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大学的教学活动随着时间与地区的不同有许多差异，因此只能概述一些基本的共同特点。

中世纪西欧并无系统的小学、中学教育，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一般要在教会学校和后来由城市兴办的文法学校学习基本的读、写、算术和宗教教育，特别要初步掌握拉丁文，因为拉丁文是大学教学和生活交际中唯一通用的语言。学生在13—16岁之间便可以进入大学。大贵族子弟是很少进入大学的，他们一般接受骑士和宫廷教育，以继承爵位和领地。但大学生主要是靠父母的供给，所以小贵族(尤其是无继承权的非长子)、乡绅、富裕市民(从事工商业与学术者)的子弟是主要成份。另外就是教会人士的亲戚、子弟和各地教会资助而来的贫穷少年(多半为了在教会任职)。最初的大学并无固定的校舍和资产，随着大学的发展尤其是学院的建立，才使较为贫困的学生以至教师有更多学习研究的机会。最初的大学纪律管理十分松弛，学生只是拜一位教师总管学习，经常有荒废学业、闹出种种事端者，因生活无法维持而中途辍学的也为数不少。后来随着大学组织和设备的完善，尤其是学院的设立，才有了严格的制度和纪律。学生要在学院固定的宿舍就宿，早上五、六点钟按时起床，共同在食堂就餐，参加礼拜，按时上课，闭门自修，只是在一定时间才可离开学院外出。一般大学学生和教师均有教士身份，所以要求独身不婚。当时大学的生活供给标准是不高的，一些贫穷的学生被许可乞讨，吃富有学生分剩之食，作助教谋生。青年学生在一起经常举行球赛、打猎、舞会、音乐等活动，但这均是自行组织而非大学认可的，也免不了有斗殴、酗酒、赌博、宿娼之类事情。同时这些学生组织起来，以言论文字甚至武力攻击学校当局、教会、封建领主，直至国王和皇帝的事也时有发生。被称为“异端”的反教会思想也在大学流行。

大学的教学也逐步系统化。大学最初两年到四年，是以教师讲解辅导教材为主，每次上课常达三小时，每日有课一两次。教师先给学生说明教材梗概及主要思想，简要叙述本章知识，逐句诵读原文，再重述重点、释疑和旁证博引。教材常有较原文更长的各家注解。此后就要组织学生个别或分组提出问题，进行对辩，再要求每个学生自选问题，进行有独到见解的论证，并进行答辩。随着年级的增高，学生的答辩份量越来越多。学生只有通过由相当高资格者组成的教师团体主持，并有相当多权威人士旁听的答辩，才能取得学士、硕士或博士资格。由于书籍和书写工具是昂贵难得的，学生必须下很大功夫背诵，记熟大量教学书籍，并有熟练的分析，逻辑推理和辩论能力，才能通过答辩的道道关口。

在教材内容上，文艺学科作为基础，但中世纪初期“古代七艺”的教材已远远不够了，加上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西塞罗等人的原著，后来逻辑学和哲学得到特别的发展，成为文艺学科的高级课程。哲学分为自然哲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道德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形而上学三部分，基本上是以亚里士多德全集各书为教材。最初是要求学习六七年得到硕士学位，也就是取得担任教师资格的证书。学士最初只是对于正在就学以求得教师资格的学生的称呼，后来由于大学需要助教，学生也需以此谋生，便有了学士学位，一般学习四年可以得到。而神学、民法、教会法和医学除了要有文艺学科的基础外，还需要长时间的专业学习，有时多达16年之久，由这些学科结业的一般便授予博士学位(不一定要先有学士与硕士学位)。原先大学要求穿戴的教士袍服由此发展出各学衔不同的样式，授予学位也发展出了隆重的穿袍、奏乐、游行、宴会仪式。获得这些学衔，也就逐步成为担任教师、法官、律师、公证人、高级教士和医生的必要条件。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便更形重要。

处于罗马教会神权统治之下的中世纪西欧，大学的教育，不得不适应教会教义教条定下的框架。在学习神学、经院哲学和教会法时，只就教会定下的教义教规和教材研讨， 根本很少涉及《圣经》本来的意义及原文(希伯莱文和希腊文)的真意。在学习象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的著作时，也是按教会的教义加以歪曲来适应神学观念。大学中自然科学和医学的教学，也得符合基督教的信仰和宇宙观，如上帝创世，地球中心等，并且对权威的学说不能提出疑问。因此，尽管中世纪的大学师生养成了良好的研读、注释，逻辑分析和推理、辩论的能力，并力图以理性来求知，但总的并没有摆脱教条与权威的局限性。但随着西欧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打破了这个局限性。文艺复兴的在学科上的突破，首先是在大学的基础学科文艺学科。在文艺学科教授和学习的一批学者，如彼德拉克、薄伽丘、洛伦佐·瓦拉，伊拉斯莫、戴塔普尔、黎希林、科勒特等，从研习古典文化中发现了被教会歪曲的基本知识上的谬误，而威克里夫、胡斯、马丁·路德、慈温利、加尔文等在大学研修神学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指出罗马教会在教义、教条上的谬误。掀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伟大运动的杰出人物，大多数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而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大学培育出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培根、哈维等第一批杰出的近代科学家。套在中世纪大学上神学专制的枷锁一旦出现裂痕，便人材辈出，不少人由学究和臣仆变为新时代精神的主将，使落后的西欧首先跨入科学、文化的新时代。

在这个大转变时代，大学的组织和地位也有所变化。由于中世纪的社团和教会组织的衰败以及大学规模、设备、需求的扩大，旧有的对大学的经济政治支持来源已经不能胜任了。新兴的民族国家中的王权，一些发达的领地和城市共和国的当局，开始以国家财政来直接支持大学。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 法国的巴黎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加大学是国家的荣耀，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和佛罗伦萨的大学是城市的骄傲，海德堡大学、科隆大学、图宾根大学、那不勒斯大学则是领地发达的象征，而克拉科夫大学、布拉格大学、哥本哈根大学、乌普萨拉大学是弱小民族独立自强的希望。大学建筑辉煌，规模剧增。虽然专制王权和反宗教改革的势力还要给大学套上新的桎梏，但是科学、文化的发展毕竟又迈出了一大步，大学的师生在随后两三个世纪作出了百倍于前人的辉煌成就。

中世纪的欧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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