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日本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外交路线迥然不同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时刻突然签订中立条约，决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酝酿过程。

三十年代初，苏联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欧洲和亚洲两个战争策源地对它构成了东西受敌的严重威胁。在当时，最现实的直接危险来自东方的日本。两个战争策源地“表现得最积极的是远东的战争危险策源地”①如何防止日本的武装进攻，有效地捍卫边境的安全，成了三十年代初苏联的重要战略任务。莫洛托夫一再强调远东问题“乃是我们外交政策最重要的问题。

当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苏联党和政府一再强调对日本要“坚决执行和平政策并力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①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苏联对日本采取极为慎重的立场。一方面庄严声明“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与此同时，仍继续谋求改善苏日关系，避免两国矛盾的加剧。1931年10月28日，日本驻苏大使广田访问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公然对“满蒙事变”后日苏邦交的融洽表示欣慰，同时指出，他风闻中国东北游击队马占山部队有苏联顾问并接受苏联的军火援助，希望苏联不要在中东铁路沿线屯兵，以免引起严重事态。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苏联所采取的乃是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为了避免触怒日本，苏联拒绝参加国联以及美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采取的行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指出，苏联这样做主要是不想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他反复强调，苏联要求日本只有一件事：尊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商业利益，因为苏联在中国没有别的利益。

为了“消除互相间的猜疑”，稳定两国关系，苏联政府曾先后于1931年12月、1932年11月、1933年1月，多次建议日本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但都被日本政府以“时机还不成熟”为由加以拒绝。

鉴于中东铁路事实上已沦于日本控制下，无法正常活动，为了消除日本制造反苏挑衅的借口，1933年5月2日，苏联提议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经过多次谈判， 1935年3月，苏联同伪“满”达成协议，以14，000万日元将苏联在中东铁路的权益出售给伪“满”。同时，苏联还在库页岛石油开采和渔业协定上作了一定的让步。

苏联的忍让立场并未得到日本的响应。关东军不断挑起边境冲突，仅1935年就发生80次。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苏联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远东防御的实际措施。苏联远东军从1931年的6个师增加到1936年的16个师，并在苏满边境全线构筑防御工事。

1936年，苏日关系急剧恶化。8月，广田内阁把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策。《帝国和外交方针》明确指出“目前把外交重点置于粉碎苏联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阻止赤化的扩展。”11月，日本和法西斯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下，对苏联构成包围的态势。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进”的声浪日高。法西斯德国在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加快了侵略步伐，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有利时机。1938年5月，近卫内阁改组， 7月，朝鲜驻屯军在位于临近朝鲜的中苏边界的张鼓峰挑起武装冲突。同月，日本参谋本部下达的《战争指导要点》规定，“要尽快抓住结束(对华)战争时机……下一期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1939年5月到8月，关东军在中蒙边境制造了诺门坎事件，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挑衅。日苏关系空前紧张。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苏联的远东战略作了必要的调整。一方面，本着“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的原则，对日军两次大规模武装进攻给予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以牵制日本的“北进”。1937年8月，苏联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给“日本蛮牛的颈项上插入了第一支利箭。”同时，在物质、财政和军事人员等方面扩大了对中国的援助。1937—1939年苏联先后给中国45，000万美元的贷款(比同时期的美国贷款多六倍多)、价值三亿多美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并克服种种困难开辟了从中亚到新疆、甘肃的运输线。约有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参加了保卫中国的空战。苏联代表团在1937年11月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和在其它场合有力地声援中国正义的抗战，呼吁各国对日本侵略者采取集体制裁。

但是，这一时期苏联对日本仍然奉行避免冲突、力争和平相处的方针。苏联拒绝在英美不参加集体行动的条件下单独对日本进行制裁。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曾说过，“苏联不可能也不会独自加入中国一边，只有作为集体安排，获得其它大国的支持下，才会采取行动。”

1939年秋，苏日关系发生新的转机，开始由紧张对抗转向缓和妥协。诺门坎战斗的惨败和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给日本的北进政策以沉重打击。8月28日，在一片混乱中日本内阁改组，出现了“停止原定的政策，另行制定新政策”的呼声。9月1日，德国发动对波兰的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新形势下，日本战略重点开始转向南方。“北守南进”论成为基本国策，北进政策在远东战略中逐渐降到次要地位。

1939年12月，日本《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明确指出，停止北进，对苏暂时不诉诸武力，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确保日苏间“平静无事”。1939年12月31日苏日签订协定，日本保证向苏联付清中东铁路最后一笔欠款。苏联政府同意将苏日渔业协定延长到1940年12月31日。《真理报》评论苏日协定时指出，苏联政府和舆论界十分重视苏日关系的正常化，苏联方面愿意促进它的实现，表达了苏联对改善苏日关系的热情。

1940年夏，荷、比、卢、法等西欧各国相继败亡，大英帝国岌岌可危。一向为英、法、荷老牌帝国主义霸占的南洋地区成了防御虚弱的“真空地带”。日本军阀被法西斯德国的暂时胜利所鼓舞，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加快南进步伐，夺取资源丰富的南洋地区，并借南进寻找解决中国事变的出路。

7月22日，近卫第二次组阁，全力推行“从中国事变走向大东亚战争”的新政策。7月26日内阁会议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和7月27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规定南进为主要侵略方向。强调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也要抓紧有利时机，对南方行使武力，并作好对英美开战准备。这是日本首次把与美英交战提到扩张日程上。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发表“大东亚共荣圈”的声明，把南到新西兰、澳大利亚，西到印度的广大地区都圈到日本的统治范围中。9月23日，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

此时，日本在外交上采取了三个重要步骤。首先，于1940年9月27日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建立三国轴心军事同盟。日本力图用三国同盟牵制美国，阻止美国参战;加强在日美谈判中的地位，迫使美国放弃援华政策，放松经济封锁;并借助与德国同盟关系推进日苏关系的改善。

其次，举行日美谈判。企图通过和平谈判麻痹美国，并对美国施加压力，推动侵华战争的早日结束，以减少南下阻力。

再次，调整日苏邦交。当时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曾说“日本的未来在南方。把北方的敌人必然转变为朋友的看法，在国内逐渐高涨起来”。第二届近卫内阁把改善日苏关系，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施政的方针之一。日本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一是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二是为了加强日本在日美谈判中的地位。三是间接对中国施加压力，促使苏联中止援华，从而“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图迅速使其屈服。”四是为了从苏联获取显得日益紧缺的石油等战略物资。基于上述多种原因，日本政府作出了两项决策。其一，企图和德国配合“从东西两面牵制苏联，并因势利导，使之符合日德意三国共同利益，设法使其势力范围向较少直接影响日德意三国利害关系的地区，比如向波斯湾方面(根据情况可以承认苏联向印度方面发展)发展”。并把苏联拉入德日意三国同盟。1940年9月7—8日松冈外相和德国特使斯塔玛在东京会谈时就上述计划交换意见并取得共同看法。1940年1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应邀访问德国，在会谈中德方曾向苏联代表团提出缔结四国协定的建议，遭到苏联政府的严正拒绝。其二，重开日苏谈判，迅速缔结双边条约。

1940年，德日意三国同盟的建立进一步形成对苏联的夹攻态势，苏联的战略地位严重恶化。1941年春，德军大量东调，德国对苏联的武装进犯已箭在弦上。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西方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德国，苏联在东方迫切要求稳住法西斯日本。这一时期苏联采取了两个重要行动来改善其远东战略地位。

第一，进一步援助中国抗日斗争，防止日蒋媾和。“积极利用中国来对付日本人”，使日本陷于中国战场而无力北上。这一时期，苏联除了扩大物资援助外，还派出高级指挥员组成的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几乎所有国民党战区都派有苏联的顾问。斯大林在对崔可夫指示赴华使命时曾明确地说，“你的任务，我们全体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当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仍以不卷入对日作战为前提。

第二，利用日本南进的意向，缓和日苏关系，通过缔结双边条约来束缚日本的行动。

综上所述，在1940年夏到1941年春国际形势急剧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苏联和日本出于各自的战略需要，彼此要求同对方改善关系。迁延整整十年的苏日中立条约终于瓜熟蒂落。

①《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2页
①《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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