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在其本土安纳托利亚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次反对外国瓜分领土，推翻奥斯曼封建王朝，建立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根据其主要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①的名字，历史上亦称凯末尔革命。
爆发革命的社会背景
凯末尔革命的发生是土耳其历史演进的结果。帝国主义瓜分土耳其的活动加速了这一进程。
19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虽在南欧、西亚和北非领有广大的属地，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克里米亚战争以后的30多年间，外国资本的势力渗透到帝国的政治、经济、财政、司法、教育等各个领域。奥斯曼国债管理处、奥斯曼帝国银行、铁路公里保证金制度，②以及众多的外资工矿、市政企业和商号，控制了帝国的财经命脉，它们又是列强影响帝国内政和外交的强有力的工具。19世纪70年代末起，列强开始掠夺帝国的边远领地。俄国夺取了小亚细亚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达罕等地(1878)，英国攫取了塞浦路斯(1878)和埃及(1882)，奥匈帝国抢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878)，法国占领了突尼斯(1881)，等等。
帝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它占有的疆域不断缩小。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陆续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羁绊。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结果使帝国几乎丧失在欧洲的全部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阿拉伯人民脱离帝国统治造成了现实条件。到大战结束时，奥斯曼帝国已是名存实亡，全部领土仅为土耳其人聚居的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东色雷斯。
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因素在土耳其有所增长。沿海和铁路沿线地区较快地发展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农村随着阶级分化的加速，出现了经营地主和富农。工业中供出口需要的地毯业和丝织业也有较大发展。例如在布尔萨、格姆利克、伊丝密特等丝织中心，1906年已有16，500个丝织工场，拥有9，200台缫丝机。在这同时，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资本享有各种特权而受到压抑。
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阿卜杜哈米德苏丹的统治。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奖励工业法①等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土耳其民族资本的力量仍很弱小。根据1915年对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7省的统计材料，这些主要工业地区仅拥有284个工厂型企业，这些企业资本的85%属于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外国人。1914年土耳其共产煤65万吨，铜1，000—1，500吨，含银的铝矿1.3吨，铬1万吨，但全都掌握在外国矿主手里。土耳其人仅在商业领域占有较高的比重，安纳扎利亚80%的牲口商和40%的地毯商是土耳其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商品进口剧减，竞争减少，加上战时废止治外法权，取消外资企业根据奖励工业法获得的优惠，提高关税和实行保护税率，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希腊族、亚美尼亚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削弱乃至消失，客观上提高了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1908—1918年间土耳其一共建立了139个有限股份公司，其中88个在大战年代里建立。
19世纪下半叶，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兴起。在欧洲东方学家阿·拉·戴维斯、莱昂·卡翁的影响下，土耳其学者杰夫代特帕夏、韦弗克帕夏开始从中亚追溯土耳其语言的起源，探究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新奥斯曼人纳米克·凯末尔、舍纳西等放弃传统的古典风格，并在著作中尽量运用纯粹的土耳其语。俄国突厥语民族的一些知识分子移居土耳其，带来了西方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想。当时移居土耳其的沙俄著名学者阿克丘拉奥卢·尤苏夫、阿加奥卢·阿赫梅特、候赛因扎代·阿利推行克里米亚人伊斯梅尔所倡导的大土耳其主义运动。
最初，土耳其民族主义没有摆脱泛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与之混杂交融。青年土耳其党人继承奥斯曼人倡导的奥斯曼主义，把鼓吹建立“奥斯曼民族”作为保存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手段。他们力图利用苏丹阿卜杜哈米德奉行的泛伊斯兰思想，保持帝国的统一，甚至幻想建立土耳其阿拉伯二元帝国。
历史的演进使土耳其民族主义摆脱了泛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巴尔干战争使人醒悟到并不存在所谓的奥斯曼民族。阿拉伯人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表明阿拉伯人虽然也是穆斯林，但有自己的民族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恩维尔帕夏为实现突厥民族“天然边界”的迷梦，在小亚细亚东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遭到破灭。1918年土耳其军队占领巴库等行动，加速帝国的军事崩溃。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主义或泛突厥主义基础上建立庞大的帝国是无法实现的，唯有在土耳其民族主义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
建立土耳其民族国家的任务，是在极为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一次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有60万士兵战死或被俘。200万人受伤，耕地从6，400万土亩减少到3，000万土亩。国债高达44，800万金里拉，其中外债为23，900万金里拉。物价成倍上涨。1918年10月30日，作为战败者的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与协约国代表签订摩得洛司停战协定。协定签订以后，协约国军队先后占领了首都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和西南部、黑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城市、安纳托利亚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到1918年底，外国占领军超过10万人。土耳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1919年5月15日，希腊人又在英法支持下占领安纳托利亚西部港口伊兹密尔及其邻近地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各地兴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革命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府揭露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期间瓜分奥斯曼领土的密约，宣布废除沙俄在奥斯曼帝国的一切特权，鼓舞了土耳其人民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摩得洛司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土耳其各地纷纷成立民族主义组织，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东部安纳托利亚保护权利协会(1918年12月)、伊兹密尔护权协会(12月初)、色雷斯帕夏埃利协会(12月2日)、基利基亚护权协会(12月底)、伊斯坦布尔国民大会协会(11月29日)等。它们发表声明，出版书刊，向协约国政府递交函电，说明各自所在地区的土耳其民族的权利。这些组织因以保卫本地区的权利为宗旨，相互缺乏联系，并寄望于苏丹政府的明智和同英国的合作。
就在这些组织兴起的时候，1918年12月19日，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德米特约尔地方的人民首先起来反抗法国占领军，打死法军15名。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农民纷纷建立游击队，抵抗希腊入侵军。
于是，联合各地民族主义组织，成立全国性机构统一领导抵抗外国占领军斗争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民族英雄、伟大爱国者凯末尔承担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凯末尔1881年出生在萨洛尼卡(今属希腊)的一个木商家庭。学生时代积极参加秘密政治活动，抨击阿卜杜哈米德封建统治的弊政。他积极参加了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此后专心致志于军事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功卓著。他坚决反对摩得洛司协定的辱国条件，从叙利亚前线写信给伊泽特帕夏首相：“不管我们是多么软弱无力，都需要确定我们国家作出牺牲的程度。”凯末尔主张以武力抵抗英国人占领伊斯肯德伦等地中海港口，因建议未被采纳，他辞职返回伊斯坦布尔。他一面在议会和苏丹之间游说，力主建立有他参加的强硬政府，抵制协约国的压力;一面筹划创办《论坛报》，直接向人民呼吁。
协约国枪炮威胁下的伊斯坦布尔不可能成为抵抗侵略的策源地，凯末尔谋求去安纳托利亚。恰好苏丹政府建议他出任安纳托利亚第9军督察使(不久改名为第3军督察使)，凯末尔接受任命，被授予广泛的职权。他直接管辖锡瓦斯的第3军(两个师)和埃尔祖鲁姆的第15军(4个师)，有权任命、调动各师的军官。特拉布松、埃尔祖鲁姆、锡瓦斯、 凡、埃尔津姜、贾尼克等省州的官员都应听从他的命令。凯末尔甚至有权向其辖区的邻近省州下达指令。凯末尔凭借上述权力，开始了统一民族主义组织的活动。
1919年5月19日，凯末尔在黑海港城萨姆松踏上安纳托利亚土地。他号召人民：“永远也不应失去希望，”“应该力图挽救国家”，“开展救亡运动”。他利用一切场合，向人民灌输“不独立，毋宁死”的思想。
1919年6月22日，凯末尔在阿马西亚向全国各地军政负责人发出通知(阿马西亚通知)。指出，祖国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在危急中，伊斯坦布尔政府无力履行它应负的职责，只有民族的魄力和决心才能拯救国家独立;通知宣布将在安纳托利亚的锡瓦斯紧急召开“不受任何影响和控制的国民大会”，要求各州立即选派3名赢得民族信任的代表”。在通知上签字的还有第20军军长阿利·富阿德(杰贝索伊)、前海军大臣侯赛因·拉乌夫(奥尔巴伊)、第3军军长雷费特(贝莱)。埃尔祖鲁姆第15军军长卡泽姆·卡拉贝基尔也积极支持通知精神。他们5人成了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的主要领导人。
支持凯末尔的这几位领导人，特别是当时的地位仅次于凯末尔的拉乌夫，实际上并不完全赞同凯末尔的政治观点。拉乌夫曾代表帝国政府在摩得洛司停战协定上签字，他认为这个协定挽救了国家的独立、苏丹的权利和民族的尊严，他还公然表示“英国人是可信赖的朋友”。
安纳托利亚运动很快成为除苏丹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外各阶层共同参加的事业。工人、农民是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外国占领军控制下的伊斯坦布尔(55%)、伊兹密尔(22%)等大城市，他们的民族成份极为复杂，土耳其人仅占工人总数的15%，其余是希腊人(60%)、亚美尼亚人(15%)和犹太人(10%)。1920年9月在巴库成立了土耳其共产党，但它未能克服工人队伍的分裂，以谢菲克·许斯尼为首的伊斯坦布尔的共产党人，宁愿留在首都工人中而拒绝到安纳托利亚去。凯末尔党人采用各种手段破坏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布，他们从成立官方共产党，屠杀真正的共产党人，直到公然取缔共产党①。农民最早开展武装反击外国占领军的斗争。农民虽因民族运动领导人都是苏丹政府的高级官员，对他们抱有不信任的情绪，但由于民族主义者反对外国占领军，农民对他们又存同情和好感。在反对外国入侵者和苏丹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农民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影响，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安纳托利亚的地主阶级、宗教人士和部落首领中的一部分人有过短暂的动摇和观望，他们从整体上也是安纳托利亚运动的参加者。在民族主义组织的各次代表大会和首届大国民议会中，这些人占有很大比重。他们主张民族和国家独立，而在思想感情上却和苏丹哈里发息息相通，力图捍卫君主和宗教的权利，因而倾向于在一定条件下同协约国妥协。拉乌夫等人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代表。
1919年7月23日至8月7日，由东部各省护权协会召开了埃尔祖鲁姆大会。来自比特利斯、埃尔祖鲁姆、锡瓦斯、特拉布松和凡省等6个省的54名代表表参加了会议。凯末尔和拉乌夫出席了会议。经过反复协商，凯末尔被选为大会主席和代表委员会主席，这等于承认了他对民族运动的领导地位。大会决议宣布，停战协定确定的民族边界内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反对各种形式的外国占领和干涉;一旦伊斯坦布尔政府无力捍卫国家独立，就应成立临时政府;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托管和委任统治。大会的这些成就使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地区的范围。
9月4日—11日举行锡瓦斯大会。38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大会确认了埃尔祖鲁姆大会所通过的民族斗争的纲领性要求。大会明确宣布：“不论何种情形，我们土耳其之独立自由，决不能听受他人之限制，所以凡我土耳其人民所居各省，不论何地，吾人均不承认其脱离帝国而独立”。会上成立了全国性的安纳托利亚和罗梅利亚护权协会，选出以凯末尔为首的16人代表委员会。在1920年4月安卡拉政府建立之前，代表委员会实际上起着临时政府的作用，是民族革命政权的雏形。
锡瓦斯会议期间，民族主义者关于解放道路的不同看法，在委任统治问题上表现出来。拉乌夫、贝基尔·萨米、拉伊夫、雷费特和卡拉·瓦瑟夫等人支持委任统治。伊斯坦布尔护权协会代表瓦瑟夫表示：“我们没有独立生存的足够物质条件……没有钱，没有军队，……即使我们今天赢得独立，有朝一日我们会被瓜分。”这些托管论者对美国抱有幻想，他们认为美国在中东没有特殊的利益，土耳其可以在美国帮助下保持领土完整，争取民族独立。拉乌夫在会上争辩时说：“在我国面临这种威胁(指瓜分)面前，我们不得不接受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的帮助。”著名女作家哈利代·埃迪布则提出“最小祸害论”，作为接受美国委任统治的理由。凯末尔称这些人为“愚蠢的人们”。大会代表，军医学校学生希克梅特对凯末尔说：“帕夏!我所在的军医学校派我到这里来是参加独立斗争的，我不能接受委任统治。”凯末尔当即激动地回答：“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并且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不独立，毋宁死’。”大会经过3天激烈辩论，终于从议事日程上勾销了委任统治问题。
大会闭幕当天，代表委员会宣布即日起断绝与伊斯坦布尔政府的一切联系，要求驸马费里特政府引咎辞职。代表委员会还驱逐或拘留各地不服从命令的军政官员。为了抵消护权协会的影响和加深民族主义者内部的分歧，继任的阿利·里萨内阁被迫承认了安纳托利亚和罗梅利亚护权协会的合法性，并同意召开议会。
民族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至少控制了2/3的议席。1920年1月28日，帝国末届议会投票通过代表委员会事前根据锡瓦斯大会决议精神拟定的国民公约。公约宣布，停战协定规定的边界内土耳其人占大多数的地区“构成一个真正的、在法权上不能以任何借口分割的整体”;在伊斯坦布尔和马尔马拉海的
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黑海两海峡向国际的贸易和交通开放;土耳其“象其它各国一样，需要有充分的独立和主权，……我们反对阻碍我国政治、司法、财政发展的种种限制”，“偿还国债的办法亦不应违背这个原则”。
凯末尔夫妇
末届议会的行动安全出乎苏丹政府和协约国的意料。3月16日，协约国军队悍然在伊斯坦布尔登陆，占领电台等要害部门，驱散议会，兜捕、放逐民族主义派议员。针对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代表委员会下令拘留安纳托利亚的英国官员和军人，宣布召集拥有非常权力的新议会。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促进了人民的爱国热情。爱国军人和官员纷纷投奔安纳托利亚，在伊斯坦布尔担任军事要职的伊斯梅特(伊诺努)和费夫齐(查克马克)来到安卡拉;前者成了军队参谋长(后为西线司令)，后者当了安卡拉政府的国防部长(后任参谋长、政府主席)。投奔安卡拉的还有末届议会议长杰拉勒丁·阿利夫等人。
1920年4月23日，首届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开幕，成立了以凯末尔为首的政府。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从3月16日伊斯坦布尔被占领之日起，议定书一律无效。议会以凯末尔名义给列宁写信，要求苏维埃政府支援土耳其的民族事业。5月11日，安卡拉政府向莫斯科派出代表团。6月3日苏俄外长齐切林复信，表示苏俄“最深切地注视着土耳其人民为独立和主权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苏丹为了铲除安卡拉政权，动用了他作为君主和宗教领袖的全部“权威”。伊斯兰教教长迪里扎代·阿布杜拉颁发教谕，宣布民族主义者为反叛苏丹哈里发的暴徒。军事法庭缺席判处凯末尔等人死刑。苏丹政府还在安纳托利亚组织哈里发军，挑起武装叛乱。
驱逐外国占领军
协约国在英国操纵下，借助希腊军队扼杀民族主义政权。1920年6月22日，希腊以6个师兵力越过米尔恩线。①半个月之内，希腊人攻占包括巴勒克西尔、布尔萨在内的大片土地。与此同肘，希军在色雷斯攻占克尔克雷利和埃迪尔内等地。
在小亚细亚东部，亚美尼亚达什纳克政权在协约国唆使下挑起边境冲突，企图夺取巴黎和会许诺给它的土地。土耳其军队奋起反击。达什纳克政权遭到失败，被迫签订居姆鲁和约(1920年12月2日)①。东部威胁消除以后，土耳其得以从东线抽调兵力加强西线。
希腊军队的侵略和1920年8月10日巴黎和会通过剥夺土耳其民族生存权利的色佛尔和约，激起了土耳其人民的愤慨，促进了民族阵线的团结和巩固。
1920年秋，安卡拉政权决定改编农民游击队，加速建立正规军。大部分游击队同意加入正规军。对不愿受改编的游击队，安卡拉政权采取强力的改编措施。对公开反抗的契尔克斯人埃泽姆游击队，安卡拉政府于1920年12月28日下令从西线调动4个多步兵师和3个骑兵旅共8千名士兵，进行围歼。埃泽姆投靠了希腊。
1921年1月6日，布尔萨地区的两师希军发动进攻，企图占领厄斯基色希尔，控制安纳托利亚铁路沿线重要据点。土希两军在伊诺努附近占据阵地。1月10日，西线司令斯梅特指挥下的9千土军与兵力胜过1倍的希军交战，结果希军遭到重大伤亡，被迫后撤。3月底，希军在协约国默许下发动第2次伊诺努战役。新建的土耳其正规军再次以少胜多，迫使希军在4月1日撤退。两次伊诺努战役的胜利，提高了土耳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
1921年7月，希腊政府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支坚下，调动10万余兵力，由国王康士坦丁任总司令，决心在安纳托利亚孤注一掷。希军相继攻陷阿菲永、屈塔希亚、厄斯基色希尔等地。土军唯一的出路是主动退却，延长敌人供给线，以便组织有效的抵抗。大国民议会内对此意见分歧，部分议员反对军队后撤的策略。8月5日，凯未尔出任总司令，他果断地命令军队后撤，并在萨卡里亚河右岸构筑防线。
凯未尔下达全国总动员令，要求每户缴1套衣服，1双鞋袜;商人和居民据有的衣料、棉花、羊毛、皮鞋、便鞋、铁钉、粮食口袋、缰绳等征调40%，其代价以后支付;小麦、大麦、面粉、大米、豆类、供屠宰的牲口、糖、肥皂、油、盐、茶、蜡烛、橄榄油等，亦征用40%。
土耳其人民为争取独立付出巨大的的牺牲。在尘土飞扬、消烟弥漫的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上，农妇携儿背女赶着牛车，向前线运送弹药给养。一些妇女在战壕与丈夫、兄弟并肩作战。“防线是没有的，有的是阵地，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阵地。在浇满鲜血之前，祖国的任何一寸土地都不应放弃。”总司令的这个号召，成为军民的引动。在萨卡里亚战役中，16，500名土耳其士兵英勇献身。战士们用尸体筑成的坚固长城，挡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经过22天的奋战，土军取得了萨卡里亚战役的胜利。
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人民对土耳其反帝斗争给予了大力的援助。据统计，苏俄在1920—1921年间，向土耳其提供了4万支步枪，6，000万发子弹，54门大炮，近13万发炮弹，327挺机枪。此外，土耳其还得到100万金卢布的无偿援助。
萨卡里亚战役是独立战争的转折点。它迫使希腊军队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这一战役的胜利，改善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
1919年秋，法军接替英国占领马腊什、安特普、乌尔法等地之后，一直受到当地军民的袭击和围攻。1920年2月马腊什人民迫使法军撤出该城。4月法军被赶出乌尔法。安特普人民的抵抗持续了10个多月，使法军损失了6千兵员(亚美尼亚士兵的伤亡数尚未计算在内)。法国的古罗将军哀叹：“要粉碎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军队，就要占领全国，这只有百万大军才能做到。”萨卡里亚战役之后，法国政治家们认为，法国应从安纳托利亚战局中脱身。1921年10月20日法土签订安卡拉协定，法国正式承认大国民议会政府，在两个月内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撤出全部占领军。法军撤退时将价值2亿法郎的军事装备，(包括8，000支步枪，10架飞机)，卖给土耳其。意大利军队也于同年秋天撤出安纳托利亚西南部。英国被迫改变公开支持希腊的立场，转而采取“中立”。
1922年3月22日，协约国照会希腊和土耳其安卡拉政府，要求希土军队脱离接触，建立非军事区;由协约国军事小组监督双方的军队调动和武器配备等;双方停止敌对行动3个月，开始和平谈判。这个建议实质上是维护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既得阵地，阻挠土军反攻。它在大国民议会内部引起强烈的反响。不少议员认为，土耳其人只能进行保卫战，宣称：“我们不可能把希腊人赶下海去。我们的军队没有进攻的力量，让我们讲和吧!英国人也要求讲和。”凯末尔进行耐心的解释，他指出：“我们的决定是进攻。但要推迟进攻，因为完成准备还要一定时间”。他同时向协约国提出反建议： 一旦开始和谈，希军应立即开始从安纳托利亚撤退。协约国拒绝安卡拉的要求，他们的和谈阴谋遂告破灭。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1922年8月西线土军共有18个步兵师， 5个骑兵师，拥存近10万支步枪，2，864挺机枪，323门大炮，10架飞机。希军共存13万支步枪，4，154挺机枪，344门大炮，30架飞机，双方实力的差距已大为缩小。8月25日，凯末尔、伊斯梅特、费夫齐秘密到达科贾泰佩的总司令部，下达了总反攻的命令。
26日清晨5点半，土军炮兵突然向敌军阵地倾泻密集的炮弹，开始了总反攻。头两天，土军突破埃斯基色希尔的希军防线。30日，杜姆鲁泊纳尔地区的希军被分割包围，翌日该地区希军全部被歼，总司令特里库皮斯等高级将领被俘。9月9日土军光复伊兹密尔，18日最后一批希腊兵逃离安纳托利亚。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土军消灭希军7万5千人，缴获大炮284门，机枪2千挺，飞机15架。
土军继续向协约国控制的海峡地区推进。英国本想凭借武力进行反扑，无奈此时法意两国已不愿为英国利益去冒险，并把他们在恰纳卡累的驻军撤退到海峡的欧洲一边。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拒绝向近东增兵，国内的反战活动甚为活跃。以劳合·乔治为首的英国政府被迫作出体面地退出战争的抉择。10月初，英法意代表在穆达尼亚同土军西线司令伊斯梅特开始停战谈判。
根据1922年10月11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土耳其收复东色雷斯;在和约签订之前，协约国军队仍留驻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但两地的行政管理权交还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土耳其人民通过几年的英勇斗争，确保了国民誓约所要求的领土完整。
建立共和国
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土耳其面临两大任务：签订和约;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
解决和约问题的洛桑会议于1922年11月到1923年7月召开。在谈判进程中，协约国不愿放弃他们在土耳其的既得权益。土耳其代表团团长伊斯梅特拒绝作出有损民族利益的让步。为了迫使土耳其改变立场，1923年2月初协约国一度中止谈判。直到7月24日，土耳其和英、法、意、希、日等国签署了洛桑和约。根据和约规定，协约国承认土耳的领土完整和民族主权，废除外国的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土耳其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如摩苏尔的归属留待英土两国日后协商;土耳其海关延期到1929年恢复关税自主权;承认海峡地区非军事化，由国际委员会①监督管理;原则上同意偿还奥斯曼帝国所欠债务。《洛桑和约》是土耳其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解决第二项任务要复杂得多。独立战争期间，民族主义者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末把苏丹哈里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凯末尔早在191 9年一次私下谈话里，清楚地表明“胜利以后我国政府的形式将是民主的”，“苏丹及其皇宣将视他们在事业中的表现对待之”。1921年1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根本组织法(宪法)规定：主权应该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属于民族所有”，大国民议会是“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是立法和行政两项权力的保持者”。
1918—1923年土耳其民族革命
从1920年起，特别在起草根本组织法的过程中，围绕政权形式、苏丹哈里法前途问题，议会中争论愈演愈烈，议会工作实际上“陷于瘫痪”状态。
凯未尔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于1921年5月10日在议会中建立安纳托利亚和罗梅利亚护权协会集团，即第一集团，其目的是在国民公约确定的范围内“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并根据基本组织法“尽可能逐步准备巩固国家和民族的组织”。参加第一集团的共有151名议员。同年秋天，议会中以埃尔祖鲁姆护权协会主席、“代表委员会”委员、议员拉伊夫为首的反对派成立护权协会第二集团①。他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要为苏丹保留至尊的地位。第二集团尽管人数较少，但得到第一集团中的拉乌夫②、阿利·富阿德等人的幕后支持，在议会中极为活跃，常常使第一集团处于被动地位。
1922年11月1日，凯末尔利用协约国邀请伊斯坦布尔政府参加洛桑和会的时机，在议会提出废除苏丹制的提案，遭到许多议员反对。凯末尔最后凭借个人的威望和掌握的全部军政权力，他警告反对派：“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可能有些人的头颅将会滚滚落地”。议会终于通过了废除苏丹制的决议。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当时既未宣布共和国，也没有废除哈里发制①。大国民议会决定哈里发一职仍遴选奥斯曼王室中“最属品学兼优的分子”担任。
废除苏丹制以后，反对派企图把哈里发捧为国家元首，成为无冕苏丹。伊斯坦布尔新任哈里发阿卜杜梅吉德的官署，成为封建宗教努力集结的中心。新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明显激化。对政治局势发展不满的阿利·富阿德②辞掉议会第二议长之职。拉乌夫辞掉政府主席职务，要求凯末尔“加强和巩固国家的最高职务(即哈里发)”。
为了实现真正的共和制，凯末尔将护权协会第一集团改组为人民党，决定解散议会，进行新的大选。1923年4月，凯末尔发表了筹建中的新党的9点竞选纲领。第1条宣称：“政权无限制地和无条件地属于民族，……在制定法律、设置组织、行政事务、公共教育中都将遵循民主的原则……”。第3条宣布苏丹制是“永不变更的原则”。第5条主要涉及经济领域，如“根本改变引起人民埋怨的征收什一税的方法”，“扩大信贷机构网”，“大量引进农业机器”，“保护和奖励生产原料”，“兴修铁路”，“制定保护劳动人民的法律”，等等。纲领尽管没有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任务，却充分体现了它的资产阶级性质。
9点纲领使新党候选人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原第二集团除1人外都未能进入议会。1923年9月人民党正式成立，并通过第一个党章，宣布该党建立在共和主义、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它表明土耳其宣布共和的时刻已经到来。凯末尔当时同外国记者谈话时指出：“土耳其的主权应属于人民，它的行政立法权将集中在大国民议会。他进而指出：这两点如用一个词表达的话，“这个词就是共和国”。10月25日，凯末尔指示费特希内阁集体辞职，制造了政府危机。10月29日晚8点半，议会在“共和国万岁”声中通过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决定，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共和国的建立是凯末尔革命完成的标志。
共和制建立以后，土耳其在20—3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如废除哈里发制度，撤消教法和教会地产基金部，统一教育制度，取缔托钵僧团①，采用资产阶级的民法、刑法、商法，改革文字，推行欧洲服装，给妇女选举权等……。这些改革是1918—1923年革命的继续。
凯末尔革命使土耳其摆脱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命运，开创了建设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增强了土耳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它是土耳其现代史上光辉的一页。在国际范围内，凯末尔革命是十月革命后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最早胜利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极大地鼓舞了亚非地区，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革命。20—30年代中近东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如摩洛哥的里夫共和国，伊朗礼萨汗改革，叙利亚1926年起义，青年阿富汗党人的改革等……，都受到它的强烈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蔡和森、高天宇都著文高度评价土耳其革命。蔡和森认为，它“不独挽回了土耳其和近东几千万回教民族的命运，而且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最好的模范和印象”。土耳其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是促使英国从20年代起逐渐改变对近东殖民统治方式的重要因素。
① 阿塔图尔克是1934年土耳其实施姓氏法时大国民议会授于凯末尔的姓氏,意为土耳其之父。文内人名后括号内的译文均系该人的姓氏。
② 奥斯曼帝国政府保证外国铁路投资者获得最低利润的制度。例如巴格达铁路每公里的保证金为16500法郎(其中每公里的修建利润为12000法郎,经营利润为4500法郎)。
① 1913年颁布,规定对注册工业给予税收和关税方面的某些优惠。
① 土耳其共产党成立(1920年9月10日)后半个月,安卡拉政府内务部即宣布成立阿德南·阿迪瓦尔、泰弗克·吕斯蒂(阿拉斯)、絮克吕·卡亚等人领导的官办共产党。1921年1日,土共主席苏布希一行14人在特阿拉松附近黑海上被卑鄙地杀害,1921年2月安卡拉政府正式取缔土耳其人民共产党(总部在安卡拉)。
① 1919年11月3日英国占领军总司令米尔恩将军根据巴黎和会的决定,以土希军队的实际控制区为界划定的临时军事分界线。该线北起艾瓦勒克以北的爱琴海岸,经索马、阿克希萨尔西北、南迄艾登地区以南的库什阿达。
① 在埃里温建立的亚美尼亚苏维埃政府不承认居姆鲁和约。该约未能生效。两国间的争执通过1921年3月16日的土苏条约和1921年10月13日卡尔斯条约获得解决。
① 国际委员会由土耳其代表任主席,负责监督土耳其政府正确履行海峡公约的规定。
① 第二集团的主要势力在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和黑海地区,埃尔祖鲁姆的10名议员中有8名属第二集团。
② 拉乌夫于1921年9月从马耳他流放中返回安卡拉,先任公共工程部部长,从192 2年7月11日起担任政府主席。
① 19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后,阿巴斯王朝的未代哈里发穆召瓦基勒曾把哈里发职位让给苏丹塞利姆一世。从这时起,奥斯曼帝国苏丹一身二任,既是世俗的君主,又是穆斯林的精神领袖。
② 1921年上半年任驻苏大使,回来后在议会任职。
① 伊斯兰教中神秘主义教派(苏非派)的团体。奥斯曼帝国主要的托钵僧团,有贝克塔什僧团,梅夫莱维僧团,纳克什本迪僧团。他们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初,首都伊斯坦布尔约60%的居民属于这些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