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形成
十八世纪初，德意志和奥地利还没有从三十年战争①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政治分裂，经济凋敝，文化落后。自十八世纪中叶起，玛丽亚·特莱西娅在奥地利推行改革政策。之后，其子约瑟夫二世继续推行新政——“开明专制”政策。两代人的经营，使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国内的政治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经济有所发展，文化也呈现新的气象;并使奥地利在当时依然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邦中居于突出地位。
就总的形势说，欧洲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正处于从封建统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巨大变革前夜。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这种状况也鲜明而深刻地反映在思想领域，首先在法国产生了以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进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它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理想，要求从教会束缚下解放个性，提出“理性”、“人权”等口号反对神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统治的支柱——教会，表达了业已上升为与封建贵族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
启蒙运动成员的一部主要著作是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由此而形成的“百科全书派”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美学思想。他们强调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决定作用，反对封建艺术只追求表面华丽的形式主义倾向;主张真、善、美在艺术中的统一;提倡艺术的民族性和民主性;并且在艺术创作中提出了“返回自然”、“到民间去”、“朴实”等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百科全书派的成员对音乐理论的研究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狄德罗本人对音乐的研究就长达23年之久，他为《百科全书》撰写了300条左右涉及声乐和器乐的条目。达朗贝尔从事音乐研究有26年。卢梭所写的音乐论文有4卷之多。
德意志的文化艺术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摆脱了崇尚豪华、浮夸和臃肿、沉重的“巴罗克”风格①以及追求纤细、轻巧、华丽而繁琐的“洛可可”风格②，接受启蒙主义的美学原则和创作手法，形成了从题材、风格以至体裁形式的巨大变革。变革的结果是文学和艺术创作摒弃了宗教和宫廷的束缚。在接受各国先进思想的同时，也注意从民族和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形成了德意志文化艺术的蓬勃高涨。当时，维也纳、柏林、汉堡、来比锡、曼海姆、波恩等城市都逐渐成为德意志各邦文化艺术的中心。
在整个德意志文化艺术的发展中，音乐发展如同文学一样，居于突出的地位。自十八世纪下半叶起，维也纳继曼海姆和柏林之后，成为音乐文化的中心，在欧洲音乐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时期里，维也纳曾接受过意大利风格的影响，而它作为当时各民族的奥地利国家的首都，在音乐文化中融合了不同民族的因素，有德意志的，有匈牙利的，也有邻近各斯拉夫民族的。这不仅使维也纳的音乐生活丰富多彩，而且为维也纳的音乐文化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尤其在器乐方面，一扫以对位法为主要创作技法的复调思维的影响，使以和声原则为主要创作技法的主调音乐风格在器乐中树立了主导地位，确立了至今犹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奏鸣曲、交响曲、协奏曲和室内重奏等音乐体裁。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继曼海姆乐派①和北德乐派②之后，维也纳形成了自己的交响乐派。这个早期维也纳乐派的代表人物有蒙恩(1717—1750年)、瓦根赛尔(1715—1777年)和赖特尔(1708—1772年)等人。这个乐派产生的基础是维也纳世俗性的、流行的器乐音乐，他们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城市市民气息。尽管在风格上不及曼海姆乐派成熟，表现手法也不够丰富，但是它对维也纳古典乐派音乐风格的形成起了应有的作用。
当时，在器乐创作方面尽管出现了一些新意，但仍未彻底摆脱洛可可风格的影响，音乐还缺乏真正内在矛盾冲突的发展。一直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启蒙运动高涨时期，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莱辛提出了新的美学理论，主张文艺应表现人的个性和感情;继而又在七十年代发生了“狂飙突进运动”①，这一可谓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的文学思潮反映了当时整个德国反封建束缚的叛逆精神。文学领域的这一潮流也直接影响到艺术的各个方面。
这个时期的大多数音乐家都出身贫寒，没有社会地位，经济上必须依赖宫廷、贵族和教会。在那些显赫的故弄风雅的主人或恩主眼里，在他们的宫廷或府邸供职的音乐家只不过是一些“艺工”或“奴仆”。音乐家们不得不按照主子的喜好和命令从事创作和演奏，根本没有艺术创作自由可言。如想进行独立的艺术创作活动，就意味着失去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由于他们的出身和所处社会地位，在当时整个社会变革的潮流中，他们的思想比较容易倾向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代表了这个阶级意识的启蒙运动，从而使他们产生了要求改变自己所处地位和争取创作自由的迫切愿望。在从巴赫至贝多芬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许多音乐家都为此进行探索、奋斗。他们要求摆脱宫廷和教会的影响，摆脱封建贵族所欣赏崇尚的豪华、浮夸或纤细、繁琐的风格，并谋求从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中去吸取养分。格鲁克在歌剧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北德乐派的代表人物卡·菲·埃·巴赫对器乐的改革作了有益的尝试。
海顿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承袭音乐改革先驱者成就的基础上终于突破了旧有的束缚，对器乐曲进行了大胆创新;与海顿同时代的莫扎特和后来的贝多芬又先后为音乐的创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半个多世纪里，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各以独特的音乐风格驰聘在维也纳乐坛上，形成了所谓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时期。
海顿和莫扎特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结成了忘年之交，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彼此学习，相互影响。海顿的创作同民间音乐保持着较为广泛的联系，在他的很多乐曲中都鲜明地显示出民间音乐的因素，如德国的阿勒曼德舞曲、奥地利的兰德勒舞曲、维也纳的小夜曲、意大利的西西里音调和匈牙利、捷克等民间音乐的音调。他的创作反映了当时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出欢愉、幽默的情绪，富于生活气息。
莫扎特较之海顿有更为突出的创新，尤其是他后期的作品明显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精神，洋溢着向往光明、自由和理性的情感，表现了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具有的坚定、乐观的意识。他运用的音乐语言平易近人，形式结构清晰、严谨，而又包含深刻的思想感情，这三者的巧妙结合反映了他创作思想的民主倾向和精湛的技巧。
在一个时期里，贝多芬是海顿的学生。他继承了古典主义的传统，但他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海顿和莫扎特的时代，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斗争和胜利的雄伟思想。尤其是成熟了的贝多芬，尽管他个人遭遇极为不幸，但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表现了乐观的勇气和进取的精神，对未来充满希望，反映了这位伟大作曲家深邃、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以不朽的音乐作品为音乐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在器乐创作中力图通过音乐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反对封建和教会的束缚，崇尚理性;在表现技巧方面则力求合乎逻辑和艺术结构的严谨;在乐思发展中注重采用清晰的音乐语言，反映内在的对比、冲突和发展;在风格方面则给人以明朗、乐观的气息和散发抒情、温暖的感情。这就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主要特征。
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初，有一大批不太为世人所知的捷克音乐家和德、奥音乐家在维也纳从事音乐活动。其中有瓦茨拉夫·皮赫尔(1741—1805年)、扬·瓦尼赫尔(1739—1813年)、扬·沃日谢克(1791—1825年)和伊·普莱尔(1757—1831年)、霍夫迈斯特(1754—1812年)，等等。他们都曾写过大量作品，为维也纳古典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下面分别对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三位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作简要介绍。
约瑟夫·海顿
约瑟夫·海顿(1732—1809年)出生在地处奥、匈边境的下奥地利的罗劳村。他父亲是马车制造匠，母亲是厨娘，家境贫寒。由于父母都喜爱音乐，海顿从小就受到了音乐的熏陶。8岁起进入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的男童唱诗班参加合唱，同时学习钢琴、小提琴等乐器。在此期间，由于他刻苦勤奋，为以后的音乐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岁时因变声倒嗓而遭到圣斯蒂芬大教堂的解雇。为维持生活，他不得不从事各种工作，当过私人教师，也当过钢琴伴奏，居住在一间阁楼里，与一架破旧的古钢琴为伴。但他依然好学不倦，勤奋进取。
1754年，海顿师事意大利作曲家波尔波拉。因交不出学费，不得不在老师家里充当钢琴伴奏和侍役，以抵偿学习费用。他在波尔波拉处接受了音乐创作的基本训练;并先后结识了瓦根赛尔、格鲁克等名音乐家。1759年担任莫尔津伯爵宫廷中的乐师，在那里创作了《D大调第一交响曲》。
1761年，海顿受聘在匈牙利贵族埃斯特哈齐侯爵的宫廷供职，担任一支由30人组成的宫廷乐队的指挥。自此以后，他在侯爵的领地埃森施塔特度过了30年之久。尽管侯爵本人对他还比较尊重，但是受聘契约上规定的各种苛刻条目，实际上使海顿居于难堪的仆役地位。事无巨细，都得唯主子之命是从。这使他深感苦恼。
另一方面，安定的生活和难得的条件使海顿不仅有机会进行各种音乐实践，而且得以参加各种形式的音乐会，接触当代许多名家的乐曲和听到各种风格的作品。这有助于他开阔视野，也有助于他创作天赋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他为侯爵写了大量交响曲、弦乐四重奏、协奏曲、奏鸣曲、歌唱剧和其他作品。其中在1771年写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1772年的《太阳四重奏》、《e小调哀悼交响曲》和《升f小调告别交响曲》等，表明了海顿创作思想的转变，力图摆脱当时器乐作品中的华丽倾向，采取了比较严肃的、富于戏剧性对比或深刻抒情的手法。
七十年代在德意志土地上掀起的狂飙突进运动影响到艺术的各个部门。海顿生活在这个时代，亲身阅历了这一伟大变革，在他这一时期的一些交响乐作品里也体现有这一运动的精神。他以强烈的音响效果显示内心的激情，突出乐曲的宏伟气魄;在慢板乐章中则加强了抒情性的描写，从而使情感的抒发更加深刻。他的哀悼、告别、烛光等交响曲，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785年，53岁的海顿与年甫29岁的莫扎特相识。年龄的差距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尽管莫扎特对他很尊敬，甚至尊称他为“爸爸”，但海顿始终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之间的情谊，并虚心向莫扎特学习。他曾说：“我从莫扎特的每个作品中都学习到一些东西。”还说：“我常被友人称赞是比较有才能的人，但他(指莫扎特)比我高明得多。”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海顿离开了埃斯特哈齐的宫廷，迁居维也纳。年近花甲的海顿这才取得了自由行动和自由从事创作的条件。不久，他两次应邀访问伦敦，并接受牛津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旅行期间专为在伦敦举办的音乐会先后写了12部著名的《伦敦交响曲》。归国途中，他访问了汉堡、波恩、柏林、德累斯顿等城市。这些活动不仅大大开阔了海顿的视野，接触了许多新事物，而且使他加深了对启蒙运动的认识，从而使他在艺术创作方面产生了飞跃，达到了他一生最成熟的阶段。上面提到的《伦敦交响曲》完全摆脱了宗教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确立了世俗题材的主导思想;并且奠定了成熟的古典交响曲的风格和形式。
伦敦之行，在亨德尔清唱剧的影响下，促使他在晚年创作了《创世纪》和《四季》两部清唱剧。前者取材于弥尔顿(1608—1674年)的《失乐园》，后者则以英国诗人汤姆逊(1700—1748年)的同名长诗《四季》为蓝本。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思想，浓厚的世俗色彩和富于生活气息。尽管《创世纪》描绘了上帝创造世界，但海顿却避免采用神秘的音乐色彩，而以显示世态风情的手法和吸取民间音乐的特色，表达了人类的地位，赞美自然界一切有生之物。他歌颂上帝创造了人类，但这人类不再是屈从于造物主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主人。《四季》则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鲜明表现了大自然的景色以及劳动农民的欢乐和农村生活的情趣。他以精堪的技巧通过音乐描绘了春日的和煦、夏季的黎明、深秋的美景和初冬的重雾，并在大合唱中表现了农民喜庆丰收宴饮跳舞的热烈场面，使听众犹如身临其境。从存留至今的这两部作品的手稿中，可以看到海顿在创作过程中一再推敲和锤炼的痕迹，表明了他严肃的创作态度和责任感。
在海顿毕生的全部创作中，交响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总共写了104部交响曲，弦乐四重奏82首，管弦乐器三重奏64首，钢琴奏鸣曲52首，此外还有大量其他体裁的作品。其中以交响曲和四重奏最为突出，被誉为交响乐、四重奏之父。正是在交响乐领域里，海顿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并在时代前进的激流中进行了改革。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民间特色，深刻的哲理性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古典主义器乐创作的基本原则。海顿本人曾一再表示，他的器乐作品得益于卡·菲·埃·巴赫，是巴赫的作品打开了他的眼界。这是事实。但海顿并未停留在这一点上。正是他，在器乐创作中把奥地利因素和北德意志因素融合到了绝妙的境界，形成了海顿自己的风格。尽管海顿的创作才华比不上莫扎特那样辉煌，也比不上贝多芬那样伟大，但他进行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起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他是当之无愧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年)出生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一位宫廷乐师家中。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是颇有名声的小提琴家兼作曲家，而且具有启蒙主义的思想。
莫扎特在他父亲的教导下，从小就显露了他的音乐才能。他4岁起学弹古钢琴，5岁就开始作曲。6岁同他姐姐南内蕾一起在父亲带领下在欧洲各地旅行演出，先后到过慕尼黑、维也纳、巴黎、伦敦、米兰、波伦亚、罗马等城市。演出受到了各地上层社会的欢迎，使年幼的莫扎特闻名西欧各国，被誉为神童。10年的旅行生活，莫扎特得以直接接触和了解到当时欧洲各国最优秀的音乐成就。他开扩了艺术视野，同时也在思想上受到启蒙运动的熏陶。莫扎特早期的作品明显受到了曼海姆乐派的影响。他在8岁时所写的第一部《降E大调第一交响曲》，从主题处理以至表现手法都明显具有曼海姆乐派代表人物施塔米茨的风格。而作品中某些略带稚气的气氛和轻快欢乐的旋律，表现了莫扎特非凡的音乐才华。
自1769年起，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宫廷乐队里担任首席小提琴手。尽管他富于音乐天才和具有杰出的艺术造诣，但仍不能摆脱他在宫廷里所处的仆役地位。尤其在科罗列多公爵于1772年继任萨尔茨堡大主教之后，这个为人专横粗暴的大主教不仅毫不重视莫扎特的艺术成就，而且对他的创作横加指摘和干涉，命令莫扎特为他写大量宗教音乐和娱乐性音乐。这对受到过启蒙思想影响和具有强烈自尊心的莫扎特是不能忍受的，终于在1781年与大主教彻底决裂。莫扎特在给他父亲的信中愤怒地表示：“我无法再忍受这些了。心灵使人高尚起来。我不是公爵，但可能比很多继承来的公爵要正直得多。”他把这次决裂看成是“我的幸福到现在才开始”。
七十年代，是莫扎特音乐创作的转折点，在形式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内容也逐渐充实。在他当时的某些作品中(如《A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等)，已表现出他特有的歌唱性的旋律，精密匀称的结构和欢畅、明朗的风格。
八十年代初冲破封建樊篱的束博，离开萨尔茨堡到维也纳，对莫扎特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这一行动不仅要有巨大勇气，而且要承受经济、生活等方面难以想象的困难。莫扎特以“自由”音乐家的身份，备受贫困的煎熬和严峻生活的考验，在维也纳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10年。在此期间，为了维持生活和负担家庭，他不得不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教学生音乐演奏，并要进行紧张的创作。尽管如此，他依然拮据异常，生活极为清苦。这种境遇使他对封建统治的压迫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使他更加接近和同情“第三等级”。他本人在1785年参加了当时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秘密团体“共济会”①。他在某些作品中反映了对这个组织所持的积极态度，歌剧《魔笛》就是一例。
也就是在1785年，莫扎特与海顿在维也纳的音乐会上相遇。音乐使两人结成深厚友谊。莫扎特视海顿为自己的尊长，他从海顿那里得到了创作交响曲和四重奏的教益。为了表示对海顿的敬仰，他曾以“海顿”为名写了6首弦乐四重奏(K.387，421，428，458，464，465)。他在这6首乐曲中倾吐了内心的真挚感情，堪称是他室内乐作品中的精品。他们两人的友谊使彼此间相互影响，终于共同开辟了一条通向成熟的古典风格的道路。
莫扎特在与贫困相伴、患病的妻子缺医少药、挨饿的孩子没有足够的面包这种艰辛岁月中，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其中包括大部分歌剧作品，如《后宫诱逃》(1781年)、《费加罗的婚礼》(1786年)、《唐焦万尼》(亦译作《唐璜》，1787年)、《魔笛》(1791年)等。另外还有著名的《降E大调交响曲》和《C大调丘比特交响曲》，等等。
堪称为莫扎特歌剧代表作的《费加罗的婚礼》和《魔笛》至今仍为欧美各著名歌剧院的保留节目。前者无情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能，鞭挞了贵族的虚伪和堕落，对第三等级的勇敢、机智作了热情歌颂。以席卡内德的脚本所创作的《魔笛》，在形式上明显吸取了德国歌唱剧的传统，并且使之得到完善和发展。在思想内容方面强调人的作用，明确指出塔米诺不仅是王子，而且是人，并以光明隐喻启蒙思想，以黑暗象征封建势力，最后光明战胜黑暗。勇敢的塔米诺和纯洁的帕米娜经受了各种考验，终于实现了相爱的愿望，并步入了太阳神的光明殿堂——共济会的理想境界。这部歌剧是莫扎特全部歌剧作品中最富于民族气息的作品。在音乐刻画方面，莫扎特根据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场合，运用了不同的手法，描绘出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时而紧张，时而轻松，时而充满浓郁生活情趣，时而幻不可测，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了人物的性格和情绪，显示出他音乐创作丰富的想象力。
莫扎特不幸早逝。不公平的社会使他在生活、经济、精神等各个方面遭受种种冷遇和打击，致使这位音乐家在他艺术上臻于最成熟的时期在贫病中溘然长逝。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在他短暂的生涯中，给后世留下了22部歌剧、45部交响曲、150多首各种类型的协奏曲、23首钢琴奏鸣曲和幻想曲，以及大量室内乐、管弦乐和宗教音乐。数量之多，体裁之丰富，艺术之精堪，都是音乐史上所罕见的。他的作品在音乐文化宝库中至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6年)的父亲是波恩教堂合唱队和选帝侯剧院的男高音歌手，母亲玛丽亚·玛格达莱娜是侯爵宫廷厨师的女儿。贝多芬是这个贫困家庭的长子。父亲脾气暴躁，时常酗酒。他看到贝多芬有音乐才华，希望把儿子培养成莫扎特一样的“神童”，成为他的“摇钱树”，所以对贝多芬从小就进行严厉的音乐训练。年甫5岁的贝多芬，每天就得学弹5至8小时钢琴。
1782年，11岁的贝多芬开始向具有进步思想的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内费(1748—1798年)学习作曲。这位“憎恨卑劣的侯爵甚于憎恨盗贼”的音乐家不仅教导贝多芬通向巴赫《钢琴十二平均律》的道路，而且指导他通向德国民歌的道路。他在思想和艺术创作方面都对贝多芬产生了很大影响。
1787年，贝多芬首次前往维也纳。他渴望结识莫扎特，希望向莫扎特学习。但事与愿违，他只同莫扎特见了数面，就因母亲病危而匆匆返回波恩。莫扎特在仅有的会晤中听了贝多芬的演奏后不禁说：“注意这少年，有朝一日，他将震动这个世界!”
当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到波恩时，贝多芬正在波恩大学旁听哲学。当时，他非常敬仰具有启蒙思想、拥护法国革命的施奈德教授。他满怀激情地听过这位师长颂扬革命的诗篇。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使年轻的贝多芬感到无比兴奋。他的第一首合唱曲《谁是自由人》表达了他向往革命、向往自由的思想。他在当时的札记中写道：“自由!!!能有什么东西比它更是人们所需要的呢?”
1792年，他在海顿等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怀着探索和追求的目的再次前往维也纳。
起初，贝多芬曾以海顿为师学习作曲。但是两人见解不同，时有龃龉。海顿不能容忍贝多芬大胆创新的精神和自由不羁的思想，贝多芬则感到海顿的教学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两人就分手了。而贝多芬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一些乐曲，如《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1795年)等，表现出受到了海顿、莫扎特等大师的深刻影响。
1798年，贝多芬结识了法国驻奥地利大使贝尔纳多特将军，并成为大使家中的座上客。同贝尔纳多特及其周围人士的交往，使贝多芬摆脱了初到维也纳时与贵族社会接触中所受到的消极影响。他不仅直接而深入地了解到法国革命的精神，而且还接触到法国革命作曲家格雷特利、戈塞克、梅于尔、凯鲁比尼和克罗伊策尔等人的音乐。这一切，重新激发了贝多芬对法国革命的热情和向往，并使他在思想和创作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开始丧失听觉的病痛使他精神备受折磨和打击，但成熟了的贝多芬进入了他音乐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的绝大部分交响曲以及《升c小调月光奏鸣曲》、《克罗伊策尔奏鸣曲》、《曙光奏鸣曲》、《热情奏鸣曲》、歌剧《费德里奥》，等等，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维也纳剧院首演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的场面
贝多芬创作第三交响曲时，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拿破仑·波拿巴。他在音乐中把拿破仑和普罗米修斯的英雄形象结合在一起。但是，当他在1804年听到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后，不禁气愤得喊道：“这人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他如今也要用他的脚践踏人权来满足自己的野心，他要使自己高于一切人而成为暴君!”贝多芬擦掉了总谱封面上冠有拿破仑名字的字迹，由于用力过猛，竟在纸上擦成了一个洞。他并把交响曲另命名为《英雄交响曲》。在贝多芬的心目中，拿破仑曾是革命力量的化身。而拿破仑的称帝，严重伤害了贝多芬的理想和感情。他这样做，表明他反对的只是拿破仑，而不是反对拿破仑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他只需改掉总谱的名字，而无需对乐曲的任何一个音符作更动。
继《第三交响曲》之后，贝多芬在1805—1812年间继续创作了五部交响曲，其中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又被称作《命运交响曲》)和《F大调第六“田园”交响曲》都是被世人称颂的代表作。尤其是前者，通过两个对立形象之间的不断冲突，象征人类和命运的搏斗，并在终曲的凯歌声中，预示人类必将最后战胜命运。《第五交响曲》和《英雄交响曲》都是恩格斯“最喜爱的作品”。
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贝多芬经历了一段精神思想方面的危机时期。他的听觉愈来愈糟，以至完全失听。战争和货币贬值，使他的经济状况也愈趋拮据。更重要的是，反动的神圣同盟使他在政治上感到压抑和失望。他曾写道：“周围的一切都使我完全缄默”。在1815—1819这5年间，尽管贝多芬还写了许多有名的钢琴奏鸣曲、许多歌曲和成百首民歌改编曲，但是却没有一首反映他思绪自白的作品，即没有交响曲，没有歌剧，也没有四重奏。
贝多芬并不是消极的缄默，他在观察，在思索，在探求。他在1823年完成的《D大调庄严弥撒曲》和1824年完成的《第九交响曲》就是强有力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回答。前者是一部突破了宗教范畴的作品。贝多芬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成是一个没有和平的时代，他在《谈话录》中曾写道：“现在应该给予世界以和平与完善的法律，而不要进行侵略”。《庄严弥撒曲》最后部分的草稿上写有：“祈求外界和内心的和平”，他在封面上也写了“出自内心——希望它能再深入人心”，他思索、探求的结果也反映在其艺术创作的主导思想之中。他曾说：“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火花”;他还说：“自由与进步是艺术的目标，如同在整个人生中一样”。贝多芬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孕育、创作了许多不朽的名曲。
《第九交响曲》是一部创新的作品，贝多芬在艺术形式的创造上做了富于革新的探索。他不仅扩大了乐章的规模，而且把交响曲同声乐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合唱”交响曲。他以独唱和合唱抒发自己所向往的理想。他满怀激情地呼吁：“拥抱起来，亿万人民”，希望通过亲密团结，使欢乐普降人间。整部作品规模宏伟，尤其在结尾部分，不仅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欢呼，而且给人以积极的鼓动。贝多芬以这部作品成功地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是极为可贵的。
《第九交响曲》的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当演出结束贝多芬出现在听众面前时，受到了5次鼓掌欢迎。按惯例，对皇族出场也只用3次鼓掌表示敬意。直到警察出来干涉，欢呼声方始停息，许多人激动得淌下了眼泪。
《第九交响曲》并不是贝多芬最后的作品。他在这以后还写了《G大调回旋随想曲》、《迪阿贝里钢琴变奏曲三十三首》和5部四重奏。直到病危临终之际，他还在计划创作《第十交响曲》和以巴赫的名字为主题的序曲等等。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病逝于维也纳。他为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音乐遗产。就他的主要作品而言，他写了9部交响曲，32首钢琴奏鸣曲，18首弦乐四重奏， 5首钢琴协奏曲，1首小提琴协奏曲， 1部歌剧，此外还有大量器声和声乐作品。
纵观贝多芬的一生，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反封建斗争密切相连。他从启蒙主义的崇拜者发展成为热烈向往法国革命的共和主义者。他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充分表现了这种共和革命的自觉性。所以可以这样说：贝多芬的音乐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了一位伟大作曲家对他所处时代的看法和对他所怀理想的向往。他的音乐代表了一个时代。
①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战争,主要战场是在德意志境内。战争的参加者除分成新、旧教两个营垒的德意志各邦外, 尚有丹麦、瑞典、法国、英国、俄国、荷兰(以上各国支持新教诸侯)和西班牙、波兰(支持旧教诸侯)等国直接或间接参战; 罗马教皇也干预了这次战争,但他是站在德意志旧教诸侯方面。战争使德意志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并扩大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
① 巴罗克风格,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叶欧洲流行的艺术风格之一。它背弃古典传统,隔离生活实际,崇尚豪华、浮夸。在音乐方面以采用数字低音为特色,拘泥于以对位法为主要创作技法的复调思维。
② 洛可可风格,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所崇尚的艺术风格,十八世纪流行于欧洲。它追求纤细、轻盈、华丽和繁琐，在艺术创作中喜用贝壳形的旋涡纹和轻淡柔和的色彩,在音乐方面则表现为温柔缠绵。
① 曼海姆乐派,十八世纪中叶由在德国曼海姆宫廷中的一批乐师组成的器乐乐派,主要代表人物为施塔米茨(1717——1757年)和坎那比希(1731—1791年)。该乐派重视器乐表现中渐强和渐弱的力度变化,并首创了器乐中4个乐章的交响乐套曲结构。它在欧洲器乐发展中起了开拓作用,被认为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先驱。
② 北德乐派,又名柏林乐派,以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次子,1714—1788年)为代表,该乐派在奏鸣—交响乐套曲的形成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卡·菲·埃·巴赫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深刻细致的心理刻画,对海顿、莫扎特和青年时代的贝多芬有直接影响。
①狂飙突进运动,简称狂飙运动,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德国的资产阶级文学运动。这个运动以克林格尔(1752—1831年)的剧本《狂飙突进》得名。它反对德意志诸侯的统治,要求消除分裂状态;在文学创作中提倡个性解放和创作自由,要求在创作中歌颂“自然”、提倡民族风格和推崇“天才”。青年时代的歌德、席勒和赫德尔等都是这一运动的中坚人物。
① 共济会为十八世纪在欧洲各国流行的宗教秘密团体,1717年发源于英国,1737年传播到德国。它号召人们主动修养品德,宣扬人类在兄弟般的友爱基础上团结起来。其成员包括一部分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普鲁士的统治者弗里德里希二世,文学家克洛普施托克、莱辛、维兰德、歌德等人都曾是共济会成员。海顿和莫扎特同在1785年参加共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