽容”政策。丹东支持德穆兰创办《老哥德利埃报》，猛烈抨击恐怖政策，矛头不仅指向埃贝尔派，而且指向罗伯斯比尔派。
处于中间地位，受到两面攻击的罗伯斯比尔派则是主流派，他们掌握着救国委员会的实权。这场斗争从1793年9月以后日渐加剧。罗伯斯比尔派起初是摇摆不定的。1793年11月狂热的反基督教运动造成严重混乱，罗伯斯比尔联合丹东使国民公会于1793年12月6日通过了信仰自由令，从而给埃贝尔派以初步打击。丹东派于12月发动猛烈进攻，企图改组救国委员会，又使罗伯斯比尔对他们失去信任。12月25日，他对左右两派都作了谴责。
从1794年初起，罗伯斯比尔派迫于形势而继续向左转。2月26日和3月3日(风月
①8日和13日)，圣茹斯特提出的风月法令规定：凡经审查被确认为“革命敌人”者应拘禁到和平实现时为止，其财产应被没收，无偿分配给“赤贫的爱国者”。此法令是极难实行的，事实上也始终未曾兑现，但它表明了罗伯斯比尔派继续推行恐怖政策的决心。然而，埃贝尔派却想乘机举行暴动以夺取政权。
于是，救国委员会决定分别镇压左右两派。3月13—14日夜间，逮捕了埃贝尔派主要代表人物埃贝尔、隆森、樊尚、摩莫罗、克洛斯等，于24日送上断头台。3月30日夜间，逮捕了丹东派主要代表人物丹东、德穆兰、德拉克鲁瓦、菲利波等，于4月5日送上断头台。在打击两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集权。3月27日解散了由埃贝尔派掌握的革命军;4月1日取消了临时执行会议;4月13日处决肖梅特，5月10日逮捕帕什，进而彻底改组巴黎公社，代之以由政府任命的官员。反对派被镇压了，政府的权力更集中了，但专政的群众基础也被瓦解了，掌权的罗伯斯比尔派陷于孤立。圣茹斯特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写道：要使恐怖政策不成为两面锋刃的武器是极困难的，革命已经冰冷了。
罗伯斯比尔派曾指望再度鼓起群众的热情，以求革命的团结。然而，强大的新反对派暗流已在形成。这次新斗争的场所不在政府之外，而在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内部。它的意义客观上超出了派别倾轧和争权斗争的范围，超出了斗争参与者的主观想象。
救国委员会内部本来就存在着分歧。极左派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对罗伯斯比尔等处决埃贝尔派、一度保护丹东派深感不满。温和派卡尔诺、兰代和科多尔省的普里厄，对罗伯斯比尔等左倾的社会经济政策及恐怖措施极为反感。他们都反对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库东的“三头政治”。治安委员会同救国委员会之间有着权力之争，经常发生磨擦。瓦迪埃、阿马尔、服兰等人对罗伯斯比尔的权势感到不安。在国民公会中，塔利安、弗雷隆、布尔东、勒让德尔等一批人则对罗伯斯比尔恐怖政策的下一打击步骤深怀恐惧。反对派的矛头集中指向罗伯斯比尔。关于他“独裁”、“专制”的指责已经时有所闻，刺杀他的事件也屡次发生。
遭到孤立的罗伯斯比尔派决心继续实行恐怖，清除所有反对派。1794年6月10日(牧月22日)，库东向国民公会提出由他和罗伯斯比尔共同起草的“牧月法令”，虽遭强烈反对，仍获通过。该法令以含混的定义扩大了“敌人”的范围，宣布：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所有企图使用暴力或使用阴谋来破坏自由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法令取消了辩护人制度，规定：被诬告的爱国者可由爱国的陪审官作辩护，法律决不准许阴谋分子有辩护人。预审制度也被取消，审判程序大为简化。连国民公会议员也只要有救国委员会等的命令就可直接送交法庭审讯，而毋须通过议会决定。从此开始了所谓“大恐怖”阶段。罗伯斯比尔派的主观意图是严厉打击革命的敌人，但客观效果却并非如此。此一阶段恐怖的特点是，死刑判决数量激增，普通民众在死刑犯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据统计，从1794年3月到6月10日的3个多月中，巴黎共处决1，251人;从6月11日到7月26日的45天中，则处决1.376人。7月间被处死刑者中，贵族和僧侣仅占5%，中下阶层约占74.5%，其余为军政官吏。
从1793年底起，特别是1794年6月弗勒鲁斯战役给反法联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以后，人们对革命的胜利确信无疑了，因而对“贵族阴谋”的恐惧、报复的欲望、激进的狂热都开始减退了。恐怖的象征物——断头台遭到巴黎人民的冷遇甚至厌恶，不得不迁移到更僻远的地方。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反丹东派和埃贝尔派的斗争中罗伯斯比尔派获得了胜利，“但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①。恐怖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由此，以罗伯斯比尔派为核心的雅各宾专政，作为行使恐怖的机器，其垮台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把罗伯斯比尔等人也送上断头台，以此作为雅各宾专政悲剧式的幕终。
雅各宾专政的历史地位
1793年初夏，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经历了4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反动阶级的抵抗不仅没有放弃，并且因欧洲君主国的武装干涉而加剧了，革命面临着被扼杀的危险。雅各宾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推上台的。
雅各宾派不属于一个阶级，更不是一个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从其出身、文化教养和拥有财产的情况来看，其主体是从事各种行业的业主，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他们尊重财产所有权，主张经济自由。从意识形态来看，他们信仰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赞成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这个派别区别于大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的一个特点在于，为了粉碎内外反革命势力，争取革命的胜利，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以求第三等级的团结，同城乡平民结成暂时的联盟。没有这一联盟是不可能击退内外敌人的凶猛进攻的。直到1793年7月17日土地法令颁布为止，一直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和以巴黎为中心的城市“无套裤汉”运动，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雅各宾派采取激进措施，走上专政的道路。
雅各宾专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把第三等级各个阶级阶层可能调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集中到前线，从而击退了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保卫了革命事业。它进一步荡涤了封建残余，把农民从封建制度和教会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为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它为了同城市平民结成联盟，甚至损及了本阶级的某些利益，从而使革命进程达到上升路线的顶点。它作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潮阶段，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对此后法国的历次革命运动和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留下了所谓“雅各宾主义传统”。
然而，必须注意雅各宾专政赖以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法国历史学家马迪厄认为：“这个持续一年多的专政，与其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还不如说是内战和对外战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压力的结果。”
①这是一场“强制性的试验”，各个阶级都得付出代价：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和发财机会受到限制，包括农民和小业主的财产在内的几乎所有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是征发的对象，大革命所珍惜的“人民主权”受到压抑;一切都以“胜利或者死亡”的口号予以衡量，暴力和断头台成为对付任何反抗的唯一和最终的手段。它无疑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措施，连执政者都希望它不久即会不留痕迹地消失。事实上，随着前线的胜利，雅各宾专政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
雅各宾专政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整个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把它同法国革命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对立起来，以它的政策措施作为衡量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或者把它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对立起来，以它作为唯一彻底革命的模式，这些都不能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5页。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① 《法国革命的政治史》作者奥拉尔认为,从1792年8月10日革命到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解散为止,法国的政府都是革命政府。
① 勒费弗尔强调指出,不能过高估计雅各宾专政时期国民经济国有化的程度,一方面雅各宾派视之为战时的权宜措施,另方面客观条件也限制了此项政策实行的范围。
① 1793年10月,国民公会颁布了《革命历》。《革命历》以1792年9月22日共和国成立之日为元旦,作为新纪元的开始。革命历1—12月分别称为“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穑月”、“热月”和“果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5页。
① 奥拉尔也认为,革命政府是恐怖政府,是战时的权宜之计,它将同战争一起结束。不过他强调雅各宾专政的首脑人物背叛了1789年的原则,压制了自由,建立了暴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