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战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要求。罗斯福等美国领导人认为，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增长，美国在战后国际活动中将稳居“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应在战争结束之前，尽早与英、苏等大国达成协议，将新的国际组织建立起来。罗斯福估计，战后的苏联势必成为欧亚大陆的头等军事大国;要筹建国际组织，必须首先取得苏联政府的赞同;而苏联为了在战后争取盟国的援助，以利于恢复经济建设，也是会乐于同美、英保持合作关系的。

1943年10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了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会议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国驻苏大使应邀参加签字)，宣布将尽快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同斯大林就此问题又交换了意见。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和9月29日至10月7日，苏、美、英的代表和美、英、中的代表先后在美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草拟了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其中将该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并规定了它的宗旨、原则、会员国的资格和主要机构的职权。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苏联代表主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一切问题上都享有否决权，英、美代表不同意。有关投票程序作为争执问题留了下来。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在2月6日的全体会议上，提出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折衷性方案，把可能提交安理会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常任理事国一致作出决定的，如接纳和中止会员国，采取行动制止对和平的破坏，控制军备等;另一类是“准司法性的”问题。美国方案规定，凡属后一类性质的问题，如果该常任理事国为当事国，则不得参加投票。丘吉尔赞成美国的方案，斯大林表示反对。罗斯福进行了解释：美国的政策在于促进三大国之间的团结一致，而不是损害它。如果大国之间不幸出现分歧，无论采取怎样的投票程序，这件事也会被全世界知道，总是无法避免在联合国大会讨论存在的分歧。第二天斯大林宣布，他深信大国间必要的团结一致已经有了充分的保障，完全接受美国的方案。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规定：(1)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应有一个投票权;(2)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性事项之决议，应以七个理事国的可决票表决之;(3)安全理事会关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七个理事国的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表决之;(4)安理会的某一成员国如果是争端的当事国，则对涉及该争端的一切决议不得投票。关于这一表决程序的具体使用方法，丘吉尔在2月6日下午的会议上曾举例说明：如果中国提出要求归还香港的问题，在讨论解决这个争端的方法时，因中国和英国都是该争端的当事国，所以中、英两国都不得参加投票。但英国是常任理事国，它最后可以行使否决权，来反对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决议。也就是说，一切实质性问题，必须获得全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才可能作出决定。每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使用否决权。

苏联方面在会议上提出，希望三个或至少两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应象英联邦自治领那样，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参加该国际组织。丘吉尔想把英帝国各自治领都列入创始会员国，支持苏联的要求。但罗斯福说，美国也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然而美国没有要求合众国的各个州都在联合国组织中得到一个席位。如果大国得到的不止一个表决权，那将与每个成员国享有一个表决权的原则相抵触。鉴于英、苏的强烈要求，最终达成协议，同意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列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它们各有单独的表决权。

雅尔塔会议还决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是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法国;联合国制宪会议将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届时，美国将代表苏、英、美、中、法五大国向与会国家发出邀请。会议确定，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切成员国，无论大国或小国，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可以充分申述自己的意见。但是，安全理事会“担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会议临近尾声时， 2月9日，美国提出一份《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经简短讨论，一致通过。宣言声称，被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他们生活所寄的政府形式——使那些被侵略国强行剥夺了主权和自治政府的各国人民恢复其主权和自治政府”。三大国首脑在宣言中声明：“我们决心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合作，以建立一种在法治下的世界秩序，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幸福。”罗斯福的目的，可能试图以该宣言约束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行动，并制约丘吉尔和斯大林1944年10月关于巴尔干“势力范围”的交易。

雅尔塔会议上还讨论了南斯拉夫问题，会议决议，建议铁托和舒巴什奇立即实施他们在1944年1月1日达成的协定，尽快成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这个新政府一经成立，就应声明：1、扩大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吸收那些未和敌人合作的战前最后一届议会的议员参加，从而组成一个称为临时议会的机构;2、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通过的立法案应提交宪政大会批准。

会议还讨论了伊朗及巴尔干等问题，有的作出了相应的协议，有的仅交换了意见。

雅尔塔会议闭幕时，三大国首脑兴高采烈。会议公报发表后，在全世界赢得了一片喝彩之声。各国政治家和舆论界，包括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或评论，对雅尔塔会议给予极高的评价，把它看作未来世界的“希望”、“光辉前景”或“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等等，这当然是不无道理的。

在大战后期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对协调同盟国最后的战略计划，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巩固大国之间的战时联盟关系和促进战后的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符合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根本利益和人们渴望已久的和平劳动生活的愿望的。但是，会议未同有关反法西斯同盟国磋商，未经有关国家同意，擅自作出有损其主权和利益的决定，带有明显的大国强权政治的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舆论界围绕苏联在中国和远东地区获取的权益，苏联在联合国的三个席位以及波兰等问题，愈来愈猛烈地批评罗斯福总统。人们指责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让步太多，违背了美国的利益，甚至把雅尔塔会议说成是美国外交的一次失败。实际情况是，面对当时国际局势的现实、苏军的辉煌战果和苏联日益增高的威望，为了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减少美国的损失;为了以有限的让步换取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限制战后苏联在欧洲和世界范围的影响，防范共产主义的扩张，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必须和斯大林保持较好的工作关系。

丘吉尔从英国利益出发，竭力把法国拉入大国席位。但法国未能参加雅尔塔会议，戴高乐受到冷遇。他本想在罗斯福会后返国途中，与之会上一面，单独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为此向罗斯福发出了邀请。但是，戴高乐看了雅尔塔会议公报，发现关于法国抗击德国的斗争只字未提，十分愤慨，取消了他自己倡议的这次会见，致使罗斯福也很恼火。这是战后美、法关系一度冷淡的原因之一。雅尔塔会议后，法国朝野闷闷不乐，颇有受人摆布之感，对这次会议始终持批评态度。

雅尔塔会议未能，也不可能根本上消除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分歧。雅尔塔会议之后，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它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不过，那已不是雅尔塔会议造成的结果了。它们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利害冲突，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以新的形式反映出来。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shijie/2022125285.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