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改革是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它对清除氏族制度的残余、确立民主政治制度、发展奴隶占有制经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把它称为一次“政治革命”①。
改革前夕的雅典社会
梭伦(约公元前630—560年)所处的时代，是整个希腊世界，尤其是希腊南部、中部、小亚细亚沿岸及爱琴海诸岛中的众多城邦新旧制度交替、社会激烈动荡时代。当时雅典国家虽已初步建立，但在雅典国家内部，还保留有许多氏族制度的残余。氏族贵族占有大量土地，控制国家政权，利用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氏族、胞族、部落等组织，压迫、剥削下层氏族成员。国家权力分散、软弱。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雅典的经济，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雅典曾是希腊半岛最先进的地区之一，但到公元前六世纪初，它的优势丧失了。科林斯、墨加拉等邦后来居上，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超过了雅典。就是在雅典的传统手工业——制陶业方面，雅典也屈居科林斯之后。在对外关系方面，素有雅典门户之称的萨拉米斯岛，为邻邦墨加拉所占领。
关于雅典国内在梭伦改革之前的情况，主要的根据是流传下来的梭伦本人写的一些诗。亚里斯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反复援引梭伦的诗证实自己的论断。他指出：“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民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 各党长期保持着互相对抗的阵势”。他还指出，当时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当时社会分化十分严重，氏族贵族在肥沃的平原地区占有大量土地，一部分使用奴隶耕种，一部分出租给平民耕种，他们还以高利贷盘剥平民，利用债务奴隶制奴役平民。在氏族贵族的压迫、剥削下，平民纷纷破产，被迫把土地抵押给贵族，并在土地上立碑为记。平民把土地抵押出去后，就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向债主交纳收成的六分之五作为地租，自留六分之一，因此称为“六一农”①。平民向贵族借债要以人身为担保，如果还不起债或交不起地租，就要沦为债务奴隶，甚至被卖到国外。梭伦在诗中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境遇：“其中有的无辜被售，也有的因故出卖， 有的为了可怕的贫穷所迫，逃亡异地，不复说他们自己的阿提卡言语，远方漂荡，也有的惨遭奴隶的卑贱境遇，甚至就在家乡，面临着主人的怪脾气发抖。”
在政治方面，公民大会名存实亡。在公元前八至六世纪，雅典的公民大会名为“埃克列西亚”，意为“受到召唤者的会议”，即只有得到执政官邀请的人才能参加会议。因此，这个时期的公民大会是氏族贵族手中的驯服工具。国家的最高权力由九名执政官掌握：首席执政官一人，执掌内政;王者执政官一人，负责主持节日庆典、宗教仪式，管理氏族事务;军事执政官一人，执掌军政;司法执政官六人，负责记录和保存法令。从公元前682年开始执政官一年一选，但由于担任执政官有门第和财富的限制，所以完全由氏族贵族充任。卸任的执政官即自动成为贵族议事会的终身成员。这个议事会因为在战神山举行会议，所以通称战神山议事会(或音译为“阿列奥帕哥斯”)。这个议事会既是最高决策机关，又是最高监察和审判机关。所以，梭伦改革前的雅典是一个氏族贵族专权的国家。
改革的主要内容
当雅典国家由于内部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严重对立而动乱不安的时候，既出身于极为显贵的家庭又与广大平民有一定联系的梭伦于公元前594年当选为“调停人和执政官”，受命进行改革。
不少史学家认为梭伦的改革是在一年任期中完成的，也有人对他开始实行改革的时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改革应在公元前六世纪的七十年代。下面，我们根据自己对梭伦改革过程的认识，加以叙述。
梭伦不负众望，执政之后就针对时弊，颁布法令，进行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雅典政制》，Ⅺ，2)这些法令刻在木版上，镶在可以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布于众。法令原件已失传， 但在亚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政治学》、普鲁塔克的《梭伦传》等著作中，这些法令的大部分内容保存下来了。 目前学术界对某些法令的真实性和意义，看法不尽相同。有的人认为有些法令是早已在雅典实行的，梭伦只是用文字记载下来，作为法律公布。但对几项主要改革的基本内容，分歧不大。
首先，梭伦颁布“解负令”(意为解除负担)，废除公私债务：①禁止在放债时以债户的人身为抵押，由国家赎回因负债而被卖到外邦为奴的人，同时又取消“六一农”制，拔除了竖立在田地中的债权碑，即抵押地产的标志。梭伦在诗中写道：“黑土，将是最好的证人，因为正是我，为她拔掉了树立着的许多界标：以前她曾是一个奴隶，而现在已经自由。许多被出卖的人们，我已使他们回到这神所建立的雅典”。为了防止土地过分集中，梭伦还颁布法令，规定了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这些措施，打击了占有大量土地和从事高利贷的贵族势力，使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获得了一部分土地。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某些富人把多余的钱用于发展工商业。“解负令”在政治上的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使下层平民的人身自由有了保障，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增加。这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梭伦像
在经济方面，梭伦还采取了许多发展生产，特别是鼓励手工业和商业的措施。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农产品供应居民，他规定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以外，禁止其他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出口。①这项措施不但降低了粮价，使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有了保障，还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粮价的降低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下降和工商业利润的增加。此外，这项措施还有其政治意义。雅典粮食的主要买主是雅典的劲敌埃基那和墨加拉，雅典的土地所有者往往向它们出售谷物以换取银子，而不把粮食运到缺粮的雅典城。梭伦还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规定对携眷移民雅典并从事手工业的人授予公民权。他还规定，雅典公民必须教会儿子一项手艺，否则，儿子将来有权拒绝赡养父亲。梭伦还对原有的度量衡和币制进行了改革，以优卑亚制代替了埃基那制。埃基那是雅典贸易的劲敌，这项改革可使雅典摆脱埃基那对雅典经济的影响，加速货币交换和扩大对外贸易。
梭伦确认了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规定个人有立遗嘱遗赠财产的权利。他还提倡节俭，禁止奢侈。例如，他反对厚葬，禁止用全牛在墓前作祭牲。这些规定都有进一步肃清氏族制度残余、打击氏族贵族的意义。
梭伦改革的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变革，这些经济上的成果是不稳固的。 大约在公元前592—591年，梭伦又被委以全权，修改宪法，制定新的法律。
政治改革的第一个步骤是按财产资格把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并规定相应的政治权利和义务。每年收入谷物、油、酒等总计达500斗①者(非农业收入折合成农产品计算)为第一等级，称为“五百斗级”;第二等级是收入达300斗者， 称为“骑士级”;第三等级是收入达200斗者，称为“双牛级”;第四等级是收入在200斗以下者，称为“日佣级”。②第一等级可任司库官和执政官以及其他一切公职。第二等级亦可任执政官和其他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则无权担任公职。所有公民都应履行与其财产等级相适应的军事义务。这项改革打破了氏族贵族依仗出身门第垄断官职的局面。
梭伦使公民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战争、媾和等国家大事，并选举担任公职的人员。梭伦还规定，所有公民，包括第四等级的公民在内，均有权参加公民大会。
梭伦还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③，由四个血缘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各级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类似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准备和预审提交公民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公民大会和四百人会议的活动打破了氏族贵族独揽政权的局面。
梭伦改革的另一项措施是设立民众法庭作为审判机关，审判人员由公民中抽签选举产生。公民可向法庭上诉案件，法庭听取各方申诉和证词之后，投票作出判决。民众法庭是雅典的一个有较多民主性的机构。
在评论梭伦改革时，亚里斯多德指出，在梭伦的宪法中，最具民主特色的大概有三点：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第三是向民众法庭申诉的权利。(《雅典政制》，Ⅸ，1)。在亚里斯多德看来，民众法庭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吸收广大公民群众参加公民大会、四百人会议和民众法庭，使关心国家的政治生活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同时又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对于雅典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三个机构职权的扩大和发展，逐渐削弱了执政官和贵族议事会的权力，限制了氏族贵族的专横。虽然以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四百人会议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众法庭为主要权力机构的雅典民主只是在梭伦改革之后数十年才充分发展，但其萌芽则是始于梭伦。
改革的历史评价
梭伦是古代奴隶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对雅典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梭伦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从而为雅典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他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打击了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与氏族贵族势力，创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同时，梭伦改革改善了广大平民的经济与政治地位，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广大平民摆脱了沉重的债务奴役和沦为债务奴隶的威胁，从而扩大了社会基础，增强了雅典的国力。总之，梭伦改革使雅典调整了社会关系，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上层建筑，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梭伦改革后一个世纪，雅典终于以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奴隶制国家出现于世。
但是，梭伦毕竟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又奉行中庸、温和的处世哲学，因此梭伦改革又有一定的局限性。经过改革，雅典的氏族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氏族制度的残余和氏族贵族的势力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平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所改善，但是平民最迫切的重分土地的要求没有满足。梭伦建立按照财产资格确定政治权利的制度，也只是以富豪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广大下层公民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对于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梭伦在自己的诗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梭伦的态度是“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他还说，他“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雅典政制》，ⅩⅡ，1)亚里斯多德指出，梭伦是“以仲裁者身分，代表每一方与对方斗争，而后劝告他们共同停止他们之间方兴未艾的纷扰。”“梭伦双方都不讨好”，“却宁愿遭受双方仇视”。(《雅典政制》，Ⅴ，2)用妥协的办法来求得斗争双方的和解，以达到公民集体的团结，这是城邦形成时期阶级斗争的一大特点。在梭伦的言行中，这种折衷、调和的思想表现得很典型。虽然他认为如果“有时让敌对的两党之一得意，而有时又令另一党欢欣， 这个城市就会有许多人遭受损失”，但是他的同情心主要是在有权势的人们方面。所以他的诗中一再说到“抑制人民”、“必须责备人民”，要使人民“好好追随领袖”。(《雅典政制》，ⅩⅡ，1—5)他明确地说，他不愿“让君子与小人”“享有同等的一分沃土”。(《雅典政制》，ⅩⅡ，3)
梭伦的改革并不能完全消除公民集体中的深刻矛盾。广大平民要求进行更多的民主改革，而氏族贵族则力图恢复失去的财产和权力。因此，梭伦改革既遭到贵族的反对，又得不到平民的全力支持。在完成所许诺的改革之后，梭伦离开雅典，出国旅游去了。以后，雅典的阶级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0页。
① 关于六一农的交租比率,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他们交租六分之一,自留六之分五。这些学者认为交租六分之五,是无法忍受的,无论在古代或近代都没有过类似的例子。
① 关于“解负令”的具体内容,在学术界长期说法不一。在古代作家中,普鲁塔克和第奥根尼·拉尔修认为,解负令消除了农民的所有债务。哈利卡尔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认为这一措施仅涉及最穷的债务人。还有人说,只是降低了债款的利息。近代学者中,有人认为,亚里斯多德说的下令取消公私债务, 不尽可信,实际上,只是取消了农民以土地作抵押品的那部分债务。以人身作抵押的那种债务奴役,确实是废除了。
① 有的学者认为,这项规定在梭伦改革前已实行,梭伦只是把它作为成文法公布。
① 斗,古希腊容量单位,也有译作麦斗、袋的,音译应为“麦季姆诺斯”,其容量因地而异。按阿提加制,约合52.53公升。
② 有的学者认为后三个名称在梭伦改革以前就已存在, 梭伦只是以立法形式,把它们确定下来。
③ 有的学者认为,梭伦设立四百人会议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公元前六世纪没有关于这个会议的确切记载。这是公元前四世纪为了使克利斯提尼设立的五百人会议有一个合法的先例而虚构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