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自1979年5月以来已连续三次组阁。而以“铁女人”著称的撒切尔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近160年来第一位“三连任”的政府首脑。撒切尔上任以来，以挽回历史性衰退的趋势，童振英国为己任。她的名言是：“能够(使英国)再度成为伟大的国家那不是太好了吗!”英国著名的《金融时报》评论家戴维森甚至说，“戴高乐的欧洲已成过去，撒切尔的欧洲正在开始”。尽管这些言词颇有民族主义或夸张的色彩，但国际舆论公认，撒切尔政府执政9年以来政绩斐然，战后日趋衰落的英国确实出现了某种“中兴”的局面。
对内集中治理经济
撒切尔政府在1979—1983年的第一任期内，几乎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治理经济。1984年后，撒切尔虽越来越活跃于国际舞台，而重心依然放在继续调整英国经济上。
二次大战以来，英国经济一直处于历史性的衰退之中。在50、 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期”，英国经济虽有所恢复，但却似蜗牛爬行，年均增长率仅约3 %，较其他西方主要国家都慢，先后被西德、日本、法国超过。进入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政策的推行给英国留下了异常突出的恶果，两次石油危机和1973—1975年战后最严重的周期性危机又推波助浪，使英国经济更加恶化。1976年英财政赤字靠国际货币基金紧急贷款39亿美元支付，并被迫接受国际财政监督。1974—1979年，经济增长年率不足1.5%，而通货膨胀年率高达15%，是典型的滞胀经济。经济恶化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政局动荡。在此期间罢工繁多，1974年保守党希思政府和1979年工党卡拉汉政府均因对工潮束手无策而下台。衰弱而又满身疮痍，长期停滞不前的英国经济被世界舆论通称为“英国病”。在当今世界，经济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基础。毋怪乎当时的英国政界人物自嘲“英伦三岛仅是三流小国”。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撒切尔政府上任之初即以扭转英国经济的颓势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被称之为“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运而生。它综合运用保守主义经济学派中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紧缩财政，强调以市场手段调节经济为主，反对过多的国家干预。其主要措施如下：
1.紧缩财政，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
撒切尔夫人强调“没有健全的货币就没有健全的经济”，主张“先治胀，后治滞”。执政之初即宣布“中期财政战略”，明确规定1980至1983年财政赤字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降到4%，货币发行量从17%降到7—11%，通货膨胀率从15%降到5%。同时，提高利率，1979年利率从8.5%升至13%， 1980年再升至15.1%，最高月份竟达17%。 1980至1983年间平均利率在12%左右。撒切尔政府着眼于控制通货膨胀的取策措施，无异于一付强烈的泻药，当时恰逢严重的周期性危机，其结果是英经济急剧收缩。从1979年6月至1981年6月的两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跌4%，工业生产下降13%，其中制造业下降约17%，失业人数从100多万猛增到325万。社会上反应强烈，反对者大有人在。然而，经过这一时期强烈的紧缩之后，通货膨胀率终究得到了控制，1982年降到5.3%。此后，紧缩政策仍是英经济政策的主导方针。其间，出于政治需要，虽有局部调整，如1985年底为应付大选需要，曾决定1987—1988年财政年度增拨47亿英镑，用于教育、卫生保健及各项福利开支，借以争取中下层群众的民心。但从整个时期来看，在财政、货币、利息率诸方面依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抑制通货膨胀仍是主要政策目标。突出的事例是1988年上半年英镑过于坚挺，汇率过高，一时要求降低利率的呼声甚高，但撒切尔仍坚持不干预金融市场。
2.减少国家干预，鼓励自由竞争。
撒切尔政府废除了180多项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其中较大的有：完全取消对工资，物价和外汇管制的法令，两次修改运输法案，鼓励长途运输和城市公共汽车私人竞争，修改股票市场和金融服务法案，鼓励“伦敦城”向电脑化、全球化发展。
3.改革税收制度。
改革税收制度是撒切尔政府实行“民众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采用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夫勒教授和韦茨曼教授等人的“分享经济”的观点，通过降低所得税，争取使更多的人拥有私有住宅和公司股票，“以使人民对自己工作的公司更关心”。撒切尔执政以来，逐步将一般所得税降到27%(工党政府时为33%)高收入税降到60%(工党政府80%)，同时，一般公司税亦从52%降到35%，小公司的这类税收从42%降到27%。这种税制改革的最大得益者当然是高收入阶层和大中企业，低收入者和小企业所得有限。但它对刺激投资，促进消费，确实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4.推进“私有化”。
在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中，英国是“带头羊”。撒切尔以此为振兴经济的主要手段。英国在40年代后半期和70年代曾出现过两次国有化高潮。至1979年，国有化企业的营业额已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 1%，总劳力的8%，总投资的20%，对国民经济举足轻重。国有企业大都人浮于事，亏损严重，经济效益低，成为英国经济的沉重包袱。
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包括：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从1981年开始执行，到1984年形成巨大声势，出售居世界电讯业第四位的英国电讯公司，标志着私有化进入国有经济的“心脏地带”，迄今已有10余个大企业实行私有，向市建公房的租户出售他们所租的住房;资助私人办医疗保健事业;教育私有化也已开始;改革养老金制度，使之逐步私有化。这就表明，撒切尔所采取的私有化措施，不仅将各类企业，而且也将住房、福利、教育和卫生领域卷入了浪潮。
撒切尔这一改革已见成效。至1985年，政府从私有化措施中所得收入已达190亿英镑，预计到1988年可达210亿英镑。私有化后的企业，主要是大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增加利润少则20%，多达300%。政府的税收相应地也有增加。但是，这一政策目前在社会福利领域并不象企业那样，收效甚微。
5.削弱工会权利，推行工资制度改革。
英国的工会历史悠久，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又是工党的支柱。撒切尔执政后，对工会大刀阔斧地限制和分化，主要运用立法手段。1980年和1984年议会先后通过两个就业法，1984年通过了工会法。其内容有：限制罢工，规定罢工必须与工资、就业条件有关，不得超出此范围，且只限于工人与本企业雇主之间的纠纷，不能到其他工厂设立“第二纠察线”，罢工须在4周前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征得多数工会会员同意，否则以非法论处，课以罚款，列英国传统的“只雇本工会会员”的招工制度加以限制;各级工会领导人必须通过工会会员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选举产生，至少每5年举行一次;工会是否对政党进行政治捐款，要由工会会员以无记名投票决定。至少每10年举行一次。撒切尔为对付罢工，还建立了强大的警察机动力量，削减了国家对罢工工人的救济金。
英政府1986年3月宦布实行工资改革，把固定工资制改为分享利润制。改革的内容是，工业企业的雇主不再将雇员原固定工资全数支付，改由雇员领取原固定工资的2/3，其余1/3则与企业利润挂钩。英财政大臣宣称此举是要把英经济由“工资经济”转变为“分享经济”，目的在于克服劳动市场结构僵硬，劳动力流动性差，经济缺乏活力的弊端。
撒切尔政府上述强硬措施，已取得预期效果。工会会员人数明显下降，1979年1220万，占全体劳动者的55%，目前降至900万，仅占36%。罢工次数、人数及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均大为下降。以罢工损失的工作日为例，1979年为29474万日，1983年降为3593万日，1986年降至19 2万日。政府还运用高压和法律手段，先后瓦解了1984年煤矿工人和1986年的印刷工人两次大罢工。英国的工人运动因此而进入低潮。
综观撒切尔政府9年以来的经济政策，应肯定已取得显著的成果，长期以来的颓势已经扭转。
首先，获得了战后以来最长时间的低通货膨胀情况下的稳定增长。1979至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1%，高于1973—1979年的年均增长率( 1.9%)。 1985年以来更为突出，其增长率高于其他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其中1986和1987两年超过日本而居首位。通货膨胀年均增长率1979—1987年大大低于70年代，近几年稳定在3—5%之间。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长期萎缩不振的劳动生产率在此期间有较大提高，9年间年均增长率达3.1%( 1973—1979年2%)。制造业的增长率达4.5%，高于西欧其他主要工业国家。
其次，英国的经济结构在此期间发生较大变化。随着科技革命的推动，制造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都缩小到约占1/4的程度，而第三产业则扩大到约占74%。英金融业发展尤快，1986年纯外汇收入达97亿英镑，1987年突破100亿英镑。伦敦作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得到维护和加强。这对英国企业的投资和设备改造都极为有利，成为英经济增长较快的重要动力。
再次，国际收支的状况有所改善。1980至1985年，经常项目均有较大数额的顺差。1986和1987年，因北海石油收入下跌以及进口增长过快，才又出现逆差。英在此9年中已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1979年政府取消外汇控制后，海外投资成倍增长，1986年累计达1400亿英镑。每年从海外投资增加的收入达70至80亿英镑，近年已仅次于日本而为世界第二大债权国。这一状况明显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
撒切尔政府的对外政策
撒切尔政府任期的以往9年中，正是东西方关系和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英政府的对外政策审时度势，作了相应的调整，其地位和作用都有一定的提高。
撒切尔政府外交的基本特征是。继续协调和保持同美国的特殊关系，积极而稳妥地发展英苏关系;继续向欧洲大陆靠拢，利用与里根、戈尔巴乔夫以及西欧其他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谋求在东西方对话中发挥独特作用，以加强英国的国际地位，维护和发展其在世界各地的经济贸易利益。
美国《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1987年7月14日在该报发表评论，认为“撒切尔夫人一直在努力确定一种适合于她作为西方联盟高级领导人的国际作用，这种作用将满足她的英国同胞愈来愈高的期望。同时，她也决不能忘记英国是二等强国这种英国地位的现实。这是一个微妙的难题”。应该说，此位评论家的观点颇为切中要害。撒切尔夫人经过她的悉心努力，当然包括她的内外政策的成果，如今确已成为如西方评论所加冕于她的“世界性的领袖人物”。然而在当今世界上，一国的实力和地位决定了其领导人的活动余地，撒切尔夫人只能凭借英国中等强国这一地位维护和争取其最大的对外利益。
撒切尔夫人把其个人特点也体现到其政府的外交中了。欧洲委员会前副主席克·图根哈特说，撒切尔在国际上“颇有声望，西欧国家现有领导人还没有其他哪个人可与她相提并论，但她的十分好斗的风格也贯彻到国际事务中来了，这常常不能不带来某些消极作用”。
英国战后外交的格局是“三环外交”，即在英美、英联邦和英欧这三者关系中，英国发挥“均衡的枢纽”作用。随着英国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逐步丧失，英国实力的衰退，在战后很长时间里，英国“丧失了帝国而未能找到可以扮演的角色”(艾奇逊语)。撒切尔夫人虽留恋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念念不忘英国的伟大，期望“重振英国声威”，然而她不得不依据现实的国际形势和英国的实力，重新调整“三环外交”的格局。
撒切尔政府外交政策的以上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主要方面：
1.维护和加强英美的“特殊关系”。
英美由于历史形成的关系，到了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任期内，由于“志同道合”，使英在外交中“自然本能地”倚重英美关系。两国虽有种种分歧，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目标和策略非常雷同，表现在东西方关系、军控谈判、地区性冲突以及反对恐怖主义斗争等方面，两国立场基本一致，在各自遇到麻烦和困难时刻相互支持。撒切尔政府是美国在西欧盟国中“最坚定的盟友”。80年代初，美欧在贯彻部署中程导弹“双重决议”中因西欧许多国家声势浩大的和平与反核运动而面临困境时，撒切尔政府以其在本土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坚定态度，帮助了虽根政府。里根政府1983年提出SDI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后，西欧国家对军备竞赛的升级以及北约军事战略和结构因此受到的损害深感疑虑，一般均持保留或反对态度，而撒切尔政府在排除内外种种分歧意见后，与美国首先签订了政府问的合作协定，同时明确要求美国遵守在大西洋联盟内承担的义务，兼顾了西欧的利益。美苏首脑冰岛会晤后，西欧各国对美国未同盟国协商即在重大问题上与苏联作交易极为愤懑。撒切尔夫人在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上公开为里根辩解，声言“削弱美国就是削弱欧洲，实际上就是削弱整个西方世界”。此后，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会议上，撒切尔针对因粮食和钢铁导致的欧美贸易战，宣称她对西欧出现的反美情绪“非常非常不安”，要求西欧国家不要仅从贸易争端，而应考虑到加强大西洋联盟来看待欧美关系。1986年4月，美国在空袭和武装封锁利比亚事件中，西欧一些盟国都持观望态度，而英政府甘冒国际舆论的谴责，毅然同意美国飞机从英国基地起飞袭击利比亚。凡此种种，都表明撒切尔政府在“里根政府得不到北约盟国支持的困难时刻，慨然予以支持”。英美“特殊关系”因此得以加强。撒切尔外交的“大西洋”色彩相当鲜明。
2.寻求加强西欧联合。
尽管撒切尔的“天然情感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然而，在美苏激烈争夺和对峙之下维护本国地位和利益的需要，欧洲共同体作为一股经济和政治力量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强，英国切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越来越紧密地与西欧联结在一起，这一切都使撒切尔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强有力地朝着欧洲的方向”，在英国的外交史上发生了醒目的“亲欧洲的变化”，而这一转变是“可取的，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从经济上来看，英国1986年同欧洲共同体其他11国的贸易额，占其进出口总额的50%，达798亿英镑，其进口额占51.7%，出口额占48%。这在英国近百年历史上是空前的。欧洲共同体已确定1992年开始实现“统一的大市场”计划，到时，共同体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将更形突出。据估计，本世纪末，英贸易的3/4将在共同体内进行。西欧的观察家们说，“英国是在活力旺盛的年头离开欧洲的，当她返回欧洲时，已是老态龙肿，步履维艰了”。在此情况下，英国不得不改变初加入共同体时的那种“半心半意”的态度，转而持较为积极的恣态。1984年6月欧洲共同体枫丹白露首脑会议上，不仅解决了英与其他成员国争吵多年的预算摊款的纠纷，而且会前英还提出一个题为《欧洲的前途》的重要文件。该文件全面阐述英对西欧联合的立场，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和防务等各主要方面的原则。西欧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英与其他西欧国家“建立较合作关系的新开端”，“英与欧洲共同体长期存在的伤痕终于愈合了”。此后，英对法国倡导的“尤里卡计划”由犹豫观望转为积极支持，认真参与“大市场”计划的拟定，1988年初协调解决了农业共同市场和共同体的地区发展基金问题。英国的经济已不可逆转地与欧洲共同体共命运了。
从政治和防务上来看，英国片面地依赖英美“特殊关系”，已难以确保自身的地位和安全。进入80年代以来，美苏都在调整各自的战略。它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已由片面地争夺军事优势转为争夺综合国力的优势。为此，双方都加快了修改政策的步伐，双边关系和东西方关系也因而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转折。形势的变化，对西欧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英国当然也不例外。今后的趋势是，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将相对下降，经济因素将相对上升;北约早就存在的战略思想和结构性危机，将由于美国“新孤立主义”倾向的发展而更为尖锐和紧迫，西欧的安全主要仰赖美国核保护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英国由于其地缘政治的条件，别无其他选择，只能进入加强西欧联合的行列，而且要力争发挥与其地位相当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撒切尔政府积极参与1984年“西欧联盟”的复活; 1987年又通过了“西欧安全利益纲要”，从而在近几十年间第一次形成了西欧的共同安全战略;英与法国、西德在1987年建立了协调战略的三边常设小组，英与其他西欧国家的军工合作也有新的突破，如欧洲航天计划，英、意、西班牙和西德合作研制“欧洲战斗机”，英、法两国正在酝酿的合作研制新型导弹的计划，等等。
当然，英国终究有其特殊的利益和地位，撒切尔政府“亲欧洲的潮流”，也还不能说明它对西欧联合事业已全心全意。一旦牵涉本国利益时，撒切尔过于强硬而偏执的立场常常牵制了西欧联合的步伐。在事关欧美关系时，又“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美的偏爱”，如法德1988年初安全防务理事会和陆军旅宣告成立时，撒切尔公开说，“欧洲不要产生可能会无意中起到破坏大西洋联盟联系作用的那么一个机构”。尽管“亲欧洲的主潮流”业已确定，英国仍不免时有摇摆。
3.发展与苏联、东欧关系，重新塑造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形象。
撒切尔的对苏外交，大概最能体现她的特性了：强硬和灵活机变兼而有之。
撒切尔政府的第一任期，正值因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欧洲的中导之争，东西方关系陷入僵硬对峙。在英苏关系中，撒切尔以其“铁夫人”的面目对付苏联的固执保守的欧洲政策。她上台伊始，就明确宣告“西方同苏联的斗争是两种社会制度生死存亡的斗争”，“苏联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即用共产主义制度统治世界……我们必须同心同德用各种办法使苏联不能得逞”，其强硬的对苏态度溢手言表。尽管在欧苏天然气交易等问题上，英国政府也有机变的一面，但英苏关系总的来说此一时期极为僵冷。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苏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以及东西方关系的变暖，撒切尔政府对苏政策相应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4年戈就任总书记前就首访英国，被认为是“打开了英苏关系新的一页”。1987年，撒切尔正式访苏。1988年初，董戈在访美时在英作短暂逗留。通过这些异乎寻常的外交活动，英苏两国首脑都宣称“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戈则视撒切尔为“在未能与美国人直接对话的情况下，唯一能对华盛顿施加影响的对话者”。撒切尔在访苏时明确说，“我坚信，欢迎和鼓励戈尔巴乔夫所开始走的道路是符合我们利益的”，英苏关系因事态的发展“可能出现历史上的转折点”。政治气氛的改善，带来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1986年来两国已先后签订经济和工业合作计划等多项协定，并商定到1990年双边贸易额将实际增长40%。两国的文化、科技交流也日趋活跃。
英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随之也出现了新的势头。1985年，英外交大臣先后访问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英报界称此为“谨慎地开辟着一个新的天地”。其中，对民主德国的访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捷的访问也是20年来第一次。英政府公开宣布，这是为了“推进东西欧关系以及鼓励东欧各国的那些事态发展”。英在东欧的经济利益有限，其积极恣态主要出自政治考虑。难怪西方舆论认为，“看来，英似乎已最终制定了一项对东欧的政策”。
4.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处理“历史的遗产”。
大英帝国在二次大战后已不可挽回地衰落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依然压在撒切尔政府的肩上。英国的外交政策，自60年代以来一直对应该采取“收缩性”还是“进取性”的方针而争论不休。撒切尔政府是以鲜明的“进取性”色彩推行其外交，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出现重重矛盾。
在与英联邦各国的关系中，撒切尔政府力图维系英联邦这一纽带。修好与印度、尼日利亚等地区性大国的关系;继续向英联邦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其中4/5集中在最穷的国家，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援助90%以馈赠形式提供，最近又宣布完全免除非洲部分穷国所欠的债务和利息。由于这些措施，英与英联邦的关系一个时期来有所改善。但英国的领导地位究竟不同于往昔了，1986年8月的英联邦伦敦首脑会议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次会议上，英国顽固地拒绝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施有效的经济制裁，与参加会议的其他6国首脑彻底闹翻。最终首脑会议以公开宣布分歧而收场，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西方分析家们认为，这次会议“很可能标志英联邦历史的一个转折”。作为一种国际讲坛，英联邦可能一时还不会解体;但该组织以往的历史地位已经消逝，英国的领导地位将徒有虚名。
还有两个历史事件，表明了英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不同面目。
其一是“罗得西亚问题”。撒切尔政府“尽管在此问题上最初的本能反应是错误的”，即千方百计阻挠当地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但最后追于形势于1979年签订了伦敦协定，其后津巴布韦宣告独立。从结果来看，撒切尔政府不失为作出了明智的决择。
其二是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岛战争”。阿根廷军政府在久经谈判无效的情况下，为维护马岛主权贸然采取军事行动。撒切尔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惜动用其2/3的海军力量，用武力击败阿根廷的军事行动，重新占领该岛。此举虽在英国内大大提高了撒切尔夫人的声誉，却在国际上遭到孤立。此后， 英政府于1987年单方面宣布在马岛实施150海浬“渔业保护区”，1988年3月在马岛周围举行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均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迄今，联合国已就马岛争端进行三次投票表决，英国都处于绝对孤立的境地，以致英国社会民主党联盟领袖欧文指出， “撒切尔的孤立主义精神状态正在损害着英国的最大利益”。
撒切尔政府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说明她审时度势的机变手段，能维护者不惜代价维护之，实在无力维护者则得放手处且放手;还清楚地反映出撒切尔对大英帝国的怀旧之心，不能随历史的潮流而前进。其实，无论马岛争执或者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都不是靠武力或顽固不化的政策就能维护英国利益的，历史早晚将证明这一点。
5.中英关系的新篇章。
1984年12月撒切尔首相访问中国。这是撒切尔第三次访华。1977年，她作为反对党领袖首次访华。1982年，她以第一位英国在任首相的身份访华，同中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从此开始。撒切尔第三次访华期间，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是中国现代史以及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联合声明》圆满地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从而朝完全实现中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一步，也为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它为国际社会通过和平友好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和重视。
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以其远见卓识和明智决策，为该问题的顺利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中英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英两国早在1954年就建立外交关系。3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有所发展，但是不够迅速。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情况有了可喜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经济贸易方面。以往中英两国贸易仅占英国进出口总额的0.3%，最多的一年是3亿英镑。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署后，两国经贸关系的步伐明显加快。仅1984年，两国贸易总额达5.93亿英镑，比1983年增加50%。 1987年6月5日，两国政府经友好谈判在北京签署关于解决历史遗留的相互资产要求的协定，为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扫清了道路。在此期间，两国在石油、煤炭等能源开发方面已制订出一些大型合作项目。两国的友好往来，以及政府和民间的文化合作与技术交流日趋活跃。
摆在撒切尔政府面前的难题
撒切尔政府的第三个任期刚过了一年， 今后还有一段“漫长的历程”。从各方面来看，撒切尔政府的内外政策将有种种难题有待解决，道路决不平坦。
在国内经济上，近几年虽有明显改善，但英国经济基础原本脆弱，以往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关厂裁员，产量上升不多，且投资不足，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增加有限。英国的制造业，从总体来说，由于积弊年久日深，目前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仍较弱，既准以与美、日抗衡，也远不及西德，一旦欧洲共同体“大市场”计划付诸实施，势必面临严峻的挑战。失业率居高不下，现已成为英经济的最大难题，政府对此基本上束手无策，拿不出有效解决办法。据估计，高失业率到90年代中期以前大概难以缓解。英政府因经济增长和私有化措施，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但终究余地有限，在压缩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方面，以往的收效本就有限，今后也仍将十分艰难。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79年为43.25%， 1987年约占44.25%。撒切尔一再声称要坚决在这方面实施改革，但因涉及千家万户，风险极大，其成果如何难以预测。此外，英贫富差距和南北地区差距，这些年来明显扩大。根据英政府的调查报告，1979年以来减税120亿英镑，其中一半以上流入占人口10%的高收入者，只有3%落到占人口15%的低收入者手中。从收入情况看，高收入者在此期间增加收入22%，而低收入者反而减少了9.7%。南方地区因新兴产业的推动， 近期迅速崛起;而北部地区，传统工业日趋衰落，失业率高达16—21.5%(南方仅10—13%)。这些态势都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冲击着保守党的社会基础。
保守党政府在最近这次大选获胜后，一再声称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长期的，目前所做的仅仅是走了“横渡大西洋旅程的1/4”，今后任务的艰巨可想而知。
从政局来看，撒切尔夫人已赢得很高的声望，其他英国政治家难以与其相匹敌，保守党政府因其内外政绩，也居有优势，因而大局基本稳定。然而，作为第二大党的工党，在吸取大选失败的教训后，正在调整政策和策略，酝酿东山再起。工党本就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北方地区的衰落和庞大的失业大军，又为其扩大社会基础创造客观有利形势。新近崛起的社民党自由党联盟，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83年大选，保守党得票42.4%，工党27.6%，社会党联盟25.4 %，仅因现行议会选举制度(简单多数决定选区议员归属)，才使该党仅获3.5%的议席。1987年的大选，各党得票格局仍大体如此。英国历史上两大党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正在改变。保守党政府由于内外难题重重，一旦举措失当，不排除政局动荡以至易主的可能性。
从国际政治来看，英国已面临美苏和东西方关系“新的转变时期”，其对外政策能否适应新时期深刻而急遽的变化将接受严峻的考验。撒切尔政府的难题在于，其政策不得不随形势的变化而作较大的调整，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牵制，调整的步幅又受很大的局限。北约部长理事会最近的一个报告中， 提出“北约一已进入一个微妙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的对外政策也进入了一个“微妙时期”。撒切尔政府再要沿袭以往在英美、英欧以及英国和英联邦3者关系中谋求“平衡的支点”老一套的办法，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加速“向欧洲靠拢”。在当今的世界，撒切尔政府以其中等国力而维系“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不可能再主要依赖英美特殊关系和英联邦，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欧经济、政治和防务的加快联合上。撒切尔在以往虽已调整了对欧洲的现策，但远不到“调转航向”的程度，西方舆论界期待的英、法、西德3国轴心并未出现，只要英国不是“全心全意”投入西欧联合事业，不能在这一事业中与法国、西德分担“火车头”的角色，其外交地位必将是脆弱而不稳定的。当然，对在第三世界历史所遗留问题如何决策，如马岛争端和南非问题，将依然考验着撒切尔政府的能力和威望。
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5月大选前夕曾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其中说到：“我想说，我们有勇气对付历届政府都一直回避的问题，从而把英国从一个逐渐衰落的国家变成一个可以重新为其进取精神，为其作为一个可靠盟友和有影响的民族而感到自豪的国家。换句话说，重新恢复英国的声望”。撒切尔夫人作为西方一名政治家，国际舆论已有公道的评价;而作为本届英保守党政府的首脑，其政绩如何尚有待历史的发展来作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