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1920年，在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1864—1920年)的领导下，一场疾风骤雨般的反殖民主义武装斗争，席卷了英属索马里全境和意属索马里部分地区。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激发了索马里人民的民族意识，促进了索马里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现代索马里的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西方列强对索马里的瓜分与统治
在索马里半岛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居住着以游牧为业的索马里人。索马里人分为两大支族，即萨马勒族和萨卜族。萨马勒族由迪尔、伊萨克、哈维耶和达鲁德4大部落组成。萨卜族则包括迪基尔和拉汉文两大部落。每个部落又划分为若干氏族。此外，还有一部分阿拉伯人。索马里人和阿拉伯人早有交往。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传入，对索马里人的经济与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索马里居民主要从事游牧，北方以饲养骆驼、绵羊、山羊为主;南方多养牛。农业以南部谢贝利河和朱巴河流域最发达，主要农作物有玉米、杜米(类似小米)、甜薯、木薯、豆类、香蕉、芝麻和棉花。有些地方种植水稻。沿河和沿海居民从事渔业。沿海地区的制陶、织布、织席、木器、骨雕、制革等手工艺很发达，有的还组织起联合会。
索马里人的社会虽然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原始公社制解体和阶级形成的过程，可是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氏族和部落组织仍然是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组织。部落酋长有选举产生，也有世袭的。土地、牧场和水源归部落所有。土地不能买卖或赠送。随着生产的发展，部落间为争夺土地进行战争，部落酋长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取得了对牧场和耕地的支配权。农牧民必须把一部分牲畜或收成交给酋长，这种赋税有时要占到收成的1/12。
十二至十七世纪，索马里半岛上形成一批穆斯林素丹国。印度洋沿岸出现了一些地狭民寡、割据一方的城邦。著名的有摩加迪沙、布腊瓦、梅尔卡等。十四世纪时，这些城邦相当繁荣，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在这里停泊和通商。十七世纪，这些城邦都归属阿曼素丹国。十九世纪中，阿曼素丹国分裂后，索马里南部的贝纳迪尔沿海港口城镇及其邻近地区，属桑给巴尔素丹管辖。北部沿海地区则从属于埃及。此外，半岛上还有两个较大的素丹国——奥比亚和米朱提因。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这两个素丹国一直势不两立。索马里人当时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难以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进行有效的抵抗。
索马里地处非洲之角，北扼红海咽喉，东南频临印度洋，其沿海地带历来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冲。在近代殖民史上，英国和法国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对索马里海岸觊觎已久。1827年，英国军舰“塔马尔号”侵入柏培拉地区，强迫当地哈巴尔·阿瓦尔部落酋长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使英国在这里所有港口的贸易合法化。为了在由印度到苏伊士地峡的中途建立停泊港，英国于1839年强占了地处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1840年8月，英国殖民者侵入与亚丁隔水相望的索马里北部沿海，迫使塔朱腊(8月19日)和泽拉(9月3日)的统治者签订了对英国人极为有利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英国获得了亚丁湾内的穆沙群岛、奥巴特岛;泽拉的统治者保证不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发生联系，未经英国驻亚丁代表同意，不让其他欧洲人在泽拉定居。从四十年代后半期起，英国军舰经常在柏培拉、泽拉等索马里港口停泊。当时英国几乎完全依靠北索马里向亚丁驻军供应肉类。因此，英国不断加强其在索马里沿海地区的势力。
英国最初的主要对手是法国。1840年，法国“南托·博尔多斯公司”派孔伯前往塔朱腊和泽拉地区活动。1846—1848年，法国探险家夏尔·吉兰率“迪库迪克号”船到索马里南部沿海地区活动。1859年，法国驻亚丁领事亨利·朗贝尔从达纳基尔(阿法尔)族取得奥博克港的租借权。1862年，法国以1万塔勒①“购买”了奥博克港。不过，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在索马里海岸建立殖民统治机构。
1869年苏伊士运河凿成通航以后，索马里半岛在战略和经济上的意义更显重要。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里，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索马里半岛成为帝国主义加紧争夺和控制的目标。
从1874年起，埃及军队曾经占领索马里北部的塔朱腊、泽拉、布勒哈尔和柏培拉等港口城镇，并深入哈拉尔。后因埃及本身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苏丹爆发了马赫迪起义，到1884年，埃及军队先后撤离了这些地区。
英国和法国乘埃及军队撤离之际，掀起了瓜分索马里的狂潮。英国从亚丁派兵，于1884年占领了泽拉、布勒哈尔和柏培拉等沿海城镇。它在这一年的年底，与索马里北部的伊塞、盖达布尔西、哈达尔·加尔哈吉斯、哈巴尔·阿瓦尔和哈巴尔·托尔·贾洛等5个氏族签订了“保护条约”，把英国的殖民统治从沿海扩张到内地。同时，英国分别向柏培拉、泽拉和布勒哈尔派了3个副领事，受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派驻亚丁的驻节长官管辖。1887年7月20日，英国通知欧洲列强，英国在从吉布提至齐阿达港的索马里北部沿海地区建立英国保护地。另外，英、德两国于1886年在东非划分势力范围时，双方确认从基斯马尤到瓦尔谢克的贝纳迪尔海岸，归桑给巴尔素丹管辖。但在1891年，英国迫使桑给巴尔素丹签订协定，接管了贝纳迪尔海岸南段的朱巴地区，在那里建立了殖民统治。
英国于1882年大举入侵埃及，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以后，法国在埃及的势力被排挤。法国决心在通过红海的航线上建立一个基地。1884年6月，法国任命拉加尔德为奥博克的总督。在这个殖民者的大力推动下，此后4年内，法国迫使塔朱腊湾沿岸地区的氏族酋长订立了一系列条约，占领了索马里北端的阿利角、塔朱腊、古贝特哈拉巴及塔朱腊湾其他一些地点。1888年，法国占领吉布提，并把总督府从奥博克迁至这里。同年，法国与英国缔约，确定两国在北部索马里的疆界划在吉布提和泽拉之间。1896年，法国把上述占领地区并为一个殖民地，称“法属索马里”①。
继英、法之后参予瓜分索马里的是意大利。在索马里北部已落入英、法手中的情况下，意大利转向东南部。1889年2月8日，意大利驻桑给巴尔领事文琴佐。菲洛纳迪迫使奥比亚的素丹优素福·阿里签订了割让领土的条约，确定奥比亚为意大利保护地。同年4月7日和1901年8月18日，意大利迫使米朱提因的素丹奥斯曼·马哈茂德·优素福两次缔约，先后攫取了从基莱角到阿瓦达角、加腊德、诺加尔和从阿瓦达角到卡西姆港等领土。
意大利还从奥比亚向南扩张。1892年8月12日，英国驻桑给巴尔总领事波特尔以桑给巴尔素丹的名义，把布腊瓦、梅尔卡、摩加迪沙、瓦尔谢克等港口租让给意大利，条约规定租期25年①，事实上却由意大利无限期侵占。至此，意大利在索马里南部侵占的土地，从卡西姆港到朱巴河左岸，基本上连成了一片。
意大利人溯朱巴河而上，于1893和1895年先后侵占了巴尔德腊和卢格(即卢格费兰迪)。1897年，意大利同埃塞俄比亚达成一项协议，含糊地规定意占索马里的北界是从海岸到内地180英里而与海岸线平行延伸。1894和1915年，英、意两次缔约，分别确定了意占索马里的东北和西南边界。1899年11月19日，意大利通知欧洲各国，声称它对贝纳迪尔海岸地区“加以保护”。1908年，意大利将它在索马里占领的全部土地合并成一块殖民地，称作“意属索马里”。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索马里被西方帝国主义分割成了3块殖民地：意属索马里，面积514，000平方公里(包括英国于1925年让与的朱巴地区);英属索马里，176，000平方公里;法属索马里，23，500平方公里。索马里人居住的其他地区，则分别属于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领土。
帝国主义的瓜分，使索马里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一些氏族和部落被分割在不同的殖民地里。边界隔断了相沿成习的游牧路线，在边境地区往往为争夺牧场而发生纠纷和争执。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索马里半岛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英属索马里殖民当局拥有数百名军队，并拥有100名配备着步枪的警察，有时还要从亚丁增派援军，以维持殖民秩序，镇压索马里人民的反抗。他们在1886和1890年对伊萨氏族、1893年对艾达加拉氏族、1895年对吉布里勒一阿博科尔氏族进行了“讨伐”。他们还垄断了组织商队到内地贸易的权利，在索马里明目张胆地进行奴隶贸易。法属和意属索马里的殖民统治，同样是建立在暴力压迫的基础上的。1889年到过塔朱腊湾沿岸地区的欧洲船长涅斯捷罗夫写道：“拘禁、镣铐、皮鞭——这就是欧洲人对赤手空拳的居民实行暴力的标志……牢狱和虐待威胁着每个不服从命令的人。”
英、法、意殖民当局向当地居民征收重税，用来供养军队，修筑道路、港口及其他战略设施，大大地加重了索马里劳动人民的负担。在意属索马里，欧洲移民抢占了最好的耕地和牧场，在那里办起了香蕉、甘蔗、棉花等大种植园，失去土地的索马里人沦为种植园的雇工或分成制佃农。在欧洲人的种植园里，实行强迫劳动制度，奴隶劳动也被广泛使用。同时，殖民者打着传教的幌子，对索马里人进行奴化教育。欧洲传教士的文化侵略，使得一部分索马里人放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甚至鄙视自己的民族与文化。
帝国主义的瓜分和统治，给索马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曾经以诗歌的形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欧洲殖民者的暴行：
是你们，压迫他们，抢走他们的牲畜，
是你们，把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占为己有，
是你们，毁坏他们的村落，用粪便糟塌他们的住处，
是你们，迫使他们去吃乌龟和野兽，
这种退化，是你们一手造成。从布劳誓师到贡布鲁山战斗
帝国主义的瓜分和统治，激起了索马里人民的英勇抵抗。1890年，瓦尔谢克的居民用长矛和标枪袭击在这里登陆的意大利殖民者，把他们打得狼狈逃窜。1893年，基斯马尤的居民打死了“英国东非公司”代表托德，赶走了他的同伙。1896年11月，摩加迪沙居民杀死意大利殖民官吏十余人。十九世纪末，索马里人民对殖民统治者的仇恨发展成大规模的、全民族性的解放运动，这就是民族英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领导的武装斗争。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①于1864年出生在原英属索马里东部的杜尔巴汉特氏族。他的祖父哈桑·努尔教长属于达鲁德部落欧加登氏族的雷尔—哈马尔分支，后与杜尔巴汉特氏族的一个女子结婚，并在那里定居。他的父亲是一个贫苦农民。穆罕默德·阿卜杜拉7岁开始接受伊斯兰教育，19岁取得了教长的称号。嗣后，他离家远游，以寻求知识，曾到过苏丹、索马里半岛和阿拉伯半岛的许多地方。1894年，他到麦加朝觐时，结识了伊斯兰教萨里赫教派②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萨里赫(1853—1917年)，并成了他的弟子。第二年，他回到索马里，居住在柏培拉，热诚地传布萨里赫教派的教义和吸收新成员。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笃信伊斯兰教，热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他来到柏培拉以后，很快就发现在这个已被英国统治了十多年的城市里，欧洲基督教会的殖民活动正在摧毁索马里人民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他们的民族特性。据说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一群孩子，当问到他们属于哪个部族时，孩子们不加思索地回答：“神甫们的部族。”孩子们的回答深深刺痛了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的心。他认识到，索马里正面临着民族和宗教危机。于是，他在清真寺和街头讲道，大声疾呼国家处于危急之中，要求他的同胞们赶走英国异教徒及其传教士。
由于在柏培拉很少有人对萨里赫教派的教义感兴趣，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就在1898年回到杜尔巴汉特氏族的乡亲们中间。他在故乡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向牧民宣讲萨里赫教义，并卓有成地调解了氏族之间的纠纷。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他以非凡的诗才，用本民族语言创造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揭露殖民者的阴谋伎俩，激发索马里人的民族意识;他组织群众赶制铁矛和弓箭，动员他们捐募牲畜和钱财，用以换取新式武装。1899年初，他建立由各部落首领联合组成的军事指挥部，宣布两项重要命令：一、所有违反军令者，不管属哪一部落，均按军纪处置;二、允许妇女参军，其中符合条件者亦可参加骑兵。这两项重大改革，不仅大大激发了妇女的抗敌热忱，而且有利于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
1899年3月，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在一次大会上号召杜尔巴汉特氏族所有的人参加他的队伍。人们纷起响应，很快就有3千人拿起了武装。数月后，由于他设法使伊萨克部落的两个氏族与杜尔巴汉特氏族实现了和解，起义队伍壮大到5千人。
8月，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在英属索马里内陆重镇布劳举行起义誓师大会。他仿效苏丹民族英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做法，宣布自己为“马赫迪”(救世主)，要领导索马里进行讨伐异教徒的“圣战”。9月1日，他致信驻沿海地区的英国总领事，向殖民当局提出了挑战：“现在由你选择吧。你要打仗，我们奉陪;你要和平，就缴纳罚金。”英国总领事决定对他领导的斗争进行镇压，于是，索马里人民长达20年的反英武装起义爆发了。
索马里人民的武装斗争，分为两个阶段。
从1899年8月到1905年3月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运动具有比较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流动性;斗争形势不稳定，一再出现大起大落。起义一开始发展比较顺利。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率领部队活动于英、意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地区，采用游击战的方法，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起义者获得了欧加登氏族的广泛支持，并通过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和意属索马里的米朱提因海岸各港口购进大批步枪和弹药，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到1900年底和1901年初，已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就有5千人，其中600人是用步枪装备起来的。这时，起义者控制了几乎整个英属索马里和部分意属索马里地区。
英国政府调兵遣将，在意大利的支持下，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1901年5月，斯韦恩中校指挥的一支由1，700多人组成的殖民军，从布尔出发，摧毁了瓦伊拉赫德的起义军阵地，并将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的家乡夷为平地。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率部进入意属索马里，但受到奥比亚素丹的袭击，只得返回英属索马里。 7月26日，起义军与殖民军战于费尔迪丁，起义军失利，被打死打伤1，200人，另有300人被俘。
殖民者以为起义军已经被击溃。然而在这一年的10月，起义军又奇迹般地以新的阵容出现了。他们拥有1万名骑兵和1千名步枪手。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在拉萨德尔安营扎寨，在博霍特累、基里特和戈扎温等战略重镇设置了哨所。1902年10月6日，英国人从布劳派出的一支特遣队，与起义军战于埃拉戈，起义军再度受挫。
接着，英国殖民军司令曼宁将军决定发动一次钳形攻势，企图把起义军一网打尽。曼宁率领3个加强团从柏培拉出发，向起义军展开正面进攻。埃塞俄比亚军队在英国胁迫下从哈拉尔出发，向乌埃比进军。英国派出一支特遣队从意属索马里的奥比亚登陆。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由于他的机智部署，起义军于1903年4月12日在冈布里打了一场伏击战，消灭了从奥比亚登陆的英国特遣队。
4月17日，曼宁所辖的两个加强团由普兰克特中校和奥列沃上尉指挥，进剿起义军。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集结近万人的兵力，埋伏在贡布鲁山的一个村庄附近。当讨伐军进入伏击圈时，起义军的骑兵从3面向敌人发起进攻。一位英国随军记者描述说：“进攻的骑兵犹如汹涌波涛，淹没了前沿阵地。他们发出‘安拉!安拉!安拉!’的吼声。骑兵在马上频频射击……(英军)来福枪坚硬的子弹根本不能阻止狂热信徒的进攻。”几百名妇女在战场外围高声呐喊，为起义者助威。在贡布鲁山战役中，起义军打死英国9名军官和189名士兵。普兰克特和奥列沃被当场击毙。这是起义军自发难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胜利。
1904年1月9日，英国殖民当局以6千人的兵力在吉德巴利进攻时，起义军不幸失败。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率部退到意属索马里的伊利格港一带。为了获得休整时间，他决定与意大利当局进行谈判，条件是：在意属地区划给他一块固定住地;起义军应由他统率;宗教自由;贸易自由。
意大利考虑到当时自己的军事力量难以对付起义军，而且害怕在意属地区普遍燃起反抗烈火，接受了这些条件。英国由于1903—1904年的讨伐付出了重大代价，耗资达550万英镑，对意大利的做法也未加阻挠。
1905年3月5日，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与意大利驻桑给巴尔领事佩斯洛齐在伊利格港签订了伊利格条约。起义军得到了位于米朱提因素丹辖地和奥比亚素丹辖地之间的诺加尔河谷的一部分和伊利格港，并根据英意协定而享有在英属地区放牧牲畜的权利;起义者则允诺停止对英、意作战，承认意大利当局对其辖地的“监督”权和“保护”权。伊利格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索马里民族大起义第一阶段结束了。
英国和意大利的联合镇压
从1905年3月到1920年12月为索马里民族大起义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运动的宗教色彩大大减弱，起义军在军事上趋于成熟，斗争形势的发展比较稳定;然而终因运动本身的局限性和英国、意大利的联合镇压，武装斗争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休战状态维持到1908年初。在这3年里，起义军恢复了元气，补充了力量。他们派出很多情报人员到英属地区，大力开展反英宣传，争取各氏族和部落支持起义军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
意大利殖民当局首先破坏了1905年条约，对起义军居住地区实行经济封锁。英国于1908年1月派出讨伐队，镇压积极支持起义军的瓦尔桑格里氏族。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向英国殖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停止镇压行动，但英国人不予置理。于是，起义军从伊利格出发打回英属地区，恢复了武装斗争。
1909年，英、意殖民当局合伙策划了一个阴谋，指使一批索马里宗教上层人士组成“使团”，出使麦加，请穆罕默德·萨里赫出面劝降。萨里赫给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写了一封信，指责他“破坏伊斯兰教律”，并威胁说，如果他不悔过自新，就要把他逐出教门。信是托使团转交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向使团解释了他对萨里赫教义的理解，坚持认为他的起义没有违背伊斯兰教规，驱逐异教徒，恢复穆斯林的虔诚信仰是他的天职。英、意殖民当局对萨里赫的信大肆宣传，企图削弱起义军的群众基础。但是，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领导的运动反映了人民要求摆脱殖民统治的根本愿望。
英、意殖民者策划的阴谋，“完全不足以严重削弱他的运动”。法国学者让·多雷斯认为，“从1909年起，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停止了直到那时他赖以生存的宗教运动，而他的起义就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了”。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领导的起义军，不断打击英国殖民者，迫使殖民当局于1909—1910年将全部军队和行政官员撤离内陆，龟缩到泽拉、布勒哈尔和柏培拉等沿海城镇里。英属索马里全境基本解放。英国议员里斯认为，这一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索马里范围”，将对苏丹、尼亚萨兰(今马拉维)、乌干达和亚丁产生影响。
到1911年底，起义军已牢牢地控制了英属索马里内陆各地，并时而向沿海城镇发起进攻。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在紧靠海岸的内陆地区镇压起义军，于1912年建立了一支由理查德·科菲尔德指挥的“骆驼保安队”。保安队装备精良，由150人组成，有较大的机动性。1913年8月9日，在英属索马里东部的杜尔马多贝，起义军击溃了骆驼保安队，击毙了作恶多端的科菲尔德。伦敦的报纸惊呼：“我军在索马里遭到一场可怕的灾难!”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创作了一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理查德·科菲尔德之死》，描述死后的科菲尔德进了地狱，接受了真主和“进了天国的人们”的审判，嘲笑这个殖民头子在起义军的打击下惊恐万状、丧魂落魄、伏地求饶的丑态和彻底灭亡的下场：“我叫喊：‘朋友啊，请怜悯我!宽恕我’!”“我惊恐万分注视四周，我的两眼滞呆、失神;我哀求宽恕没有得到允许”。
1913年建成的穆罕默德·卜杜拉的堡垒，1920年被英国人炸毁。
为了巩固内地的形势，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及其战友哈吉·萨迪、易卜拉欣·包高勒决定修筑一系列坚固的防御工事。于是，从1913年起，索马里军民在塔勒赫、梅迪谢、吉达利、阿尔希德、拉斯阿诺德、加拉迪等地构筑了雄伟的要塞。特别是起义军总部所在地塔勒赫的要塞最为壮观，它由13座石砌堡垒组成，墙高18.29米，厚3.60—4.27米。起义军凭借这些要塞，经常打击前来侵犯的殖民军。
科菲尔德被击毙以后，英国政府决定派兵加强对索马里内地的进犯和占领，并对索马里海岸实行严密封锁，企图断绝起义军的军火来源。同时，意大利殖民当局在米朱提因和奥比亚两地傀儡素丹的协助下，进入内陆同起义军作战。意大利殖民军逐渐逼近诺加尔谷地的吉利班和加尔阿特，并沿着乌埃比河上游河道展开进攻，使起义军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意大利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无力顾及索马里的事务。虽然殖民者的军事征讨一直在继续，但是起义军控制的索马里内地的形势是相当稳定的。另外，皈依伊斯兰教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埃雅苏，于1914—1916年给予索马里起义军一些支持，起义军军火紧缺的状况有所缓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立即调兵遣将，对索马里起义者大举镇压。1920年，他们发动了一次精心策划的陆海空联合攻势。参战的6架飞机对起义军据守的要塞狂轰滥炸，陆军的进攻得到了坦克的掩护。意大利也派出飞机和坦克予以配合。2月11日，起义军总部所在地塔勒赫陷落。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不屈不挠地指挥起义军残部撤退到欧加登。他拒绝殖民当局的诱降，怒斥当局的使臣“命中注定愚蠢如驴”，在欧加登的新总部又受到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之后，起义军于10月撤退到埃塞俄比亚境内谢贝利河上游的伊米，在那里建立了13座新的堡垒，准备坚持长期抗战。同年12月21日，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因病逝世，索马里
历史意义
索马里人民在1899—1920年间进行的反殖民主义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和意大利在索马里的殖民统治。在起义持续进行的20年里，英国设在索马里内陆的殖民行政机构难以正常运转;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从那里撤出。即使在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英国殖民者也时时感觉到，起义在索马里人民中留下了一种对他们的“阴郁的疑虑和隐蔽的敌意”，因此他们不得不设法避免触发新的大规模武装反抗。譬如，起义被镇压以后，英属索马里当局下令向索马里人征收牧畜税，引起了索马里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布劳发生了打死县专员的事件。于是英国政府下令英属索马里当局停征牧畜税，“要不惜代价地避免任何可能触发另一次‘狂热信徒’战争的行动”。在意属索马里，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领导的战争，在一个时期内推迟和阻止了意大利殖民统治向内陆的扩展。即使在沿海地区，起义的影响也很明显，1907—1910年担任意属索马里总督的扎尔索·卡勒蒂承认，索马里人民的敌视态度，使得欧洲殖民者如果没有上刺刀的武装士兵保护，就不敢冒险走出任何沿海的城镇。
1899—1920年起义的另一重要业绩，是促进了索马里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
在起义初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就注意吸收不同氏族和部落的人参加军事指挥部。他郑重宣布，在起义队伍里绝不考虑部落关系，任何人都不得以自己出身的部落的名称作为称谓，而以统一的称谓即德尔维希①相互称呼;凡违犯命令者，不分部落界限，均按法令制裁;起义者人人头戴一块白色头巾，作为统一的外部标志。起义军在组织结构上自始至终摒弃部落界限，他们被编成由军事指挥部统一命名的团队。起义的领导者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团结索马里人民，清除部落间内讧。
这些措施，对于促成索马里人民的反殖斗争由部落反抗到民族反抗的转变，对于民族意识的增长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这次起义成为索马里历史上第一次超越部落界限的斗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成为全民族的领袖，至今仍为全体索马里人民纪念。这次起义为现代索马里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但是，起义的领导者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国家机构，也没有提出根本变革索马里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纲领。这是残酷的战争环境造成的，也与起义的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把反殖武装斗争当作挽救伊斯兰教危机的手段有关。
当代的研究者或认为起义者建立的国家“实际上还是个部落的军事政治联盟，但在民族战争的过程中氏族部落的关系和传统产生了局部的变革”;或认为“已开始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认为建立的是一个“神权国家”;或认为运动的领导者“没有建立、而且看来也不曾打算建立一个能在他身后保存下去的神权国家”。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最高权力的行使一直是个人性质的。
尽管运动本身有它的局限性，然而并不影响它是一场索马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① 塔勒,一种德国银币。
① 法属索马里于1977年6月27日获得独立,国名改称吉布提共和国。
① 另有15年和50年之说。
① 我国出版物中一般简称哈桑,兹据外文著作中使用的简称。
② 该教派强调严守伊斯兰教律,教徒要苦修,谴责一切骄奢淫逸的生活,憎恨欧洲人的宗教侵略。
① 德尔维希是对伊斯兰教萨里赫教派信徒的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