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在东亚的主要侵略对象。
这时，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农奴制已开始解体。随着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地主农奴主企图用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巩固农奴制经济基础，要求沙皇政府不断掠夺新的领土。在农奴制存在的情况下，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在欧洲缺乏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经济力量。俄国资产阶级鼓吹，“亚洲市场应为俄国工业品所独享。”早在1836年5月11日，沙皇政府即作出决定，准备“用武力为俄国的商业开辟新的通向东方的道路”。在俄国地主农奴主和资产阶级的共同推动下，沙皇俄国加紧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勾结西方列强，使用武力侵略与外交讹诈相配合的手段，先后逼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伊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向中国勒索了大量赔款，从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权。
侵占中国东北方领土
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是沙俄侵华首先夺取的目标。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分界，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严禁俄人擅自越界侵犯。对此，彼得一世以来的历代沙皇是不甘心的，叶卡特林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都企图入侵黑龙江。由于清帝国当时还比较强盛，他们才未敢贸然毁约入侵。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后，沙皇尼古拉一世看到清帝国内外交困，决定不失时机地实现其先祖“遗志”，把黑龙江攫为俄有，占领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
1847年，尼古拉一世选中了“沙皇政策的坚决推行者”——图拉省省长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当年9月，沙皇出巡途经图拉市时，亲自向穆拉维约夫通知了这一任命，特别关照说：“至于俄国的黑龙江，以后再谈吧!”随即又用法语补充道：“对聪明人，用不着多说。”沙皇此语就是要求穆拉维约夫负责把中国的内河变为“俄国的黑龙江”。1848年3月，穆拉维约夫从彼得堡来到东西伯利亚首府伊尔库次克任所，立即把“黑龙江问题”作为他“在西伯利亚活动中高于一切的中心课题”。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欧和俄国的航海家一般认为，黑龙江口泥沙淤积，不能通航，萨哈林(库页岛)是与大陆相连的半岛。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黑龙江便不能成为沙俄向太平洋扩张的主要渠道。1846年春，尼古拉一世通过外交部给俄美公司①下达训令：“要采取一切手段，确实查明船只能否驶入黑龙江。因为这是一个对于俄国极为重要的问题。”当年夏天，俄美公司从北美殖民地新阿尔汉格尔斯克派出战船窜到黑龙江口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勘察”，可是对黑龙江口的通船程度却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使沙皇大失所望。穆拉维约夫就任新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848年初串通海军总参谋长缅施科夫和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依，拟定了勘察黑龙江口的详细计划。计划规定：涅维尔斯科依率运输船去勘察加送军需物资之后，“不失时机地前往黑龙江口及河口湾，即到这些为俄国政府以及整个文明世界都公认属于中国的地方去”。如果在进行勘察时被中国人截住，就谎称这艘船是被鄂霍次克海的“疾风和急流送到黑龙江口的”。
1848年9月，涅维尔斯科依率运输船“贝加尔号”从喀琅施塔得出发，远涉重洋历8个月航程，于1849年5月到达勘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这里，他接到穆拉维约夫的密信，乃带着武装士兵和炮手，乘着这只早已安设大炮的运输船，摘下俄国旗帜，于6—8月间对库页岛北部和黑龙江口附近海域进行了海盗式的探测。9月，他回到鄂霍次克海滨的阿扬港，向前来迎接的穆拉维约夫报告说：“黑龙江能通航，萨哈林是一个岛屿。”沙俄侵略者自以为这是“一次重大的地理发现”。其实，远在涅维尔斯科依的“发现”1千多年以前，中国史籍《新唐书》的《黑水靺鞨传》就对库页岛作了记载，当时，满族人的祖先靺鞨人已生活在黑龙江两岸和库页岛一带。公元722年(唐开元十年)，唐玄宗任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这个地区设立郡县之始，勃利即今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会合处东岸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清代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已经清楚地标明库页岛是一个脱离大陆的海岛。
1850年1月，穆拉维约夫派涅维尔斯科依前往彼得堡呈交考察记录、地图和他亲自起草的报告，强调“必须刻不容缓地占据黑龙江口”。3月，他又写道：“俄国只有占领黑龙江， 或者至少取得在该河上船行的权利，才能保卫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使其永属俄国版图。”“占据黑龙江地区对于俄国分享太平洋的国际利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俄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等人认为，俄国的扩张重点在欧洲， 占领黑龙江口时机尚未成熟。沙皇政府决定暂不批准穆拉维约夫的建议，只指示升任海军上校的涅维尔斯科依去占领黑龙江口以北的幸运湾。
1850年7月，涅维尔斯科依率战船到幸运湾建立了一个侵略据点——彼得冬营。随即带领水兵乘小艇第二次闯到黑龙江口，并溯江上驶到特林(这是明朝奴儿干都司衙门和中外驰名的永宁寺①所在地)。涅维尔斯科依对特林的中国人举枪示威，扬言：“石山(外兴安岭)以下的黑龙江、全部滨海地区及萨哈林都是俄国的属地。”8月，这伙侵略者回窜到江口附近的庙街，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升起俄国的旗帜，建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1850年12月，彼得堡召开了各部大臣、海陆军头目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参加的特别委员会，研究侵略黑龙江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涅谢尔罗迭的意见占上风。他认为，在庙街等地“建立兵营为时尚早，而且太危险。”他说：“谁敢担保中国人不会大兴问罪之师，把我们那一小撮人赶跑?”会议通过决定，撤销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并给“违抗命令”的涅维尔斯科依降为水兵的处分。但是，尼古拉一世对这次会议的决定极为不满。尼古拉一世亲自召见涅维尔斯科依，恢复他的海军上校军衔，赐给勋章，并狂妄宣称：“俄国旗帜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由于大举进兵黑龙江尚未准备就绪，沙皇政府于1851年2月下令，以“俄美公司零售店”的形式保留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1851—1853年，涅维尔斯科依以俄美公司的牌子为掩护，在黑龙江下游和江口一带继续进行侵略活动，安设许多军人村屯，每屯数人至数十人不等。1853年4月23日(咸丰三年三月十六日)，俄军占领了库页岛。
穆拉维约夫早就认定，要夺取中国的黑龙江，必须出动庞大的军队，向这个“懦弱的邻邦炫耀武力”。而当他来到伊尔库次克时，东西伯利亚只有4个边防营的兵力。当涅维尔斯科依为探测黑龙江口迈出了第一步的时候，穆拉维约夫已拟出了为占领黑龙江必须扩建军队的计划。他于1849年5月向陆军大臣呈递了“关于加强外贝加尔军事力量”的报告，建议把尼布楚矿区的国有农奴编入哥萨克军队。1850年1月，他向陆军大臣呈交了《建立外贝加尔哥萨克军草案》，准备把哥萨克军扩充到5万人。3月，他上奏沙皇，陈述只有建立起这样一支军队，才能“进而占领黑龙江”。1850年底—1851年初，陆军大臣经过和穆拉维约夫反复协商，终于确定了扩军草案。1851年3月，尼古拉一世批准了扩军草案，还同意穆拉维约夫的请求，明确规定：“为使军政大权统一于一人，外贝加尔军队必须受东西伯利亚总督统辖，而不受驻军司令统辖。”
在“目标一黑龙江;手段一外贝加尔军队;执行人一穆拉维约夫”这一整套侵略计划完全确定以后，穆拉维约夫于1851年6月把外贝加尔的边防、城防和村镇哥萨克、布里亚特等“异族”团队、矿场农奴整编成为总数约5万人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其中骑兵20，410人，步兵27，759人)。1852年9月，穆拉维约夫向沙皇报告，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已扩建训练完毕，随时可以出动。
1853年初，在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武昌后沿长江东下，迅速占领南京;在近东，沙皇关于俄英共同瓜分土耳其的建议遭到英方拒绝，双方为争夺黑海海峡剑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穆拉维约夫应召于4月初赶到彼得堡，参加最高决策会议。他向沙皇呈递了一份机密条陈，提出俄国“必须抢在对手之前”实现在远东的侵略计划，首先是修改同中国的边界，然后，“俄国即使不能占领整个东亚，至少也要统治太平洋的所有亚洲沿海地区”。5月初，尼古拉一世召开御前会议研究穆拉维约夫的报告，决定侵吞从牛满河(布列亚河)直至太平洋的黑龙江流域大片土地。当时，沙皇把穆拉维约夫叫到黑龙江全图跟前，手指着黑龙江口说：“一切都很好，可是我得从喀琅施塔得派兵去防守这个地方。”穆拉维约夫连忙答道：“回奏陛下， 似乎不必从那么远的地方派兵。”他手指外贝加尔地区，顺着黑龙江向东移，补充说：“可以就近派兵防守。”于是，沙皇就对穆拉维约夫说：“中国理应满足我国之合理要求，倘若不允，尔今手握雄兵，可以武力迫其就范。”
1853年10月，克里木战争爆发。正在欧州游历的穆拉维约夫赶回彼得堡，在12月11日向尼古拉一世的次子，当时任黑龙江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康士坦丁亲王呈递了一份秘密报告，主张沙皇政府以对付英国进攻必先采取“防卫”措施为借口，实现武装航行黑龙江。他写道：“要想保住西伯利亚，目前就必须确保和牢固地占有堪察加、库页岛、黑龙江口，掌握黑龙江的航行权，并且牢固地控制邻邦中国。现在，我们可以用近5年来东西伯利亚逐步培训出来的地方部队来实现这一切。”报告还强调：“目前中国的内乱，正是开辟黑龙江航路的大好时机。”1854年1月，尼古拉批准了穆拉维约夫的要求，同意在当年开春“就沿黑龙江运送军队”，并授权他与中国谈判“划定边界”问题。穆拉维约夫当时高兴地说：“我们决定利用欧洲进攻我们的时刻，在亚州开拓我们的事业。我将尽一切努力为俄国奠定这一事业的牢固基础……我新建的部队大有用武之地了。”
1854年5月，穆拉维约夫率领哥萨克军队近千名，分乘70余只船、筏，从外贝加尔顺石勒喀河闯入黑龙江，不顾瑷珲等地清廷官员的拦阻而强行通过，于6月到达下游屯兵筑垒。过了1个多月，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才把他的照会译成汉文，于7月24日交给清政府。照会诡称：俄军“由中国黑龙江地面行走”赴海口对英作战，“并无丝毫扰累中国，且绝无出人不意因而贪利之心”，“但愿中国同心相信，勿以兵过见疑”。
清政府由于调集兵力去南方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留在黑龙江上“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未能阻止俄军入侵。但并没有被侵略者这一篇话所迷惑。咸丰皇帝谕令黑龙江将军通告俄方：中国“内地江面，不能听外国船只任意往来，此后断不可再从黑龙江行驶”。1855年5月6日，理藩院照会俄国，援引尼布楚条约规定，指出俄国运兵“赴东海防堵英夷”，“自应由外海行走”，拒绝了俄方武装航行黑龙江的无理要求。
穆拉维约夫不顾清政府多次抗议，于1855年5月中旬率3千哥萨克军和480余名“移民”，分乘120余艘船只，第2次武装航行黑龙江。6月，他们在阔吞屯至庙街长达300多公里的地带，建立起一批“移民点”和仓库。1855年2月，尼古拉一世因克里木战争惨败服毒自杀。新登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作出决定，要通过外交谈判“使整个黑龙江左岸属俄国所有”。穆拉维约夫受命于9月间在阔吞屯与清政府代表、协领富尼扬阿进行谈判。穆拉维约夫在他提出的《划界意见书》中声称：俄国“必须在整个黑龙江左岸设立居民点”，把黑龙江作为两国“最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对此，富尼扬阿援引《尼布楚条约》及1853年6月28日俄国枢密院致理藩院照会确认“自格尔毕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等条文，严词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谈判遂告破裂。
1856年3月，克里木战争以沙俄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巴黎和约》剥夺了沙俄在黑海拥有舰队和在黑海沿岸建立要塞的权利。沙俄向巴尔干和近东的扩张道路被英国堵塞，乃把扩张的主要矛头转向中国，加速它在黑龙江的侵略步伐。此时，亚历山大二世免除了首相兼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的职务，代之以疯狂主张侵华的哥尔查科夫公爵。当年5月，沙俄侵略军1，500人第3次闯入黑龙江。6—8月，侵略者在黑龙江中游左岸建立了4个军事据点。年底，沙皇政府悍然成立以尼古拉耶夫斯克为中心的滨海省，并宣布其辖境包括黑龙江左岸的中国领土。
逼签《瑷珲条约》、《天
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1856年10月，英国舰队炮轰广州。接着，英国联合法国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时，沙皇政府认为胁迫清政府承认它事实上已经侵占了的中国领土、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1857年2月，沙皇政府决定派遣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为使华全权代表，向清政府表示：“贵国内地不靖，外寇侵扰广州”，所以要派专使到北京“办理两国交涉一切事件”，“同时了结在黑龙江和吉尔吉斯草原的边界问题”。哥尔查科夫在2月21日致穆拉维约夫的信中写道：“关于英国人在广州的行动及其对中国的进一步意图的最新情报，使我们更加确信：不能丧失彻底解决我国和中国之间现有问题的时机;如难于彻底解决，至少要为此采取某些果断行动”，要求穆拉维约夫在军事上加紧准备。
普提雅廷于1857年3月初由彼得堡出发， 4月初到达伊尔库次克，旋即到恰克图等候了1个多月。清政府拒绝其入境。6月初，穆拉维约夫率领2万多名俄军侵占了中国黑龙江北岸领土。普提雅廷同穆拉维约夫指挥的俄军窜到瑷珲，仍未能实现从陆路进北京的要求。8日间，他从海路到天津，又去上海、香港与英、法、美等国使节勾结，为他们侵华出谋划策。他对英国专使额尔金说：“除非对北京本身施加压力，和中国政府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同时，利用吃水浅、可以船行白河的舰只，会是使这种压力收效的最好办法。”
1857年12月29日，即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的当天，普提雅廷致电哥尔查科夫，主张俄国正式参加英、法联军，对中国采取战争行动。他强调“最有效的措施是封锁白河口，禁止中国帆船驶入，直至北京派出全权大臣赴直隶湾同我谈判，确认赠予俄国的地界并给予我国同其他国家相等的特权”。沙皇政府立即召回正在巴黎的穆拉维约夫，于1858年1月5日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穆拉维约夫极力主张继续向黑龙江“移民”，同时不放弃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谈判，认为这样对俄国最为有利。会议接受穆拉维约夫的意见，决定“不公开参予对中国的战争”，继续保持同清政府的和平关系，并重新授权穆拉维约夫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改任普提雅廷为太平洋分舰队司令兼钦差大臣，继续留在中国“争取参加英法与中国之间的谈判”，“应尽量设法分享中国人可能给予其他列强的各种权利”。
1858年4月，英法联合舰队北上直趋天津白河， 5月20日攻陷大沽，天津告急，北京震动。穆拉维约夫和普提雅廷按照沙皇政府的既定方案，双管齐下，迫使清政府屈从其侵略要求。
5月22日，穆拉维约夫率炮艇从海兰泡直驶瑷珲，约见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从5月23日开始，穆拉维约夫宣称：“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露出占据黑龙江口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的欲望;只有我国根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系归俄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因此，“中国当前尤须尽快了结此事”。他拿出了一个事先准备的条约草案，要求“为了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奕山指出：两国分界，“向以格尔毕齐河、(外)兴安岭为限，议定遵行百数十年，从无更改。今若照尔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沙俄代表抓住奕山等人“害怕俄国联合英国共同对华作战”的弱点，肆意讹诈，气焰嚣张。26日，当奕山讲到“乌苏里河等处系吉林地面，碍难悬拟”时，话还没讲完，穆拉维约夫就“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将夷文收起，不辞而去”。接着，停泊在瑷珲对岸的俄国兵船“夜间鸣炮放枪，势在有意寻衅”。奕山终于屈服，27日，表示接受俄方一切条件。他要求把条约草案送往北京，待批准后再签字。俄方拒绝。经过6天的“谈判”，奕山被迫于1858年5月28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左岸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 仅规定“自精奇里河至霍尔莫勒晋庄”这一地段(俗称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为大清、俄国同管之地”。马克思严正谴责沙皇俄国的强盗行径。他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①恩格斯在评论《瑷珲条约》时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②。
5月下旬，英法联军攻入天津。普提雅廷利用清政府要求他从中调停的机会，抢在美、英、法前面，于1858年6月13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全约共12条，规定沙俄享有下列各种侵略特权：
1.沿海通商权。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口岸享有通商权，俄国兵船有权在各口岸停泊。
2.扩大陆路通商权。在原有陆路通商处所，俄国的“商人数目及所带货物及本银多寡”不再受限制。
3.片面设领与领事裁判权。“俄国在中国通商海口设立领事官”。俄国人若与中国人发生纠纷事故，由两国官员“会同办理”。在华俄国人犯罪，按俄国法律受审。
4.片面最惠国待遇。今后凡中国给予别国的一切政治、贸易及其他权益，俄国均能享受。
5.内地传教权。俄国人“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中国方面不得“禁其传习”。
此外，条约第九条还特别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项和约之内。”当时，沙俄正加紧侵吞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北的大片领土，所谓“秉公查勘”，实际上为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中俄《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签订后，穆拉维约夫在同年7月向沙皇政府提出：“我们必须立即控制我国同中国共管的一切地方。”他认为：“为使乌苏里江和乌苏里地区永归俄国，必须在乌苏里江采取占领黑龙江时所使用过的手法，即以实际占领作为外交交涉的后盾。”实际上，他已经着手这样干了。
1858年6月12日，穆拉维约夫率领大批兵船驶抵伯力。他在那里驻军，建筑炮台，把它变成侵略乌苏里江以东的基地，将该地命名为哈巴罗夫卡(后改称哈巴罗夫斯克)，以“纪念”十七世纪中叶侵入黑龙江的哥萨克首领哈巴罗夫。穆拉维约夫将大批哥萨克军队派往乌苏里江东岸，陆续强建了20多个“移民”村镇。1859年10月，沙俄侵略军的哨所和兵屯已从陆路设到兴凯湖。1860年6月，俄国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舰队司令卡扎凯维奇率舰队侵占海参崴，把它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
眼看沙俄不断扩大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清政府越来越认识到《瑷珲条约》的危害，在1859年4月与俄国全权代表彼罗夫斯基完成《天津条约》换约手续时，便断然拒绝批准《瑷珲条约》，不予换约。1859年6月16日，咸丰帝将这一卖国条约的签订者奕山革职，谴责沙俄在“未经议定之地，任意闯越，即是背约”。8月31日，清政府代表肃顺同接替彼罗夫斯基的俄国代表伊格纳切夫继续谈判。伊格纳切夫曾任亚历山大二世的侍从武官和俄国驻英武官。他在谈判中以武力相威胁，要求清政府批准《瑷珲条约》。肃顺将未经清政府批准的条约文本扔到一旁说，“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格纳切夫随即离席而去，谈判中断。
1860年1月，俄国开始在中国水域集中舰队，并由伊格纳切夫指挥俄国特种分遣舰队。 6月15日，伊格纳切夫到上海，向英法联军提供中国军事情报。7月，他率俄国舰队驶抵北塘，为英法联军登陆北塘引路。8月24日，英法联军侵入天津。伊格纳切夫向英法联军提供北京城的详细地图。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占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10月16日，伊格纳切夫进入北京，奕訢立即请他出面调停。11月14日，伊格纳切夫借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
在这个条约中，清政府被迫承认《瑷珲条约》所规定的内容，还把《瑷珲条约》规定的乌苏里江以东所谓由中俄“共管”的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给沙俄。关于西部疆界，沙俄强行规定的分界地点都在中国境内，为侵占中国西北边疆领土制造“根据”。此外，条约重申俄国人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并规定两国边民免税自由贸易，中国增开陆路商埠喀什噶尔，准许俄国商人在库伦、张家口零星贸易，俄国得在库伦、喀什噶尔等处增设领事等。
吞并中国西北边疆领土
清代中国西北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北岸、爱古斯河等地方。1846年，沙俄乘清帝国海防吃紧无力西顾，派兵越爱古斯河到哈拉塔勒河强行构筑科帕尔堡垒。1854年，大队俄军侵入伊犁河下游阿拉木图地方，强行构筑维尔内堡垒。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沙俄建成了北起塞米巴拉金斯克，中经爱古斯、科帕尔，南达维尔内的“新西伯利亚堡垒线”，沿线每隔20—25俄里①设立一个哨所，驻扎哥萨克士兵。沙俄侵略者把这条线视为俄国的“假定国界线”，窃据中国巴尔喀什湖东南大片领土。仅以维尔内为中心的“外伊犁边区，其面积就达10万平方俄里”。
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两国未经划定的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及中国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往西直至斋桑湖，再由此往西南到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南至浩罕边界。这一条款把属于中国的山河湖泊和设在境内的卡伦硬指为分界标志，其实质就是迫使中方承认缔约前沙俄窃据的中国领土划归俄有，并允许俄国把边界线向中国西境纵深地带推进一大步。然而，这一条款在俄、中两种文本里内容歧异，俄文本规定：自沙宾达巴哈起，界线“往西南”而不是“往西直至”，分界标志是“中国现有卡伦”而不是“中国常驻卡伦”。
1862年1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主持特别会议研究新的侵华步骤。陆军、外交、财政各部首脑，亚洲司司长伊格纳切夫，以及外交部顾问科瓦列夫斯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任命巴布科夫为俄国同中国勘分西界的全权委员。会议还通过了亚洲司拟就的给俄国勘界委员的训令草案。3月，沙皇正式予以批准由首相兼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签署的训令，要利用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俄、中两种文本上一切对沙俄更为有利的规定，向清政府勒索更多的领土。训令要求俄国勘界委员充分利用“中国委员完全不懂俄文”去进行外交诈骗，强迫中方接受“沿中国常驻卡伦线划分国界”的方案。
应当指出，清政府在新疆设置常驻、移设、添撤三种卡伦，是为了管理游牧、稽查行旅。这些卡伦星罗棋布地遍于境内各地，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常驻卡伦线。从地理位置看，常驻卡伦一般都设在离城一、二百里甚至数十里的地方，这是常年设置、地点不变的卡伦。移设卡伦是随季节变化而转移驻扎地点的卡伦，一般可展设到距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城数百里甚至千余里的地方。添撤卡伦是根据临时需要而设置的卡伦。沙皇政府的训令要求俄国委员坚持以所谓“常驻卡伦线”划界，就是要把沙俄的“假定国界线”向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城方向推进数百里以至千余里，从而把又一大片中国领土划归俄有。
训令还要求俄国委员设法把约文明确规定为界湖的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囊括归俄，变成俄国的内湖。
由此可见，俄国委员按照训令要求炮制的国界草案，是撇开中俄《北京条约》上种种明文规定，强迫清政府割让更多领土的具体计划。难怪连俄国驻塔城领事斯卡奇科夫看到这个国界草案时，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目的是“要把北京条约规定的界线以外的地方划归自己”，“这是要北京政府接受一条与北京条约不相符合的国界线”。
1862年8月，中俄双方在塔城举行划分西部边界的谈判。俄方代表巴布科夫提出的“统以常驻卡伦为界”的荒谬主张以及在此基础上拟定的国界草案，遭到中方全权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的驳斥。尽管俄方委员进行恫吓，“我们只好带来兵队占据卡外之地，不由你们不给!”仍未能迫使中方就范。10月12日，沙皇政府以中断谈判来要挟，命令俄方代表回国。
在俄方片面中止塔城谈判之后，亚历山大二世谕令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美尔准备在1863年春出动大军，“尽可能实际上占据符合俄国意图的全部国界线”;至于谈判，只有在中国政府保证“按照俄国代表提出的方案”“解决全部国界问题”时，方可恢复。
1863年4—8月，沙俄侵略军按照杜加美尔的部署，在北起阿尔泰山，南达天山的广大地区，分头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带推进，直指塔尔巴哈台、斋桑湖、伊犁等地区的战略要地。侵略者蛮横堵截中国巡逻部队，绑架中国守卡官兵，强迫当地部族头人在“自愿归顺沙皇”的字据上按手印，把不肯屈服的部落赶出他们世代游牧的地方。5月至8月间，由步、骑、炮兵组成的大股俄军，在伊犁西北的博罗胡吉尔卡伦和西南的鄂尔果珠勒卡伦频频发动进攻，扬言要“用炮攻取”索伦营沙岗以外地方，“再取喀什噶尔”，并“派匡苏勒(领事)官带兵1千名，同往塔尔巴哈台，入塔勒奇沟进伊犁城。”
伊犁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营兵丁“人情汹汹，勇气十倍”，击退来犯之敌。清政府却惊慌失措。俄国驻华代办格凌喀进行战争讹诈，于8月3日照会清政府，断言中俄《北京条约》的俄文本才是“正本”，绝口不提这种文本上根本没有“常驻卡伦”的规定，诡称俄方的国界草案完全符合条约俄文本的规定，强迫清政府全盘予以接受。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认为“西北一带边疆，道路绵远，防不胜防”，若不再答应俄方要求，“致被深入，恐所失愈多，转寰愈难”，主张“准照该分界使臣议单办理”勘界。9月7日，同治帝按慈禧旨意，批准奕诉的奏摺。随后，奕诉会晤格凌喀，表示准备接受俄方国界草案，俄方应以撤退入侵军队为交换条件。格凌喀口头答应将“请求本国政府从国界上撤退部队”，但不肯作出书面保证。巴布科夫承认：“我国代办给予中国人这种诺言的用意是：这种诺言对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约束力，他并没有向中国人保证履行它。”
1864年10月7日，清廷勘办西北界大臣明谊被迫在俄方全权委员扎哈罗夫、巴布科夫拟定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俄方绘制的分界地图上签字。沙俄通过这个条约，割占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东南一带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沙俄侵略中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取伊犁地区。伊犁不仅是富饶的粮仓，而且是中国与中亚间的交通枢纽。1868年，俄国已在中亚吞并了浩罕和布哈拉两汗国，立即腾出力量来侵犯伊犁。沙皇政府出兵的借口是：新疆回、维吾尔等族起义反清和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入侵南疆以后，局势混乱，“为了确保俄国边境的安宁和秩序”必须为清政府“代收代守”伊犁地区。
1870年7月，沙俄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派军队占领从伊犁通向南疆的战略要地穆扎尔山口。1871年2月，沙皇政府召开特别会议作出强占伊犁的决定。当年5月15日，沙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少将指挥3路俄军向伊犁推进，并于7月4日夺取宁远城，实现对伊犁地区的全面军事占领。占领者把伊犁大城毁弃，另在东南边金顶寺所在地建立新市区，作为殖民统治中心，任命俄国军官担任市长，归七河省省长管辖。从此沙俄开始对伊犁的中国人民施行残酷的殖民压榨，历时10年之久，每年
取税金达数十万两。沙俄吞食伊犁，决意永不归还中国。当时俄人认为，中国军队收复新疆之日“永远不会到来”。
1875年，力主规复新疆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马上着手实现先出兵讨伐阿古柏，然后向沙俄交涉收回伊犁的战略计划。1876年，左宗棠指挥的大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先行收复天山北路的古城、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1877年，左军转取南路，连克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城。阿古柏的伪政权覆灭，沙俄却拒绝履行归还伊犁的诺言。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赴俄索还伊犁。崇厚是个昏庸轻率的官僚，他对俄方在谈判中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不审利害轻重，贸然表示：“两国有益之事皆可允行”。1879年10月2日，崇厚不顾清政府的训令，滥用“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头衔，与俄外交副大臣格尔斯在克里木半岛的里瓦几亚鉴订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城，中国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修改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附近边界，赔偿兵费500万卢布;还给予俄人扩大通商、增设领事种种特权。伊犁一地名义虽然归还中国，但其西境、南境都被沙俄割去，截断了伊犁和天山南路的交通孔道，使“伊犁已成弹丸之地，控守弥难”。在中国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清朝政府拒绝批准条约，把崇厚革职治罪。
1880年2月，清政府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交涉改订条约。当年春，左宗棠移肃州行营于哈密，这位年届七旬的钦差大臣于5月带着棺材出关，以示为收复伊犁不惜牺牲的决心。曾纪泽于当年8月到达彼得堡，经过长达半年的据理力争，当时俄土关系复趋紧张，沙俄担心中国不惜一战，最后不得不降低要求。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
条约规定的主要内容：
1.沙俄只同意归还特克斯河流域和穆扎尔山口，但获得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等地的两国边界将另行勘定。
2.中国向俄国赔款由500万银卢布增加为900万银卢布，并限两年内偿清。
3.在嘉峪关、吐鲁番两处增设俄国领事，允许俄国商人在伊犁和天山南北各城镇自由贸易，暂不纳税。
接着，根据《伊犁条约》的规定，沙皇政府在1882—1884年间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扎纳尔特河源、阿克赛河源以及斋桑湖以东等地区的中国领土，总面积为7万多平方公里。加上原先根据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的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沙俄共计割去中国西部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根据这一规定，中国帕米尔地区西北部被沙俄割占，但东部仍为中国所有。1892年，沙俄违约侵入帕米尔东部一带，毁清政府在帕米尔所设卡伦，驱逐当地中国驻军，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对沙俄这一违约入侵，清政府提出抗议，并派代表同沙皇政府进行交涉。1894年4月12日，沙俄外交部照会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说：“由于俄国和中国之间关于帕米尔问题的意见分歧并很难立刻达成一个谅解”，双方军队暂时“保持各自的位置”是维持现状的“最好办法”。中国公使在4月17日复照表示同意“在中国和俄国间的帕米尔问题未得到解决以前”，双方“保持并不超越各自的位置”。同时郑重声明：“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目前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4月18日，许景澄又照会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说，中方“已经命令中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目前它们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中国和俄国关于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4月23日，格尔斯复照许景澄，声明沙皇政府“已经命令俄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它们目前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俄国和中国间对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
由此可见，1894年4月中俄政府间的4个换文，根本不是什么划界文件，而是当时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各自阐述自己立场的来往照会。换文的内容说明中俄在帕米尔地区存在争议，问题没有解决。格尔斯在1894年4月23日也对中国驻俄参赞庆常说过，上述4个换文，只是“两不进兵”之议，今后帕米尔边界尚须“徐俟界议定局”。直至今天，沙俄违约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问题，仍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重大悬案。① 俄美公司(全名为“受皇上庇护的俄国美洲公司”)成立于1799年,名义上是商业贸易公司,实际上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样板建立起来的沙俄殖民机构。
① 十五世纪初,明朝政府在奴儿干一带(今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地区)设置了卫指挥使司等行政机构进行统治。1409年(明永乐七年),明政府在特林设置了军政合一的最高行政机关奴儿干都司衙门。自1411年(明永乐九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的22年间,明政府曾10次派官员亦失哈、康旺等到这一地区“宣谕抚慰”,并在奴儿干都司所在地修建了永宁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页。
① 1俄里=1.0668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