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五世纪，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希腊、罗马灿烂的古典文化迅速衰落，古代的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也几乎荡然无存。统治西欧各地区的各个蛮族王国刚刚脱离原始部落状态，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刚刚兴起的国王、贵族、领主、骑士等各级封建统治者多是一介武夫，没有受过任何文化教育。只有在思想意识方面统治西欧的罗马基督教会，还需要保留一些文化知识。但罗马基督教会由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对广大人民思想行为进行严密控制，仇视古典文化，反对学习有关社会、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各方面的知识，因为学习这些知识是与教会所宣扬的神话和迷信相抵触的。许多教会统治者认为，“信仰是源于对所信仰的东西的无知”，“只是由于信仰才产生知识，而不是由于知识才产生信仰”。加之由于西欧大部分地区部族的生产和文化水平很落后，宗教蒙昧主义曾盛行一时。西欧中世纪初期的文化知识和科技生产水平，比起当时世界其它文明地区处于显著落后的状态。

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

但是随着西欧经济、政治的逐步发展，罗马基督教会的这种愚民政策是无法完全保持下来的。首先教会就需要培养一些能够巩固教会统治、进行宗教活动、宣扬教义的教士和僧侣。于是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以意大利修道士本尼狄克(480—548年)开创的本笃会修道院所组织的教育活动影响最大。教会首先需要的是对教士和僧侣进行读、写、算和教义基本知识的教育。这就需要利用古典文化的一些成果，逐步形成了被称为“古代七艺”(后来总称为“文艺学科教育”)的学习课程，七艺即语法、修辞、辩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但所学习的教材已不是古典文化的杰出成就，而是由五到七世纪的凯伯拉、博埃修斯、克修都若斯、伊西多尔等学者按照教会的需要简化、改编而成。语法、修辞和辩论主要是用于学习罗马教会用语拉丁文以及对基督教义进行阐述和问答，算术开始只用于计算宗教节日，几何则只保留了欧几里德的一些定理而无证明，天文则用于观察星辰运转以确定宗教节期的准确性，音乐主要用于宗教唱诗。八到九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768—814年)曾一度统一西欧大部分地区，为了帝国的巩固，查理大帝大力提倡文化教育，要求对教会学校进行重大改进，使古代七艺的学习水平进一步提高。他所支持的学者阿尔昆、马拉斯等人对兴办学校和倡导教育的努力，使欧洲的学术教育中心不再限于地中海沿岸，而扩展到高卢、日耳曼、不列颠群岛等地区。此后，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871—900年)、神圣罗马开国皇帝奥托一世(936—973年)在英格兰和德意志也进行过提倡文化教育的努力。但是在整个中世纪初期，文化教育只局限于为教会和宫廷服务，教育水平停留在基本知识的传授，没有多少显著的提高。

直至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西欧的文化教育事业才有了重大进展。其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工商业的繁荣，许多城市成为工商业中心，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城市。城市中各种手工业、商业，银行业等百业俱兴，人们的交往增多，西欧与其它地区的来往也多了起来，人们的思想眼界较以前开阔了，生产、生活、社会活动需要更多的文化知识，社会也有一定财力供一些人学习、研究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在这种条件下才有了普遍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可能。但西欧大学的产生，还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

西欧城市各种组织的形成、发展为大学的组织奠定了基础。在中世纪初期，西欧只有基督教会各级组织，和从国王、诸侯到骑士各级封建贵族领地的体制。由于西欧封建领地往往分裂得很小又不相统属，教权与俗权又相互牵制斗争，没有统管工商业和商品经济活动的能力，于是各种手工业的同业行会、商会便发展起来，成为控制城市的力量。由于行会争取各种经济、法律、行政权力的斗争成果，一些封建主又企图利用工商业得到更多货币和商品，许多行会以至整个城市或多或少取得了自治权。在行会的发展和斗争过程中，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与规章制度，成为大学组织形式的榜样，最初的大学机构，也就是学生行会或教师行会。

随着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大，西欧与外界也有了更多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十一世纪末到十三世纪，西欧封建主进行了多次侵略性的“十字军远征”，接触到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带回许多学术典籍。在阿拉伯人占领的比利牛斯半岛和诺曼人占领的意大利南部，许多学者将古典文献和阿拉伯文献由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由此，中世纪的欧洲才开始了解到古典文化的面貌，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动物学》等，柏拉图的一些著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斯和盖伦的医学著作等。另外还有一些伊斯兰文化的杰出成就，如阿维森纳的医学和哲学著作，阿威罗伊的哲学著作及各种代数学、化学、天文学、医学方面的知识。这对于当时西欧的学术界和文化教育是一场大的革新，除了原来的文艺学科有了很大的改革和发展外，新的三个高等学科即神学、法学和医学也开始确立，为大学各学科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早期基督教“教父学”的基本倾向是只阐明教义和信仰，排斥理性思维和哲学讨论的。虽然有一些学者力图使信仰与理性，教义与哲学调和起来或使之并存，但都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邪说”。到了十一世纪，面对西欧学术文化的发展，这种单纯的排斥已经无以服人了，于是罗马教会和众多的学者不得不把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主观概念与客观具体事物这一系列问题联系到一起加以研究讨论，这就形成了经院哲学。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学说。经院哲学的论题无所不包，把应信仰什么道德真理，个人的思想意识与感情爱好等精神活动，以及自然界的客观事物的规律等各类问题全混在一起。经院哲学的争论，分为“唯实论”与“唯名论”两大派。唯实论的最初代表是安瑟伦(1033—1109年)，认为一般概念是客观真实的存在，而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只是一般概念的外表或现象，而最高、最终极的一般概念就是上帝。唯名论的最初代表是洛色林(1050—1106年)，认为只有具体个别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一般概念只是一些个别事物的名称。这种理论发展下去便有动摇教会根本教义的危险，因此总是受到教会压制的。其后，法国学者阿贝拉(1079—1142年)在这场争论中进一步提出：“怀疑才能开辟研究的道路”、“只有研究才能得到真理”、“要信仰必需先对其了解”、“怀疑无罪”、“教义要经得起辩驳”种种大胆的观点，更大大激起了论战的热潮。论战在法国进行得最为激烈，由此法国成为神学研究的中心。尽管教会支持唯实论而残酷迫害唯名论学者，论战却无法休止。在阿贝拉多次进行讲学和论战的巴黎，许多反抗教会专制的教师纷纷组织起来，终于形成巴黎大学。在这场论争中伦巴德的彼得(1100—1160年)编成的《嘉言录》成为教授神学的基本教材。随着古典和阿拉伯的哲学、科学知识大量流入欧洲，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极大地冲击了神学研究，宣扬非理性的信仰的教条更站不住脚了。于是意大利教士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年)编著了《神学大全》等著作，把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学各类知识全纳入经院哲学的体系之内。从而证明，一切学科，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由理性来认识也能符合信仰，信仰最终是高于理性的，最高的真理还是信仰，至于有些信仰不能用理性认识，那是由于人的理性的局限，只能由上帝的启示去认识。《神学大全》便成为中世纪神学教育的标准教材，但是一直受到唯名论者和其它种种学派的挑战。由此可见，神学教育尽管是为宗教服务的，中世纪神学上的论争却有着广泛的意义，是那个时代的学者认识客观世界和人本身的思想活动，锻炼理性思维、分析自然、社会及人本身的种种现象与问题，以及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

与此同时兴起的另一重要学科是法学。在中世纪初期，古代的法律传统也被破坏殆尽，各蛮族部落各有自己的传统习惯法。这些法律是相当原始落后的，尽管后来有相当的改进，并成为依据传统判例形成的“普通法”体系，还是不能适应西欧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商品、信贷和财产转移关系的复杂化，行会、商会和自治城市的广泛建立，迫切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从事各种法律工作的专门知识阶层。拜占庭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期间(527—565年)，根据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法律传统编纂的《民法大全》，体系严格完备，尤其对财产的所有权和转移关系有着明确的规定。这种罗马民法体系，在罗马帝国的旧地意大利一直没有中断应用，随着意大利北部伦巴德地区工商业的发达和众多自治城市的出现，更形成了一个从事罗马法专业的阶层，法律的系统专业教育也就不可缺少了。最早闻名的是十二世纪初在意大利波洛尼亚系统讲授罗马法的爱纳里乌斯。他和其它一些学者的教学活动促成了以教授法律著名的波洛尼亚大学的产生。与罗马民法兴起的同时，随着罗马教廷和各级教会在整个西欧势力、财富的增长，教会法体系也逐步形成。教会法庭在西欧各地与世俗法庭并立，教会法庭在处理思想信仰、婚姻、继承、教士、教俗争执等方面有专门的权力。波洛尼亚的一位僧侣革拉先于1142年编纂了《教会法令集》，波洛尼亚除了教授罗马法外，在教授教会法方面也成为权威。在中世纪欧洲的法律教育和司法裁判中，罗马民法、教会法和普通法有时并存互为补充，有时激烈斗争互不相容，因此，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教学是分为两个系统的。

由于人们日常的实际需要，基督教会传说耶稣又是为人医病者，所以医学也较早得到发展。中世纪初期的医学是与巫术迷信混在一起的，后来才片断了解到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斯和古罗马医生盖伦的一些著作。但是推动医学有较大发展的，还是十一世纪末以来阿拉伯医学的传入。欧洲从阿拉伯人的译本和注释中知道了希波克拉底斯、盖伦等古典医学家著作的全貌和阿拉伯人医学的重要成就，尤其是阿维森纳(980—1037年)的医学著作更被奉为经典。在意大利南部，与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接触较多，古希腊、罗马的医术较多地保存下来。尤其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并有矿泉的滨海城市萨莱诺，是许多病人和负伤者的疗养胜地，在中世纪初就设有医学学校。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一位犹太学者康斯坦丁努斯·阿非利加诺斯来到萨莱诺，翻译了大量的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医学著作，使当时先进的阿拉伯医术得以传入欧洲，第一所医科大学萨莱诺大学便由此逐步形成。在医学中讲授的除希波克拉底斯，盖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外，还有尼古拉斯的《消毒述要》、伊萨克的《热症篇》和《饮食篇》。不久医学教学便扩大到西欧各地。后来还添加了外科与解剖学的课程。

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发展与学术兴起的条件下，西欧的大学才得以形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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