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3日 阅读：124 评论：0

1857年5月至1859年4月，印度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大起义。这次起义由印度封建主领导，以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为动力，以印度雇佣兵(亦称“土兵”)为骨干，地区广泛，影响深远。马克思称之为印度的一次“民族起义”^①。

起义前印度与英国的矛盾

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起义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必然结果。
1757年6月23日普拉西之战，英国占领孟加拉，印度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49年3月29日英国兼并旁遮普，完成了对印度领土的征服。从此，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经历了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个时期。英国的商业资本侵入印度是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分不开的。1702—1813年，英国主要通过东印度公司实现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通过贸易、直接掠夺、在孟加拉实行以柴明达尔^①为对象的永久性土地整理等方式， 破坏印度的社会经济。但从总的看， 这种破坏只触动印度社会的表面，还没有破坏印度社会的基础。
随着英国国内工业革命的完成， 工业资产阶级的成长， 1813年英国议会取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从此，印度不仅是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市场， 而且变成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市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向印度大量推销商品， 掠夺原料， 并在农村普遍确立土地私有制， 实行农业的商品化生产。所有这一切， 破坏了印度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使印度各阶层同英国殖民者的矛盾尖锐起来。
一、手工业者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
印度的手工业自古以来闻名世界。到了莫卧儿前期(1526—1707年)， 印度的手工业更为发达。纺织业是手工业生产中人数最多最发达的部门。直到十八世纪，印度一直是工业品的输出国。1813年后， 印度成了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印度由商品的输出国变为英国工业品主要是英国棉纺织品的输入国。从1818到1836年， 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纱增长了5，200倍。从1824到1837年， 英国向印度输入的细棉布增长了64倍多。从1815到1832年， 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总值从2万6千英镑增加到40万英镑， 即增加了近15倍。从1832到1857年间， 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总值增加了14倍， 即由40万英镑增至600万英镑。在五十年代里， 棉织品占英国对印输出品的2/3， 占英国棉织品出口总值的1/4以上。
与此同时，印度向英国输出的棉织品却在急剧下降，从1814至1835年，棉布从125万匹跌到30万6千匹，到1844年更跌到6万3千匹。从1815到1832年，印度向英国输出的棉织品总值从130万英镑跌到不满10万英镑。然而从印度向英国出口的棉花却扶摇直上。1849至1852年，印度向英国输出的棉花总值由1，775，309英镑增至3，619，998英镑。
英国的棉织品所以能够战胜印度的棉织品，其原因不仅由于机器工业技术的优越性，而且还由于英印之间贸易不平等的关税率。据1840年英国议会质询中的报告，英国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输入印度的税率是3.5%，毛织品是2%;而印度输入英国的棉织品的税率是10%，丝织品是20%，毛织品是30%。
英国工业品特别是棉纺织品的大量输入印度，使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城市衰落。例如，印度最大的手工业中心城市达卡，在十九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人口从15万减少到2万。同时，手工业者特别是棉织工人大批失业。他们中除极少数人出于农又归于农之外，一部分人当了兵，绝大部分人流落街头，生活无着，只有死路一条。英国的印度总督本丁克勋爵在1834年的报告中说：“悲惨的境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
二、农民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
印度自古以农立国。莫卧儿时期，印度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5%。英国入侵后，对农业和农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土地整理^①。
1793年， 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以柴明达尔为对象的永久性土地整理。1795年扩大到贝拿勒斯。1802—1805年进一步扩大到马德拉斯省的北部诸州(即今安德拉邦北部)。1820年在马德拉斯省没有实行永久性土地整理的地区全面推广莱特瓦尔制^①。1833年在西北省实行马哈尔瓦尔制^②。1836年在孟买省实行莱特瓦尔制。1853年在旁遮普实行联合村制(马哈尔瓦尔制中的一种)， 1863年在中央省实行马尔古扎尔制(马哈尔瓦尔制中的一种)。通过这些土地整理，彻底摧毁了印度的农村公社， 普遍确立了土地私有制。
英国在印度进行土地整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榨取田赋。所以土地整理以后， 田赋大大增长。1793年， 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永久性土地整理的田赋总额为268万英镑， 这个数额比十八世纪早期的赋额增长一倍; 比东印度公司取得财政管理权的前一年(1764—1765年)增长两倍; 比取得财政管理权的第一年(1765—1766年)增长一倍。以后实行临时性土地整理的西北省、孟买、马德拉斯和中印度， 耕地面积没有增加， 田赋却大幅度增长。1800—1801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征收的田赋总额为420万英镑， 而到1857—1858年英国女王接收公司时，田赋已增至1，530万英镑。十九世纪中叶，田赋约占东印度公司总收入的3/5。
高额田赋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孟加拉等地实行永久性柴明达尔制土地整理的地区，虽然总的赋额是固定的，但从最高柴明达尔到基层柴明达尔之间有几十层，他们向下面征收的田赋层层加码，所以实际征收的田赋大大超过规定的赋额。在马德拉斯和孟买，1864年以前官方规定的赋额一直占农田产量的1/2，实际大大高于1/2。
农民为了交纳田赋，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贷，城市的商人、高利贷者乘机进入农村。奥德最高行政长官亨利·劳伦斯在1854年的一封信里说，在他视察过的六、七个村庄中，“每百人中总有九十九人负债”。
田赋和高利贷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致使农业衰退，土地荒芜，饥荒不断。据统计，到1830年，马德拉斯省有1/4的土地荒芜。十九世纪上半叶，印度先后发生7次饥荒，饿死150万人。其中1837年西北省的饥荒最为严重，饿死80万人。没有饿死的人也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有人估计，当时贫苦农民每年收入不超过20卢比，而当时英国农业工人每年收入大约在280卢比左右。
三、部分封建主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
英国兼并印度以后，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对占印度1/3地区、1/4人口的大小500多个土邦实行间接统治，其余2/3地区、3/4人口的地方则实行直接统治。但是随着英国国内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全印度对英国开放。因此，以前那种通过土邦王公进行间接的统治和剥削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了。正是在这种前提下，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一些土邦实行兼并。这种兼并政策到了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掠夺的急先锋大贺胥统治时(1848—1856年)达到了高潮。他发明了一种所谓“丧失权利说”。按照这种理论， 任何王公如果没有男嗣， 他的邦土就应该随之而丧失， 由东印度公司加以接收。还有另一种丧失， 就是丧失佩什瓦(Peshwa， 马拉塔首相的称呼)的继承权。大贺胥利用这种丧失权利说， 兼并了萨塔拉、那格浦尔、詹西、萨姆巴尔浦尔、卡尔那蒂克和坦焦尔; 剥夺了马拉塔首相巴吉·劳二世过继儿子纳纳·萨希布对佩什瓦的津贴继承权^①。英国殖民者推行的兼并政策损害了这些土邦王公的利益， 激起他们的反抗。
对1857年起义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对奥德的兼并。奥德原是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省， 英国人把它看作是一块肥肉。但是奥德的纳瓦布(省督)不但没有绝嗣， 连他自己也没有死， 英国不能以丧失权利说为理由对它进行兼并。于是就以管理不善为由， 于1856年2月13日兼并了奥德。同年在奥德进行田赋查定时， 23，543个村庄中， 有13，640个村庄以塔鲁克达尔^②为对象， 其余9，903个村庄以村社土地个体所有者为对象， 从而损害了封建主的利益。奥德的兼并也影响到军队， 因为孟加拉的雇佣军大部分来自奥德，家乡被兼并， 当然要激起他们的愤怒。
四、印度土著雇佣兵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
英印军队中的印度土著雇佣兵是当时印度唯一有组织的力量。这种给英国人当兵的印度人称“土兵”。大起义前夕， 英印军队总数超过28万人， 其中英籍官兵只有45，500人。英印军队分3部分，即孟加拉军、孟买军和马德拉斯军。孟买军人数超过17万，其中印籍士兵约14万。
英国殖民者采取的一些措施，使印籍士兵同英国人的矛盾加剧。首先是对印籍士兵的歧视和限制。印度人只能当下级军官，高级军官都由英国人充当。英国人还通过改组军队来控制和监视印度士兵，唯恐他们惹事生非。其次，不尊重印度教徒的种姓习惯。印度不同种姓之间界限分明，互不往来。英国人却把不同种姓的人编组在一起，出操时不让带种姓的标志。种姓制法律禁止有种姓的人过海，说是一过“黑水”就失掉了原有的种姓。所以过海到缅甸作战回来，就为同种姓所排挤;到阿富汗去作战，吃了“不洁的”东西，喝了“不洁的”水，回国以后也同样失掉种姓。1856年，英国殖民当局公布《普遍服役征募法》，规定今后征兵，什么地方需要就到什么地方去服役。它在印军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第三，忽视宗教习惯。印度教徒要天天洗澡，伊斯兰教徒不与同教作战。而对阿富汗作战时，因那里天气冷，属印度教徒的兵不能天天洗澡，属伊斯兰教徒的兵被迫与同教作战。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第四，奥德的兼并在印度雇佣兵中引起了强烈不满。奥德被兼并以后，英国殖民当局就从7万5千人的奥德籍士兵中收到1万4千份呈文，对新税制提出控诉。所有这些因素，都加深了印籍士兵同英国殖民当局的矛盾。

起义的四个阶段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可分4个阶段。
一、起义的准备和爆发(1856—1857年5月10日)
早在1856年，印度就出现了酝酿起义的秘密组织活动，发源地可能在康波尔和勒克瑙一带。
纳纳·萨希布被英国殖民者剥夺了他对佩什瓦的津贴继承权以后，派阿齐穆拉到英国去活动，给自己争津贴继承权，但遭拒绝。阿齐穆拉离开英国又到欧洲大陆进行秘密活动， 并亲临前线察看过当时的俄土战争。回到印度后，他对纳纳说： “英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并不象印度人想的那样厉害。”这就坚定了纳纳反英的决心。纳纳派密使和宣传员到各地进行宣传。他的特使走遍了从德里到迈索尔所有土邦王公的宫廷， 秘密宣传员去争取东印度公司的印籍士兵。他的反英起义计划还得到德里红堡莫卧儿朝廷的支持。
奥德被兼并以后， 省督纳瓦布和他的首相阿里·纳希·汗从勒克瑙搬到加尔各答附近， 开始秘密的革命活动。阿里·纳希·汗派遣密使装扮成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的游方僧人打入北印度，与印籍士兵及印籍军官秘密联系， 向他们宣传独立思想。
在成千的宣传员中， 对英国威胁最大的是莫尔维·阿赫马德·沙。他是马德拉斯省的小封建主，在印度南部从事反英活动，1856年去北印度的德里、米鲁特、阿格拉、巴特那和其他城市，到处号召人民起义。他在奥德定居以后， 着手建立武装部队。英国殖民当局下令解散这支军队， 并于1857年逮捕了他。
秘密组织活动在1857年更加紧进行。最突出的是在各村之间传递烤薄饼和在军队中传递红荷花。1857年初， 作为鼓动人民起义信号的烤薄饼先从马尔瓦和西北各省开始传递。传递人来到一个村子， 把6个小饼交给村长， 要村长再另做6个小饼送到别的村庄去。就这样， 这种烤薄饼以惊人的速度在无数的村庄传递着，到1857年2月， 已传到德里城下。
作为鼓动印度人民起义的另一种信号是在军队里传递红荷花。红荷花的传递者把它交给负责的印度军官， 印度军官接过荷花就在自己的团队里进行传递， 每个士兵接到荷花后默不作声地看一眼，再传给另一个士兵。最后接到荷花的士兵则负责把它送到临近的团队去。
烤薄饼、红荷花从哪里开始传出，代表什么意思，谁也说不清楚。当时印度社会上流传着一种预言，说1757年英国开始征服印度，他们的统治只能维持100年，到1857年英国人就该滚蛋了。人们往往把这种预言同农村里传递烤薄饼和军队里传递红荷花联系起来，认为一场反对英国人的斗争就要开始了。
在军队里，印籍士兵互相鼓励为祖国而战，准备起义的气氛更浓。在一封印籍士兵的信件上这样写道：“兄弟们……如果我们暴动起来，胜利是有把握的。从加尔各答一直到白沙瓦，就会成为一个攻不破的战场。”他们经常在夜里召开秘密会议。为了不被别人识破，参加会议的人都戴着假面具，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如果谁要告密，谁就立刻被处死。为了增进团队彼此之间的联系，加强团结，他们过节的时候还互相邀请作客。从当时的情况看，每个团里似乎都有由印籍军官组成的一个领导起义的秘密组织。
在德里、马德拉斯等大城市还出现过公开号召起义的文告，号召人们团结一致，立即推翻英国人的统治。
这次起义的导火线是印籍士兵反对使用涂有牛油和猪油的子弹。早在起义前几年，英国人发给印籍士兵一种新子弹，外面包有纸皮，纸皮上面涂有牛油和猪油。士兵使用子弹时要先用牙咬掉纸皮才能上弹膛。开始印籍士兵不知道，1857年1月，有人揭破了这个秘密，它在士兵中间广泛传开，激起了印度教徒士兵和伊斯兰教徒士兵的愤慨。
3月29日，加尔各答附近巴拉克浦尔驻军第34土兵步兵团在操场上操练时，一个名叫曼加尔·潘迪的青年战士从队伍里跑出来高呼：“起来!弟兄们，起来!”“为了我们的自由，向阴险的敌人进攻吧!”潘迪杀死了英国军曹长修森，同前来逮捕他的英国人英勇搏斗， 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4月6日，军事法庭判处他绞刑， 8日执行。第34步兵团被解散。潘迪的英勇事迹立刻传遍各地， 对正在酝酿的起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20日， 英国殖民当局因米鲁特第3骑兵团土兵拒绝使用新子弹，逮捕了其中的85名土兵。5月6日，军事法庭以违抗命令罪，判处这85名土兵以10年监禁。5月9日，英国军官召集第3骑兵团所属的全体官兵宣布这个决定，想以此来慑服印度土兵。印籍官兵目睹这85名被判刑的爱国者一个个被剥掉军装， 夺走武器， 戴上脚镣手铐， 押送陆军监狱， 怒不可遏。散队以后，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于5月10日发动起义。
5月10日下午5时， 乘英国人正在教堂祈祷， 第3骑兵团战士打开监狱， 释放了关押在那里的85名战士和其他罪犯。市民和郊区农民手拿各式各样的武器纷纷赶来，他们杀死许多殖民主义者，烧毁他们的房屋。起义者还封锁了铁路。就这样，米鲁特起义当天就取得了胜利。
二、起义的广泛展开(1857年5月10日至8月)
5月10日晚， 米鲁特的起义军乘胜向德里进发。11日上午抵德里。当时德里有3个步兵团和几个炮队土兵。中午， 德里全部驻军响应起义， 杀死了所有英国军官。成千上万的德里市民和郊区农民也参加了起义队伍。德里人民占领英国人的教堂和印刷所， 接着占领银行， 然后向军火库进攻。下午4时， 起义军从四面八方包围军火库。由于进攻迟缓， 英国人作了准备， 致使起义军未能完整地夺取它。
当日， 起义军民一齐涌入皇宫， 高呼“皇帝万岁!”他们重新把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推上皇帝的宝座。
与此同时， 德里起义军建立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行政院。行政院由10人组成， 都由选举产生， 其中军队代表6人，文官代表4人。10人中推选正副主席两人，主席有两票的表决权。行政院下设若干专职委员会，委员会设秘书。各委员会的决议须行政院批准才能实施。行政院有权决定政治、军事、经济和司法等方面的重大事情，有人事任免权。行政院是起义军实际的政权机构，皇帝只不过是起义政权名义上的元首。
除行政院外，起义军还设有统率部队的总司令。1857年7月1日前，总司令由德里皇子莫卧儿亲王担任。7月1日后，由来自罗希尔坎德的首府巴雷利的炮兵上尉汗·巴克特·汗担任。
1857年5月19日，印度古都德里完全掌握在起义者手中，德里上空升起了起义者的绿旗。
德里解放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印度，起义的烽火以燎原之势向各地蔓延。起义烈火烧得最旺的是印度的北部，其次是印度中部地区。许多城镇紧接着发生了土兵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积极响应，胜利的捷报频传。许多重要城镇和广大农村被起义者所控制。
1857年5月下旬，德里南方和东南方的玛茨拉、阿里加尔、伊大瓦等县纷纷起义。恒河中游的一系列重镇也纷纷卷入起义的洪流。其中声势最大的是奥德省及其首府勒克瑙。
5月30日晚9时，勒克瑙城北第71步兵团首先发难。接着勒克瑙城内和城外的全体驻军响应起义。10天之内，各阶层都卷入了起义的巨浪，英军被迫退入巡抚官邸和火药库。6月中旬，奥德6个专区全部解放，起义军向首府勒克瑙集中。6月底7月初，勒克瑙的起义军连续炮击敌军的据点，敌人撤出火药库，被包围在巡抚官邸，成了瓮中之鳖。7月3日，起义军再度向敌人据点发动猛攻。英国驻奥德的行政长官亨利·劳伦斯爵士身负重伤，第二天即一命呜呼。
勒克瑙和奥德全境起义的胜利，使英国人从印度东南方向德里进攻的计划成为泡影;零散在恒河一线的英军不时地受到奥德起义军民的威胁。
继勒克瑙起义之后， 西南的康波尔， 东南的贝拿勒斯、阿拉哈巴德于6月初也相继起义。对战局有重要影响的是康波尔。康波尔地处恒河南岸， 是英国人在印度东北部的军事重镇， 驻有3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康波尔也是这次民族起义前秘密组织活动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纳纳·萨希布是那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家臣坦蒂阿·托皮参加了起义， 后来成为著名的起义将领。
在中印度， 詹西、因陀尔、牟镇、萨加尔惹巴尔浦尔、昌德里、纳高德等地也发生了起义。詹西是中印度起义的中心。5月10日米鲁特起义以后，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就积极准备起义。6月4日， 她在詹西举起义旗。5日，城市贫民和一部分士兵占领星堡军火库。6日， 骑兵团响应起义， 击毙英国在詹西的最高指挥官邓洛普。接着， 詹西女王指挥起义军直奔市区。7日，女王命令骑兵团长卡拉·汗和税务官穆罕默德·胡西恩率兵攻打堡垒。堡垒里面的印籍士兵倒向起义军。8日， 英国人投降。起义军民欢庆胜利， 英国殖民主义者被斩首示众。詹西女王再度登上王位。起义军民向全邦发出通知： “世界属上帝，印度属德里莫卧儿皇帝， 詹西属拉克什米·巴伊女王。”
民族起义的烽火不仅遍及北印度和中印度各地， 而且还进一步深入印度的南方。海德拉巴和孟买是南印度发动起义的两个重要的地方。但在南印度没有形成起义的中心。
三、保卫大城市的斗争(1857年9月—1858年4月)
民族起义经过5—8月在印度各地的广泛展开， 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起义军集中的据点。以德里、勒克瑙、康波尔、詹西等地比较巩固。而德里尤为引人注目， 因而成了英国调集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
英国人经过了一阵慌乱之后， 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他们以

詹西女王率部突击英军炮队

旁遮普为基地向德里进攻。从1857年6月起，英军陆续到达德里。当时， 德里的起义军约有4万人。6、7月， 起义军连续多次出击，重创敌军， 取得了重大胜利。
为了进一步推动起义， 德里的行政院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劳动人民处境、巩固政权和保证胜利的措施。例如， 整顿财政收入， 免除城市贫民的赋税， 对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征收重税;限制商人任意提高物价， 禁止他们囤积居奇， 情节严重者则没收其财产; 宣布废除柴明达尔制， 甚至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因德里政权存在的时间短， 战事紧张， 这些反封建措施自然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特别是最后一项措施， 根本未见实行。
1857年9月14日， 英军1万1千人分5路向德里的起义军发动总攻。第一路以克什米尔门附近城墙的缺口为目标， 第二路以水棱堡附近的城墙缺口为目标， 第三路以克什米尔门为目标， 第四路计划消灭城西郊的起义军， 然后从拉合门闯进德里， 第五路是后备队。起义军民面对敌人的攻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击溃了第四路军的进攻。其余四路敌军则突入城内。经过6天激战，双方伤亡都在数千名以上。19日深夜，波恩棱堡、拉合尔门及其他险要地方相继陷落。接着敌人向皇宫的屏障大清真寺和皇宫进攻， 在皇宫前面抵抗的起义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波恩棱堡失守后， 起义军总司令汗·巴克特·汗率领4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向奥德撤退。当时这位总司令邀请德里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同往奥德， 同英国殖民者继续斗争。但德里皇帝不听劝告， 向英国人屈膝投降。结果巴哈杜尔·沙二世的3个儿子被杀， 他本人被押往缅甸， 后死在仰光的狱中。
1857年9月19日德里陷落后， 战争的重心转向奥德首府勒克瑙。英军以康波尔为基地， 4次派援军来解围勒克瑙巡抚官邸的英军， 接着向勒克瑙进攻。为了保卫勒克瑙， 起义军向康波尔方向行动。11、12两个月，起义军和敌军争夺和控制康波尔成为保卫勒克瑙战局的中心。11月底，坦蒂阿·托皮的起义军一度夺得康波尔，因指挥失误，12月初，英军又重新占领康波尔。
英军占领康波尔后，先后调动9万大军，于1858年3月2日开始向勒克瑙进攻。面对强大的敌人， 3万5千多起义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战斗持续两个多星期，到3月16日晚，勒克瑙的起义军主力撤离市区， 3月21日撤离市郊。
德里、勒克瑙相继沦陷以后，詹西成了最重要的起义中心。1858年1月6日，中印度英军总指挥休·罗斯率其主力从因陀尔附近的姆霍出发，向詹西进军。3月20日，罗斯的军队进入詹西南郊。25日，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詹西女王亲临前线指挥。4月1日，坦蒂阿·托皮率领援军2万2千人从卡尔皮赶至詹西，从背后打击敌人，但因麻痹轻敌，当英军调头反攻时，他的军队被击溃，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卡尔皮撤退。詹西的处境越来越困难。3日，敌人向詹西正门(北门)发起进攻。因内奸的叛卖，敌人从南门进入市区，并逐渐逼近王宫。4日，战斗集中在王宫附近，同时北门失守。当天夜里，詹西女王从北门突围而出。5日，詹西城沦陷。
四、起义后期的游击战争(1858年4月至1859年4月)
詹西失守后，原为起义军攻占的大城市几乎全被英军所攻陷。据估计，当时印度全国的起义者至少还有15—20万人。他们仍坚持斗争，斗争的方式转为游击战。
游击战主要在3个地区进行：奥德和罗希尔坎德地区，起义军领袖为奥德皇后、纳纳·萨希布及其弟弟巴拉·劳、阿赫马德·沙;东南奥德和西比哈尔地区，起义军领袖为昆瓦尔·辛格，其弟阿马尔·辛格和朱斑·辛格;朱木纳河和纳尔巴达河之间的广大中印度地区，起义军领袖为詹西女王、坦蒂阿·托皮和拉奥·萨希布。而中印度的游击战争，无论就活动范围或持续的时间，都远远超过前两个地区。
中印度的起义军自詹西沦陷后即向卡尔皮集中，詹西女王、坦蒂阿·托皮等起义军领袖决定据守这一战略要地。但受到北印度和南印度敌军的两面夹攻，不得不于1858年5月22日撤离卡尔皮，向西边的瓜辽尔进军。6月1日， 起义军解放瓜辽尔， 建立了临时性的政权机构， 由纳纳·萨希布的侄子拉奥·萨希布出任首相。拉奥·萨希布任命了以拉姆·拉奥·戈文德为首的一批大臣， 任命坦蒂阿·托皮为起义军总司令。
英国人对此十分恐慌， 从各方面调兵遣将。6月17日， 中印度英军总指挥罗斯率军进攻瓜辽尔。起义军奋起反击。坦蒂阿·托皮负责指挥城防的战斗， 詹西女王负责指挥城郊的战斗。东南郊一带的战斗最为激烈， 詹西女王一直和起义士兵们一起奋战，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壮烈牺牲。坦蒂阿·托皮为了保全实力， 决定放弃瓜辽尔。6月20日起义军撤离瓜辽尔。
自此之后， 坦蒂阿·托皮的起义军到处辗转， 行程万里， 多次被敌人包围， 但又多次突出重围。由于叛徒曼·辛格的出卖，1859年4月7日， 坦蒂阿·托皮被捕遇难。历时两年的起义， 就此结束。

起义的性质及其影响

1857—1859年起义是印度近代史上反对英国统治的一次民族起义。参加起义的阶层， 表面看似乎土兵是主体， 实际上， 当时印度社会各阶层几乎都卷入了。士兵、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人数多，热情高， 是起义的主力军; 地主和土邦王公，人数少，不够坚定。
有人认为起义的地区只限于北印度，因而这次起义只能算是一次局部地区的起义。实际上，这次起义决不仅仅限于北印度。中印度就是这次起义的另一个重要地区。中印度北部的詹西是仅次于德里、勒克瑙的重要起义中心。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抗击英军的英勇业绩一直为印度人民所传颂。起义后期，以坦蒂阿·托皮等人领导的起义军在中印度开展的游击战争，给英国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其他地区的土兵和广大人民，如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西部的孟买、南部最大的土邦海德拉巴，也在不同程度上发动了起义。东印度的孟加拉，除1857年1—3月印度土兵第19团和第34团发动过起义外，确实没有发动起来。这是因为孟加拉是英国统治印度的大本营，对土兵的控制更严;同时，1856年桑塔尔农民起义刚刚平息下去，农民还无力发动起义。
十九世纪中叶，印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刚刚萌生，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没有形成，还不可能领导这次起义。当时虽已有了一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并开展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但即使象拉姆·摩罕·罗易这样先进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还认为英国统治对印度有好处。因此要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领导起义也不可能。而广大印度人民特别是农民，是分散的、落后的，提不出革命的纲领和口号，同样不可能领导起义。在这种情况下，起义的领导权只能落在掌握文化知识、在人民中有一定影响、同英国殖民者有局部利害冲突的少数封建主手里。封建主的领导造成了起义军内部一些不可克服的弱点，致使这次起义最终走向失败。
第一，组织上的分散和行动上的各自为政，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次起义没有统一的领导。德里起义军的声势较大，人数最多的时候有5万人，起义后宣布巴哈杜尔·沙二世当皇帝，并成立行政院，对其他地区的起义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未成为领导全国起义的中心。德里的保卫战基本上是孤军作战。勒克瑙和詹西的起义军虽然得到过坦蒂阿·托皮的某种支援， 但这种支援也不是按统一部署进行的， 因此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不免受挫。在奥德、西比哈尔和中印度开展游击战争的起义军互不配合， 结果被英国军队各个击败。
第二， 军事上采用防御战略， 使敌人掌握了主动权。北印度各地的印籍士兵发动起义后，几乎都向德里集结; 德里陷落以后，所有的起义军又向勒克瑙转移。无论在德里还是在勒克瑙， 起义军都采取守势。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当时德里并不是英国人的要地。在起义前， 德里只有一个英国旅长， 没有英国兵驻在那里。如果北印度起义军不往德里集中， 而向旁遮普的白沙瓦、孟加拉的加尔各答、西印度的孟买、南印度的马德拉斯这些战略要地发动进攻， 就可大大牵制敌人， 战局完全改观。恩格斯说：“起义一旦开始， 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 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①由于起义军采取防御战略，使英国殖民当局能调集军队发动进攻，结果最重要的起义中心德里、勒克瑙和詹西相继陷落， 起义军的失败已成定局。
第三， 起义军内部矛盾重重， 削弱了抵抗敌人的力量。参加起义的各阶层各自怀有不同的目的， 随着起义的深入， 内部的矛盾日益明显， 特别是下层人民和上层封建主的矛盾很尖锐。人民参加起义是为了求生存得解放， 封建主和土邦王公参加起义为的是恢复旧日的统治。如德里， 在起义的第二天即5月12日， 参加起义的贵族们就在皇宫集会， 讨论如何恢复秩序的问题。随着斗争的深入， 加上敌人的分化瓦解， 参加起义的封建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 伊斯兰教学者、奥德的起义军领袖莫尔维·阿赫马德·沙， 西比哈尔游击队将领昆瓦尔·辛格，中印度游击队将领坦蒂阿·托皮等少数人坚持斗争到最后外，多数人中途退出起义阵营，表示效忠英国。最典型的是奥德的塔鲁克达尔。1858年3月21日，勒克瑙陷落后不久，英国发表“奥德宣言”，表示对立即放下武器并协助殖民者的塔鲁克达尔既往不咎，并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田庄，于是奥德的塔鲁克达尔纷纷投降。
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起义虽然没有达到推翻英国统治的目的，但它是印度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印度人民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
这次民族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增强了印度人民斗争的信心。印度雇佣兵本来是英国殖民者用来统治和镇压印度人民的工具，现在调转过来反对英国人，这本身就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沉重打击。更为主要的是，这次起义打破了英国殖民者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人民斗争的信心，继这次起义后不久，爆发了1860年孟加拉农民起义。显然，这同1857年的民族起义是有历史联系的。
1857年民族起义加速了印度历史的进程。这次起义是印度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起义之前的100年，主要是英国征服印度和建立殖民统治的时期。起义之后，英国为了加强殖民统治，采取了4项措施。首先，印度政府的控制权从英国东印度公司手里转到英国女王的手里。1858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了《改善治理印度法》，明确规定：“印度将为主要国务卿之一代表君主所统治，助以有15个成员的行政会议。”同时，总督改称副王。
其次，彻底改组军队。改组根据两大原则：改变英国兵与土兵的比例，由原来的1：6改为1：2或1：3;英国直接控制炮兵。
再次，改变对印度土邦的政策，充分发挥土邦作为英国政权的重要支柱的作用。1858年11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发表宣言：承认东印度公司与土邦王公签订的条约;尊重土邦王公的权利、尊严和荣誉; 尊重印度古代的风俗习惯; 不再扩大领土; 除杀害英国人者外， 一律大赦;实行正义、仁慈以及宗教方面宽容的政策，不干涉人民的信仰或祭祀; 不管种姓和信仰如何， 每个人皆可以成为国家公务员。
最后，加强铁路、电报等的建设。
这些措施，加速了印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促进了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从而为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瓦解创造了物质前提。
1857年民族起义打乱了英国殖民者在亚洲的侵略部署， 间接地支援了其他亚洲国家的反英斗争。1856年10月， 英国在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夏， 额尔金勋爵率领英军从欧洲来中国途中， 听到印度发生大起义的消息。6月3日到达新加坡后，接到英国的印度总督坎宁给他的信， 要求他派一部分军队到加尔各答以镇压印度的起义。额尔金答应了坎宁的要求， 派出很大一部分军队去印度。这就间接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反英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71页。
① 柴明达尔(Zamindar)原是波斯文的复合字, Zamin指土地, dar指持有者,合起来意为土地持有者。在莫卧儿人统治时期, 柴明达尔是政府的包收田赋人, 在英国统治时期, 英印政府承认他们原来包收田赋辖区的地权, 在法律上是地主,但仍给政府包收田赋, 所以又有包税地主之称。
① 土地整理(Land Settlement):英国殖民当局为了掠夺田赋而在印度农村采取的一种措施。它的基本内容,一是确定地权,二是确定赋额。不同名称的土地整理就是以不同对象确定地权和赋额的土地整理。赋额确定后永久不变的称永久性土地整理;赋额确定后定期修改的称临时性或非永久性土地整理。
① 莱特瓦尔制(Ryotwari System): 莱特(Ryot)的字源是阿拉伯文Raiy, 本意是农民。莱特瓦尔制就是以莱特为对象确定地权和赋额的一种土地和田赋制度。它主要实行于南印度的马德拉斯地区、西印度的孟买地区。另外在贝拉尔、阿萨姆等地也实行莱特瓦尔制。
② 马哈尔瓦尔制(Mahalwari System): 马哈尔(Mahal)是印地语, 意为村庄、庄地。马哈尔瓦尔制承认土地所有权为庄地、村庄或村社农户所共有。政府与庄地、村庄或村社头人直接订约, 确定一笔田赋总额, 再由头人将田赋分摊给各户。缴纳田赋时采取连环保的形式, 集体和各户共同承担责任, 通常由其头头向各户收齐田赋后再统一上交政府。这种制度主要实行于联合省(今北方邦)、中央省(今中央邦和马哈拉斯特拉邦的部分地区)和旁遮普。但在这三个省, 这种制度又有些具体差别。联合省称马哈尔瓦尔制, 具有上述基本特征。中央省称马尔古扎尔制(Malguzar System),它的区别在于政府不仅给村长马尔古扎尔规定了一笔田赋总额, 而且还具体规定了他下面的农户应交的田赋。旁遮普称联合村制(Joint Village System), 它的区别在于政府可以避开村社头人, 直接向农户征收田赋。
① 纳纳·萨希布是马拉塔首相巴吉·劳二世的过继儿子。1817—1819年第三次英国—马拉塔战争中, 马拉塔战败,佩什瓦(首相)巴吉·劳二世于1818年投降英国,把整个国家交给了英国人, 英国人给了他80万卢比的津贴。巴吉·劳二世迁到西北省康波尔附近的比图尔居住。1839年他立下遗嘱, 规定他的佩什瓦的津贴由他的过继儿子继承。1853年巴吉·劳二世去世, 英国取消了这80万卢比的津贴, 使纳纳·萨希布走上了反英的道路。
② 塔鲁克达尔(Talookdar): 大柴明达尔把他的征收田赋的辖区分成几区, 这种分区叫做“塔鲁克”(Talook)。负责征收某一塔鲁克赋税的人叫做塔鲁克达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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