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动荡纷繁的欧洲外交舞台，是由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拉开帷幕的。这是近代历史上欧洲强国为争夺贸易霸权和政治优势进行的第一次国际性战争。它对十八世纪欧洲强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西班牙的衰落与英法之争
这场战争既因西班牙王位继承权问题而得名，不消说西班牙与战争有着直接联系。但这场战争中西班牙只扮演了陪衬甚至是任人宰割的角色，而本来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毫无关联的英法两国倒成了主角。要明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由，有必要对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十七世纪下半叶欧洲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作一回顾和分析。
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曾是盛极一时的欧洲殖民帝国。在军事征服、商业扩张和殖民掠夺的狂潮中，西班牙统治的区域已超过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欧洲，它占有富庶的尼德兰和意大利的米兰、那不勒斯，以及西部地中海的西西里和撒丁岛。在中南美洲，它占据了西印度群岛、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的广袤土地。在大西洋沿岸各国开足马力进行的商业竞争中，西班牙是一度遥遥领先的佼佼者。但从十六世纪后期始，这个帝国已出现了由盛转衰的迹象。因封建专制王朝忽视民族工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是扶持反倒抑制了工场手工业的成长。虽有大量的美洲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却并未成为本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源泉，而是随着连年战争的巨额耗费、宫廷和贵族生活的奢侈无度及购买大宗英法等国工业品而大量流失了。整个西班牙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十六世纪末工商业已出现了萎顿下降的趋势。1588年对英海战中“无敌舰队”的覆没，又使西班牙海上力量和商业优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609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更使西班牙在遭受沉重打击后失去了它在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一块属地。十七世纪上半叶，西班牙这种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西班牙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国内经济在战争耗费和战后修复中丧失了任何活力，一度得到恢复的远洋舰队重又濒于毁灭。
至十七世纪下半叶，当英、荷、法等强国迅速扩充实力并为争夺欧洲和海上霸权以兵戎相见时，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已是捉襟见肘空有心愿了。使西班牙感到恐惧的是，沦为欧洲二等国的现实使它的自身利益受到威胁。英法等国已开始抢夺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庞大的殖民帝国支架变得愈发难于维系。
对西班牙意味着衰落的十七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却是崛起的时代。在十六世纪末战胜西班牙取得海上霸权的基础上，凭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工业、商业和农业领域内并行前进的稳固发展，英国的海外扩张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600年东印度贸易公司的建立，打开了印度和亚洲其它地区的商品和原料市场。1609年弗吉尼亚贸易公司的创立和其后在北美陆续建立的英属殖民地，又使英国商业殖民统治的触角延伸到新大陆，并为国内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重要来源。十七世纪中叶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取代封建专制统治、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克伦威尔政权一方面着手改造国内旧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也积极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创造更有利的条件。1651年议会颁布了著名的《航海法》，规定英国港口运进或输出的货物都要由英国船只运载，其用心主要是以此扭转荷兰以庞大商船队垄断转运贸易的局面。而当时荷兰已成为英国谋求海上霸权和商业扩张的主要障碍。荷兰不得不接受英国挑战，但在1652-1654年的英荷战争中败北，被迫承认了英国的《航海法》。1664-1667年、1672-1674年英国又两次发动对荷战争，彻底挫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英国还迫使对方交出了它在北美的殖民地新尼德兰(即今纽约)，扩大了自己的殖民地范围。
在战胜荷兰重新巩固海上霸权后，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扩张又与新的竞争对手法国冲撞起来。英法矛盾取代了英荷矛盾，双方争夺欧洲和海上霸权的冲突表现得更为尖锐。英国资产阶级感到庆幸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不仅使法国支持的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寿终正寝并迎来了君王立宪统治，而且荷兰执政奥伦治的威廉三世入主英国，使得英荷这两个海上强国在外交上协调一致共同对付法国。1689至1697年，英荷参加并筹划了由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君主和选帝侯、西班牙君主和瑞典君主组建的奥格斯堡同盟的抗法战争。这次战争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法国在欧陆的进攻态势并削弱了法国业已取得的欧陆霸权。
法国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处在“太阳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统治之下，这是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法国向外急剧扩张并谋得欧陆霸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内，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发起的战争就有四次。第一次是1667-1668年的法比战争，法国得到了位临法比边界的重镇里尔和其它11座要塞城镇。第二次是1672-1679年的法荷战争，这是在英国发动1672-1674年第三次对荷战争时交替进行的一次趁火打劫。法国的主要成果是得到了邻近东部边界的弗兰斯孔太，并使它抢夺的主要目标莱茵河地区受到威胁。在1679-1684年法国向莱茵河地区推进的第三次战争中，路易十四又以军事征服和外交手段并用的方法，先后强占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卡萨尔、皮德蒙特、卢森堡和西属尼德兰的一些要塞，并在和约中迫使西班牙和奥地利承认法国对这些地区拥有20年占有权。至此，路易十四在欧陆的扩张已达到高峰。1689-1697年法国发动第四次战争，其目标仍是莱茵河地区。但与前不同的是，英荷两个大国已携手共事并联合了多数国家对抗法国。其结果法国仅保住了斯特拉斯堡，而以往侵占的地盘大都丢掉了。路易十四当然不肯就此作罢，他在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并把英国作为争夺欧陆优势的主要敌手。
在北美，法国与英国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也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在占有魁北克、蒙特利尔、阿卡迪亚、纽芬兰等地的基础上，1682年法国又占据了密西西比河流域、新奥尔良以北的一片土地，取名路易斯安那。九十年代法国殖民者屡次对新英格兰地区侵扰劫掠，而英国殖民者也以进攻魁北克作为回报。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法国在北美的扩张能力与英国相比仍是有限的。路易十四认识到，法国能否在北美取得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和依赖于它在欧洲大陆的优势能否巩固。
路易十四一面在积蓄力量，一面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重新走向战场，以维持和巩固法国的欧陆霸权地位，并在海上和殖民地范围内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
这样一个机会，而且是路易十四想象不到的良机终于来临了，这就是十八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权问题给予法国的上好机缘。
遗产纠纷引起的撕杀
十七世纪末，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归属问题成为欧洲各国宫廷十分关注并私下谈论的话题。西班牙君主查理二世多病且无子嗣可承王位。长期以来，欧洲各国宫廷相互之间结成了姻亲纽带，所以，与查理二世有嫡传关系的王位候选人皆为异国王室成员。这就使得继承西班牙王位并承接在其名下的一份巨大遗产(由西班牙本土及广大的殖民地和属地组成)，成为欧洲强国觊觎和争抢的一个重要目标。
法王路易十四在查理二世健在时，就对王位归属表示了莫大的兴趣。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他即同英荷两个大国商议合伙瓜分西班牙遗产的问题。因为法国看到奥地利大公查理(原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三世的孙子)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之一，而一旦这成为现实法国将不会从对它充满敌意的奥地利那里捞到什么。法国希图引诱英荷以大国压力干预遗产瓜分，并由此防止可能再度出现的以英荷为轴心的反法同盟。1698年10月，法国与英国签署了瓜分西班牙遗产的秘密协议。其内容是：法国同意将西班牙王位交与另一位王位候选人、巴伐利亚选侯的太子约瑟夫·斐迪南，他将领有西班牙本土、西属尼德兰和西印度群岛。米兰和卢森堡则分给奥地利大公查理。法国保证永不谋求西班牙王位，但要获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法西交界的吉普斯夸省。英国签署协议的动机是，只要西班牙王位不落入波旁王朝之手，法国就无法独吞这份遗产，英国便可继续维持和利用欧洲的均势。为此它也支持巴伐利亚选侯之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并在瓜分一事上与法国暂时合作。
英法的这笔交易完全是背着西班牙干的。查理二世得知此事后恼怒异常，很快指定巴伐利亚选侯的太子为其全部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以确保西班牙大帝国不致分割。但是，1689年年仅7岁的继承人斐迪南却突然病故，这就使遗产纠纷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查理二世看到如将王位转交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奥地利大公查理的话，西班牙及其属地和殖民地将面临被法、英等国瓜分的危险。他在病中断然决定，将西班牙王位交与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菲力浦，称菲力浦五世。但遗产必须是完整无缺的转交，他认为这样做虽非上策却比王国遭受四分五裂要好些。
1700年10月，查理二世正式签署遗嘱，次月便去世。西班牙王室的摄政团向法国转呈了查理遗嘱，并声称如法国不能全部接受遗产，就将把王位继承权转授奥地利大公。
路易十四面临重大决择。如接受遗嘱就将违背与英国密约中的承诺，导致与英对立，并将使自己面临整个欧洲的挑战。因为吃尽了法国扩张苦头的多数国家，绝对不能接受路易十四较先更为强大的统治权力。但若拒绝接受遗嘱，到了手边的西班牙遗产便将立即转落到对它并不友好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手中。
没有过多的犹豫，路易十四选择了接受遗产的方案。这在他是一条铤而走险、但前景又十分诱人的道路。接过西班牙王位将使法西两国合为一体，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霸权势力。路易十四喜不自胜地欢呼道：“比利牛斯山再也不存在了!”使他感到振奋的是，接过西班牙的广大属地和殖民地，法国将变成一个世界帝国。这正是“太阳王”多年以来的梦想。
1701年初，路易之孙菲力浦启程到西班牙继位。路易同时颁布特旨申明，菲力浦亦有继承法王的权利。这已是将法西王冠系于一人的计划付诸实施。接着，路易将法国卫戍部队开入西属尼德兰诸省要塞和米兰公国，并派出若干舰只前往南美洲的西班牙属地，俨然充当起西班牙王国“接收大员”的角色。这种武装接管的粗暴行为，实际上已是法国向欧洲多数国家挑起战争事端的开始。
一切与法国敌对的力量重新结合起来。英国不能容忍路易十四独霸欧洲和建立超乎于己的世界霸权，同时也不满意路易十四企图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再度复辟的干涉内政行为，议会通过了支持对法战争的议案并决定拨款。本有权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也因遗产被法国劫夺，怀恨在心，准备一战。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最富实力的勃兰登堡和汉诺威选侯支持下，反对西班牙全部势力落入法国的怀抱。丹麦、瑞典出于害怕法国扩张的心理，也站到了反法阵营当中。只有德意志的巴伐利亚和科隆(即科伦)两地的选侯，是路易十四可怜的同盟者。
1701年秋，针对法国驻兵尼德兰以武力威逼欧洲国家就范的行为，英国、荷兰、德意志等国在海牙成立了“抗法大同盟”。大同盟的领袖是德意志皇帝，但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英国。虽然有的国家在1701年时就已对法宣战或已进入战争状态，但直到1702年5月英国对法、西宣战后，大同盟的联军才真正形成。英国不仅是对法战争的指导者，而且是为联军方面提供经济援助的“财政部长”。由此可见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性质，主要是英法两强为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而进行的一次较量。
战争的进程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1701年即拉开战幕。欧洲范围内的四个战场是：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牙。
意大利战场在1701年，即抗法联军尚未全面形成之前就已开战。这一年萨瓦亲王尤金率军进入意大利，从侧翼包抄法军阵地，在卡尔皮和基亚拉先后取胜，俘获法军将领维洛罗伊。法军新统帅旺多姆公爵在援军支持下极力反攻，尤金将军再度在卢扎拉战役中击败法军。在其后几年内，联军一直保持着战局优势。1706年9月尤金将军在都灵大获全胜，法军颓势已无法挽回。1707年3月，法国被迫在米兰会议上签和。
在德意志战场上，德奥组成的联军出师不利。1702年在弗里德里希和黑森林的败北，使位处法德交界的阿尔萨斯落入法军之手。1703年9月，法军及其盟友巴伐利亚军队在霍希斯塔特再创联军。但这种不利局面很快得到了扭转。在尼德兰几度获胜的英国统帅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迅速地率军沿莱茵河进入巴伐利亚，与尤金将军指挥的另一路联军会同作战。1704年8月，联军在布伦海姆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自此以后法军在德意志战场上的进攻便很难得手，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在尼德兰战场上联军的战绩十分出色。1706年5月，英国统帅马尔博罗公爵在拉米伊之战中将法军打得一败涂地，联军占领了佛兰德斯和布拉邦特两个重要地区，而只把瓦隆留给了法国人。1708年，联军两位杰出的将领马尔博罗公爵和尤金亲王再次合作，在奥德纳德一役中击败法军统帅旺多姆的部队。同年，联军夺取了里尔。这时，法王路易十四迫于困境提出休战议和的建议。大同盟方面向法国提出：尼德兰边界法军占领的要塞须还给荷兰;斯特拉斯堡要归还德意志;法国王室不得占有西班牙王位而应让与奥地利大公查理。这些要求，尤其最后一项，法国不能接受，和谈中断，战争又起。1709年9月，在法比边界的马尔普拉奎特战役中双方投入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最激烈和最残酷的一场战斗。法军和联军双方均损失惨重，但联军夺得了最后胜利。自此，法军已无力侵占西属尼德兰的广大腹地，而只能在边界地带进行一些周旋。
在西班牙战场上，1704年联军夺取直布罗陀是初战阶段的最大成果。但菲力浦五世在法国和西班牙贵族势力的支持下，作了顽强的抵抗。1707年4月，法西军队在阿尔门萨打败联军。联军亦毫不示弱积极反攻，在1708年9月占领了米诺卡，在1710年占领了马德里，确立了这个战场的胜局。
在欧洲已是战火纷扬的同时，英法在北美又进行着一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因1702年安妮女王继威廉三世登上英国王位，这场战争又称“安妮女王之战”。1702年英国殖民者开进佛罗里达，烧毁了西班牙在那里建立的圣奥古斯丁堡。法国殖民者则进攻马萨诸塞，荡平了英国在那里建立的迪尔菲尔德。1707年，英国殖民军发动对阿卡迪亚的远征，1710年攻占了罗雅尔港。1711年，英国政府派出海陆联合部队远征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但没有获得成功。可是至此英国却取得了殖民地战场的优势。
1710-1711年，联军在欧洲大陆和英军在北美殖民地已是稳操胜券，再打下去会更加有利。但这时却出现了议和迹象，提出议和的不是陷于困境的法国而是连连得胜的英国。这主要因为在1710年的选举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极力要继续战争的辉格党内阁倒台，而代表土地贵族利益、以为战争耗资巨大却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的托利党执政，希望快些终止战争与法国修和。托利党内阁一方面罢免了英国统帅马尔博罗公爵，另一方面着手单方面与法国秘密谈判。英国退出战争，使得大同盟失去了领袖和依靠。多数国家也无心恋战，纷纷准备议和之事。
1712年2月在乌特勒支召开了和会。1713年4月交战双方缔结了乌特勒支和约。这时只有德意志帝国还与法国有着零星战事，但已是孤掌难鸣了。1714年3月，德意志与法国也签定了拉施塔特和约。至此，西班牙王位继续战争已告结束。
乌特勒支和约与新格局的形成
乌特勒支和约的签订，不仅使欧洲暂时得到了和平，而且对整个十八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乌特勒支和约，各国承认法国波旁王室成员菲力浦五世为西班牙国王，并继续享有西属殖民地的统治权。但有一个重要条件，即西班牙国王永不得兼任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五世亦郑重宣誓，他和他的继任者将永不谋求法国波旁家族的王位继承权。
对原西班牙属地，同盟国方面在和约中作了如下瓜分：那不勒斯、撒丁、托斯卡纳的一部分、米兰和西属尼德兰部分让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西西里划归萨瓦公国;西属格尔德兰(在尼德兰)让给德意志的勃兰登堡选侯。这样，西班牙王国在欧洲的几块重要属地就被瓜分一空了。
法国在和约中自然也要受到损失。它在尼德兰所占的几处领土割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军队从洛林撤出，而在西南部的一些土地又被迫让与萨瓦公国。只有里尔和敦刻尔克归属法国，是对懊丧的路易十四仅有的一点安慰。但法国在北美的损失则要惨重得多。法国被迫将纽芬兰、阿卡迪亚和哈得逊湾地区的全部土地让与英国。这就使法国在十七世纪用尽心机开拓的殖民地带，大部分化为乌有了。
英国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它不仅得到了法国给予它的大片北美殖民地，而且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上的要塞，从而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地中海出海口的钳制权。更重要的是，英国在和约中还取得了贩运黑奴的独占权利。这种获利甚丰的独家经营，是英国政府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投资战争而捞到的与地盘同样珍贵的一份红利。
乌特勒支和约和拉施塔特和约(德奥在前和约基础上对涉己部分的讨价还价，变化和意义较小)的签定，形成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新格局。这主要表现在：
西班牙在王位继承战争后进一步衰落了。它丢掉了在欧洲的重要属地，战争也使本土饱受创伤，并使本来就不景气的国内经济濒于破产。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被新的波旁王朝所替代，又切断了西班牙与奥地利、德意志因家族体系的紧密关联所能得到的支持。这些变化，使得西班牙从战前的二等国下降到三等国的地位。自此它在十八世纪欧洲的政治生活中已失去影响，成了一个默默无闻、在大国冲突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小伙计。
原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中声望低于西班牙的奥地利，却通过这次战争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它在乌特勒支和约对西班牙属地的瓜分中获利最大。在新获得的地盘内，工商业一直就很发达的米兰和托斯卡纳部分地区是最有价值的。而原西属尼德兰是奥地利君主早就巴望的富足之地。西班牙的王朝更替，还使得奥地利成了哈布斯堡家族体系的主干。它与德意志结成的紧密联系，使得它在欧洲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变得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奥地利在战后已上升到大陆强国的地位。
对于法国来说，这场战争无疑是灾难性的。路易十四要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完全破灭，它在欧洲大陆曾获得的霸主地位也已丧失。尤其是法国在北美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的若干成果得而复失，这种形势表明它在北美的最后阵地也将面临英国的挑战。战争过后，法国国内也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1715年路易十四在沮丧和感叹中死去时，他留给法国的是一个在外交和内政上都不大景气的摊子。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局，标志着法国衰落的起点。
法国的灾难，无疑是英国的福音。在乌特勒支和约中英国得到的北美殖民地的扩展，奴隶贸易的专卖权以及地中海咽喉的钳制权这三项成果，意味着一项在和约中没有形成文字但在事实上已得到确认的优势。这就是从十八世纪初法国被击败起，英国进入了一个在扩张道路上已无劲敌而独霸世界的新阶段。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一旦被摧垮，它在北美的最后据点也将被英国拔除。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就是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基础上对法国殖民势力的一次最后扫荡。其结果是英国海上和殖民地霸权的最终确定。
英国之所以能在这次战争中联合欧洲多数国家战胜法国，主要是得力于它的均势外交政策的成功。英国清醒地认识到，如要遏制法国或其它任何一个强国在欧洲大陆称霸的行为，就只有建立和维持欧洲各国的均势政治。促进并依靠多国同盟的力量组合防止和抵御争霸国家的强权政治，设法拆散争霸国家可能与欧洲他国结成的同盟关系，以造成争霸一方的孤立，使其面对整个欧洲而不敢贸然行动。如争霸者一意孤行挑起战争，和平时期的统一战线就将变为军事同盟。做为一个欧洲岛国，英国则可以利用这种均势外交操纵其间，通过结盟关系干预欧洲大陆的事务，并在各国寻求支持时充当幕后策划人的角色。在战时，英国对同盟国方面提供经济援助，参与负责军事行动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在战争取胜后，英国一方面支持同盟国对战败国所提出的要求以削弱敌手，另一方面一般不对战败国提出欧洲以内的领土要求。这样做一则可以在国际性冲突中屡次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加强欧洲多数国家对英国的依赖性;二则可以不直接卷入欧陆事端而继续维持欧洲的均势局面，使其可以在实际政治、经济生活中充当各国的“保护人”和“生意人”角色。这种均势外交政策，虽在十七世纪时英国就开始采用，但只是到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中和其后才成为一项原则。它不仅成为十八世纪英国外交所遵循的不变方针，而且至二十世纪初时，又成为英国政府取代十九世纪的“光荣孤立”外交而重新使用的一项传统政策。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这确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