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历了一次大的变动。继列宁之后，领导苏维埃国家达30年之久的斯大林在1953年逝世。随后，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围绕着如何继承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以及由谁来继承的问题进行了5年的斗争，几经转折，直到1958年才最后确立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和政府中的地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变动，不仅直接导致了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而且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斯大林的逝世与苏联党和政府领导阵容的新调整
1953年伊始，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新的政治风波：一方面，因“医生谋杀案”①的“破获”，党和政府号召人民提高政治警惕，消除轻信和漫不经心的现象，同帝国主义派遣的间谍、破坏分子、暗害分子、杀人犯和在人民中隐藏的敌人进行斗争。《真理报》在1月13日的社论中，激烈地批判了那些持阶级斗争“熄灭”观点的人。“他们不明白，或者不能明白：我们的成功不会使阶级斗争熄灭，而会使斗争尖锐，我们向前发展的越顺利，那么注定灭亡的、陷于绝望的人民之敌的斗争就越加激烈。”另一方面，根据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观点，在学术界展开了思想批判和检查。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的选举正在有秩序地进行。电工器材厂装配工维·布达林提名“敬爱的父亲”斯大林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获广泛拥护。这一切表明，苏联国内政治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正常进行。
3月4日，塔斯社突然宣布，党和人民遭到不幸， 3月1日晚斯大林患了脑溢血。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沉痛宣告，斯大林于当晚9时50分与世长辞。
斯大林的逝世，使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层面临着人事上的新调整和政策上的新转变。1952年党的十九大后虽选出了25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但这个党章上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并未发挥实际作用，实权是由斯大林指定的5人常委所掌握。斯大林还担任着政府首脑，即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生前并未安排好接班人。在内外政策上，斯大林所坚持的传统路线显然已同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不相合适。在这种情况下，新领导的产生，国家政治经济的任何革新，必然会引起激烈的斗争。
在斯大林逝世的第2天，即1953年3月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采取了如下措施：任命格·马·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长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由部长会议主席和4个第一副主席组成部长会议主席团。建议由伏罗希洛夫接替尼·什维尔尼克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改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把苏联国家保安部和苏联内务部合并成苏联内务部，由贝利亚兼任部长;任命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原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改任副部长;任命布尔加宁为苏联军事部长，原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改任副部长;同时还任命了一些其他部的部长。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构，认为按照党章只设一个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再设主席团的常务局，确定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长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等10人为主席团委员;确定什维尔尼克、波诺马连科、麦尔尼科夫、巴吉罗夫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前3人原为主席团委员，巴吉罗夫是新添的)。10名主席委员中除了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外，其他8名都是十九大以前的政治局委员，就是说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恢复了十九大以前的阵势。赫鲁晓夫虽然是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而在这次政府的改组中并未受命担任具体职务，“会议认为有必要使尼·谢·赫鲁晓夫集中精力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此解除他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的具体工作岗位是在中央书记处。
关于这次领导集团调整的目的和意义，会议的决议特别指出：“在我们党和国家这一困难时期”，“党和政府的根本任务在于保证国家整个生活得到不间断的、正确的领导”，这就需要“领导有极大的团结性，防止任何不协调和混乱”。《真理报》为此专门发表了《最伟大的团结一致》的社论。在3月15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上，进一步用法律形式确定了政府和苏维埃的人事变动。同时，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对政府机构进行了调整，把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58个部合并裁减为25个，全部重新任命了部长。
从整个安排看，在这一系列调整中部长会议是权力的中心，在一个相当的时期中，在各种文件和宣传材料中都把政府置于党之前，这是沿用斯大林晚年的传统习惯。马林科夫是政府和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既是部长会议主席，又是党中央主席团的头一名委员，主持主席团会议，他还兼任书记处书记。在3月9日的斯大林葬礼上，马林科夫发表了主旨演说，从8个方面总结了斯大林一生的贡献。马林科夫在国内的政策方面指出，要不断地更加增进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和苏联全体人民的物质福利，而且把关心人民的福利，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作为党和政府的法律”提出。
贝利亚排为第二号人物，在领导集团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仅重新掌握了1946年失去的内务部的权力，乘斯大林逝世之机迅速掌握了国家保安部队，而且尽力安插了自己的力量。
至于赫鲁晓夫，他在党中央主席团内排在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之后，名列第五。
国内政策的新变化与贝利亚事件
尽管新领导宣布，斯大林所培养的他的忠实的学生和战友，将保证坚定不移贯彻他所制定的内外政策，但因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在实践中早已出现许多问题。因此，随着新的人事变动，内外政策上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
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大赦令，对曾犯有并不构成对国家重大危险的罪行，而又能证明可以过诚实的劳动生活，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犯人，从拘留所予以释放。这项大赦令虽然只涉及被剥夺自由5年及5年以下和某些犯有渎职罪、经济罪、军职罪的犯人的获释和减刑，不适用因反革命罪、盗窃巨额社会主义财产罪、抢劫罪及谋杀罪的罪犯，但它却揭示了斯大林时期法制上的问题。那些犯有“渎职”、“经济”、“危害公共秩序”的错误及其他危险性较小“罪行”的人，本来用行政处分和纪律措施就可以处理，却一律给予了刑罚。因而，最高苏维埃司法部修改了苏联及加盟共和国的刑法。
4月4日，塔斯社宣布苏联内务部关于被控进行特务暗害活动的医生恢复名誉并释放的通告。通告说，被前苏联国家保安部逮捕的15名医生的案件“是不正确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被捕者所做的那些所谓证实其罪行的供词，是前国家保安部侦讯部门用苏维埃法律所不允许并极严厉地禁止的侦讯方法获得的。4月6日，《真理报》就此事发表《苏联社会主义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论。社论指出：这件事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前国家保安部门的领导者们是不符合标准的，以使这个机关穷凶极恶地违犯苏维埃法律、专横武断、滥用职权。前国家保安部长斯·伊格纳捷夫表现了政治上的盲目性和易受欺骗，他做了象当时负责侦讯的前副部长柳明之类的冒险家的尾巴。因此，在3月6日当选为党中央书记的伊格纳捷夫被撤除了这一新职务，柳明等则被逮捕并使其负刑事责任。
3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还决定，从4月1日起再次降低食品和制成品的国家零售价格，范围涉及20大类数百种食品和制成品，减价5%到50%不等。
这一年苏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突出了和平协商解决国际问题，维护宪法保证公民权利，增加生产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等3方面的内容。
这一切表明，斯大林逝世后，新的领导班子迅速而急剧地改变着斯大林的传统政策。
最早的信息，是3月21日塔斯社公布的苏共中央3月14日全会的决议中透露的。决议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请求，解除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同时选举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斯洛夫、夏塔林、伊格纳捷夫组成新的书记处。这件事包含着很大的潜在意义。赫鲁晓夫早在十九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说过，撤销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局，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包括组织工作在内都集中在书记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书记处的组成，为赫鲁晓夫扩大实权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7月10日，莫斯科各报刊登的消息宣布：几天前，苏联共产党举行了中央全会，在听取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联国家、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党之上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之后，决定把贝利亚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并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而开除出苏联共产党。同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公告，解除贝利亚所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发生的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贝利亚从20年代初就在外高加索作契卡的领导工作，1932年被任命为外高加索党委第一书记，1934年进入党中央委员会，1939年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8年7月以后接替叶若夫做了8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41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升为政治局委员，任部长会议副主席。斯大林逝世后是政府和党的第二号人物，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人民敌人”呢?《真理报》社论对此做了如下解释：贝利亚使用各种野心家的伎俩骗取了信任，窃取了领导地位。过去他的反党反国家的罪恶活动，是采取非常隐蔽的和伪装的形式，而最近由于他变得傲慢自大，飞扬跋扈，这便开始暴露了他是人民敌人的面目。社论除重述中央决议中“企图把内务部放在党和政府之上”这一结论外，还罗列了4条具体罪行：即“企图利用内务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来反对党和它的领导，反对苏联政府，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来提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企图阻挠农业方面重大的迫切问题的解决;企图破坏苏联各民族人民的友谊，在苏联各族人民之间制造纠纷，并唆使各加盟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活动;当贝利亚不得不执行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巩固苏维埃法律和消除某些违法乱纪情况的指示时，他就蓄意阻挠这些指示的执行，并多次企图曲解这些指示”。
12月7日，苏联最高检查署完成了对贝利亚案件的侦讯工作，侦讯结果是：贝利亚组织了一个和苏维埃国家为敌的阴谋分子叛国集团。1953年3月贝利亚担任内务部长以后，把这一集团的成员安插在内务部的领导岗位上，排挤和迫害内务部中拒绝执行贝利亚罪恶指示的正直工作人员。
“侦讯结果”中增加了贝利亚的“历史罪行”，说他还在内战时期就跟外国情报机关有了勾结，1919年在英国间谍机关控制的阿塞拜疆的穆沙瓦特政府的情报机关作特务，1920年在格鲁吉亚跟孟什维克政府的秘密警察建立了联系，以后继续与外国情报机关和孟什维克的流亡分子有联系，说他曾反对奥尔忠尼启则，并对其家属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贝利亚同他的同谋者杀害了契卡的领导人之一的凯德诺夫。
贝利亚事件直接导致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两人在领导集团中的力量和地位的消长与变化。马林科夫在政府中的力量必然有所削弱，而赫鲁晓夫的地位显然加强了。贝利亚垮台之前，赫鲁晓夫在党中央主席团内名列第五，贝利亚垮台之后，他上升到第三，排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之后，跃居伏罗希洛夫之前。
马林科夫的新纲领与马林科夫的下台
1953年8月5日至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5次会议部长会议主席格·马·马林科夫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演说。这是自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新领导人第一次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
马林科夫在演说中提出“迫切的任务是在两三年内大大增加食品和制成品及各种消费品”。
为此，他首先提出要调整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他说，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更顺利地实现我们的首要任务——确保进一步增进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他指出，党是以发展重工业开始国家工业化的，28年来，重工业已在工业总产量中由1/3增加到2/3强。“现在，在发展重工业已获得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有了一切条件来迅速提高人民消费的生产量”。在过去的28年中，生产资料的生产量大约增加了55倍，而人民消费品的生产量只增加12倍左右。因此，马林科夫指出：政府和党中央认为必须大大增加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发展农业的投资，广泛地吸收机器制造工业和其他重工业企业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
其次，为了确保人民消费品生产急剧地提高，必须确保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马林科夫在充分肯定苏联农业的伟大成就后指出，农业中一些重要部门落后，有不少集体农庄，甚至整个地区的农业处于无人过问的情况;许多区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谷物及其他作物的收获量很低，并且在收割期间，听任作物遭受巨大损失;一部分集体农庄的实物和现金收入都不多，集体农民按劳动日所得的实物和现金、谷物和其他产品也很少。畜牧业的发展不顺利。马铃薯和蔬菜生产严重落后。他提出，要在最短期间结束各落后地区和集体农庄农业无人过问的状态，保证集体农庄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巩固，用经济利益的措施保证农业的发展。要提高肉类、奶类、羊毛、马铃薯、蔬菜的收购价格。增加用高价收购的数量，纠正对待集体农民个人副业的不正确态度;大大降低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标准，减少农民家庭的现金税。另外，还要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水平，增加矿质肥料的生产。1953年国家给农业的拨款增加到520亿卢布。
第三，要进一步扩大贸易，增加商品量。马林科夫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贸易，现在是，而且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成员中消费品分配的主要形式，他提出要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开辟供应市场商品的其他来源，要利用贸易机关在经济中的杠杆作用。
同时，他还提出要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改善医疗设施，扩大学校和儿童福利机关网等。这表明马林科夫要改变斯大林时期发展经济的传统方针，要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用增加投资、改变政策、发展贸易等办法迅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过了1个月，苏共中央召开九月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任务与马林科夫的演说完全一样，就是在今后两三年内大大增加对全体居民的食品供应，同时保证把全体农民物质福利提高到更高水平。赫鲁晓夫对苏联农业状况的估计同马林科夫的估计也一致。但是，赫鲁晓夫在对待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上与马林科夫的提法不同。他认为：“在现阶段，最迫切和最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是：在继续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求得农业所有部门的迅速高涨”。中央委员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一项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此后，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根据马林科夫的演说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发布了一系列决议，人们看不出政府和党的领导人之间有何分歧。
1954年1月1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命令。13日，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只提九月会议的决议，不提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而且强调党的中心工作是两个：一方面尽力使国家的经济基础——重工业得到发展并推向前进，一方面要在两三年内迅速提高农业各部门，大量供应居民的食品和工业品。接着，在1月21日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的大会上，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别洛夫作报告时开始着重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
1月22日，即波斯别洛夫发表演说的第2天，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封《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的信。赫鲁晓夫在信中指责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不完全符合国内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他认为，目前国家的任务是：设法急剧增加粮食产量，使国家在今后几年通过收购和采购掌握25至26亿普特粮食。为此，赫鲁晓夫提出今后几年内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地区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他通过计算认为，这种办法无须大量投资便可大大提高粮食产量，不用削减重工业投资又可在短期内得到大量廉价粮食，似乎是一个两全俱美的办法。
2月11日，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告全体选民书，其中明确强调：重工业一向是而且仍然是我们和平时期发展经济的基础，是国防力量的基础。这项政策迅速得到军方的支持。2月23日，华西列夫斯基在其纪念建军节的文章中再次阐述了斯大林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对于加强红军力量、对于打败法西斯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国家要一方面加强国防，一方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同日，苏共中央全会开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会上对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进行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一项相应决议。
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之所以赞成垦荒计划，是从这一计划能继续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愿望出发的。当时西方国家正积极武装西德，接收西德加入北约组织，国际形势一时紧张起来。在斯大林领导的30年中，苏联国内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观念，人们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金科玉律。谁要是对此怀疑很容易会被认为是企图削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危害国防，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在3月6日到13日这一周里，主席团成员在各个选民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大多数成员竞相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意义。以致马林科夫也不得不说：“我们目前拥有强大的重工业，我们今后还要不断地发展重工业，把它当作保证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增加和发展的基础，当作苏联国防的可靠堡垒”。
1954年6月24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春播总结、作物田间管理、收获准备和保证完成1954年农产品采购计划的决议。决议对苏联农业发展提出尖锐批评：“苏联国营农场部和苏联农业部在组织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如在选派领导干部和专家方面显得行动很迟缓，新成立的国营谷物农场的建筑施工进度很慢，技术设备的供应不成套和不及时，没有及时在垦荒地区开展商业工作，使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的职工和专家们享受到应有的服务。汽车、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都没有保证完成生产各种牌号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任务。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积极性、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会后，苏联领导人在排列次序上发生了变化，过去马林科夫总是排在第一位，现在是按姓的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排列了。这样一来，马林科夫在党中央主席团内成为平等的一员，已失去最高领导的地位。
1955年1月，苏共中央召开讨论增加畜牧生产品生产的全会。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责说：“有些同志，因为看到近年来采取了一些增加人民消费品生产的措施，因而在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速度问题上就糊涂了。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把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释，他们企图引用这个规律来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好象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则可以而且必须比其他一切部门优先发展。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是与列宁敌对观点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林一伙就曾宣传过这种观点”。这显然是对马林科夫的批评。
1955年2月3日，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会上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亲热地坐在一起，看不出两人之间有何龃龉。但在2月8日的会议上，联盟院主席沃尔科夫宣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席会议主席收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请求解除部长会议主席的申请书。马林科夫承担了导致农业落后的责任，并且承认只有“继续尽力发展重工业……才能为一切必需消费品生产的真正高涨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关于解除马林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决议，并于2月9日在《真理报》发表。
马林科夫失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除了他的新纲领触动了多年的传统观念而不能得到主席团多数支持这一重要原因外，还因为贝利亚被揭露，接着清理“列宁格勒案件”的关系。马林科夫被控同造成这一案件有关。
赫鲁晓夫跻身国际舞台，莫洛托夫被解除外长职务
斯大林逝世后，莫洛托夫同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党中央主席团内名列第三，同时继续担任外交部长。执行马林科夫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步骤。1953年4月1日，莫洛托夫发表支持中、朝两国政府关于立即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建议的声明。4月25日，《真理报》微妙地转载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篇演说，其中说到：“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随着斯大林去世，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5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撤销对德管制委员会，设立高级专员职务。5月30日，莫洛托夫向土耳其大使宣布：“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政府认为，可以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7月15日莫洛托夫答复以色列外长夏特里，同意恢复自2月9日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
8月8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的施政纲领演说中进一步说：“对苏联政府，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来说，巩固和平和保证世界人民安全的事业不是一个外交手腕的问题。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总路线”。8月17日，苏联政府就德国问题向美、英、法3国发出照会，提出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对德和约;建议组织全德临时政府，举行全德自由选举，减轻德国由于战争后果而担负的财政与经济义务;同时提出了一个对德和约草案。8月20日到22日，马林科夫同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举行会谈。苏联政府决定，从1954年1月1日起停止收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赔偿费，把苏联在德国的企业移交民主德国，减少驻扎在德国的苏军军费等。
1954年元旦，马林科夫答美国记者问时指出：“在1954年内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存在着有利条件的”。苏联政府要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1月25日到3月5日，莫洛托夫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苏、美、英、法4国外长会议。他代表苏联政府提出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5大国外长会议，召开世界普遍裁军会议，让东西德代表参加讨论德国问题，签署对德和约草案和保证欧洲安全等一系列建议。由于西方坚持要重新武装西德，把西德纳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 4国外长会议仅达成在4月召开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的协议。4月21—27日，苏联举行第4届最高苏维埃第1次会议，马林科夫继续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继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4月26日，莫洛托夫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是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同与会各国外交部长多次会谈，提出许多建议。
这些事实证明，直到1954年夏天，苏联政府的外交大权一直掌握在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手中。莫洛托夫为实现新的外交路线承担了繁重的外交任务。
可是，在9月下旬发生了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苏联文化部长亚历山大德罗夫、《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等。苏联代表团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判。10月20日，中苏发表会谈公报，两国政府发表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关于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中国的联合公报、关于联合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公报、关于修建从集宁到乌兰巴托铁路的联合公报。苏联代表团执行这么重大的外交任务，代表团并不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率领，而且外长莫洛托夫也被排除在外，西方驻莫斯科的外交使节们纷纷猜测其中的奥妙。
在1955年2月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解除了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仍然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外交政策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一项专门决议对他的报告表示赞同。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就着手恢复1948年搞坏了的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1953年4月，铁托就苏联外交政策评论说：“我认为，他们战后的国际政策已把他们推到一个死胡同里了，他们只要考虑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就能够从死胡同里找到一条出路……如果有一天他们承认对我们国家犯过错误的话，我们南斯拉夫人将感到满意，甚至非常高兴。我们在等待他们。”5月，苏联同南斯拉夫恢复外交关系。1955年2月，莫洛托夫在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报告中指出，在苏南关系方面最近取得一些成就。他又说：“我们并不认为在这方面已经大功告成，但是，我们相信在这方面也要看南斯拉夫的态度。在最近几年里，南斯拉夫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里所走的道路。”3月7日，铁托在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上批评了莫洛托夫的讲话。他说：“去年年底以前，东欧国家停止了反南斯拉夫的宣传……但奇怪的是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即在正常化问题上，人们在各种会议上在党员和老百姓面前尽力把我们描绘成据说依然是他们指控我们的那种情况，不过我们总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努力纠正自己的错误。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南斯拉夫时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上述说法是相符的。这是企图在他们人民面前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这是又一次对我们的损害。”苏联报告先是不加评论地报导了铁托的讲话，几天后才发表了一个温和的评论，而且把莫洛托夫上述言论引了出来，这对莫洛托夫来说又是一个不祥之兆。5月13日，苏南就两国最高级代表团会晤达成协议。苏联方面的代表团成员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和苏联外贸部长库米金。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又被排除在外。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是：共和国总统铁托;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富克曼诺维奇—泰波;外交部长波波维奇和外交部副部长书·米丘诺维奇等。
苏南会谈于5月底和6月初在南斯拉夫举行。5月26日，赫鲁晓夫来到贝尔格莱德机场后发表谈话，表示决心要消除被破坏了的苏南关系。6月2日，双方发表《贝尔格莱德宣言》。宣言规定在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同时宣布：“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式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得到承认。长达7年之久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暂告结束。
1955年5月14日，在维也纳签订对奥和约的莫洛托夫表示接受英国首相艾登关于召开4国首脑会议的原则。苏、美、英、法4国首脑战后的第一次会议决定在7月18日至21日在日内瓦举行。苏联方面的代表团长是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又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参加代表团，布尔加宁几乎是挂名团长，莫洛托夫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只是作为外长和其他3国外长一起为首脑会议做程序性的准备。4国首脑会议讨论了4个问题：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和发展东西方接触问题。结果一个问题也没达成协议。但这次会议对赫鲁晓夫来说，却开始了他同大国首脑之间的直接接触和对话，为以后的个人外交打下了基础。因此，他一直念念不忘“日内瓦精神”。
9月9日到13日，根据苏联政府倡议，苏联和德意志联邦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的十足的权力野心和领袖欲已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苏联的一位真正拥有实力的人物。”赫鲁晓夫为了表示自己是左右会谈的主角，他甚至把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抛在一边，向阿登纳保证在建交签字后1个月内提前释放9，626名德国战俘。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赫鲁晓夫抓住莫洛托夫在2月18日外交报告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莫洛托夫谈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指出“同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苏联一道，还有朝着社会主义采取了只是初步的然而十分重要步骤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赫鲁晓夫认为莫洛托夫把已建成社会主义的苏联说成“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同苏联的一贯提法有矛盾，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莫洛托夫不得不在9月16日给《共产党人》杂志的编辑部写信承认自己的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10月8日，《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社论批判莫洛托夫的观点。
1956年6月1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出发到莫斯科访问。在铁托夫妇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塔斯社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呈请辞去苏联外交部长职务的请求。德·特·谢皮洛夫被任命为新外长。
莫洛托夫终于丢掉外交部长的职务。这是继贝利亚垮台、马林科夫辞职之后，赫鲁晓夫在取得最高领导权的道路上又一胜利。
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大权
1956年2月14—25日召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成为最活跃的中心人物。赫鲁晓夫致开幕词，赫鲁晓夫作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在2月25日夜间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选出了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里钦科、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等11人为中央主席团委员;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穆希金诺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等6人为候补委员;赫鲁晓夫继续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东欧引起的反响尤为强烈。3月29日，匈牙利首先宣布1949年与其他领导人一起被控犯叛国罪的原外长拉伊克·拉斯洛恢复名誉。4月6日，1951年被捕的瓦·哥穆尔卡和其他波兰共产党人恢复名誉并恢复自由。6月28日，波兰的一个工业城市波兹南发生了罢工和骚乱。10万工人走上街头。
几乎在波兹南事件的同时，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由于国内外反革命的插手，大大超过了波兰事件的规模和范围。
1956年12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通过了编制第6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关于改进国民经济领导的决议。会议强调了国民经济领导工作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此决定，一方面要大力改进计划工作，加强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制订计划工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要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会议还决定，暂时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要增加住房建筑、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饮食方面的投资。这次会议的决议表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在中央的影响加强了，布尔加宁至少同他们采取了一致的立场。在同年11月底，莫洛托夫被任命为国家监察部长。
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极力扭转危局。他从谴责斯大林转向肯定斯大林。宣称他“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从1956年12月开始，赫鲁晓夫借1956年农业丰收，亲自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去颁发勋章和奖章。他把这一行动作为政治上巩固自己地位的重要手段。因为农业是他领导的。此外，他把已经开始的改进国民经济领导的工作抓到自己手中。在1957年2月，赫鲁晓夫提出了按地区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原则通过一项决议，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拟定具体的建议。3月底，发表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供最高苏维埃审查的提纲，交全民讨论。5月7日，赫鲁晓夫亲自向最高苏维埃会议作了报告。苏维埃通过了相应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全国划分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经济行政区设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本区所属工业和建筑业。由于工业和建筑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因而相应地撤销了部长会议所属的28个专业部委。通过这次改组不仅中央大部分部被撤销了，而且把原来的“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委员会”和原来的“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委员会”合并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机关只对各经济委员会提出建议，而无权进行行政领导。部长会议被架空了，工业的实际领导权通过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地方党委完全落在赫鲁晓夫手中。
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市召开的俄罗斯联邦西北地区各州各自治共和国农业工作者会议上讲话时提出：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产量方面赶上美国。1956年苏联农业大丰收，但肉类按人平均产量美国还相当于苏联的3.5倍。赫鲁晓夫要在三、四年内实现这一口号。这个口号事前未经中央讨论。赫鲁晓夫置中央委员会于不顾，完全由他一人随意发号施令。这就发生了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联合起来，企图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事件。
这次从6月18日到29日的事件，分为两个阶段。头一阶段是在主席团内展开。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3天会议，这期间任何与会者均未离开过克里姆林宫主席团所在地。围绕着要不要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站在反对赫鲁晓夫立场上的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和伏罗希洛夫;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有苏斯洛夫、基里钦科和米高扬。但是，赫鲁晓夫坚持，主席团无权选举和解除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他尽量拖延时间，争取中央委员会的援助。先是在莫斯科的20名中央委员闻讯赶到克里姆林宫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接着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内务部长谢罗夫动用军用飞机把大批在各地的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在83名中央委员的书面要求下，6月22—29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上绝大多数发言者谴责主席团的多数派，支持赫鲁晓夫，最后会议通过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定为反党集团并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全会还解除谢皮诺夫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并撤销他的中央主席团后补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此后不久，解除了他们4人在政府的职务。
赫鲁晓夫对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和伏罗希洛夫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仍保留在主席团，别尔乌辛降为主席团后补委员，萨布罗夫保留中央委员资格。他们在政府和最高苏维埃的职务暂时未变。到1958年3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取代布尔加宁兼任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的领导层之所以经历了5年之久的夺权斗争，最后出现了赫鲁晓夫一人掌权的局面，是苏联当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产物。
① 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宣布,不久前,国家保安机关破获了一个医生恐怖集团,其中包括10名医生。季马舒克医生因揭发有功被授予列宁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