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叶，欧洲出现了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曾经认真地研究了这些空想家的著作，在深刻揭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存在的一系列错误和分析它的历史局限性的同时，又批判地继承了这个学说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把空想社会主义当作创立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历史借鉴。十九世纪初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空想社会主义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先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十四到十五世纪，意大利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英、法、德、尼德兰、西班牙等国，资本主义开始有了程度不同的发展。伴随这一发展，便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城乡早期无产者。这些无产阶级的前辈，在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斗争中，幻想直接实现本阶级的政治愿望和经济要求，并为此进行了最初的斗争。在十六世纪初，有德国农民战争中的闵采尔起义和再洗礼派的活动;在十七世纪，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掘地派”运动;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了“巴贝夫密谋”的斗争。早期无产者群众进行的这些最初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但是伴随这些斗争，却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早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就有关于理想制度的空想描写;到十八世纪，出现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十九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高峰，空想家们突破幻想外壳而显露出的天才思想萌芽更为丰富，其代表人物被恩格斯称作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因此，空想社会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早期无产者群众的世界观，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早期无产者群众谴责和反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理论表现。
从虚幻的描写到战斗的“法”的理论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诞生的标志是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的问世。在《乌托邦》中，莫尔揭露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早期无产者和破产农民的苦难，用“羊吃人”的形象语言，控诉了资本主义靠血腥剥夺农民起家的罪恶。他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私有制是人类一切社会苦难的总根子的论断。莫尔认为，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才能建立公正的秩序。为此，他幻想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财产，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理想国度。在莫尔的观念中，共有首先是指生产共有。乌托邦社会在经济上是一个统一体，全部土地都是共有财产。手工业和农业所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是整个社会的财产，产品的分配，采用按“需”分配的原则。
莫尔之后，在十七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是沿袭《乌托邦》开创的道路来勾勒他们的思想，描绘出一幅幅理想社会的蓝图。其中有两部著作最有名，这就是1623年出版的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写的《太阳城》和1675-1679年出版的法国人德尼·维拉斯写的《塞瓦兰人的历史》。这两本书都继承了《乌托邦》的传统，一方面抨击现实社会的黑暗，另一方面幻想出理想的“太阳城”和“塞瓦兰国”。但与乌托邦相比，它们又有自己的特色，把对某些社会主义原则的猜测向前推进一步。例如对“劳动“的态度，康帕内拉明确提出劳动光荣的思想;维拉斯则提出了劳动竞赛的主张等。
在莫尔和康帕内拉之间，即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从中涌现出一位德国早期无产者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闵采尔。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他的革命实践相联系。他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依靠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建立秘密革命组织“上帝的选民同盟”，展开实际斗争并为之献身。他的演讲和小册子，如《对诸侯讲道》、《书简》等等，表述了德国早期无产者和其他劳动群众对一系列社会主义原则的响往。在闵采尔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消灭了私有财产，不存在阶级差别，社会成员不是互相孤立和对立的，也不存在同他们格格不入的国家制度。
十七世纪英国又出现了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杰腊德·温斯坦莱。他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真正平等派”或“掘地派”领袖。他不但继承了莫尔的传统，而且象闵采尔一样，领导群众为实现平等权利而斗争。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其前辈相比，开始具有论战形式和理论化的特点，为十八世纪法国以论战性和“法”理论为特点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开辟了新路。《自由法》是温斯坦莱1651年完成的代表作。他用拟订法律草案的形式，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纲领，包括土地公有、不准雇工等原则。温斯坦莱第一次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加以区别，主张生产资料(土地等)公有，而家具等属于个人，并受法律保护。温斯坦莱开始把所有制的中心问题转到生产方面来，主张保持消费的个人性质。而在此之前的空想家们都还未能做到这一点。
空想社会主义萌发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用文学形式描绘幻想中的理想社会。因为他们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他们还不可能通过理论阐发自己对理想生活的认识，即他们对一系列社会主义原则的猜测。此外，在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各种描写中，在天才的思想火花之间，也存在不少严重错误。例如莫尔仍然在他的理想国中容忍奴隶劳动;康帕内拉为了消灭私有制竟主张实行公妻制，等等。
十七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早期无产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不但要求推翻封建统治，而且痛恨新兴的资本主义剥削。因此反映无产者这种不满情绪的空想主义日益活跃，象《塞瓦兰人的历史》那样的空想小说竞相出现，引起社会上的巨大反响。进入十八世纪，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重心转移到法国。这时的空想家，继承温斯坦莱的传统，开始突破《乌托邦》的空幻形式，发展为战斗的“法”的理论。
十八世纪法国历史的重大事件是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而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神甫梅叶，就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梅叶在他的唯一著作《遗书》中，曾经粗线条地勾划了以公有制为核心的未来社会原则。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出现了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第二个发展阶段的两位著名代表马布利和摩莱里。他们在启蒙运动中进一步举起了早期无产者的理论旗帜，在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中，表达了早期无产者的愿望和要求。1753年摩莱里出版《巴齐里阿达》，1755年出版名著《自然法典》。马布利几乎在同一时期发表《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一系列论战著作。他们以强烈的战斗精神和较为严密的理论，特别是以法律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提出了经济法、土地法、取缔奢侈法、行政管理法等进行社会改革的法律草案，以打击大地产所有制，反对财产的继承和集中。摩莱里主张把社会划分为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马布利幻想建立一个“比柏拉图的共和国还要完美的共和国”，那里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又都是富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但是，法国手工业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他们的眼界。早期无产者仍受到小生产者落后意识影响的时代特点，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映得十分鲜明。因此，他们都倡导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摩莱里认为要实现普遍平等，必须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贯彻绝对平均主义原则。他要求立即取消分工，把繁重的体力劳动交给社会一切成员平均负担，认为社会上一部分人以脑力劳动为职业是一种必须消灭的特权。同时，他提出应该绝对平均地分配消费品，社会成员在衣食住各个方面都必须完全相同。马布利则推崇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认为人的最高品德是清心寡欲，节制自足;人的需求越少，幸福就越多。他甚至要求文明民族应象落后民族那样生活，粗皮裹身，脚不着履，席地而卧。这正是恩格斯说的“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
①的典型。
巴贝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于1796年组织了“平等派密谋”团体，试图以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在《平民宣言》等文中，表达了通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专政和过渡到“未来新型社会制度”的思想，开始探索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这是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他要求消灭大城市，使社会的公民都成为贫苦的农民，主张“没有任何差别的绝对的平等”。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这是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鄙的平均主义的反映。
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早在莫尔、康帕内拉、温斯坦莱那里已经有所表现，到了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就变得突出起来。任何思想都无法超出当时的历史条件。早期的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要在大工业出现以前的生产条件下实现共产主义，无法克服理想社会和很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迫使他们不得不把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当作未来社会的原则。这种理论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实行平均主义，必然要压抑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高产量向低产量看齐，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看齐，其结果是使生产停滞、倒退，使空想家要实现社会平等和普遍解放的理想落空。
从莫尔到巴贝夫，空想社会主义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一方面在批判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方面在对未来理想社会原则的探索中，却走入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死胡同。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成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严峻课题。
资本主义时代的三位伟大智士
历史的车轮驶进了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在进行过工业革命的英国和经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洗礼后的法国，掀开了自己最光辉的一页。
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先后有了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发明，推动了整个工业的飞跃发展，形成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机器排挤了手工，大工厂取代了手工工场，促成了现代无产阶级的诞生。工业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发展，但从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令人瞩目，也发人深省。
1789年法国大革命“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
①，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扫清了道路。但是革命后的新制度，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只不过是用雇佣奴隶制代替了封建奴役而已。“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
①。这就是三位资本主义时代的伟大智士——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
圣西门《赞歌》的封面
圣西门(1760-1825年)出生于法国一个贵族伯爵之家。大革命的洗礼，使他由贵族子弟经过曲折的道路转变为“工人阶级的发言人”。圣西门曾受教于著名的启蒙学者、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达朗贝尔，受到启蒙思潮的深刻影响。他19岁去美洲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圣西门曾积极投身其中。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的革命热情却逐渐低落。他始终不能理解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革命措施。1802年，圣西门开始了研究和写作生涯。他注意到法国大革命后工人阶级境况日益恶化的事实，决心为改进最穷苦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状况而工作，逐渐形成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圣西门围绕“改造社会”这一主题，写了许多著作。他1803年发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8年出版《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1813年，他又写成两部著作：《人类科学概念》和《论万有引力》。但圣西门遇到的却一直是舆论界的沉默。直到1814年，他的《论欧洲社会的改组》一书出版，才受到社会注意。1817-1818年间，他发表了《论财产和法制》一书，提出要用“实业制度”来改造社会。1821年，圣西门的《论实业制度》一书出版，进一步清晰地论证了实业制度的观念。圣西门生平最后三年，连续出版了《实业家问答》、《论文学、哲学和实业》、《新基督教》三部著作，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学说。
傅立叶(1772-1837年)和圣西门是同时代人，出生在法国贝桑松一个富有的呢绒商家庭。其父曾担任过当地商业法庭庭长。傅立叶中学毕业后，也开始从事商业活动。这使他观察到贵族、资产阶级奢侈糜烂的生活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悲惨处境，为他后来形成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傅立叶的商品被征用，本人被强拉入吉伦特派的军队;后来又受到革命政权的拘禁和审查。这些遭遇对他的刺激很大，使他对革命和革命战争终生抱否定态度。
大革命后，傅立叶继续经商。1803年底，他发表论文《全世界和谐》，第一次公开提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此后，他30余年如一日，为宣传他的理想而奋斗，直到1837年病逝。
傅立叶的著述内容庞杂。他那无所不包的体系的中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证。傅立叶写了许多小册子，还有三部大部头的著作：1808年出版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简称《四种运动的理论》)，1822年发表的《论家务和农业协作社》，还有1827年间问世的《工业和协作的新世界，或发现情欲分类的吸引人的劳动和适合天性的劳动的方法》(简称《新世界》)。《新世界》一反过去艰涩怪异的文风，清晰流畅地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傅立叶留下的遗稿，后来陆续发表，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845年发表的《论商业》一文，无情地鞭笞了资本主义商业的罪恶，受到恩格斯的高度重视。
与圣西门、傅立叶并列的欧文(1771-1858年)是英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果说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那么欧文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儿。他的一生都和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在亲身参加这场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空想学说。他还直接参加和领导过英国早期的工人运动。
欧文出生在英国威尔士蒙哥马利郡的小镇纽塘，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家计艰难。欧文9岁就被迫辍学自谋生路。他当过学徒和店员，凭自学掌握了丰富的哲学、文学、经济学知识。他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十八、九岁经营一个生产精纺机的小工厂，取得很好的成绩。1791年他应聘到曼彻斯特一家有500职工的大纺纱厂当经理，后来成为查尔顿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他的组织才能和经营方法很快为人们所赏识，20岁就在英国实业界崭露头角。
年轻的工厂主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弊病和工人阶级的苦难，开始摸索改造社会的方法，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实践。1800年欧文担任有两千人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的经理，开始了他的改革活动。这个破败、肮脏的工厂，在欧文的治理下，出现了奇迹。“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
①新拉纳克成了模范移民区。欧文成了欧洲最有名的慈善家。欧文看到，工人生活改善的同时，企业的利润仍有增加;工人生产的财富，比人们消费的多，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工人创造的利润，被企业主无偿占有了。当欧文终于领悟到利润来自对工人的剥削这一真理以后，他得出了革命的结论：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应当为大家共同的福利服务。这样，欧文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慈善家进而转变为空想共产主义者。他的“共产主义”是通过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了这种实践的性质。从此，欧文不惜抛弃自己在上层社会中的名望和声誉，满腔热情地宣传自己的理论，坚持从事一系列实践活动。
1824-1828年，欧文率其信徒，在美国创办“新和谐”公社，实验示范他的空想理论。失败后返回英国，直接转向工人阶级，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他创办《危机》杂志，宣传自己的学说。在他的影响和领导下，英国出现了300个生产、消费合作社。欧文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他参加工会运动，1833年10月在伦敦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它实际上是英国第一个工会组织，欧文当选为主席，成为英国职工会的奠基人。“当时英国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①但是，晚年的欧文开始脱离工人运动。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他也没有参加。
欧文留有大量演讲词和小册子，还有《新世界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1813年)，《致拉纳克郡的报告》(1820年)，《新道德世界书》(1842-1844年)、《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命运》(1849年)等著作。在最后一本书中，欧文对自己的全部学说作了简要概述。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是在西欧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纷纷确立的时期产生的。处在这一时期的空想家有可能比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深刻地观察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抨击它的全部基础，而不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往往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混为一谈。同时，他们也有可能把各自的空想学说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和对消费资料无限增长可能性的认识上面，克服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那种要求历史车轮倒转的倾向，摈弃了粗鄙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
十九世纪初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分述：
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胜利之后，三大空想家就洞察了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弊病，虽然他们没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却对它进行了机智有力的批判。这是十九世纪初叶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精华。
圣西门、傅立叶把法国大革命前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狂热预言和革命后的冷酷现实进行对照，揭露了新制度下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特别对社会生产力空前增长的同时，贫富悬殊也空前增长的极端不合理现象提出控诉。他们尖锐指出：文明运行于“罪恶的循环”之中，“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傅立叶把1825年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称为“多血症的危机”，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他描述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说文明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为了几个富人，就必须有许多穷人”，工厂主和商人所关心的是如何缩减工人的工资和怎样增长自己的财富。因此，资本主义文明就是“复活的奴隶制”，雇佣劳动是奴隶劳动，工厂就是“温和的监狱”。
傅立叶还出色地鞭笞了资本主义商业。他十分熟悉其中内幕，历数其重重罪恶，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是撒谎和欺骗的场所，全体人民的陷井;商人是一帮抢劫犯、强盗和海寇。在傅立叶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是控制整个社会的新的社会权力，不但政治、经济生活以商业利益为转移，甚至文人学者也沦为商人的奴仆。他讥讽道：金牛犊把整个学术界拴在自己的战车上，各种各样的学者拜倒在商业财神的脚下，他们馨香祈祷的只是金钱。
圣西门则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同剥削阶级的极端奢华相反，劳动群众普遍遭受奴役和贫困。社会上到处充斥着专横、无能和阴谋。利己主义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统治者无恶不作，噬去劳动者绝大部分收入，许多穷人没有工作，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廉，他们吃得很坏，不但物质生活十分贫困，精神状况也很悲惨。圣西门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
欧文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他用营业会计的数字，说明劳动者阶级创造的宏伟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只使少数人发财致富，而自己反而更加贫困。资产阶级在“个人自由”、“个人竞争”的口号下，自由地为追求利润而剥夺千百万人的健康和生活中的一切享受，无产阶级却只获得挨饿的自由。因此欧文说：“从效果上说，人为工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比野蛮或文明社会历来实行过的奴隶制度都更残酷。”欧文认为资本主义是棵“罪恶之树”，应当连根砍掉。
三大空想家不仅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且力图找出这种罪恶的根源。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灾难的原因是社会有两个值得同样畏惧和仇视的敌人——无政府状态和专横霸道。傅立叶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看到了“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的分散性和不协调的劳动”。欧文则进一步指出：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他认为要清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通过这些议论，虽然还不能说他们已经看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显而易见，欧文已经“猜到了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
①。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但在当时是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宝贵教材，就是现在也还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本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很好的参考资料。
第二，三大空想家都提出了一套改造社会的方案，在这些空想方案中，包含着他们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天才猜测，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中具有巨大价值。
圣西门要用“实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什么是实业制度呢?圣西门解释，实业制度是使生产者(即“实业家”)变成统治阶级，掌握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权力的社会制度。在实业制度下，社会按最有利于生产的方式组织起来，消灭一切游手好闲、寄生和不劳而获现象，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和自由，高速发展经济以促进个人和公共福利，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业所取得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等等。限于历史条件和某些资产阶级倾向的影响，圣西门在反对不劳而获的同时，却分不清工资和利润的区别，因此在他的实业制度里，所谓“实业家”不仅指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而且也包括企业主、商人和银行家等资产阶级分子。他错误地认为企业主、银行家所得利润就是他们正当的劳动报酬。但是，圣西门的实业制度诸原则的出发点和他所关心的问题，还是为了“保证最穷苦阶级的身心生活得到迅速和最圆满的改善”。他在最后著作《新基督教》中，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发言人出现，宣告他的努力的最后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傅立叶设计了“和谐制度”以取代资本主义。他认为，人人都有劳动的欲望，绝对的懒散是没有的，如果设计一种社会制度，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表现出对劳动的爱好，唤起劳动对人的吸引力和乐趣，社会上的寄生现象就能消灭，社会财富就能极大提高，加上合理的分配方法，广大人民的贫困和苦难就能克服，从而使社会实现团结、合作和普遍幸福。为此，他认为必须在全世界建立成千上万个“法郎吉”组织，靠法郎吉和法郎吉联合体的力量达到这一目的。法郎吉是和谐社会的基层组织，是一种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法郎吉成员在这些组织里过着自由劳动、尽情享受的幸福生活。
圣西门和傅立叶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时没有提出消灭私有制。欧文的理想社会制度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各个“劳动公社”的联合体。劳动公社是一种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它兼有城市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设施以及农村自然风光的优点。欧文认为，由于劳动公社建立了共产主义公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竞争引起的破坏、奴役和贫困就会被消除，进而使阶级、特权和剥削压迫被消灭，失业和游手好闲等现象也因为实行了集体生产和义务劳动而不复存在。在公社制度下，人们受到良好的教育，科学技术得到极大发展，机器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减轻了社会成员的劳动强度，并使各种产品极大丰富。“因此可以让每个人都随便到公社的总仓库去领取他所要领的任何物品。”欧文坚信自己设计的公社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的理想是：先建立起模范公社进行示范，然后逐步推广，普及到欧洲和全世界，最终把全球“联合成为一个只被共同的利益联系起来的伟大共和国”。
透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描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积极内容。如圣西门提出的一切人都应当劳动，消灭一切寄生现象的原则，用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他提出的对人的政治管理应当变为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导的思想;傅立叶提出的劳动将由痛苦的谋生手段变成人们的乐生要素;欧文和傅立叶的消灭三大差别的方案等，都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
第三，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其中也含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因素。这在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学说中尤为明显。传统的历史观崇拜偶然性，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堆积。圣西门却力图在历史进程中寻找规律性。他提出历史科学应该象自然科学一样成为“实证科学”，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新的社会形态总比旧的社会形态进步和优越，每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是过去历史发展的结果和自然延续，因而没有永恒的社会制度，而人类如果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有可能根据过去的历史预见将来的社会发展。他把自己的实业制度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的基础上，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
①，在他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神秘幻想中包含有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因素。他制作了社会发展阶段图表，说明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并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也是暂时的。
十九世纪初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三大空想家的理论毕竟是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相适应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存在一系列根本错误。把这些错误归结为一点，就是这些空想学说的理论基础都是历史唯心论。
唯心史观使空想家们求助于启蒙学者的“理性”，从“思维着的悟性”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这种批判，因为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认识上，不是对社会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故只能把资本主义简单地当作不符合人性的坏东西抛弃掉。因此，虽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乏深刻之处，但最终却无法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不能揭露它的基本矛盾。
唯心史观使空想家们无法找到变革现存社会的物质力量和正确道路。他们虽然同情无产阶级，却仅仅把这个阶级当作一个遭受不幸，急需搭救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了解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仍然囿于英雄、天才创造历史的传统观念，并把自己看成是发现真理、拯救人类的天才人物。傅立叶说：我一个人使3千年来的幻想和愚蠢化为乌有。圣西门认为自己是继苏格拉底后的第二个天才。他们从头脑中想出各种救世良方，但因为不是立足于现实的物质基础，这种方案越详尽周密就越是陷入纯粹的幻想。
他们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天真地认为：人类之所以走上邪路，只是因为人性被引到邪路上去了;人类一旦获得天才人物理性的指导，就会复归本性，跟随天才人物一道实现变革社会的理想。因此，他们虽然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无产者的要求和愿望，却以救世主自居，要调和社会上各阶级的矛盾冲突，惧怕阶级斗争，否定暴力革命，幻想通过典型示范进行宣传，赢得统治者的帮助，实现理想社会。圣西门反复讲法国大革命是血腥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使他“心碎”。他到处呼吁统治阶级的当权人物采纳他的方案，曾多次上书拿破仑乞求支持。傅立叶期待资本家出钱入股兴办他设计的法朗吉，曾为此广告声明每日中午十二点在家恭候投资者光临。欧文去美洲苦心经营“新和谐”共产主义移居区的“实验”达四年之久，还多次向维多利亚女王、沙皇等君主和美国总统发出呼吁，幻想得到他们的协助。然而空想家们幻想把自己头脑中发明的美妙制度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试验，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估计到阶级斗争这一根本问题。
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在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在理论上代表着早期无产者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革命的。但当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发展起来，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以后，历史就宣告空想社会主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寿终正寝。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某些三大空想家的学生们仍然坚持他们老师的过时学说，堕落为“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
①的事实，生动地表明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例如，以巴扎尔和安凡丹为首的圣西门的信徒，在圣西门逝世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夸大歪曲圣西门关于银行在“实业制度”下所起作用的思想，幻想通过资本主义的银行信贷手段把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起来。这种方案恰恰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摆脱经济困难的需要，使“圣西门成了巴黎交易所的庇护天使，欺诈行为的先知，普遍营私舞弊的救世主”
②，把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变成维护资本统治的思想工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6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3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5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7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2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