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苏联在文化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在思想理论界发动了一系列批判运动。这些批判运动是在反右倾斗争后左倾指导思想抬头和个人迷信形成的情况下进行的，严重影响思想理论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后果。

1929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会认为，宣传右倾投降主义观点不能留在党内，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政治局委员职务，并向李可夫、托姆斯基提出严重警告。反右倾斗争以布哈林的失败而告终。在此之前曾作为党在一个时期内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新经济政策被终止执行，转向了向资产阶级的“全面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清除布哈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成了当务之急。因为布哈林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卓越的理论家，一直是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权威解释者，在思想文化界享有很大声誉和影响。同时，反右倾斗争的结局也为斯大林个人迷信扫除了最后的政治障碍。斯大林已成为党内唯一的领袖。一般认为，1929年12月斯大林五十寿辰是个人迷信产生的显著标志。为庆祝斯大林寿辰而出版的纪念文集，收编了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回忆文章，书中不乏不顾事实的夸大和过分颂扬之辞。

把反右倾斗争推向意识形态领域，在思想理论界发起批判运动的动员令，是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会议上作的演说中发出的。斯大林在这篇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中，要求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包括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工农业结合问题和党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甚至新经济政策问题本身，“都应有新的提法”;并且号召同所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展开“不调和的斗争”，以“彻底战胜阶级敌人”①。斯大林强调苏联的思想理论落后于实际工作的成就，二者之间存在“脱节”。他并针对布哈林，批判了国民经济成分“平衡”论、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等，还点名或不点名地批判了格罗曼、查扬诺夫和巴扎罗夫等经济学家。随后，经济学界就展开了对这些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的批判，其中有些人是在国家计委工作的。

批判运动很快就扩及其他学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哲学界对德波林的批判。这场批判最早是由红色教授学院内以米丁和尤金为首的一批年青人发动的，开始时围绕着如何估计哲学现状展开争论。他们认为，以德波林为首的哲学界领导只注重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脱离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实际斗争，因而哲学战线同样存在理论思想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成就”的“脱节”现象。德波林的支持者反驳说，德波林派前不久反对机械论的斗争成绩显著，哲学战线的形势是好的;深入研究理论是哲学的基本任务，不能以政治取代哲学。当时米丁、尤金等人虽在政治上批判有力，但理论功力不足，因而处于守势。1930年3月，中央监委委员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出面支持年青人。他在一次讲话中对德波林学派反对机械论的斗争作了重新估计，认为两者都有错误。米丁、尤金等人接着发表《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任务》一文，在指出机械论错误的同时，强调德波林学派没有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方法论，忘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问题，开始把政治斗争的内容注入哲学斗争。德波林学派不同意这种估价。双方各自发表文章进行针峰相对的论争。米丁、尤金等人在论争中调子越来越高，除了抓住德波林学派对托洛茨基和右倾分子的态度问题外，还指责德波林学派贬低列宁作用，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主义阶段。到1930年秋，正常的论战气氛已消失。在10月下旬就哲学论战举行的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会议上，双方冲突达到白热化。正当难解难分之际，雅罗斯拉夫斯基出面公布了德波林在1908年还是孟什维克时写的一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同时另一个人又揭发了德波林二十多年前在流放中的政治表现。他们抓住德波林的政治历史问题把他压了下去。12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时，给德波林学派定了调，称之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这样，哲学论争就完全变成了政治批判。1931年1月25日，联共(布)中央又作出《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决定解散以德波林为首的原编辑部，批准成立以米丁、尤金为主要成员的新编委会。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德波林也并没有立即承认错误。

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进程表明，运动受到重重阻力，进展缓慢。当时在各个学界虽然批判已经展开，但大都采取争论的形式。这同二十年代苏联学术理论界的气氛比较松动，自由讨论的空气比较浓厚有关。这种传统不是一下子能转过来的。为了大大推动批判运动向前发展，需要采取更有影响、震动更大的重大政治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斯大林在1931年10月底发表的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

斯大林这封信题为《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内容主要是抗议《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在一年半之前(1930年6月)刊登历史学家斯卢茨基的论文《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对斯卢茨基作了极其尖锐的批判。斯卢茨基的论文是在当时苏联史学界关于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发表的。这个问题虽然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在十一月革命中的叛变行为等事件的发展而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但还是作为当时展开讨论的一系列学术问题中的一个而进行争论的。斯卢茨基在论文中提到，战前列宁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主义有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斯大林正是抓住这点进行严厉批判的，并且立即上纲到“反党”、“反列宁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的高度。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是二十年代以来，苏联学术界对即使象党的领袖列宁有没有错误这样敏感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同以后个人迷信时期这个问题成为“禁区”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譬如，在关于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的争论中，不仅斯卢茨基，而且别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二是斯大林这封信本身也有错误。苏联历史学家后来指出，斯大林这封信至少有两个大错误：(一)斯大林说列宁从1903、1904年起，也就是从俄国形成布尔什维克派的时候起，就对第二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分裂的路线。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批判斯卢茨基，实际上正确的却是斯卢茨基。(二)斯大林完全贬低了德国左派(尤其是罗莎·卢森堡)的历史作用，甚至毫无根据地说卢森堡是“不断革命论”的编造者之一。可见，在问题的探讨过程中，谁都难免会犯错误，真理并不一定在权威手里。

斯大林这封信的目的并不在于批判斯卢茨基本人，而是尖锐地提出斯卢茨基的“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反列宁主义的私货”为什么能公展发表出来，为什么“腐朽的自由主义”能够盛行，连“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也不免犯了替斯卢茨基之流和沃洛谢维奇之流助长声势的错误。可惜这里连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也不例外。”①。这样，斯大林的信的发表就把当时的批判运动推向了高潮，其锋芒所向很快越出史学界的范围，而涉及整个思想文化界和自然科学界。史学界自然首当其冲。这次运动和以前的不同，已经不只是思想上的批判，甚至不仅是政治上的批判，而且采取了行政上的惩罚措施。不少被点名的历史学家或被解除职务，或被开除出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协会或研究机构。斯卢茨基还被开除出党。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明茨1962年在谈到此事时说：“斯大林的信发表以后，开始了对历史学家干部的歼灭。许多历史学家遭到了诽谤，后来遭到镇压;许多人被迫承认错误”，“就这样，歼灭干部的时期被说成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进行斗争的时期”。

批判很快扩及各个领域，使一些领域原已开始的批判运动急剧升级，也使一些原先沉寂的领域卷入漩涡。在哲学界，批判的调子又升高了，除了原先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之外，又多了一顶“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的帽子。一直拒不承认错误的德波林也不得不在1931年12月1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自我批评的信。在文学界，从1930年起再次明显“左”转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却被指责犯“右倾机会主义”。1931年11月24日，《真理报》编辑部书记列夫·麦赫利斯著文，指责“拉普”落后于新形势提出的要求”，在“党的一般路线”上同全党步调“不够一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列宁主义的不调和性”。一直以“左”倾著称的“拉普”，尽管努力检查自己的“右倾”，还是被认定“走上了丧失前途的道路”。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宣布解散“拉普”。由此可见，在文学界，这种“左倾”的批判气氛是何等的浓烈。卢那察尔斯基因为给一本有错误的书写序言而被指责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他不得不在会议上公开承认错误。在经济学界，批判运动也加剧了。原已遭到批判的格罗曼、鲁宾、孔德拉季耶夫等人自然逃不了继续挨批的命运，甚至连被认为是总路线捍卫者的瓦尔加也受到了批判，并不得不承认错误。法学界的情况也是如此。著名法学家帕舒卡尼斯承认，由于没有阅读斯大林的著作而导致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作了错误的解释。自然科学界也在劫难逃。譬如，高级神经活动研究所的领导因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而被解职。在自然科学协会发现了一个“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联盟”。在生物学界，同达尔文主义有关的问题被说成“同托洛茨基的反列宁主义政策不可分地连结在一起”，甚至在旅游组织中也发现了右倾机会主义。

三十年代中期，思想理论界的批判运动连续不断，如史学界批判波克罗夫斯基，教育界进行对儿童教育学的批判，文学界对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庸俗社会学进行批判，法学界批判帕舒卡尼斯等。在自然科学界，批判运动也未停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遗传学界对瓦维洛夫的批判。在其他许多领域，如农业生物学、医学，甚至物理学、数学等，也有学者被作为“唯心主义者”加以批判。所有这些批判运动，除了在个别问题上(如文艺学中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取得若干积极的思想成果外， 大都是以粗暴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到三十年代下半期又同肃反扩大化连在一起，致使很多学者被捕风捉影地牵连进暗杀集团和刑事谋杀案之中，遭到逮捕、监禁或杀害，这就给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和科学技术界带来十分严重的不良后果。

各个领域这时的批判运动的规模和影响是不尽相同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史学界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1932年去世的波克罗夫斯基，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不仅是史学界最有权威的领导人和学者，而且身为副教育人民委员，实际上是整个思想理论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波克罗夫斯基早在帝俄时代，就尝试用唯物史观来系统叙述俄国历史，并写出五卷本的《远古以来的俄国历史》，十月革命后写的《俄国历史概要》曾受到列宁的赞许。波克罗夫斯基在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方面建树甚多。与剥削阶级的旧史学不同，他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阶级斗争，注意经济发展和着力揭露沙俄政府的对外扩张。这些都是波克罗夫斯基对苏联史学早期发展所作的贡献。他的另一个功绩也必须提到，那就是对年青的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培养。与此同时，也应指出他的错误和不足。简单说来，这些错误可以概括为简单化和片面性。譬如，在理论上波克罗夫斯基错误地夸大商业资本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甚至杜撰出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这说明经济唯物主义对他的影响。又如，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也有简单化的地方，以致否定过多，不注意批判继承，甚至对优秀的民族遗产也持一定的虚无主义的态度，等等。由于波克罗夫斯基在史学界的领导地位，他的错误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影响就比较大。随着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年青一代史学家的成长，这种不良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还在波克罗夫斯基生前，已有一些他的学生对他提出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可是在当时批判运动已经开始的情况下，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波克罗夫斯基在世时，虽然没有受到点名批判，但一场针对他的风暴显然已在酝酿中。他的不少追随者已经遭到批判。

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正式批判是在他死后开始的，而且是同历史教学的整顿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波克罗夫斯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主要负责人，而当时的历史教学的确存在许多问题。譬如，中学里的历史课基本上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讲授，大学里的历史系也被取消，改为社会科学系。学生们听到的只是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不是系统具体的历史知识。这种情况亟待改变。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直接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1934年5月16日，党和政府作出著名的《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规定在1935年6月以前编写出五本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确定了各编写小组的人员名单。二是决定从1934年9月1日起恢复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历史系。但是，历来编写出来送审的教科书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党和政府于1936年1月26日再次作出决定，认为教科书所以写得不能令人满意，是因为“教科书的编著者继续坚持那种已经不止一次被党所揭穿了的、并且显然是不可靠的历史判断和论点——其实就是尽人皆知的波克罗夫斯基的错误。”这是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并且把“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派”的观点定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而在实际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从这以后，对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批判就很快发展起来，越演越烈。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尤其是波克罗夫斯基的学生。1938年以后随着肃反扩大化的发展，对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批判达到高潮。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在《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中再次点了波克罗夫斯基的名。从此，他的名字被从苏联历史科学的发展史上抹去了，直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给他恢复名誉。波克罗夫斯基的许多学生被说成是托洛茨基分子、暗害分子、恐怖分子或间谍而遭到迫害。1939年和1940年出了两本批判波克罗夫斯基的论文集，对他作了全盘的否定。

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由于采取了不正常的搞政治批判运动的方式，因此虽然有纠正波克罗夫斯基的错误和整顿历史教学的一面，但造成的不良后果却是严重的。同时对错误的纠正也不彻底，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不良倾向。譬如，苏联历史学家杜勃罗夫斯基就指出，由于对波克罗夫斯基错误的批判方法不当和由于对他一笔抹杀，造成一些不正确的历史观点重又抬头，象人民群众的作用被缩小，个别公爵、沙皇、皇室走卒的活动被理想化;有时用非阶级观点论述革命前民族解放斗争，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对立起来，把真假爱国主义混淆起来，等等。这里还可补充一点即苏联史学中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有所滋长，沙皇政府对外扩张行径常被掩盖。

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只是三十年代许多批判运动之中的一个。通过思想理论界这一系列批判运动，二十年代比较自由的学术讨论的气氛不复存在，而形成了许多错误的做法，诸如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 抑制学术民主，强行推行一种学术观点，领导人裁决学术是非，搞批判运动乃至进行迫害，等等。这些错误的做法由于三十年代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的形成和个人迷信的盛行而显得特别严重，其危害也就更大。苏联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有其两面性，一方面这种体制便于集中和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因而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方面，能够在较短期间内取得很大成绩;另一方面，又容易在思想理论界推行上述种种错误做法，从而为这些成绩的取得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①《斯大森全集》第12卷,第127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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