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所挑起的。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形成，经历了错综复杂的酝酿和演变过程。大体说来，这种演变的趋势是：在欧洲大陆，德法矛盾特别尖锐，成为左右欧洲大国关系的主导因素;在近东，包括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地区，英德、德俄和奥俄的矛盾明显加剧;从世界范围而言，英德两国成为争霸的主要对手，而原来在殖民地问题上争夺相当激烈的英俄、英法之间的矛盾，却慢慢降为次要因素。围绕这几对矛盾，欧洲几个大国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最终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个相互对峙的军事集团。
从三皇同盟到三国同盟
造成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起因，要追溯到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此之前，法国在西欧和中欧大陆处于霸主地位，但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被迫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规定赔款50亿法郎，还要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给德国，从此，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崛起，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法国则丧失了昔日的地位。德、法结下了世仇。在十九世纪最后30年，德法矛盾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始终占有最突出的地位。
然而，法国经过三年的努力，付清了赔款，开始恢复元气。法国统治阶级准备重整旗鼓，伺机复仇。另一方面，德国的企图是要彻底打垮法国，充当欧洲霸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宰相俾斯麦最主要的任务是阻止法国与其他大国结盟，尽量把法国可能和潜在的盟友都拉到自己一边。联奥是俾斯麦的既定方针，同奥匈建立一种稳定和友好的关系，以便在争霸中有一个可靠的盟友;俾斯麦认为拉拢俄国是孤立法国的关键，他表示，要与俄国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他还说：“在维也纳、彼得堡，进而在罗马保存君主制度，是我们德国的一项任务。”
在俾斯麦的策划下，1872年9月5日—12日，三国皇帝在柏林会晤。1873年5月6日，德皇威廉一世又到彼得堡访问，德国总参谋长毛奇和俄国陆军元帅贝尔格签订了德俄军事专约，专约共三条，其主要内容正如第一条所载明的那样：“如果两帝国之一遭受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的攻击，另一个帝国应立即以20万精锐部队予以援助。”同年6月6日，俄奥两国皇帝在维也纳城附近的申布隆签订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同意，“一旦发生第三国的侵略有损害欧洲和平的危险时”，两国皇帝互相约定，“不需要寻求或缔结新的同盟”，双方应立即商定“共同行动的方针”;如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必要，“两国皇帝应缔结特殊协定予以规定”。10月20日，德皇认为申布隆协定与德俄在彼得堡的协议的主导思想相符，因而也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这次订约史称“三皇同盟”。
三皇同盟是在三国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德国的目标是利用三皇同盟孤立和再度削弱法国。俄国由于与英国在中亚地区相敌对，需要取得西部边疆安全的保证;而且俄奥当时在巴尔干的矛盾有所缓和，俄国有意维系俄奥关系，以防德奥的合作损害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奥匈则想依靠德国的支持，来压制奥匈境内斯拉夫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但是三皇同盟是一个松散的同盟，由于内部矛盾重重，这个同盟只维持了几年就瓦解了。
促使三皇同盟破裂的第一件事，是俾斯麦曾几次企图发动对法战争，屡遭俄国的反对，德俄关系逐步恶化。俄国不愿意看到法国进一步被削弱，而德国过分强大，如果法国被彻底打败，欧洲大陆均势将丧失殆尽，俄国西部势必出现一个更强大的德国，这与俄国的利益相悖。
1873年8月，地处德、法边境的南锡市主教宣读了一封“神父的信”，他号召教徒们为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而祈祷。1个月后，巴黎大主教也发表了类似的号召。接着又有5个法国主教发表讲话，支持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天主教徒的要求。俾斯麦以此为借口，展开了一场宣传和外交攻势，谴责法国准备复仇，并以战争相威胁，但俄国反对俾斯麦的做法，德国只好退却。1875年，法国通过了关于把部队团一级的编制由3个营扩充到4个营的法令。俾斯麦又利用这件事再次对法国发出战争威胁，宣称要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德军总参谋长毛奇恫吓说：“如果法国不限制自己的军备，那末战争就不可避免。”法国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英、俄的支持。法国驻俄大使得到保证，俄国将在外交方面支持法国;英国力求维持欧洲均势，新任首相迪斯累里说：“俾斯麦是地地道道的新波拿巴，对他应当加以遏制。”
5月10日，正在陪同沙皇访问柏林的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在与俾斯麦的会谈中指出，在和平条件下，德国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向法国猛扑过去，俄国对此不能袖手旁观。5月13日，哥尔查科夫向所有俄国驻外使馆发出一封电报：“皇帝陛下离开柏林时，对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保证维护和平的这种爱好和平的意图深信不疑。”报纸刊登时，把“保证维护和平”篡改成了“现在和平得到了保证”，这样便造成了似乎由于俄国的干涉才使法国免遭侵略的印象。俾斯麦对此深表不满，他挖苦哥尔查科夫是想博得“法国救星”的美名。这件事使三皇同盟的可靠性受到了冲击，俾斯麦相信，俄国已是德国彻底打垮法国的主要障碍。
使三皇同盟发生裂痕的另一件事，是1877年4月，俄国趁巴尔干地区各民族为摆脱土耳其统治而起义之机，打着“援助斯拉夫同胞”的幌子，发动了俄土战争。俄军迅速推进到君士坦丁堡外围，迫使土耳其在1878年3月3日接受圣斯特芬诺和约。根据和约，土耳其承认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独立，还同意建立一个大保加利亚国家。这个条约遭到各大国，尤其是英、奥的反对，因为这样一个实际处于俄国控制下的大保加利亚国家的出现，直接损害了它们在巴尔干的利益。奥匈还认为，这违背了1877年1月15日俄、奥两国签订的布达佩斯专约中所作的秘密交易。这项专约曾规定，俄国对土耳其开战时，奥匈保持中立，但俄国应同意奥匈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作为交换条件。俄国不得不同意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
1878年6月13日，在俾斯麦主持下，召开了有6个大国和土耳其参加的“柏林会议”。结果保加利亚的领土大大缩小。奥匈却轻易地取得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统治权;英国不劳而获地得到了塞浦路斯。这次会议导致了俄德和俄奥关系的迅速恶化，因为在俄土战争前，俾斯麦私下怂恿俄国冒险开战，待俄国得手后，又支持英、奥。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表面上充当调停人和仲裁者的角色，实际是伙同英、奥强迫俄国就范。俄国报纸为此掀起了一阵反德浪潮，认为俄国被俾斯麦这个“和事佬”出卖了。至此，三皇同盟已经无法维持，1878年到期的三皇同盟条约终于没有续订，而被另一个德奥秘密军事同盟条约所代替。
德奥同盟是在俄德关系恶化情况下，俾斯麦为进一步拉拢奥匈帝国而签订的。德国既要准备对法战争，却又得不到俄国支持，只好寄希望于奥匈;奥匈为了压制它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同俄国争雄，也需要德国撑腰。1879年9月21日，俾斯麦访问维也纳，与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会谈，10月7日，正式签署了同盟条约，该条约共5条，其中规定：“如两帝国之一遭到俄国进攻，两缔约国有义务以其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实行互助”;如受到其他国家进攻时，另一国则“至少应对缔约国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如果进攻一方受到俄国支持，则应“全力协助其盟国”。该条约是秘密协定，为期5年，并可续订。这个条约具有明显的反俄性质，在俾斯麦的外交方针中，怀柔和拉拢俄国原是重要的一环，德、奥单独结盟，意味着这一环节的脱落，从而必然导致他的外交中心目标——孤立法国的失败，客观上为法、俄接近准备了条件。
1881年法国派兵占领突尼斯，这是法国在北非扩张的重要步骤。俾斯麦既鼓励法国去“摘取突尼斯这一成熟的果实”，以使法国陷入对外扩张的泥潭，又怂恿意大利在北非与法国竞争。意大利在突尼斯的争夺中败下阵来，急欲投靠与法国相对立的军事强国。俾斯麦趁机拉拢意大利，以对抗法国，壮大自己一方的力量。1882年5月20日，德、奥、意三国在维也纳签订盟约。该约主要内容有8条，规定：“如意大利未有直接挑衅行为而遭到法国进攻，不论其理由为何，其他两缔约国必须以它们的全部军队给予被进攻一方援助”;“如果德国未有直接挑衅行为而遭法国的侵略，意大利也担负同样的义务”。这项条约史称“三国同盟”，它标志着同盟国集团正式形成。在这个同盟中，德国居于主角和操纵者的地位，意大利不过是一个暂时和动摇的盟国，因为使意大利感到失望的是，条约中没有写明德、奥支持它在地中海区域的扩张。
法俄结盟
三国同盟形成之际，德、俄关系一度出现过缓和，1881年6月18日，德、奥、俄三国签署中立协定，规定“倘若三个缔约国之一同第四个大国交战时，所有三国均应相互恪守善意的中立”。协定在1884年又续订过一次，尽管如此，三皇同盟毕竟难于恢复。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德、俄关系继续恶化。
德、俄矛盾进一步加深的原因，除了旧的因素外，又出现了新问题，即两国经济利益的冲突。德国原来是俄国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重要主顾，仅次于英国。在1879年，俄国出口商品的30%运往德国;而俄国又是德国工业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俾斯麦为了满足国内容克地主的要求，在1879年1月，以俄国兽疫盛行，需要实行检疫为藉口，禁止俄国牲畜的输入，接着又对进口谷物实行征税。这一措施对俄国是重大打击。俄国为了报复，也实行新的增税法，从七十年代后期起，俄国从温和的保护关税制度转而采取强硬的保护关税制度，甚至用黄金征收关税。1884—1885年，俄国再度提高关税以弥补国家预算赤字。1886年5月，俾斯麦对俄国大使帕维尔·舒瓦洛夫说：“你们似乎打算在最近期间提高煤和铁的关税率，我直截了当地对你说，这项措施将对我们的工业产生最令人痛心的影响。”1887年，德国报纸展开了反对给予俄国贷款的宣传运动，政府还颁布禁令，不许政府各机关购买俄国有价证券，禁止帝国银行接受这些有价证券作为抵押，同时还进一步提高粮食进口税以限制俄国粮食的输入。到八十年代末期，在俄国工业品进口总额中，德国的比例已从1877年的46%下降到27%。在德国粮食进口额中，俄国的比例从1891年的54%下降到1893年的13.9%。
还有一件事情同样严重损害了俄国与德奥的关系，即1885—1886年发生的保加利亚危机。1885年9月18日，东鲁美利亚首府发生起义，赶走了土耳其长官，宣布与保加利亚合并。保加利亚君主亚历山大大公即巴滕贝格亲王经过一番犹豫，接受了这一要求。这位亲王原是沙皇在7年前一手扶植起来的，但此时他已改换门庭，倾向于奥匈。俄国因此打着维护柏林条约的幌子，坚决不同意合并，并欲赶走这位亲王，拥立亲俄的新大公。奥匈想使保加利亚脱离俄国的控制，屡次鼓动塞尔维亚反对保加利亚;俾斯麦口头上表示对俄友好，实际却支持奥匈的傀儡、亲德的斐迪南大公为保加利亚国王。俄国对此当然极为不满。
1887年，德法关系又呈现紧张状态。其起因是由于以鼓吹复仇主义而闻名的布朗热出任法国陆军部长，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法国陆军。德国报纸大肆宣扬沙文主义狂热，挑衅性地要求解除布朗热陆军部长职务。俾斯麦威胁说：“一旦布朗热当上内阁总理或共和国总统，那就会发生战争。”德国决定征召7万3千名后备役军人参加军训，集训地点设在洛林，实际上是把军队向法国边境集结。俾斯麦还向议会提出关于发行3亿马克公债以弥补第一批军费的法案。法国获悉俾斯麦正在准备对法开战，就指望俄国能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沙皇答复说：“当然可以。”俾斯麦对俄国是否肯定不会介入冲突感到没有把握，只好平息了这场危机。
1887年6月18日德俄签订条约，但这只是一个中立条约。由于德奥同盟条约中已保证奥匈在发生对法战争时中立，而这个条约又再次保证了俄国的中立，故史称“再保险条约”。再保险条约的目的只是羁縻俄国，对濒于破裂的德俄关系来说，并没有起到重修于好的作用，仅仅是推迟了俾斯麦日夜耽心的法俄结盟。
1890年，俾斯麦被迫辞职。这是威廉二世上台后与俾斯麦不断磨擦的结果，也是随着德国经济力量的增长而扩张野心大大膨胀的结果。因为俾斯麦的目标是称霸欧陆，而威廉二世的“新路线”是使德国成为“世界帝国”。威廉二世一上台就说：“我给那位老人6个月的喘息时间，尔后我就亲自执政。”德皇和新任宰相卡普里维听信德军总参谋长瓦德西的意见，认为对俄战争不可避免，应当先发制人。威廉二世说：“如果俾斯麦不愿和我们一起反对俄国人，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从此，德国抛弃了俾斯麦一直坚持的力求防止东、西两线作战，孤立法国、拉拢俄国的方针，走上了准备与法、俄同时作战的道路。
威廉二世还拒绝了俄国关于续订再保险条约的提议，并试图与英国接近。1890年7月，与英国在东非问题上达成妥协，德国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的保护权，并把维图和乌干达地区让给英国;英国承认德国占有坦噶尼喀沿海地带，把位于北海的赫耳果兰岛让给德国。英、德接近的尝试，使俄、德更加疏远，加速了法、俄结盟。
1887年12月，俄国在德国拒绝借款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了第一批货款协定，借款5亿法郎。1888—1889年，俄国又在法国发行总数达19亿法郎的公债。源源不断的贷款使法国成为俄国的主要债权人，资金匮乏的俄国加深了对法国的财政依赖。据估计，到1906年，俄国向法国借款已达790，300万法郎。1888年，俄国还向法国订购50万支步枪，这样便为法、俄接近打下基础。
普法战争后，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的法国一直在寻找同盟者，但始终受到俾斯麦拉拢俄国政策的牵制。八十年代以后，俄、德矛盾的加深为法、俄的接近提供了条件。卡普里维抛弃俾斯麦的外交方针，从拉拢俄国变为对俄国采取较强硬的态度，更使法、俄接近的步伐大大加快。1891年7月20日，在法国驻俄大使向法国外长汇报的文件中，提到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的态度：“法俄两国建立最亲密的谅解，那是愈来愈合乎逻辑的了”，“就我们之间的关系而言，我正在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在走向协商的道路上迈进一步”。1891年7月，法国舰队应邀访问俄国的喀琅施塔得要塞，沙皇和皇后亲自来到旗舰上，破天荒地在俄国一向严禁演奏的《马赛曲》的乐曲声中脱帽致敬。显然，这是一次对法亲善的举动。1891年8月间俄国驻法大使与法国外交部长之间的来往信件阐述了两国一致的目标，对任何具有威胁普遍和平的问题，两国同意举行会商;如两国之一有被侵略的危险，双方约定必须立即就同时采取的措施获得谅解。虽然这些信件不是正式的协定，但奠定了法、俄同盟的基础。
1892年8月17日，法俄两国签订军事专约草案。1893年10月，俄国海军回访了法国土伦要塞。1893年12月15日和1894年1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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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10月，为答谢俄法同盟而访问法国土伦港的俄国舰队
日，俄、法两国政府的往来信函正式通知对方分别批准了军事专约，法、俄正式结成同盟。该协定共有7条，规定：“如果德国或意大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法国，俄国应用它的所有军队进攻德国;如果德国或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俄国，法国应用它的所有军队与德国作战”。“法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130万人;俄国用于对付德国的军队应为70万至80万人。双方应尽速全部参加战斗，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两国陆军参谋本部应经常彼此合作”，“双方不得单独媾和”。同时还规定双方应严守条约秘密，有效期与三国同盟条约相同。
法、俄结盟意味着另一个军事集团的出现。从此，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初步形成了两大营垒的对峙，正如恩格斯所说：“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①只有英国还暂时置身于集团之外。
英德矛盾尖锐化
长期以来，英国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尽可能不与他国结盟，保持行动自由，维持欧洲的实力平衡，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制约，以便自已能放手推行世界性的殖民扩张政策。在欧洲出现两大军事集团的新形势下，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表示英国保持“光荣的孤立”，不倒向任何一方。但是，这一以欧洲均势为基石的外交方针也决定英国必然反对欧洲大陆出现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换言之，英国只有在某一国家过于强盛而威胁到英国霸权时，才会积极地干预。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实力急剧膨胀的德国与英国矛盾的激化，迫使英国不得不放弃光荣孤立政策。
英国原先的宿敌是法国和俄国，英、法在北非和英、俄在近东、中亚的矛盾一向十分尖锐。相反，与德国的矛盾并不十分显著，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亲善关系。1889年，俾斯麦曾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提议缔结反法同盟，企图拉拢英国，但未获成功。
二十世纪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英国。1900年，德国已在世界工业生产中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在生铁、钢和机器制造、化学工业等领域都把英国抛在后面。1880—1890年，德国的商品输出额增加了10%，达34亿马克，而去1890—1900年，出口额则增加36%，达461，100万马克。德国资本向东南欧、近东和南美国家的输出迅速增加，1900年在海外投资已达150亿马克。德国迅速崛起，迫切要求攫取新的殖民地，但当它走近瓜分世界的筵席时，席位已被占光。当时英国拥有3千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德国只有290万平方公里，不及英国的1/10。威廉二世加紧推行旨在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政策”，梦想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这与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利益水火不相容。在世界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德国只能靠损害老牌殖民强国首先是英国的利益来达到扩张的目的。英国与原来竞争殖民地的主要对手法、俄两国的矛盾缓和下来，英、德矛盾上升到第一位。
英德对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争夺殖民地;二是争夺海上霸权。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德国取得第一批殖民地起，德国逐步成为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竞争者。在非洲，德国强占了多哥、喀麦隆、西南非洲之后，妄图把德属东非到西南非洲(纳米比亚)连成一片，德国打算从印度洋到大西洋建立一个赤道非洲殖民帝国的设想，与英国企图建立从开罗到开普敦的殖民帝国的“二二C计划”①相互冲撞。不仅如此，德国竭力想把势力伸进南非。自1886年在德兰士瓦发现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以后，英国非常垂涎南非黄金、钻石的开采权。英国驻开普殖民地总督塞亚尔·罗得斯及由他控制的“南非金矿业公司”在这场争夺中充当了急先锋。由于大批英国殖民者拥入德兰士瓦，与布尔人发生了尖锐冲突。德国利用英布冲突，支持布尔人对抗英国，加紧向德兰士瓦渗透。当时，德国在德兰士瓦的投资已达3—5亿马克，它不顾英国的反对，修筑了一条从德兰士瓦首府比勒陀利亚到印度洋岸边的洛伦索—马贵斯铁路。1895年底，塞亚尔·罗得斯策划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暴动，并派遣南非公司经理詹姆森率领一支800人的队伍入侵德兰士瓦，结果遭到失败。德皇威廉二世乘机给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克留格发了一封电报，对布尔人的胜利表示祝贺。英国认为这是挑衅行为，舆论哗然，英、德关系顿时紧张起来。英国为了控制德兰士瓦，决定实行武力征服，从而爆发了英布战争。英国在南非投入了25万军队，经过两年苦战才迫使布尔人求和。德国利用这一时机进行讹诈，向英国提出瓜分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的问题，并以断交相威胁。英国考虑到在南非的处境，被迫作出让步，将英属萨摩亚的两个岛屿让给德国。
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也包含着英、德的竞争。1897年，德国以武力强占胶州湾。次年6月，又利用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协定，山东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则强占威海卫，并在长江流域扩大自已的势力。
英、德在近东的争夺十分激烈。德国扩张主义者鼓吹“向东方推进”，“土耳其的全部领土都要向德国开放”，并加紧向土耳其渗透。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德国对土耳其的投资和贸易额的比重，都有大幅度增加。德国对土耳其的投资，1880年只有4千万马克，到1914年已达6亿马克;在土耳其的进口总额中，德国的比例从1897年的6%，增加到1910年的21%;而在同期内英国的比例却从60%下降到35%。
1898年，围绕修建巴格达铁路问题，德、英、俄等国展开了较量。威廉二世亲自出马，以朝觐圣地为名，重访土耳其，以保护者的姿态宣布他是土耳其素丹的朋友，也是3亿穆斯林的朋友。经过多次交涉，在1903年德国取得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特权。这条铁路可从君士坦丁堡经巴格达直通波斯湾的巴士拉。一旦筑成，就为德国开辟了一条经奥匈、巴尔干、小亚细亚直达波斯湾的通道，势必成为德国向东方推进的有力工具。
英国对修建这条铁路的前景感到恐慌，因为它可能危及英国通往两河流域、波斯湾地区和印度这一要冲地带的安全和垄断地位。因此，英国采取种种预防和阻挠措施。1899年1月，英国就与科威特酋长订立密约，不经英国同意，不得将领土割让给任何一个强国。阻挠铁路延伸到波斯湾。在英国压力下，1901年9月6日，土耳其被迫同意禁止向科威特派兵。1903年，英国政府发表声明，“任何强国在波斯湾建立海军基地，都将被英国政府看作是对英国利益的一种严重威胁”。
俄国也担心这条铁路的修筑使德国在土耳其处于主宰地位。俄国外交大臣在1900年4月5日给各驻外使馆的通令中说：“帝国政府应当关心的是，不容许任何一个外国强国在小亚细亚范围内确立政治优势”。
英国联合俄国和法国在铁路贷款等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德国在这条铁路上投资共达15亿马克，但直到大战前，仍有一段铁路没有修通。巴格达铁路既加深了德、俄矛盾，也使英、德矛盾深化。
英、德矛盾在争夺海洋霸权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长期以来，英国主要是倚仗海上霸权而登上世界霸主地位的，作为后起的德帝国主义想要争霸，必须打破英国的海上垄断地位。威廉二世早在1897年就叫嚷：“海神的三叉戟必须握在我们手里”，“德国的殖民目的只有在德国成为海上霸主的时候方能达到”。海军大臣蒂尔匹茨说：“德国的海上利益异乎寻常地增长了，对德国来说，保护德国的海上利益已经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英国千方百计地要抑制德国海军的发展，认为海军对于德国是一种“奢侈品”，对自己则是“必需品”。双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海军竞赛。
1898年3月，德国通过了加强海军的法案，规定在7年内，建造7艘主力舰、2艘重型巡洋舰、 7艘轻型巡洋舰，该计划规定在1904年前完成。蒂尔匹茨和热衷于扩张的垄断资本集团在1899—1900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大肆宣传扩充海军的重要性，为扩充海军制造舆论。1900年6月12日，德国又通过了新的海军法案，扩大海军编制，加快造舰的规模和速度，增加海军预算。规定德国应该拥有34艘主力舰、11艘重巡洋舰和34艘轻巡洋舰，以及近100艘驱逐舰。1906年，德国又通过了关于加强新造主力舰的法案，规定今后造的新舰必须是“无畏舰”型的，并再增加6舰大型巡洋舰和1支布雷小舰队。1908年，德国在海军竞赛中迈出了新的一步，第四次海军法案又获通过，规定主力舰的服役期从25年缩短到20年，这样就加快了造舰速度，预计每年造4艘无畏舰级主力舰，还有相当数量的轻巡洋舰和鱼雷舰。按照这一法案，在1908—1917年间海军费用超过10亿马克。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海军强国。
飞速增长的德国海军使英国感到忧虑，作为回击，英国不惜巨资进行造舰竞赛。1905年，英国首先开始建造无畏舰，这是一种新式重型装甲舰，一般旧式军舰只有4门大炮，而无畏舰拥有10门口径达12英寸的大炮，而且在排水量和航速方面都大大超过旧式军舰。1908年，英国拥有这种新式巨舰已达12艘。英国还公开声明坚持“双强”标准，即英国的海军力量要与欧洲两个强国的海军力量相等。1909年3月，英国国会通过1909—1910年海军预算，规定还要建造8艘无畏舰和大量小型舰只。这种无休止的造舰竞赛无疑对两国都增加了沉重的军费负担，因此在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上，英国曾提出过要限制海军军备的建议。英、德两国也举行过多次海军谈判，但双方互不相让，毫无结果，海军竞赛愈演愈烈。
综上所述，英德矛盾在二十世纪初已从地区性矛盾发展为全球性矛盾，德国不仅在欧洲，而且在近东、非洲、远东乃至辽阔的海洋，都向英国提出了挑战，英德矛盾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形成
面对着欧洲均势的打破和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英国只有一种选择：放弃光荣孤立，调整对外关系，向法、俄靠拢。
英国为了物色反德的同盟者和使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得到保障，开始与日本接近。鉴于在远东地区日俄矛盾具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政府也认为有必要和英国结盟。1902年1月30日，英、日签署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相互承认有权保护自己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若因其他某一大国的侵略行为或中国、朝鲜的内部骚乱危及缔约国双方的利益，任何一方为保护这种利益须加干涉时，可采取必要的措施”;“缔约国一方为保护本国在中国或朝鲜的利益而与第三大国作战，另一方应严守中立”。英日同盟首先对日本是有利的，使它有可能发动对俄战争，英国假日本之手削弱俄国，防止俄国向长江流域扩展。
在英、日结盟之后，英国又与法国接近。法国统治者意识到，由于俄国陷于远东的冲突，一旦发生德、法战争，俄国无力援助法国，法国必须寻找新的盟友。在法国国内，积极支持与英国接近的是激进派克里孟梭和右翼社会党人饶勒斯等人，由于激进党人执政，与英国比较容易达成协议。在英国，保守党人试图与德国结盟破产后，转而成为反德路线的推动者，英王爱德华七世也是一个英法、英俄接近的支持者。自从1898年英、法为争夺尼罗河上游地区而发生的法绍达事件①获得解决之后，英、法矛盾已大大和缓，而这时，法、德在摩洛哥的冲突正在激化。为了争取英国的支持，对法国来说，迫切要求实现英、法合作。法国外长德尔卡赛积极倡导英法结盟。
1903年，英王爱德华七世访问了巴黎，在各种场合，大谈他对法国的仰慕和情谊，对英法的唇齿相依深信不疑，英法友好的时代应该到来。同年6月，法国总统卢贝回访英国，两国外长举行会谈，双方就殖民地问题消除了尖锐的分歧。
1904年4月8日，英、法签订协约，这是一个双方妥协、共同瓜分殖民地的条约，为英、法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故称为“真诚的协约”。条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公开，一部分秘而不宣。条约最重要的是《关于埃及—摩洛哥宣言》、《关于暹罗宣言》，以及有关纽芬兰和亚非的一项专约。法国承认埃及为英国势力范围，以换取英国对法国统治摩洛哥的支持。协约第一条规定：“英国政府声明，它无意改变埃及的政治地位。法国政府方面声明，它不以要求确定英国占领的期限和其它方式妨碍英国在埃及国内的活动”;第二条规定：“法国政府声明，它无意改变摩洛哥的地位。英国政府方面承认，法国特别作为一个其属地在广大地面上与摩洛哥相毗连的国家，有权维持摩洛哥国内秩序，并且提供行政、经济、财务和军事改革所必需的援助”。在暹罗(即今泰国)，规定沿湄南江把暹罗一分为二，划分英、法势力范围，“法国承认英国在湄南江流域以西的势力，英国承认法国在该地区以东的势力”。两国还调整了在冈比亚、纽芬兰海岸、马达加斯加和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利益。
1906年，英国又与法国、比利时两国总参谋部就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并拟订了军事合作计划：如果英国参战，应该派4个师的兵力作为第一梯队运到法国。还规定了运送兵员的期限和方法，并在地图上标出了预定由英国远征军布防的地区。英法协约中虽然只字未提共同反德的问题，但显然意味着英国正式参加了法俄集团一边，一致对付德国。
英俄矛盾原来远比英法矛盾深刻，但由于英法协约的签订，为英俄接近铺平了道路。就两国关系而论，原先的矛盾也在逐渐消除或缓和：在远东，由于在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使两国在远东的冲突减弱;在近东，特别是在巴格达铁路问题上，德国气势汹汹的扩张，促进两国感到有联合的必要。剩下悬而未决的就是英俄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势力范围划分的问题，以及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问题。早在1904年，英王爱德华七世与当时俄国驻丹麦公使伊兹沃尔斯基的谈话中，就表示“迫切希望英俄两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并希望两国之间对于现有的各种问题取得较好的谅解”。1905年，爱德华七世探询了订立英俄条约以结束在中亚地区长期磨擦的可能性。1906年英法两国共同向财源枯竭的沙皇政府提供了贷款。
英国自由党内阁新任外交大臣格雷和接替拉姆斯多夫的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都倾向于英、俄接近。自从1906年5月英国驻俄大使尼科尔森抵达彼得堡后，两国开始了外交谈判，主要涉及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势力范围问题，在谈到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时，双方因意见分歧而暂时搁浅。1907年3月，俄国舰队访问了英国朴茨茅斯港受到热烈欢迎，这是英、俄接近的公开表示。
1907年8月31日，两国终于缔结了协定，规定：将波斯划分为三个地区，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为中立区，双方都承允，不得在“他方”地区内谋求租让权，也不得阻挠对方在其势力范围内获得租让权;在中立区，每方均保留有获得租让权的权利，并且不得阻挠缔约的另一方采取此种行动。协定还规定，所有波斯的海关收入，除法尔斯省和波斯湾沿岸的收入外，仍应作为偿付俄国贴现放款银行给予波斯贷款的担保。关于阿富汗的专约规定，俄国承认阿富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政府承允，“它不在阿富汗国内采取、也不鼓励阿富汗采用威胁俄国的措施”;俄国政府方面声明，俄国与阿富汗的一切政治关系“以英国政府为居间者”，并且承允“不派使臣到阿富汗”。关于西藏的协定，两国都声明“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只有经过中国政府中介与西藏进行交涉”，双方承允“不派遣代表到拉萨”。英俄协定没有涉及两海峡的问题。
英俄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三国协约”的最终形成。英国从法、俄的敌手转变为勾结的盟友，无疑在法俄同盟一边增加了一块有份量的砝码。这样，由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集团和由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集团正式组成了两大营垒。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对峙、剑拔弩张，致使危机迭起、战云密布，最终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页。
① 开罗（Cairo）和开普敦（Capetown）均以英文字母C开头，故名“二C计划”。
① 1898年7月10日,由法军上尉马尔尚率领的1支远征队到达苏丹尼罗河左岸的一个小镇法绍达,9月与英国克其纳将军率领的1支远征军在这里发生冲突。法国在为解决这一事件的外交斗争中失败,被迫让步。1899年3月,两国签订协定,法国被迫放弃通向尼罗河上游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