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是活动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改良主义国际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革命浪潮中，各国机会主义派别受到激烈冲击，急于恢复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复活第二国际的活动几经周折，历时数年。起初，在1919年2月组成伯尔尼国际(后称伦敦国际)，不久，各国中派于1921年初单独建立了维也纳国际(通称第二半国际)，它们后来又在1923年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联合右翼与中派的国际组织常常照旧被称为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的复活
第二国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陷于崩溃。社会党国际局在1914年7月底举行了战前最后一次会议后，实际上完全停止活动。除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等少数左派政党与组织外，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都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社会沙文主义者背叛斯图加特反战决议和巴塞尔宣言，一心企求本国政府获胜。协约国的社会党人和德、奥集团的社会党人各开各的代表会议，前者1915年2月中旬在伦敦举行，后者同年4月中旬在维也纳举行，分别号召各自一方国家的工人，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行动。
各国的中派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与左派之间。德国的中派虽然在群众反战情绪推动下，不再赞成战争拨款，并同右派发生争执，以至分离，单独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是他们并没有积极进行真正的反战革命活动。一些国家的中派代表尽管也同左派一起，出席1915年在齐美尔瓦尔得、1916年在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都仍然拒绝同社会沙文主义派决裂，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创建新的第三国际的主张。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协约国的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依然鼓吹把战争进行到底，而为了防范革命事变，又不得不开始筹划召开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一些中立国的社会民主党首领，如瑞典的布兰亭等，倡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这样的会议，力图使交战国的社会党人和解。但是，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出席，而英、法、比利时等国的社会党人在本国还没有战胜敌国之时，也不愿意同敌国的社会党人见面。
十月革命在俄国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使欧洲乃至世界的形势急剧变化。各国机会主义流派加紧了恢复第二国际的活动。
从1918年下半年起，欧洲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许多国家的左派在组织上同社会民主党决裂，建立起共产党，或组成共产主义团体和小组。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既急于分赃，又迫切要求巩固战后的统治秩序，于是在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策划成立国际联盟。就在同时，各国社会民主党首领达成协议，又征得协约国当局的同意，决定在瑞士伯尔尼举行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互相敌对数年之后，他们现在要尽快捐弃旧恶，互相赦免，共同恢复第二国际。
伯尔尼代表会议于1919年2月上旬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102名代表中，聚集了比利时工党的王德威尔得(原国际局主席)、德·布鲁凯尔，法国社会党的托马、列诺得尔、龙格，英国工党的韩德逊、麦克唐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奥·鲍威尔，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布兰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维尔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考茨基等这样一些右派和中派的著名人物。各国左派都拒绝到会。
伯尔尼代表会议不免要讨论战争罪责问题，但它没有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也没有指出国际垄断资本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由于德国战败，曾经支持德皇政府进行战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在会上受到激烈谴责。法国代表托马、列诺得尔竭力为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辩解，同时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义务。德国代表维尔斯则千方百计为本党右翼首领在战争期间的行径开脱，也不放过机会对法国社会党人反唇相讥。然而，德国代表不得不对会上居优势的协约国的社会党代表作出让步。虽然他们曾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之初，阻止德国工人以起义推翻德皇政府，但在这次会上都发表声明宣称：“起义的德国无产阶级已经彻底推翻了要对战争负责的旧制度”。随后又表示德国党“坚决愿意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恢复被破坏了的国际，并和各国社会党人一道，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说“现在已为能在国际中同心协力工作，铺平了道路”。于是争吵双方初步和解。
“民主与专政”问题是伯尔尼会议的中心议题。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首领和一些中派人物， 大都以赞扬“一般民主”、谴责“一般专政”的手法，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象考茨基在半年以前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那样，诽谤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由于各国革命浪潮正继续向前推进，而许多国家的工人群众又向往苏维埃俄国，因而也有一些中派人物与政党口头上表示拥护苏维埃，同时又宣扬把苏维埃同议会制结合起来的观点。
当执掌政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试图立即取消工人与士兵苏维埃时，中派著名理论家希法亭在他自己主编的《自由报》(2月9日)上发表文章，要求把苏维埃变为国家组织，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国民议会”并存相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和议会党团2月11日发表一项宣言，把希法亭的主张当作该党的基本政治口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首领的立场也大致相同。鉴于党内左派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党领导人鲍威尔和弗·阿德勒等也表示不反对拥护苏维埃，同时又设法控制其领导权，不让它变成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机关。他们甚至在口头上不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居主导地位的还是右派首领和考茨基等一些中派代表。布兰亭、考茨基等人指责布尔什维克党采用破坏民主的方法、背叛社会主义，进而强烈要求代表会议号召国际社会党人，联合对付布尔什维主义，甚至公开谴责俄国苏维埃政权。另一些中派人物，如弗·阿德勒、龙格等，不同意公然粗暴地攻击苏维埃俄国。经过争论，会议在一项决议中笼统地把俄国十月革命同德国、奥地利的革命等量齐观，同表“祝贺”，同时声称，社会民主党右派与中派“一如既往地站在民主的立场上”，要求各国工人用“民主方法”来建立“革命政体”，“政治改革”也在此范围内进行，以抵制俄国革命的影响。
对于即将由帝国主义列强成立的国际联盟，伯尔尼会议颂扬它将防止新的战争、保证公正的工人立法。决议认为成立国际联盟将“把各国人民联合成一个统一体”，并号召各国工人全力支持它。会议的一项决议冠冕堂皇地承认民族自决权，同时又宣扬由国际联盟”保护附属国、殖民地的居民”， “促使土著居民尽快发展，得以实行国家自治”。伯尔尼会议的这些决议都呈献给了巴黎和会。
伯尔尼代表会议成立了由布兰亭、韩德逊和胡斯曼3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机会主义派所要复活的国际，虽然在组织上还没有完全成型，但已经初步形成。“伯尔尼国际”这一特有名称也已使用。不过，人们通常还把它称为第二国际。
新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立即为加强组织而采取措施，由它和各党派出的两名代表组成常务委员会。2月10日常委会会议决定，吸收列诺得尔、麦克唐纳等3人参加执委会。4月20—29日，常委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第2次会议，决定出版公报、建立各党之间的情报交流。
同年8月初，在琉森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为正式成立国际作进一步筹备。由于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具有露骨的掠夺性，引起各国人民的不满，于是一些代表在琉森曾要求修订条约。然而会议的决议却“高兴地祝贺和约的签订”。多数与会者还激烈攻击苏维埃俄国，但会议没有作出公开反对苏俄的决议。代表会议讨论了章程草案，决定第二年2月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以正式恢复国际。
然而，右翼首领这时面临严重困难。伯尔尼代表会议后不久，共产国际就在1919年3月初成立。新创建的共产党和一些左派组织纷纷加入共产国际。大多数中派政党和组织，在工人群众革命情绪的影响下，拒绝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连积极参加过前几次会议的德国、奥地利、法国的中派也明确表示无意到会。有的中派政党甚至希望加入共产国际的行列。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龙格派)和意大利社会党，都派代表参加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是，伯尔尼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不得不推迟5个月举行。
出席1920年7月31日—8月5日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有来自17个国家的120名代表，主要是英国、 德国和比利时等国的社会党右翼人物。在再次讨论战争罪责问题时，德国代表被迫向协约国的社会党代表承认，自己对德国当时的制度反对不力。大会决议仍未谴责两个帝国主义集团是战争祸首。大会依旧要求各国工人支持国际联盟，宣称它将会把凡尔赛的和平变为正义、持久的和平。代表大会讨论了“社会化”问题，执意反对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决议认为“社会化”只应逐步实行，不得无偿剥夺私有财产，并鼓吹建立由工人参加的管理委员会，同企业主签订协定。
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了国际的正式章程，随后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取代原社会党国际局。至此，第二国际在组织上完全恢复。执行委员会成员有韩德逊、托马、麦克唐纳、维尔斯、布兰亭、斯陶宁格、特鲁尔斯特拉、王德威尔得、德·布鲁凯尔等，他们都是各国社会民主党著名右派首领，也是后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领导的基本班底。大会还决定国际机关驻地由布鲁塞尔迁到伦敦，此后，伯尔尼国际又称伦敦国际。在这个国际中居首位的是英国工党。在战前第二国际中长期居领先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重新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利时工党由于有王德威尔得等老牌活动家，也居这个国际的前列。伦敦国际包括15个国家的右翼社会党，有600万党员。
归附于伦敦国际的有国际工会联合会。这个工会国际组织，是1919年7月底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工会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也称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工会右翼首领掌握着多数国家工会的领导权，其会员总数达1，800万人。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领导机构也操在他们手中，其第一任主席、副主席就分别是英国、法国工会的右翼领导人伍·阿·阿普来顿(后由杰·赫·托马斯继任)、列·茹奥。这个工会国际推行阶级合作政策，赞同《凡尔赛和约》，并且决定参加国际联盟所属的国际劳工局。
1921年5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社会民主青年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青年工人国际。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领导人福格德、奥伦豪尔等人组成国际执行局，控制领导权。它同样是伦敦国际的附属组织。
第二半国际短暂分立
1920年前后，欧洲各国革命浪潮仍在持续。苏维埃俄国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叛乱。柏林工人起义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虽遭社会民主党政府镇压，但德国工人还是平定了卡普暴动。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执政结束，从而成为反对派。鲍威尔后来承认：“我们应当转为反对派，以便保护我们的党，不使广大群众离开我们，并防止工人的广大阶层靠拢共产党人”。意大利工人占领工厂的运动扩展到许多城市。法国、英国的罢工运动也在持续开展。这种形势加剧了社会民主党内左、中、右3派之间的矛盾。许多党围绕退出还是留在第二国际的问题，发生激烈争论。
在1919年10月意大利社会党波伦亚代表大会上，由于左派代表坚持斗争，通过了承认必须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新纲领，同时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在1920年2月法国社会党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上，也以多数票通过了要求退出第二国际的提案。在中派首领迪特曼、克里斯平等人控制领导权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多伊米希、施特克尔等左翼代表，领导组成了左派组织，出版自己的刊物，号召参加共产国际;在一些地方，左派组织开始与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合并。英国独立工党同年4月举行的代表会议上，苏格兰等地区党组织也提出决议案，要求该党退出第二国际，立即加入共产国际。
在一些中派组织退出伦敦国际时，一些中派领导人也表示赞成加入共产国际。同克里斯平、迪特曼一起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社会党中派首领塞拉蒂，在会上就说：“我认为，共产国际应当向所有能够和我们一起进行革命的党，敞开大门，然后再去进行争论”。这些中派领导人虽同右派的立场有区别，却并不同意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也不愿同右翼首领决裂。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规定必须承认和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服从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执行其一切决定，立即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决裂等。这样，那些在工人群众中仍有影响而不接受上述原则的中派政党，就没有进入共产国际。在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内，对21项加入条件的尖锐争论，导致了党的分裂。
在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强大的左派力量使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接受21项条件，同意加入共产国际。随后，各左派组织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中派代表则另行集会，仍保持独立社会民主党名称。在法国社会党内明显地分成3派：以勃鲁姆为代表的右派反对加入共产国际;以龙格为首的中派则主张有保留地加入共产国际，但反对21项条件;以加香为代表的左派完全同意按21项条件，立即加入共产国际。同年底，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发生分裂，左派组成共产党。在1921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里窝那代表大会上，塞拉蒂为首的中派同意有条件地接受21项条件，但反对同屠拉梯领导的右派决裂;波尔迪加等左派则接受21项条件，立即加入共产国际，并退出代表大会，单独成立共产党。在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内也出现了类似分化。
中派首领既不能加入共产国际，而为了在富有革命情绪的工人群众中保持自己原有的影响，也不能马上同右派完全合流。他们就打算建立一个超然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宣称要联合各派工人的国际组织。鲍威尔曾在1920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过：“关于国际，我们首先要尝试把象我们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际工人运动中派的那些党，集合起来，这些党在右面同所谓第二国际所体现的改良主义，在左面同所谓第三国际所体现的布尔什维主义，都保持同样的距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这次代表大会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同时宣布不加入第三国际。
不久，筹组中派国际的活动开始进行。1920年10月，英国独立工党理事会通过决议，率先宣称，凡未加入两个国际的各党派应聚会，讨论建立真正的世界性国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则致函奥地利、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国中派党，要求退出第二国际的各党商讨成立新的国际。
同年12月，各中派政党和组织在伯尔尼召开预备会议，筹组新国际。会议通过《告各国工人书》和《告各国社会党书》，既批评第二国际，也批评第三国际。抨击前者，说它属于“纯粹改良主义”、“拒绝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而指责后者”把俄国工农革命中运用的一切方法奉为金科玉律”。这次伯尔尼预备会还成立了阿德勒、格里姆、累德堡和沃尔舍德组成的委员会，具体筹备中派各党的代表会议。
1921年2月，各国中派在维也纳举行代表会议，有10个国家的73名代表到会，其中有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弗·阿德勒在会上宣称要团结各国社会党人，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敌人——世界资产阶级。会议对第二、第三国际都进行批评，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国际。一些代表指责共产国际分散无产阶级力量，推行“分裂政策”。阿德勒毫不掩饰地说道：“我们与之斗争的主要对手不是日内瓦，而是莫斯科。”
代表会议讨论了“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这个重要议题。决议只是笼统地号召各党组织群众集会，要求各国裁军，同时宣称“社会党应该反对用暴力解决战后发生的重大问题的任何做法”。会议对“同反革命势力进行国际斗争”问题所作的决议，空洞地呼吁无产阶级为保卫已经取得的阵地而斗争。阿德勒作《关于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组织》的报告，表示既不同意第二国际宣扬的“纯粹民主”，也不赞成共产国际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他尤其激烈批评共产党人。说他们单根据俄国革命就认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也能夺得政权。他说，按工人阶级目前的力量，要取得直接胜利是不可能的，不能采取千篇一律的做法。决议也说：“国际不应该象第二国际那样，只允许无产阶级采用民主方法进行斗争，也不应该象第三国际那样，要求它们仿效俄国工农革命”。维也纳代表会议的基本立场是，试图把议会制同苏维埃、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调和起来，强调西方国家应主要进行议会斗争，而不主张继续开展群众革命斗争。因而它在基本点上不同于共产国际的观点和策略，更接近第二国际首领的改良主义方针。
维也纳代表会议通过了中派国际的章程，这一组织定名为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章程宣布，新国际力求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来实现社会主义，也谈到加入联合会的各社会党应当采取统一行动。章程禁止各党同其他国际组织单独谈判，以此限制它们争取各国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
代表会议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其中有各成员党的代表，并由阿德勒、格里姆、累德堡、龙格和沃尔舍德等5人组成执行局，阿德勒当选为书记。这个国际由维也纳代表会议产生，维也纳又被选为其驻在地，因而常被称为“维也纳国际”。而这个组织的思想、政治原则，实质上接近第二国际，所以也称为“第二半国际”。
在第二半国际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下列4个党：约有50万党员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约有80万党员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与英国独立工党。这个国际在1922年包括24个中派政党与组织，有200万党员，并得到部分工会(约450万会员)的支持。第二半国际也控制1个青年组织，即1921年2月成立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第二半青年国际)。
第二半国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高潮中社会改良主义队伍暂时分裂的产物，生存时间极为短暂。第二国际的一名首领胡斯曼当时就断言说：“这些先生们在维也纳说的象莫斯科人一样，而心里想的却跟我们一样。归根到底，他们会回到我们这儿来。”
事实上，第二半国际在其存在期间(1921—1923年)，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上是倾向和追随第二国际的。
这时，欧洲各国的革命高潮渐趋低落，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也已消失。各国资本家则在1920年底开始的经济危机中压低工人生活水平，取消他们在革命期间争得的成果。形势迫切要求各国各派工人消除分裂状态，共同反击国际资本。然而，第二半国际不仅拒绝支持为援助俄国饥民而成立的国际工人援助会，而且在几乎1年时间内，对共产国际提出的为抗击国际资本进攻而统一行动的建议，持消极态度。就在同时，它却多次商讨同第二国际实现联合的问题。在同第二国际商定后，它才于1922年3月致函共产国际，建议召开3个国际的执委会代表联席会议。
三个国际执委会代表会议终于在当年4月初于柏林举行。然而，第二半国际阿德勒等代表，追随第二国际代表王德威尔得等人，不去讨论有关反击资本家进攻等紧迫问题，而猛烈指责共产国际，甚至要求允许他们干涉苏俄的内政。他们要求在格鲁吉亚恢复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政府，停止共产党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保证不处决因反苏维埃政权而被捕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单方面作出妥协，同意让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作为辩护人，参加社会革命党人案的审判后，代表会议勉强达成协议，由3个国际各派3名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筹备国际无产阶级代表会议，并在一项宣言中号召各国工人举行联合的群众示威。
然而，会后不久，第二半国际就同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于5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第1次联席会议，决定单独召开它们所属社会党和工会的代表会议。英国、法国和比利时3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也通过一项决议，建议召开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全体社会党代表会议。随后，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的执委会达成协议，拒绝同共产国际继续磋商各国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问题。与共产国际的对立，促使这两个国际在组织上合流。
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的合并
1922年，欧洲各国工人革命斗争已明显低落，反动势力则加紧对工人阶级进攻，墨索里尼于当年10月在意大利攫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独裁。在这种形势影响下，第二半国际同第二国际之间以及它们所属各党的右翼与中派首领之间，原先的表面争论也停息下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首领在同年1月莱比锡代表大会上，还对德国社会民主党1921年格利茨纲领进行了批评，并且不赞成它谋求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的所谓“联合”政策，甚至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支持苏维埃俄国。但会后不久，他们就放弃了这种立场，同时表示可以接受格利茨纲领作为两党合并的基础。在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内，当左派单独成立共产党后，中派同右翼首领不仅在组织上保持统一，就是在思想、政策上也没有出现重大分歧。以中派面目出现的独立工党依然留在英国工党队伍中。与此相应，第二半国际也逐渐抛弃了对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批评，而主动地向第二国际靠拢。
在维也纳代表会议后不久，第二半国际就不断谋求同第二国际妥协以至联合。当年6月它同英国工党接触，然后它们于7月、10月两次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制订统一的国际的基本原则。1922年1月，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在伦敦举行执委联席会议，实际上开始为合并作准备。在同共产国际会谈结束后，合并步骤更为加速。同年6月第二国际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完全否定就统一行动问题同共产国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同时对第二半国际表示，两个国际之间的分歧纯粹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第二半国际执委会也在同月的一项决议中，拒绝同共产国际进行任何谈判。显然，第二半国际已经抛弃原先的“中间”立场，很快又回到第二国际中去。
在两个国际中居重要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22年9月顺当地合二为一，只有累德堡领导的1个人数不多的团体拒绝并入社会民主党。右派与中派的首领纷纷致贺。王德威尔得称道说：“在通向国际合并的道路上，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的分裂曾是一种障碍。如今障碍已经消除，因而我可以说，国际重又恢复，再次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两个国际的领导人举行一系列会晤，决定各派5名代表联合组成“行动委员会”，为召开合并代表大会加紧筹备。
正在这时，法国军队于1923年1月入侵德国鲁尔地区。共产国际提出联合举行群众性抗议罢工等积极建议，并在法兰克福召集了各派工人组织的代表会议。然而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拒绝到会;除德国累德堡团体外，第二半国际的各党也没有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倡议成立的国际反法西斯和反战委员会，也致函第二国际执委会，呼吁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不能熟视无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仍不响应，而是迫不及待地要实现其联合。
1923年2月8日，两个国际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在科伦召开会议，制定了“无产阶级组织加入统一国际的条件”。随后它又向一些党发出《告各国工人党和社会党的通告》，指责共产党“有意识地反对无产阶级联合”，宣布同共产国际一起召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可能性在很长时间内将不存在，因而它们除单独召开代表大会外，别无他途。
第二半国际在合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于5月20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弗·阿德勒表白说，社会党国际联合会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国际，而只把自己看作是应当建立起所无不包的国际的基础，这个任务可以认为已经完成，因而联合会继续存在已无意义，已经到了解散它的时候。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解散维也纳国际，同第二国际合并，从而表明它主动溶化于右派改良主义者控制的国际。
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代表大会于5月21—25日在汉堡举行，来自30个国家43个党的426名代表以及195名来宾到会，两个国际的绝大多数政党都有其代表。大会主席维尔斯在开幕会上满意地宣称：“我们中间无疑还有尚未弥合的对立之处。然而这种意见分歧，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阻碍是如此之少，以至它也不会妨碍国际的统一”。大会没有对两个国际往年的活动进行批判性总结，也不再谈论它们之间以前的争执。
大会各议程的报告人分属于两个国际，而基本观点则大体一致，互为补充。第二半国际的理论家希法亭就“帝国主义和约与工人阶级的任务”这一议程作报告，一方面谈到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又宣称：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消除工人对暴力的信仰。第二国际的两个报告人悉·韦伯和勃鲁姆的基调也与此一致。大会决议提到了战后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而对于怎样防止战争、对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则只是把各国工人政党的议会党团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作为“决定这种斗争成败的首要条件”。决议继续散布对国际联盟的幻想，说工人阶级的责任在于采取各种办法，防止国联蜕化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各国工人要对本国代表在国联的活动直接监督，使其机构民主化。这项决议表示反对法国对鲁尔区的军事占领。
第二半国际的理论家鲍威尔作“关于反对国际反动派的国际斗争”报告，呼吁各社会党在斗争中合作。这时，英共领导人哈·波立特、德共领导人弗·赫克尔特等人组成的国际反法西斯和反战委员会，向汉堡大会主席团建议讨论各国无产者共同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问题，然而他们没有被允许出席大会。汉堡大会关于这一议程的决议，没有提出切实措施，仅仅空洞地号召“各国工人阶级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跟国际反动派决战，反抗资本主义的暴力进攻，在全世界恢复民主制度……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这项决议还表示反对对俄国的武装干涉，同时又激烈指责苏维埃政府“继续使用恐怖手段和不断剥夺民主自由……不但对俄国工人是危险的，而且也危及国际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利益”。
汉堡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的合并，通过了新国际的章程。合并成立的新国际称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以后的三次代表大会(1925年在马赛，1928年在布鲁塞尔，1931年在维也纳举行)对汉堡大会通过的章程，都只作了细微修改，就再次肯定、继续执行。这表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伊始，就从总体上为它自己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确定了此后十几年活动的基本方针。
新章程第1条规定：“凡旨在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承认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的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的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均可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与第二半国际章程中的“革命”、“夺取政权”之类激昂词句不同，它不过泛泛地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当然，右翼社会民主党首领是反对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他们宣布追求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推行各种形式的改良主义。
章程第15条有特殊意义。它规定：“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政府时，即自动取消其委员资格。在他退出政府后，即可再度当选”。这项规定是对德、奥等国社会民主党首领1918年以来活动的默许与追认，这些首领在无产阶级起义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时组成政府，接替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维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阻止革命继续发展。这个“社会主义”国际以这项条文表示，完全允许自己的领导成员自由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从而为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日后单独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铺平道路，使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合法化”。
汉堡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机构，确定伦敦为驻在地(1925年迁至苏黎世，1935年再迁至布鲁塞尔)。执行委员会成员计35名，有麦克唐纳、龙格、克里斯平、弥勒、斯陶宁格等著名右翼与原中派首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执委会中占有席位。韩德逊任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年以后，王德威尔得和布鲁凯尔先后多年担任此职)，弗·阿德勒(任职至1939年)和托姆·肖任书记。执行委员会还选出了9人执行局，成员为韩德逊、王德威尔得、布兰亭、维尔斯、特鲁尔斯特拉、鲍威尔等，还有1名流亡的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事务委员会由阿德勒、肖和执行委员会中的英国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以后多年中没有重大变更(个别人去世除外)。
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及比利时工党、法国社会党。它们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半数以上名额。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成立，表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派别，在战后革命危机结束时，最终弥合了中派与右派的暂时分裂，它们复活第二国际的过程至此完成。同第二半国际溶合于第二国际一样，各成员党中原先的中派分子，也差不多都归附右翼首领。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国际中，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倾向与派别。然而，在原先第二国际内的各国左派组织已纷纷建立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而留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力量比较薄弱、分散、缺乏坚强的领导，在党内影响较小。因此，与第二国际不同，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既没有象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左派政党，也没有象卡·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著名人物领导的斯巴达克派那样坚定的左派组织。
至于原先的中派分子，在他们与右翼首领合流于同一党、同一国际之后，没有与后者发生严重分歧以致再行分裂。其中多数已与右翼首领没有重大差异。例如，中派的著名理论家考茨基与希法亭，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925年海德堡纲领的主要草拟者，希法亭还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作党纲问题报告，纲领与报告都被右翼居优势的代表大会通过。当然，中派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同右翼完全一致。最典型的例子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它在理论观点与策略上都仍然具有明显的中派色彩。鲍威尔起草的1926年林茨纲领，既表示党将通过民主制的形式和在民主制的一切保障下，行使国家权力，又不完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而谈论工人阶级应当有“防御性暴力”，用专政手段粉碎资产阶级的暴力反抗。到30年代，鲍威尔和阿德勒也与右翼首领的立场不同，表示愿意与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又要求克服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片面性”。虽然与右翼不尽一致，但并不妨碍鲍威尔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充当主要议程的报告人。右翼与中派的首领尽管有某种不同倾向，他们还是一起组成了社会改良主义派别的国际中心，长期与共产国际相对立。
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二国际相比较，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活动也显示出某些新特点。如果说机会主义派别在第二国际时期主要是系统地篡改马克思主义、宣扬修正主义，那么，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时期，其活动家则特别着重于改良主义的实践。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首领多次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成了整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活动方针。这个国际成立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弥勒、希法亭就率先加入斯特莱斯曼领导的资产阶级联合内阁。弥勒还在1928年组织社会民主党政府执政近两年。麦克唐纳则在1924年1月组成英国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1929年工党再次上台当政，从此开始了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格局。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勃鲁姆也多次表示希望加入政府。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民主际首领曾不止一次地单独组阁或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在国际政策方面，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成立之初起，就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理论方面大多是重复修正主义前辈的基本观点，不过已把它们正式引进党纲，广泛宣传。比较新的理论则主要是希法亭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希法亭把垄断资本主义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说它在实际上用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代替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因而能够消除经济危机，改善工人状况，逐渐变成社会主义经济。鲍威尔等人也鼓吹这一理论，使它在这个国际中风靡一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的革命运动冲击下，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一度削弱。但是，在许多左派组织退出第二国际之后，重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还是包容了40多个社会民主党，其党员总数在628万以上。同时，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群众中继续保持着很深的(甚至是占首位的)影响，拥有2，560多万选民。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在政治上、思想上依旧处在复活后的第二国际的影响之下。这个工会国际所属各国工会会员达2，300万，占当时世界各国工会会员总数一半以上。此外，原先分属于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两个青年组织——青年工人国际和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合会，也同时合并成社会主义青年工人国际，照例隶属于合并后的第二国际。因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还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强大力量。
虽然这个国际组织的领导权一直由社会改良主义首领把持着，但它仍然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流派，其基本成员还是各国工人。为了反对日益增长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坚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争取这个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党(包括上层领导)，特别是其广大工人群众展开共同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然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在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错误地把这个国际和所属党称之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从而加深了对立，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消极作用，也给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造成严重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