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的成立标志革命已发展到顶峰。在革命的上升阶段，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了对国王及其所代表的封建贵族的胜利。在这以后，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巩固自己的政权。为此目的，它们不惜与被推翻的封建贵族谋求妥协，结果导致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复辟王朝只存在了20多年的时间，就被1688年的政变推翻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果被巩固下来。
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
处死查理一世和建立共和国是英国革命的转折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推翻了国王的专制统治以后，便背弃了人民大众，这就使英国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征服爱尔兰(1649—1652年)以后，议会于1652年8月公布《爱尔兰组织法令》，没收了爱尔兰2/3以上的土地，计达1，100万英亩，其中有良田800万英亩。从这些土地中，大约有39万英亩分给了国家债权人，以抵偿国债，其余的部分都分给了军队(大部分为军官所得)，以抵偿军队欠饷。结果，伦敦的金融贵族、大商人和军官都获得了大量爱尔兰土地，变成了新的大土地所有者。这些在爱尔兰抢占大片土地的新地主把封建庄园制度从英国搬到爱尔兰，对当地小佃农进行封建剥削。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变化，政治态度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这些新上升为大土地贵族的人和旧贵族逐渐接近，就使新旧贵族集团日后的妥协成为可能。他们需要的不是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而是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财产，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在掠夺爱尔兰的过程中，原来的革命军队蜕变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使革命失去了继续前进的重要动力。这就为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和封建王朝的复辟准备了社会土壤。所以马克思说：“实际上，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
①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正好反映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上述愿望。他在镇压平等派起义和掘土派运动以后，在国内越来越倾向于实行独裁统治，他依靠高级军官们的支持，于1653年先后解散了不听他使唤的“残余的”长期议会
②和他自己提名召集的“小议会”。接着，军官会议根据与克伦威尔达成的协议，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名为《统治文件》的宪法草案，并获得通过。1653年12月16日，克伦威尔被宣布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主。
《统治文件》规定：护国主是终身职;立法权属护国主和议会，但议会通过的法律需经护国主同意方能生效，议会休会期间，护国主有权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行政权属护国主和国务会议;军事大权由护国主与议会共同掌管，在议会休会期间，则由护国主和军队会议掌握，护国主兼任陆海军总司令;护国主有任命官吏、赦免罪犯之权;征税必须经议会批准;议会为一院制，3年改选一次，选民的财产资格为200镑(过去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农就有选举权)。《统治文件》虽然赋予议会和国务会议以种种权利，实际上它们都是受护国主支配的。可见，克伦威尔掌握了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军事大权，变成了事实上的独裁者。
护国主制的实质就是军事独裁。它的任务是保护有产者的利益，它依靠的社会阶级是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而他统治的支柱则是军官集团及其控制的军队。军官集团和有产阶级都想把护国主控制在自己手中，军官集团的力量在军队，有产阶级依靠议会手中的财政权，而护国主则在这两种政治势力中迂回前进。
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革命过程中的土地立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新的地主往往中止传统的租佃关系，成倍地提高地租。一些地方的圈地和沼泽地排水工程损害了农民的公地用益权，甚至强占了他们的土地，所以掘土派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并未停止，1653年在剑桥郡和诺福克郡都先后爆发过农民反对排干沼泽的起义。残余的平等派分子仍在活动，共和派分子也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继续斗争。“第五君主国派”
①、教友派
②等激进教派也在积极活动。
为了防止和镇压来自下层人民的反抗以及保王党的阴谋活动，克伦威尔于1655年夏天把全国划分为11个军区，每个军区设总督1人，由高级军官担任，实行警察统治。总督握有统率民兵、管理地方行政、征税、治安等广泛的权力，居民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集会和娱乐活动受到禁止。
克伦威尔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在于保障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1656年秋，议会通过了促进英国商品出口的法律，为一系列农产品和工业品规定了优惠的出口条件。但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和什一税被保留下来，专制时代针对穷人的一些法律也没有废除。由于对外战争频繁，捐税苛重，人民生活没有改善。
护国主对企图谋反的保王党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1655年开始向保王党人征收占年收入10%的人头税，迫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出售土地。
在对外政策方面，护国主时期发展了在革命时期已经开始的争夺海外商业霸权和扩张殖民地的政策。1654年，英国先后同瑞典和丹麦订立条约，确保了波罗的海和松德海峡的航行自由和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贸易，保证了粮食和造船业所急需的木材、大麻等的来源。1654年又迫使葡萄牙签订了有利于英国的条约，使英国商人获得了在葡萄牙领土及其属地经商的特权。1655年，英国远征军抢占了西属牙买加岛，1658年又占领了西班牙的敦刻尔克，使英国在大陆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私有财产的安全，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希望恢复君主制，把克伦威尔拥上王位。这样做既可加强议会和克伦威尔的权力，又可防止军队权力的过分膨胀。1657年2月，曾任伦敦市长的大商人克里斯托弗·配克向议会(这届议会是1656年9月重新召集的)提出了《最恭顺的请愿书》，要求恢复王位和两院制的议会，并请克伦威尔接受国王的称号。3月，议会通过了以《最恭顺的请愿书》为基础的新宪法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克伦威尔作世袭君主;恢复上院;扩大下院职权，下院除了决定征税和批准国家预算的权力外，还有权控制武装力量和国务会议。然后，议会向克伦威尔上“劝进表”。
有材料说明，克伦威尔是愿意接受王位的。但是，军队强烈反对恢复王位的企图。高级军官们担心，克伦威尔一登上王位就会凌驾于军队之上。兰伯特和弗利特伍德等100名军官往见克伦威尔，威胁道，如果他接受王位，他们就要辞职。议会中的共和主义者也强烈反对恢复君主制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克伦威尔只得放弃接受王位的意图。
但是，议会还是于1657年5月25日通过了新宪法，但取消了王位一节。根据新宪法，上院恢复了，护国主由终身制变成了世袭制，这部宪法的通过使英国在恢复君主制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
这时，国内局势已变得非常严重。财政出现了严重危机，1658年，国债已超过150万镑，政府的信用发生动摇。1658年农业歉收，小麦价格比1654年涨了1倍，国内出现了长期的饥荒。代表中下阶层的平等派分子、共和主义者和各种激进教派对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日益不满，并奋起斗争，各地的保王党也在酝酿叛乱。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在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中死去。
克伦威尔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上升阶段曾起过杰出作用，在是否废除君主制问题上，他有过摇摆，但在同王党的军事斗争中，他还是比较坚决的，他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国王，并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结束了封建专制主义在英国的统治。在以后镇压平等派、掘土派以及远征爱尔兰的过程中，他成了绞杀民主势力的刽子手、殖民主义者。在护国主时期，他逐渐倾向于军事独裁，甚至准备接受王位。克伦威尔的政治生涯充分暴露了他的两面性。
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制度是不稳固的。他在世时，靠着他个人的威望和才能，尚能勉强维持局面;他一死，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护国制度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农民在革命中承受了最大的负担，到头来却一无所获，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化，他们当然不再支持护国主政府;过去革命阵营中的民主派别对军官集团的专权和护国主的独裁强烈不满;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了保住在革命中所攫取的脏物，随时准备同旧土地贵族勾结;保王党分子对克伦威尔的高压政策早已不能忍受。护国主制已丧失存在的社会基础，旧王朝复辟只是时间问题了。
旧王朝的复辟及其反动统治
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克伦威尔继任护国主。他既无他父亲的威望，也缺乏治国的才能，高级军官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理查曾企图依靠议会同军官集团作斗争，但因后者控制了军队，他不得不屈服于军官集团的压力。1659年5月25日，理查被迫放弃护国主职位，军官集团掌握了国家政权。为了给军事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军官集团重新召集“残余的”长期议会，可是不久就把议会撇开了，而成立了一个“安全委员会”，进行直接统治。
1659年底到1660年初，英国陷于动乱之中。连年的战争
①给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输往汉堡的呢绒从每年的10万匹降到了2万匹，大批毛纺织工人失业;巨大的军费开支增加了各阶层人民的负担，有产者也开始不满，许多郡的居民拒绝纳税;政府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伦敦商业区的大商人拒绝贷款给安全委员会;革命中形成的激进派别的残余重又活跃起来，他们发表抨击性文章，举行集会，伦敦军队中又出现了士兵鼓动员;东部农民反圈地的斗争正在进行;军队内部也发生分裂，驻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军队因给养差，对“伦敦的将军们”大为不满。
政治局势的动荡和人民群众运动的兴起，使有产阶级惶恐不安，迫不及待地寻求一种能保全他们财产免遭穷人侵犯的办法，于是把旧王朝复辟看成摆脱危机的出路。
复辟势力把希望寄托在驻苏格兰军司令蒙克身上。蒙克原本是个君主主义者，曾站在骑士党一边作战，后转向议会阵营，但他始终不赞成共和制。流亡国外的和国内的骑士党人和伦敦商业区的长老会派都和蒙克勾结起来。
蒙克乘伦敦政局动乱之机，带兵南下。奉派去抵抗他的兰伯特的军队不堪一击。1660年2月3日，蒙克军队开进伦敦。一些在1648年“普莱德清洗”时被驱逐出去的议员又应邀回到议会中来。3月，重新召开的长期议会在基本上做好了君主制复辟的准备以后被下令解散，选举新的议会，政权集中到主要由长老会派组成的新国务会议手中。
与此同时，蒙克与查理二世的代表举行谈判，谈判结果，查理于二世1660年4月4日发布了布列达宣言
①，其主要内容是：大赦内战的参加者;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在革命时期新获得土地的人的产权;补发军队的欠饷等。
4月25日，主要由骑士党人和长老会派组成的新议会在伦敦召开。5月1日，聚集在一起的议会上下两院宣布查理二世为英国国王。5月26日，“流亡者的国王”查理二世被隆重迎回伦敦，登上了他父亲失去的国王宝座，开始了复辟时代。
查理二世即位之初，承认了议会在税收等方面的特权，确认了“自由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任命了一些长老会派首领担任官职。
但是，查理二世不想放弃恢复专制统治的打算。1661年按旧选举制度选出的议会，骑士党占了优势(长老会派总共才60人)，查理二世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他首先恢复国教会，并颁布了一系列迫害非国教徒的法令：1661年颁布《社团法》，要求在市政机关任职的一切人员按国教仪式宣誓;1662年的《信仰同一法》要求神职人员承认国教教义，并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拿起武器反对国王;1664年的《非法集会法》禁止举行非国教的宗教集会;1665年的《五英里法》再一次要求非国教神职人员按《信仰同一法》的要求宣誓，否则禁止走进任何城市或他们以前所在教区的五英里范围以内，非国教教师也在禁止之列。以上几个严酷的法律统称为“克拉伦敦法典”
①。在残酷的宗教迫害下，大批非国教徒流亡国外，许多不信奉国教的中小工商业者因缴付罚款而破产，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其中以教友派所受到的迫害最为残酷，仅在1660—1662年期间，他们被投入监狱者就在3千人以上。
克拉伦敦法典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因为参加议会阵营的大都是不信国教的清教徒，打击清教徒，就是打击独立派和长老会派的政治势力，剥夺它们的政治权利，把它们排斥出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以及教会。
复辟政府对审判查理一世的“弑君者”进行了血腥的报复。政府把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共和主义者和激进派别的首要人员等也列入了“弑君者”的范围。许多人被处死和投入监狱，被处死的人中有著名的共和主义者亨利·温、“第五君主国派”领袖哈利逊将军。1661年1月底，已经死去的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雷德肖的尸体也被从坟墓中拖出来，并处以绞刑，他们的头颅被割下挂在威斯敏斯特宫的杆子上示众。这样，布列达宣言中关于大赦和宗教信仰自由这两条重要内容就被破坏了。
许多保王党人企图恢复自己失去了的土地所有权。政府法庭宣布在革命时期对王室、教会和保王党的土地的没收和出售都是非法的，一部分教会和贵族的土地被收回。但要完全恢复革命前的土地关系却很困难，因为许多保王党人为缴纳赎金和人口税而自己出卖了土地，这是无法归还的。就是被没收的教会和保王党的土地因几经转手，要通过法律手续来确定原来的所有权需要大笔费用，保王党人宁愿以得到一定的赔偿为满足。王室土地也没有归还，复辟时期的议会还确认了革命时期颁布的废除骑士领地制和撤销“监护法庭”的法令。国王因废除骑士领地制和失去王室土地而减少的收入由议会每年拨给12万镑固定的王室费作为补偿，这笔负担被转嫁到纳税人身上。
在经济方面，复辟王朝为巩固统治，不仅没有倒退到革命前的政策上去，而且还采取了一些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复辟政府继续执行重商主义政策。1651年的航海法仍然有效，并加以补充。1660年的《谷物法》规定了有利于粮食出口的关税制度。同年的《列举商品法》规定北美殖民地的烟草、糖、棉花、靛青等商品必须输往英国，同时阻止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入北美殖民地。这样，英国就把殖民地变成了英国原料和推销商品的市场。政府还严格禁止羊毛、皮革、毛皮等英国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出口，同时禁止输入呢绒、花边、麻布等外国工业品。在复辟时期，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在1660—1688年间，英国的贸易额、工业产量和船舶吨位都增加了一倍以上。外贸和工业每年提供的利润不下200万英镑。
在这一时期，英国在扩张殖民地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先后占领了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新尼德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哈得逊湾附近的地区等。
在对外政策上，复辟政府采取了亲法国的政策，查理二世企图依靠路易十四的法国来恢复专制统治。1662年，政府不顾本国的利益以20万镑把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1664年，查理二世从法国获得5万英镑无需偿还的“贷款”，使英国宫廷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愈来愈依赖法国专制政府;1670年5月，他又背着议会与法国宫廷签订多佛尔密约，查理二世答应要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与路易十四共同对荷兰作战，并帮助他实现取得“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计划，为此，查理二世一次就得到了15万镑的补助，在战争进行期间，每年还可以获得22万5千镑。路易十四则许诺在英国发生“骚乱”时派兵前去协助镇压。这个条约表明，查理二世为了恢复专制统治，不惜出卖英国的国家利益。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荷兰的商业实力已经削弱，法国已成为英国在商业和殖民扩张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在1668年同荷兰和瑞典订有三国同盟，可是，查理二世不但不同法国作斗争，反而同它结盟去对荷兰作战，这不能不引起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
根据多佛尔条约，英国于1672年春参加了法国组织的对荷兰的战争(1672—1674年)，同年又颁布《容忍宣言》，迈出了恢复天主教的第一步。
查理二世表面上信仰国教，实际上，他在流亡时已秘密地皈依天主教。他想恢复天主教一方面是为了讨好法国宫廷，以便从路易十四那里得到定期补助;另一方面是把天主教当成恢复专制主义的工具。
查理二世恢复天主教的企图遭到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强烈反对。在1673年召开的议会上，议员们尖锐抨击《容忍宣言》，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只有议会才有权终止有关教会问题的刑法的效力。
在这届议会上，议员们开始分成两个党派：“宫廷党”和“地方党”，在1679年以前，这两党分别获得了“托利党”和“辉格党”的称号
①。宫廷党主要由国教派的土地贵族组成，拥护国王;地方党主要由大商人、金融贵族和新贵族组成，站在他们一边的还有信奉清教的城市中下阶层。这个集团并不否认王权，但认为王权应受到议会的某种限制。地方党反对《容忍宣言》，认为国王无权终止议会通过的法律。由于查理二世不想和议会对抗，被迫放弃《容忍宣言》。议会还尖锐抨击政府的亲法政策，反对同法国结盟而主张同荷兰议和。1674年2月，查理二世被迫同荷兰单独媾和。
为了避免议会的攻击，国王下令解散议会，直到1677年2月以前的15个月内没有再召开过。在此期间，查理二世同路易十四秘密谈判，并于1676年达成协议，路易十四答应每年给查理二世10万英镑的资助，条件是在没有法王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这个密约不久就败露了，在资产阶级中引起了喧哗。
在议会休会期间，反对派团结在“绿带俱乐部”周围展开活动。它是1675年后辉格党的活动中心，联合了反对查理二世政权的资产阶级、乡绅和自由职业者，其首领是沙弗茨伯里伯爵。俱乐部的分支机构散布全国，它们在群众中广泛地进行宣传鼓动，发表抨击文章，制造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天主教的舆论。
在1679年初选出的议会中，反对派占了压倒的多数，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第一届辉格党议会”。这届议会围绕王位继承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查理二世无子嗣，准备让他的弟弟、天主教徒詹姆斯为王位继承人。1679年5月，议会通过《排斥法案》，取消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并永远禁止他返回英国，但法案被上院否决。究竟由谁继承王位，在反对派中间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赞成由詹姆斯的新教徒女儿玛丽和她的丈夫奥伦治的威廉继承;一部分人主张由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继承。最后，多数人赞成由后者作王位继承人。分歧使反对党发生了分裂。
议会还于1679年5月通过《人身保护法》，以防止来自政府的迫害。该法对拘捕和将被告交付法庭审判的规则作了明确规定。被捕者应尽快交付法庭审理，以检查拘捕的合法性以及进行判决。在将被告下狱时，必须向监狱当局提交含有被捕原因的书面命令，否则监狱不予接收。破坏此法律者，课以很高的罚款。法律还有专款规定，债务人不在《人身保护法》效力之内。可见，这个被标榜为资产阶级民主象征的法律是有明显的阶级性的。
查理二世的最后一届议会被安排在保王派的大本营牛津召开。这次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反对派议员提出“打倒教皇主义，打倒奴隶主义”的口号，许多议员是在武装随从的保护下参加议会的，从国王的寝宫温莎到牛津的沿线都布满了国王的近卫团。反对派再次提出《排斥法案》，议会只存在一周就被国王解散了。《排斥法案》始终未变成法律。查理二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没有再召集议会，实际上实行专制统治。他更加依赖法国，1681年春天，查理二世同路易十四达成协议，后者答应每年向他提供500万利弗尔
①的年金，并立即提供了1，250万利弗尔。这样，国王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依赖议会拨款。政府有恃无恐，对反对派发起反击，首先逮捕了绿带俱乐部首领沙弗茨伯里伯爵。两年以后(1683年)，政府以“黑麦房阴谋”
②为借口，借机消灭了绿带俱乐部，逮捕了辉格党要人埃塞克斯、阿尔杰农·西德尼和罗素，前者在狱中自杀，后两人被处死。反动势力大肆猖獗起来，许多反对派和与他们有联系的人、激进教派分子都惨遭迫害。伦敦等一些支持议会的城市自治的特许状被收回，城市自治权受到限制，保王党人控制了自治市的政权，从而控制了这些城市的议会选举，国家政权集中在少数佞臣手里。
反对派在国王迫害加剧的时候表现得软弱无力，他们害怕再次发生革命，不敢采取果断的行动，有一部分辉格党人甚至倒向了敌人一边，一部分反对派领袖逃到大陆。
1685年2月5日，查理二世死去，詹姆斯继位，号詹姆斯二世。詹姆斯即王位并未遇到严重的障碍，因为查理二世的高压政策已经使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辉格党濒于土崩瓦解，托利党和各级行政官员都是从忠于国王的人中选出来的。詹姆斯二世更露骨的反动统治把英国推向了一次新的重大事变。
1688年政变
詹姆斯二世不仅继承了查理二世的反动政策，而且在复辟专制王权方面比他走得更远。
他即位不久，就大批释放天主教徒，并在宫廷公开地举行天主教祈祷仪式，他还不顾议会批准税收的特权，私自决定征税。
1685年6月11日，王位觊觎者蒙默思公爵发动起义。他带领150人在多塞特郡的莱姆登陆，并发表宣言，许诺恢复自由、各教派宗教信仰自由、每年召开议会、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民兵等。由于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的小农、手工业者和工人等纷纷参加蒙默思的队伍，起义人数很快达到1万5千人。人民群众参加起义的热情吓坏了有产阶级，蒙默思本人和他的辉格党顾问们也发生动摇，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起义采取了观望态度。国王很快集结了大量兵力，于7月6日在萨默塞特郡布里奇沃特附近的塞季木厄击溃了起义军。蒙默思仓惶逃走，而装备很差的起义群众则进行了英勇的战斗，近千名起义者阵亡，起义失败了。接着政府对起义者进行了血腥镇压，蒙默思本人也被抓获处死。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詹姆斯把军队人数增加到近3万人，其中有1万3千人驻在伦敦，这大大加强了反动统治的力量。国王利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肆无忌惮地推行专制主义的反动政策。
詹姆斯违背《宣誓法》
①，大量任命天主教徒为军官，在爱尔兰组织天主教徒的军队，让天主教徒参加枢密院，担任政府要职(例如掌玺大臣阿伦德尔就是天主教徒)，恢复高等法院审理宗教案件等。在1685年11月召开的议会上，议员们强烈谴责了国王的作法，要求解除天主教徒的职务。詹姆斯二世干脆解散了议会，并没有再召集它。
1687年4月4日，国王颁布《容忍宣言》，停止了反对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的刑法和宣誓法的效力，其目的在于恢复天主教，同时也争取不信国教的长老会派、独立派和教友派等教派的支持。但大部分与反对派有联系的非国教徒清楚地了解国王的动机，并不支持他。次年5月，詹姆斯再次颁布《容忍宣言》并命令在全国各教堂公开宣读。多数教堂拒绝宣读。5月18日，坎特伯里大主教森克罗弗特和6名主教向国王呈递请愿书，要求取消这个宣言。詹姆斯对此大为恼怒，下令逮捕了各主教并将他们投入伦敦塔监狱。但在审判时，陪审法庭宣判他们无罪。
恢复天主教的政策招致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在十六世纪上半叶的宗教改革以后，除了爱尔兰居民多数信奉天主教外，多数英国人都不信天主教，只有英格兰西部和北部一些郡的一部分贵族才是天主教徒。在宗教改革中没收了大量寺院土地，许多大土地所有者在寺院土地世俗化的过程中购得了土地，并获得了征收什一税的权利，这一部分人担心恢复天主教会使他们的财产受到威胁。在资产阶级看来，恢复天主教不仅有害于工商业活动，而且还会使英国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天主教的法国接近。国教会的僧侣们担心失去自己在教会中的地位，丧失领地和什一税。法国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后残酷迫害胡格诺教徒的情景更增加了对复辟天主教的种种担心。
在英国，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发生深刻的变革，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绝对君主制已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也不能容许国王把英国工商业的利益出卖给法国政府。这些情况注定了詹姆斯的覆灭。
詹姆斯二世露骨的反动政策使原来忠于国王的托利党贵族和僧侣迅速改变了对国王的态度，国王丧失了主要的依靠力量。辉格党反对派乘机重新组织了自己的力量。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害怕重演四十年代的革命事件，不敢采取断然措施来推翻国王。当时国王已55岁，反对派都盼他早死，然后使王位和平地传给他的合法继承人玛丽。玛丽和她的丈夫、荷兰的执政奥伦治的威廉都是新教徒，荷兰又是法国的敌人，这样的安排是符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的。1688年6月，詹姆斯的第二个妻子(也是天主教徒)生了一个儿子，这样，玛丽就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权利，这就打乱了统治阶级原来的计划。托利党和辉格党感到事不宜迟，决定请求奥伦治的威廉武装干涉英国。6月30日， 托利党和辉格党的6位勋爵和1位主教联名向威廉发出邀请信，许多陆海军的高级军官也向威廉发去了效忠信。威廉希望得到英国王位，慨然接受了这个邀请。
威廉在经过一番准备后，率领一支由1万1千步兵和4千骑兵组成的大军，乘600艘运输舰于11月5日在英国西南部德文郡的托尔贝港登陆。当时詹姆斯的军队多达4万人(包括爱尔兰和苏格兰军队)，但大多不可靠，他的主要将领避免与威廉作战，一些军官带兵投到威廉阵营。11月24日，王军总司令约翰·丘吉尔也投向威廉。许多贵族，其中包括詹姆斯的小女儿安娜和她的丈夫也投奔威廉。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国王于12月11日逃离伦敦，接着伦敦出现了反天主教的骚乱。伦敦主教、市长、市参议员的会议决定请求威廉军队尽快开进伦敦，以“恢复秩序”。于是，威廉军队加紧向伦敦进发，他的一支近卫部队于12月17日在伦敦白厅逮捕了重又回到伦敦的詹姆斯二世，次日清晨把他解往罗彻斯特堡，并故意放他从海上逃走了。他12月25日逃到法国。
威廉于12月18日进入伦敦，随即于21日下令召集查理二世的最后三届议会的上下两院议员、伦敦市参议员和市政委员会委员开会，这次会议决定威廉为摄政(国家的临时元首)，并授权他向各郡发出召开新的立宪协商议会的邀请信。1689年2月，立宪协商议会通过了詹姆斯二世“退位”的决议，并立威廉为国王，称威廉三世(1689—1702年在位)，立玛丽为女王，称玛丽二世(1689-1694年在位)，因玛丽几乎不理国政，实际王权掌握在威廉三世手中。
1689年2月13日，协商议会通过《权利宣言》，并于同年10月将其制定为《权利法案》。《权利法案》规定，今后英国国王必须是国教徒，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种种限制：国王非经议会许可不得停止法律的效力;不得擅自决定征收捐税;平时不得招募和维持常备军。《权利法案》重申了议会的特权，议会选举必须自由进行，议会必须频繁召开，议员有言论自由。《权利法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限制了国王的权力，确定了议会的最高权力，为君主立宪制奠定了基础。《权利法案》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未提及非常重要的选举权问题，致使革命前的选举制度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以致完全不适应急剧改变了的政治经济形势。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也未得到解决，更谈不上保障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了。
1688年的政变被英国历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他们极力美化和颂扬这一事件，称它为“合法的”、“不流血的”革命，而把四十年代的革命称为“暴动”和“叛乱”，他们显然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
所谓光荣革命并非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它只是一次政变。它是在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国内两大主要政治势力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妥协的基础上，借助于威廉的外部势力来实现的。1688年政变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粉碎了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复辟专制主义的计划，巩固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革命中取得的胜利。就其重要性来讲，光荣革命是不能同四十年代的革命相比的，因为主要的革命性变革都是在四十年代实现的。光荣革命只是把主要的革命成果巩固下来。在这以后，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进一步限制了王权。它规定，威廉和玛丽的继承人安妮死后(安妮无子嗣)，王位传给汉诺威家族，从国王处领取薪金和年薪的人不得作下院议员，法官只有经过议会才能变更。《王位继承法》进一步保障了议会的最高权力，从1707年以后，议会通过的法律再也没有被国王否决过。君主立宪政体在英国牢固地确立下来。到十八世纪，从安妮女王到乔治时代，王权进一步削弱，国王成了“统而不治”的虚君，英国成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典型国家。
1688年的政变根本改变了复辟王朝亲法的政策，并同法国进行了长期的商业战争，削弱了英国商业和海外殖民的主要竞争者，占领了广阔的殖民地，扩大了海外市场。
光荣革命在英国史上开始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资本有联系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掌握政权以后，大力促进手工工场的发展，通过议会圈地法，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圈地运动，政府实行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国债制度和税收制度，促进银行信贷业的发展，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扩大市场和原料来源。这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6—377页。
② 1648年普莱德清洗后的长期议会称之为“残余的”长期议会。
① “第五君主国派”,又称“千年至福派”,系清教激进教派之一。这个教派的信徒们相信,“第五君主国”即“耶稣基督的千年王国”将取代古代的亚述-巴比仑、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四个帝国而来临人间,因此而得名。这个教派宣称,人类正义将在“千年王国”里取得最后胜利,而有钱的统治者将被推翻,他们的财产将被分配给苦难的人民大众。
② 教友派,也是清教激进教派之一。该派宣传信仰的唯一来源是“内心世界”,而不是圣经,反对教会组织和什一税。教友派认为,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并从人类的自然平等推导出经济平等的要求。
① 1652—1654年对荷兰的战争、1655—1659年对西班牙的战争等。
① 因签署于荷兰的布列达而得名。
① 克拉伦敦(1609—1674年),查理二世的谋士和首席大臣,“布列达宣言”的起草人,查理二世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宗教迫害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① “辉格党”是从“辉格摩尔”(Whiggamor)一词变来的,辉格摩尔是对苏格兰圣约派的称呼。地方党被宫廷党骂为苏格兰“叛乱”的同盟者,因此得到辉格党的称号。而地方党则以对爱尔兰游击队的鄙称“托利”(Torv)来讥称宫廷党,于是后者得到了托利党的称号。
① 利弗尔是一种不足5克重的法国银币,通常1个利弗尔等于20个苏。
② “黑麦房阴谋”(Rye House Plot),又译“赖豪斯阴谋”,因伦敦效区的一个地方而得名。指辉格党人预谋要在查理二世及其弟詹姆斯从那里经过时杀害他们。但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个阴谋系奸细所为,目的在于给政府一个镇压反对派的借口
① 1673年3月29日通过的《宣誓法》要求所有从事国务活动的人按国教仪式宣誓,并放弃天主教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