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次大会确定的路线以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对苏联国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苏联
自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闭幕以后，在3年多时间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苏联党政最高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苏联的党政领导由以斯大林为核心过渡到以赫鲁晓夫为核心。这是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条件，而新的核心领导也要借党代表大会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推行新的方针政策。
第二，以平反冤案为突破口，公开揭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强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动摇了斯大林的偶象地位。
1953年4月4日，即斯大林逝世后一个月，苏联政府为“医生间谍案件”平反，全部释放此案所牵涉的一切人员。7月10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把拉·巴·贝利亚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而开除出苏联共产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解决贝利亚等人以后，苏联内务部特设的军队军事法庭和内务部特别会议均被解散。苏共中央把为无辜受害者恢复名誉，列为苏共中央书记处的重要工作，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平反昭雪工作。至二十大召开前夕，已经为7，979人恢复了名誉。
第三，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苏联的内外政策有所调整。
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长篇报告，以大量篇幅揭露农业生产方面的落后。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首先是在许多农业部门中违反了物质利益的原则”。赫鲁晓夫提出，“必须从现行的收购制度转变到合同制度”，“使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有出售产品的保障，能预支现款，并以相互买卖的方式获得必需的工业品”。
在工业生产方面，主要是下放部分企业管理权，改变经营管理权由中央过份集中的局面，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工人的劳动热情。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逐渐废弃政治讨伐性的批判，活跃学术空气。1954年5月，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第1部在《旗帜》杂志上发表，引起苏联文坛的激烈争论，同时出现了解冻文学流派。“解冻”文学不是完美的文学，但它对于冲击沉闷的、压抑的空气有历史作用。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也开始了新的活跃和讨论。
在自然科学领域，原来被禁锢的重又开始研究。从事摩尔根学说研究的В.П.埃夫罗伊姆逊，30年代曾3次被捕，在集中营里度过十几年。斯大林逝世后，他恢复名誉，重返科学研究岗>位。埃夫罗伊姆逊从过去研究蚕的遗传学转向研究人体遗传学，取得成效。无线电电子学家A.N.别尔格出狱后从事控制论研究，创立了苏联科学院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委员会。
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作了调整。此时，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体系，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孤立一国的苏联了，苏联的常规武装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经受了考验，而在发展热核武器方面赶上了美国。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有了安全感。这是调整对外政策的基础。
1955年8月13日，苏联政府宣布，到1955年12月15日以前，将单方面裁减武装力量64万人，以便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国家间的信任。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苏联从冷战对峙转向缓和对话。
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苏联也作了调整。1953年6月17日，民主德国首都柏林，以及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工业城市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触发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反对用行政命令提高工人的劳动定额，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是反对照搬苏联的模式。事件发生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处理方法。苏联也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放弃了遗留的25亿马克赔偿要求，把价值270亿马克的33个大企业移交给民主德国。
1955年5月27—6月2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签署了两国政府宣言，全面恢复1948年中断的外交关系。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近40年了，斯大林时期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苏联历史发展的转折时刻召开的。
苏共二十大的主要内容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开幕。来自世界55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大会。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悬挂斯大林画像。大会议程是：一、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报告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二、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报告人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莫斯卡托夫;三、苏共二十大对第6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的指示，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四、党中央机构的选举。
2月14日，赫鲁晓夫致开幕词，接着作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报告分为3部分。第1部分《苏联的国际形势》，分析了自苏共十九大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着重阐述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3个理论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意味着完全停滞，意味着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停止，这种想法始终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不相容的。“必须仔细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不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腐朽的学说采取简单的看法，而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和技术所提供的一切优良的东西，以便为社会主义的利益来利用世界技术进步的成就”。
关于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赫鲁晓夫指出：近几年来，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洲和亚洲爱好和平的国家组成了广阔的“和平地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社会集团采取了反对战争的立场;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进行积极的斗争来反对战争危险，主张同社会主义各国接近，赞成工人运动统一;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中较有远见的代表人物正在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破产了。“在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影响下，西方的有势力的人士中间开始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近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著名人士越来越经常地坦白承认，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这并不是偶然的”。
关于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说：“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曾经干涉过或者准备干涉那些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内政。“如果以为革命是按定货方式进行的，那未免太可笑了”。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仅仅是能够共处，而且还应当前进，改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实行合作。
关于和平竞赛，赫鲁晓夫说：“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一向断定说，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内部的事情;我们相信，全世界劳动人民一旦相信共产主义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他们迟早会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道路。
关于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说：这是“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社会革命的形式有各种各样。说我们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问道：“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有可能用新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迫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
报告第2部分《苏联的国内状况》，除了重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开垦荒地这两项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之外，还强调加强苏维埃法制。说“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法制稍微削弱一点，就会使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乘机进行他们卑鄙的破坏活动”。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曾经审查了所谓“列宁格勒案件”，查明这个案件是贝利亚和他的党羽捏造的。以后，中央委员会又审查了其他一些可疑的案件，采取了恢复正义的措施。“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恢复了那些被无辜判罪的人们的名誉”。
在报告的第3部分《党》中，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2月16日下午，米高扬在大会发言中激烈地批判了个人崇拜。他说：“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米高扬公开否定斯大林的观点，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的时候，有一些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家知道的论点，这些论点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斯大林。
米高扬并不分管外交事务，但是他在发言中涉及到苏联外交政策上的错误。他说：“当我们的外交政策过去犯了某种错误的时候，当在某种情形下由于我们的过错而使关系紧张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对有关这样一些事实的国际问题公开加以说明，这使得很多资产阶级人士颇为吃惊”。米高扬积极支持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说：“党的集体领导在这方面也带来了新的清新的空气，实行了具有高度原则性的、积极的、灵活的、心平气和而不带谩骂的坚定的外交政策”。
2月21日，布尔加宁在大会上作关于1956—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6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报告提出，第6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急剧地发展农业生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
2月24日，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说：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中央委员会在它的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和结论。
2月25日，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二十大的闭幕会议。在闭幕会议上，代表们通过了关于1956—196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6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代表大会选出133名中央委员(有54名是新当选的)、122名中央候补委员(有72名是新当选的)、63名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2月2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里钦科、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选举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穆希金诺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为主席团候补委员;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波斯别洛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谢皮洛夫为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还选举什维尔尼克为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选举莫斯卡托夫为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
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在全世界引起最大的震动莫过于赫鲁晓夫作了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这是一项未列入正式议程的内容。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很多委员反对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直至大会召开前夕，这一争论不能统一。经过协商，主席团决定：赫鲁晓夫不在正式大会上，而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一个专门的报告，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赫鲁晓夫同意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不公开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后，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2个报告。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2月24日深夜11时至25日凌晨，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举行了一次未列入议程的内部会议，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参加。①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有100名30年代遭受迫害、业已恢复名誉、重返工作岗位的早年党的活动分子。这份名单经过赫鲁晓夫审定。内部会议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是因为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选举出来，选举结果尚未宣布。大会由赫鲁晓夫主持，并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第2个报告的内容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查。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手里拿着的仅仅是一份提纲，尚未最后形成文字。报告的材料是由波斯别洛夫领导的委员会提供的。此外，在1954、1955年的两年里，赫鲁晓夫曾找过许多过去被逮捕、现已恢复名誉的干部谈话，在他的头脑里有许多感性的认识和材料。
赫鲁晓夫一开始就说：“在这个报告里不想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写了足够数量的书籍和小册子，就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要谈的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的”。赫鲁晓夫的报告长达4个多小时，讲了5个问题。
一、集体领导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斯大林破坏了这一原则。
报告指出：列宁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斯大林与列宁不同。他不是耐心地对人们进行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依靠集体从思想上影响的办法，从思想斗争走上了强迫命令的道路，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恐怖的道路”。
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不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独断地决定党和政府的重大事务，连政治局委员都不通知。党的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间相隔13年，中央委员会几乎未召开过，这一事实表现出斯大林对党的生活准则的轻视，蔑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二、个人崇拜的最大危害是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们吃了苦头。
赫鲁晓夫几乎用一半的时间谈这个问题。他说：当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剥削阶级基本上消灭，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斯大林采用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凡是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或者只是被怀疑有敌对打算的人，或者仅是受到诬蔑的人，都可以加上这个罪名，对他横施镇压，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
大规模的恐怖以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是在基洛夫惨遭杀害以后开始的。基洛夫被害的当天晚上，未经政治局讨论，仅仅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就签署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这一决议成了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索契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之后，大规模恐怖行为更为加剧了。被诬告犯有反革命罪而遭逮捕的人数，1937年比1936年增加了9倍多。赫鲁晓夫说：经查明，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名遭到逮捕和枪决，占70%。出席十七大的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有1，108名遭逮捕，占一大半。
国家保安机关为了证明被诬告者确有罪行，采用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严刑逼供，以获得虚假的“招供”。国家保安机关之所以敢于为非作歹，就是因为有斯大林的支持。“最最粗暴地破坏苏维埃法制，对一些无罪的人实行严刑拷打以追逼他们招供，乃是由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三、个人崇拜的危害之二是使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受到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独一无二的权力给伟大卫国战争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战争爆发前，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不少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斯大林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很好地准备防止国土和防止突然袭击。在希特勒开始军事行动的前夕，斯大林又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忽视了德国逃兵的口供，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结果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数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歼灭了大量空军、炮兵、其他军事设施，歼灭了我们大量的军事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使我们处于无法防止敌军深入国境的局面”。
斯大林破坏苏维埃法制，大规模镇压，几乎摧毁了各级有指挥经验的干部，破坏了部队的纪律。当前线遇到严重失败之后，斯大林又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在整个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没有到过任何一个战线的区段，也没有到过任何一个解放后的城市。
四、个人崇拜的危害之三是阻碍了苏维埃社会的发展。
赫鲁晓夫说：“战后时期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独断专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物”。
斯大林粗暴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将许多个民族从生长的地方大规模地迁移走。乌克兰人因为人口太多，没有地方迁移，否则也会被迁到别处去的。
所谓“列宁格勒案件”是伪造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辛斯基、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兹涅佐夫等有才干的干部，是斯大林提拔和信任的。但是当斯大林一接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送来的“材料”，不研究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了解案情的情况下，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成为无辜的牺牲者。
斯大林的专横在对外关系上也表现出来。“南斯拉夫事件”是斯大林臆造和扩大起来的。南斯拉夫的领导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然而这些缺点和错误被斯大林骇人听闻地夸大了，使得我们同一个友好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
斯大林仅仅根据女医生季马舒克的报告就制造了“医生间谍案件”。
五、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是斯大林的个人不良品质。
赫鲁晓夫说：“个人崇拜达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百般地鼓励和支持某个人的颂扬”。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纳为任性、专横、傲慢、滥用职权、病态的猜疑、自我吹嘘和缺乏最基本的谦虚精神，等等。又说，这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由于列宁的严肃批评，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还稍为检点，以后就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到他晚年已经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最后，赫鲁晓夫说：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有害方法，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而斯大林一生的悲剧在于：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成果所应做的。
赫鲁晓夫在结束报告时提出3点结论： 1、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批判地审查和纠正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因个人崇拜而广为流行的错误观点;2、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章所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3、完全恢复体现在苏联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同一切滥用职权的人们的专横行为作斗争，彻底纠正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
苏共二十大的主要影响
苏共二十大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当代国际局势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赫鲁晓夫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使个人崇拜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生活中作为一种生活准则结束了，使苏联开始摆脱斯大林某些教条、僵化思想的束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个人崇拜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个人崇拜要有3个条件：一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伟大胜利，这是形成个人崇拜的前提条件;二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是形成个人崇拜的物质基础;三是领袖人物本身也有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这是形成个人崇拜的主观条件。
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他曾经多次真心诚意地批评和纠正人们对他个人的颂扬。但是，斯大林确确实实开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搞个人崇拜的事实。
斯大林生活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苏联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占人口80%以上的小农摆脱半自然经济，转向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生活。苏联在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之后，斯大林只看到个体农民成为集体农民这一变化，放松了对社会上农民小生产者思想影响的注意。实际上，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并不能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而立即消失。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世界观等方面，都有着农民小生产者的烙印。个人崇拜也是农民意识的一种反映。斯大林虽然曾经反对别人对他所作的无原则颂扬，但是他本人思想上有许多弱点，终于同社会上仍然存在的小生产者意识产生思想共鸣。
斯大林本人的革命经历和成长过程，使他不易摆脱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他不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也不象列宁那样熟悉和扬弃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斯大林带着俄罗斯农民意识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本人较少接触资本主义民主思想，他对当时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都是陌生的。
斯大林是苏联工人阶级的代表。十月革命前，俄国工人阶级的优点是较少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同农民阶级有密切的联系;缺点是文化水平低，带有手工业行会习气，有皇权主义的思想影响。30年代，苏联工人阶级也正在变化中。工人阶级的这些传统影响还来不及完全消除。这样，30年代苏联社会的这些思想，自然要反映在斯大林身上。毫无疑问，斯大林应当对个人崇拜的盛行负主要责任，但是个人崇拜的盛行确实不是个别人的罪过。
斯大林个人崇拜束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阻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前进。正式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第一个人是赫鲁晓夫。他以肃反运动和卫国战争初期苏军的失利为例，揭露个人崇拜给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震动了苏联社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使苏联社会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从长期被教条主义禁锢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片面理论，曾经被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成为斯大林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赫鲁晓夫通过对肃反运动和战后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现象的揭露，废止了这一指导思想，转向维护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的报告并没有保密多久。按赫鲁晓夫的本意是要在党代表大会上挑开个人崇拜的帷幕。何况在出席二十大的全体代表面前作报告也不可能保密。二十大闭幕后几天，苏共中央书记处即指示将报告内容在全国的积极分子范围内传达。接着又在工厂、商业、机关、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的党员会议上传达。最后全国都家喻户晓。
对于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在苏联，有些人在感情上一下子接受不了。1956年3月，斯大林的故乡梯比利斯爆发了群众示威游行，反对二十大的决议，反对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
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借此发动了一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各国共产党大多支持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但在自己的队伍中有不少人产生了思想混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了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讨论，发表了若干比秘密报告更为深刻的见解，也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政治分歧。主要是认为应对斯大林的功过作出全面的历史分析，对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应作更为深入的探索。
1956年7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对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作了较为严谨的阐述。决议全面估价了斯大林的功绩，解释了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约·维·斯大林长期担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同其他领导者们一起，为实现列宁的遗训而积极斗争。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他领导了党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阴谋斗争。在这个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从此，把一切的伟大胜利被不正确地都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约·维·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在斯大林健在的时候苏联共产党不揭发这个问题呢?决议解释说：“斯大林在苏联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他在这一斗争中有时采用了不适当的方法，破坏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这里，然而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的违法现象的斗争感到困难，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苏联的成就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都被归功于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个人勇气不够，显然，谁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斯大林，他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苏联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故乡。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一冲击只能由苏联共产党发动。在苏联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中，这个任务由于种种原因而历史地落在赫鲁晓夫肩上。不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内部会议上的报告，过分强调斯大林个人的责任，过分苛刻地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忽略了苏联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思想根源，这种认识不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另一个窠臼。
还应当看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然主要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事情，但是它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处境和活动。赫鲁晓夫事先没有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协商，或者通报情况。虽然出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意见分歧，使赫鲁晓夫开展反对个人崇拜的工作受到很多牵制，但是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的争论中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国际性。对于牵涉面这样大的问题，赫鲁晓夫只从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矛盾的角度来处理，这是不慎重的，给各国共产党，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混乱。
尽管有多种多样的问题，反对个人崇拜不失为苏共二十大的重要成果。
苏共二十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进一步探索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途径，不同模式的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基本上沿袭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虽然在建设初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脱离本国的实际，机械搬用别国的经验，又未能正确区分那些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做法，出现了不少弊病。当时任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不同途径和方法的探讨，常被视为异端。哥穆尔卡就因提出“要走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认为“在波兰的条件下农业集体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有害的”，而在1948年遭到批判。南斯拉夫则在受到苏共和情报局的错误对待之后，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实行工人自治制度(后来发展为全面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苏共二十大承认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建设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在事实上取消了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规范，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不同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应以苏联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以至损害轻工业和农业的工业化为鉴，强调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毛泽东还在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文章。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已经开始酝酿各自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44年3月，陶里亚蒂刚从苏联回国，就表示“在意大利，必须通过一些与苏联所走道路不同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1946年11月，多列士提出，世界民主的进展“使得有可能考虑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共产党也曾作了类似的探索。
苏共二十大再次提出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对如何在本国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思考。
在这方面，陶里亚蒂的意见最具有代表性。陶里亚蒂提出：“意大利要规划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劳动群众的自由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结合得更好”。他强调说：“今天在共产党成为领导政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阵线已经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占人类的1/3)，以致对这些国家说来，苏联的模式已经不能并且也不应该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了。在共产党统治的每一个国家，必须使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和传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运动的组织形式中发生它们的影响”。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说：“由于制度的复杂产生了不止一个中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再也不能谈论唯一的方面，而应该谈论根据不同道路而实现的进展”。
同年6月24日，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在意大利境内和世界上已经开始的转变中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报告。他说：“我要着重指出：从来没有放弃寻求与苏联所遵循的道路不同的发展道路”。他认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经验，不能解决其他国家共产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唯一模式、以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结束了。
① 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总书记波·贝鲁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第一书记马·拉科西被邀请参加会议,这是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