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三十年代文化建设的发展，是同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总的发展步调相一致的。它的总趋势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在数量上出现了急剧增长的过程，而在质量上却有普遍下降的趋势(文学属于例外);从1933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则是普遍调整的时期，各个文化部门稍许放慢了发展的速度，而注重了质量的提高，因此相对地说，这是一个较为稳定发展的时期。

苏联三十年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成就，突出表现为继续实现列宁提出的文化革命任务，大力推进扫盲工作和普及教育，加强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干部的培养，促进科学事业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表现在马列主义思想开始确立，并得到广泛传播。

在三十年代，苏联基本上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扫盲任务。革命前，沙俄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文盲平均占全国成年居民的73%，在农业地区甚至占85%， 少数民族地区占98.5%—99.5%，有48个民族没有文字。对这样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来说，在革命后二十二、三年时间里基本在全民中完成扫盲任务，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在苏联党和列宁的推动下，在革命初年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着手抓扫盲运动，但因面临战争环境和经济困难，这一工作还受着人力、财力的严重限制。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在文化发达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在9—49岁的居民中仍有1/3以上的文盲，而在其他落后地区，文盲比例就更高。在1927年，苏联平均文化水平在欧洲各国还居第19位，比西班牙、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还落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由共青团倡导、从萨拉托夫地区首先兴起，然后推向全国的文化教育运动，成了推动全国扫盲工作的新形式。在这个运动中，组成了由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甚至家庭主妇广泛参加的志愿扫盲大军，展开了大张旗鼓的扫盲工作。在1929—1930年度，全国平均有75%的成年人参加扫盲学习。到1930年6—7月，全国志愿扫盲大军人数达100万以上， 参加学文化的人将近1，000万。到1932年，全国有近4，000万人进扫盲学校。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据党和政府关于限定在短期内在50岁以下的劳动群众中完成扫盲的决议精神，又进一步加强了扫盲工作。但在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尚未在全民中实现扫盲任务。只是到1939年，在9—49岁的居民中间，识字人数的比率才达到89.1%。到这时，苏联才大体上完成了扫盲任务。

三十年代，苏联在普通教育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普及了四年制初等义务教育，开始着手实现普及七年制综合技术教育的目标;二是纠正了二十年代教育改革当中“左”的偏向，确立、稳定了普通学校的教育体制和教学秩序。

普及义务教育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教育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内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还顾不上实现这个任务。进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后，普及义务教育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日程。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把这个问题作为“文化建设计划的基本原则之一”，提到了全党面前。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被列为“党在最近时期的战斗任务”。为贯彻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共(布)中央于同年7月又进一步通过《关于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决议，要求从1930—1931学年起，对8—10岁的儿童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决议同时还就普及教育所面临的校舍、师资和学生入学问题，规定了具体措施。

为普及义务教育，政府新建了大批学校，并千方百计解决师资问题：动员青年报考师范;调动离开教育岗位的教师返回学校;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等。同时，政府也对生活困难的学生增加了物质帮助。

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进展很快。在1927—1928学年， 8—11岁的儿童入学率还在51.4%，到1932年底，就增加到98%。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新建校舍3.2万所，在1937—1938学年度，苏联全国开课的小学、不完全中学和中学共17.63万所，在校学生达3，000万人以上。比革命前增加了两倍。这时，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任务基本完成，普及七年制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作已经开始。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苏联在教育改革中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31年9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初等和中等学校》的决议，开始纠正教育改革中出现的极“左”倾向，着手整顿教学秩序。从1932—1935年，联共(布)中央就中小学教育体制、内部结构、具体规章制定，甚至包括教科书和文具，都在决议中一一作了明确规定。学制被确定为小学四年，不完全中学七年，中学十年;以教学班为单位进行课堂教学，被定为教学的基本形式;废除了按综合题目编排的《工人课本》，采取了全国统一的标准教科书。至此，苏联普通学校的教学秩序走向稳定，教育体制最后确立，这对为高等学校输送高质量的毕业生，为社会培养有文化的合格人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十年代苏联文化事业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大力发展普通高校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造就出了一支相当数量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十月革命后，党和政府虽然十分注意吸收旧知识分子，大力培养新知识分子，然而到二十年代末，各类知识分子的数量还远远满足不了各部门的需要。在工程技术部门，1928年底全国总计拥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4.7万人，拥有中等专业教育程度的技术员5.1万人;在农业部门，1929年全国共计仅有农业专家2.9万人;在普通教育部门，1927—1928学年度，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平均每所学校拥有教师2.8名，乌克兰平均3.4名;在科研高教部门，1928年全国才拥有科研教学骨干18，328人。知识分子十分缺乏的状况，同经济发展对各类专业技术干部的大量需要发生尖锐矛盾，加上所谓“沙赫特事件”的影响，引起了党对专业干部培养问题的极大关注。1928年7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在《关于改进新专家的培养工作》的专门决议中，具体规定了发展技术教育、加强高等学校的方针、措施。决议指出，“培养新专家是全党极其重要的任务”。

为了加速专业技术人材的培养，成立了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高等工业学校，缩短了学制、延长了生产实习时间。与此同时，还广泛推广不脱产教育，普遍设立专科夜校、函授学院、厂办中专和厂办高等培训班，等等。此外，为了培训领导干部，在工业计划、交通运输和商业等部门建立了研究院。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各类高等教育和中专教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飞速发展。1927—1928年度，全国共有高校148所、中专1，037所，到1932—1933学年度，高校发展到832所，中专增至3，509所;培养党政干部的高等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党校分别达到53所和230所。从1928年至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工业学校数目增加近9倍，中等技术学校增加3倍，这些学校的学生，将近3/4是工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干部从9万人增至184，500人，为苏联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技术员。

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存在着片面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倾向，高等教育的质量普遍下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调整了高等学校网点，整顿了教学秩序，从而提高了学生的质量。高等学校数目在1937—1938学年度虽下降到683所，但在校学生却由1932—1933学年的50.44万人增加到54.72万人。1933—1937年，高校共培养出专业人才37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62.3万人，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一倍以上。在整个战前年代(1929—1940)，苏联高校共培养出学生86.8万人，中等专业学校159.2万人。在三十年代后期，苏联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在数量上已跃居世界前列，1937—1938学年度，苏联高校在校学生已超过英、德、法、意、日各国的总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人、职员中的比例已由1928年的3，15%上升到8.2%。

在三十年代， 由知识分子经过“工业党”①和“联盟局”①等重大政治案件的震动，开始放弃“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巨大的工农业建设规模，给他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加上党和政府给他们提供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使他们日益坚定地靠拢苏维埃政权，转到了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三十年代高校造就的新知识分子同转到社会主义立场的旧知识分子，在业务知识和政治思想上相互影响，彼此补充，到三十年代末便汇合成了一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大军。

在二十年代成就的基础上，科学技术在三十年代进一步得到重大发展。这个时期，新建了许多科学研究机构，成倍地扩大了科研人员的队伍，实现了科学研究的计划管理，建立了学位(副博士和博士)和学衔(初级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助教，副教授，教授)的授予制度;同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成就。

苏联三十年代的科技成就主要表现在物理、数学、化学和生物学领域，同时在地质、航空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这个时期，苏联物理学家卓有成效地研究了原子的电子层结构、原子核的性质、物体的分子结构和电波的产生、传播等重要理论问题。Д·В·斯科别里策研制出了发现宇宙线的方法，Д.Д·伊万年科提出了为现代物理学广泛承认的关于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理论。约费院士通过晶体研究发现多层绝缘体，为现代半导体物理学奠定了基础;物理学家伊·叶·塔姆和伊·米·弗兰克解释了所谓“P·S·切连科夫效应”，对后来激光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外，由伊·库尔恰托夫领导的研究小组设计出了好几种基本粒子加速器，研制出了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这时期，苏联数学家在分析数论、概率论和微分方程论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化学家研制出了用乙醇合成橡胶的方法，为人造橡胶工业打下了基础。生物学家在遗传学、植物培育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且培育出了一些果树的新品种。另外，在地质勘探、火箭理论、航空技术、征服北极等方面，都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文学艺术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上半期出现了发展繁荣的局面。其主要标志是，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优秀长篇巨著。其中，以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1—3部)(1928—1933)、法捷耶夫的《最后一个乌克格人》第一部(1929年);反映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建设的作品有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1932年)、藩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第一部(1928年)、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1930—1931年)、列·列昂诺夫的《索契》(1930年)和瓦·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1932年);描写共产主义新人的道德面貌和知识分子转变过程的作品，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4年)和阿·托尔斯泰的《一九一八年》(1928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的第二部。同时，历史小说也开始发展起来，最著名的是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这个时期诗歌已退居于散文之后。戏剧涌现出了一些好剧目，如列·列昂诺夫的《翁季洛夫斯克》(1928年)、弗·维什涅夫斯基的《第一骑兵队》(1929年)等;新建了一批专业剧院。这个时期电影艺术也有长足发展。三十年代初，苏联出现了有声影片，这对电影思想艺术的提高起了很大推动作用。1934年《夏伯阳》的上映，标志着苏联电影思想艺术发展的新阶段。

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斯大林个人迷信盛行和肃反扩大化造成的紧张社会政治气氛，严重影响了文艺事业的发展。这个时期，除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问世的那些长篇巨著的续篇以外，没有出现什么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相反，由于社会政治原因，原来写现代题材的作家，开始转向发掘历史题材。这个时期，戏剧、电影、音乐和绘画有所发展。剧本《带枪的人》、影片《列宁在十月》代表着这个时期的成就。但这个时期反映工业化和农庄生活的较有深度的作品，为数不多。相反地，这时上演的一些戏剧、电影作品，特别是历史传记题材方面的，则打着个人迷信的烙印。

三十年代苏联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是，马列主义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确立，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改造的客观进程相适应，苏联党和政府为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马列主义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整个二十年代，特别是二十年代下半期至三十年代初，除了党内争论外，在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文、史、哲、经等主要人文学科，都在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理论争论和探索。为适应在争论中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需要，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这个时期开始系统出版和大量发行。192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开始问世，到1940年已基本编辑完毕。1925—1932年《列宁全集》第二版(共30卷)同广大群众见面。为满足群众购买学习的要求，还同时发行了普及版即第三版。通过各学科的理论争论，马列主义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并且渗透到各个学科。当然，那时人们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水平还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和错误，但就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已大大超过了前一时期。

马列主义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确立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文学艺术领域得到确立;当时歪曲马列主义的主要形态——庸俗社会学，开始为学术界所认识，并且对它展开了深入的清算;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接受并传播着马列主义。

① “工业党”案件的审判于1930年11月至12月在莫斯科举行。当时的审判结论认为,“工业党”是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界的一个反革命集团,它同白俄大资本家勾结一起,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活动, 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
① “联盟局”系指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中央的“联盟局”。该审讯案于1931年3月在莫斯科进行。被告人多在1921—1922年退出孟什维克党,并在苏联经济和计划机关担任重要职务。他们被指控在二十年代末又秘密加入孟什维克党并组成该党在苏联国内的领导总部,在国家经济计划部门,如计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银行、消费合作总社等进行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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