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加尔文神学政治思想的主要史料是《基督教原理》、《教会宪章》和《教义问答》，其主要思想与成就如下：

一、预定论，又译为前定论，是加尔文神学思想的核心。它是以路德的“唯信得救”为基础，吸收保罗与奥古斯丁预定论的内容发展而来。加尔文给预定论所下的定义是“我们所谓的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的旨意决定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因为人类被创造的命运不同，永恒的生命为某些人已预定，对于另一些人，则是永罚。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为着或此或彼的一个结局而创造，所以我们说， 他是被预定了或生或死的”。意即上帝以其神圣的、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最高意志对世人进行拣选，被选中者为上帝的选民，享受永世的幸福，否则为弃民，要受永罚。选民要得救与个人的祈祷、善行无关，完全在于上帝的恩惠，在于上帝所决定的人的命运。人们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但加尔文理解的选民的得救与路德不同，路德认为得救是人与上帝的神秘结合，可享受人世间所得不到的宁静与愉快;而加尔文却认为是上帝使其充满了基督的灵，成为基督的战士，获得社会活动的能力、方法与百折不挠的信心，使之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这说明加尔文的预定论不同于一般的宿命论而有其现实的内容。他提出，谁是选民，谁是弃民，并非神秘莫测，尽管上帝的决定秘而不宣，但可以通过上帝的呼召体现出来，对每个基督教徒来说，皆应坚信自己是选民并应全力以赴地努力苦干，若某人在对社会有益的各种职业中诸事如意，硕果累累，并且道德高尚，参加教会和服从上帝所建立的政权，就是他蒙呼召成为选民的外在标志。如至死仍一无所获，毫无成就，或不积极进取，懒惰松懈，事业失败，便是弃民。因此，他的预定论学说在于“适应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①。它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分化、商业竞争之成败的社会现象加以神化，鼓励资产阶级追求财源，发家致富，同时又使失败破产者、社会下层和没落的贵族服从命运的安排，接受上帝的决定。这一思想后来为其门徒发展为“世间使命说”，认为“靠遗产收入为生是懒惰的习惯，似乎完全是罪恶的，从事于一种没有确定的目的，又不能获得物质利益的职业，似乎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愚蠢浪费，不充分利用获取物质利益的机会似乎是不关心上帝的事，懒惰是最可怕的恶行”。它鼓励信徒鄙视轻闲与浪费，应珍惜、节约钱财， 充分利用、掌握时机发财致富，选民不仅在现实世界上可以获得财富，而且死后得以升天堂，得到上帝的承认。因而，它更加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胃口，得到他们的广泛拥护。预定论批判了封建天主教会对现世的消极、保守态度，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这对于瑞士以至于西欧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加尔文的圣礼观体现了廉俭与平等的思想，长老宗仅保留洗礼与圣餐两项。圣餐观介于路德与慈温利之间， 主张“参与论”。他认为领受圣餐的饼与酒既非真实的耶稣的肉和血，也非仅具有纪念性质，而是在圣餐中人可以凭借信仰领受精神上的基督，实质上是“参与”了基督的肉和血。此外，为了体现平等，对一般信徒实行饼酒同领的圣餐制，对饼酒的要求亦较为灵活，发酵饼或无酵饼、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均可。

二、民主共和的教会组织与神权共和国。根据加尔文的《教会宪章》的规定，教会设立四种职务：长老、牧师，教师、执事。长老评议会为世俗信徒的领导机构，由日内瓦议会选举产生，每年改选一次，可连选连任，负责维持秩序，监督每一个人的生活、道德和纪律以及教会的管理。牧师为神职人员， 负责解释圣经，训练与审查预备牧师，施行圣礼， 并组成牧师团， “无牧师团之许可，任何人不得在日内瓦传教”。教师(包括教授与中、小学教员)负责日内瓦学校的领导工作，宣教事业和讲授圣经，以保持信徒的纯正信仰。他与牧师的区别是“牧师有如昔日的信徒， 教师有如古代的先知”。执事是由信徒选举产生的不脱产的协助长老和教师的教会管理人员，主管慈善机构，负责救济和医疗工作。教会的权威机构是由议会选出的长老12人、牧师5人组成的长老会，独立行使教会的司法权。如教徒有失职、行为失检或生活放荡，它不必通过政府可直接对信徒进行处理。处分分为三种即劝告、公开劝告和开除教籍。此后，西欧各国的长老派坚持了这一选举和组织制度， 基层教堂由信徒选出长老管理， 由长老聘请牧师。诸教堂的长老和牧师各一人组成教区长老会，继由各教区长老会推选出长老1—2人，牧师1人组成全国性的长老会。长老制发挥了一般信徒的管理作用，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共和政治在宗教上的反映。恩格斯说： 加尔文的组织原则“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①。

经宗教改革后的日内瓦资产阶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大、小议会，由市民直接选举产生。议会与教会虽有明确的分工，教会负责宗教信仰与思想道德等精神生活，议会负责世俗事务，但二者事实上已结为一体，议会中有牧师与长老参加，长老又为议会所选派，这样就保证了二者均在加尔文新教思想指导下，制定政策，施行政纲。加尔文在日内瓦虽仅任牧师和长老会的主席，但由于其崇高的威望，事实上成为该神权共和国的最高领袖。这种共和教会体制对于反对封建君主制、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为资产阶级政权提供了样板和先例，成为十七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夺取、掌握政权的理论武装和旗帜。

三、注重现实，参与政治，以法治国、改造社会是基督徒和教会的神圣义务。加尔文主张基督教会应监督国家、家庭和社会，发扬上帝之道，把全部社会生活置于基督教的典章和目的的支配之下，使社会基督教化，以新教的思想改造社会。因此，他特别强调关心政治、改造社会是每个信徒的责任，认为应培养信徒的政治意识，有条件者应在政府中担任官职，居官是诸种职业中最尊贵的职业。不担任官职者也不应逃避责任，而应积极地监督政府的政策是否符合基督教的原则。与此同时，他还强调基督徒应服从政府的权力，即使是不良的统治者，也应服从。但如果统治者违反上帝的意志，则不应服从，可以武力反抗，以刀剑对付暴君，长老会议应加以指导。他说： 如果议会执掌权力，“我非但不禁止他们行使职权反对君主的暴政，我倒认为他们如纵容君主镇压人民，乃是极端的不仁不义”。而应支持人民“摧毁暴君血腥的王权，推翻专制政府”。他还强调法律， 主张以法治国，认为法律是国家政制的神经系统，“法律是无言的官吏， 官吏是发言的法律”。他在日内瓦期间还依靠立法改造社会风气，提高道德水平。他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日常生活的宗教意义，谴责散漫轻浮，并依法强制取缔赌博、歌舞、酗酒、卖淫、奇装异服等，违者申斥、罚款、判刑或驱逐出境，未成年女童如着艳丽衣裙，其母将被拘留两天。妇女梳高髻者监禁，仅“1558至1559年因犯不道德罪被起诉者414人， 1542至1564年判罚充军者76人”。据旅游者记载，经过加尔文治理的日内瓦城一度秩序井然，道德高尚，纪律严明，成为当时的“模范社会”。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是十六世纪西欧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以宗教改革为形式的一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和思想的革命运动，并且也是一次获得胜利的革命运动。它虽然在各方面都蒙上了一层虚幻的神学外衣，但当人们以唯物史观拨开宗教的迷雾之后，其真实的政治、经济的性质和目的便昭然若揭。

加尔文将人文主义思想寓于神学之中，他充分肯定了人在现实世界的积极作用和奋发进取的生活态度，确认了封建贵族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在经济方面，通过改革没收了教产，申明了贷款取息、谋取利润、发展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政治上，创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权形式，从宗教上巩固了日内瓦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恩格斯将这一革命运动与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一并称之为“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①。 日内瓦虽属小国寡民，但其宗教改革的影响颇为深远。加尔文所创立的长老宗教义，他的《基督教原理》、《教会宪章》、圣经注释，经过清教运动为许多教派所继承，并加以发展，为尼德兰和英格兰资产阶级夺取、掌握政权提供了理论武器和旗帜，瑞士宗教改革的产物——长老宗，也迅速传播至法国、苏格兰、荷兰、英格兰、德意志西部、美洲以及东欧的匈牙利和波兰。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残留了一些中世纪的痕迹与色彩，他继承了封建教会的国教思想，把长老宗教会置于至高无上、唯我独尊、控制一切的地位，将其教义渗透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且实际上将宗教和政权结为一体，控制了日内瓦政府。他还通过政府的权力排除异己，镇压他所反对的教派和个人，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和解剖学家塞尔维特因反对其教义被处火刑便是明显的一例。在日内瓦不存在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这些封建残余在十七世纪，为其后继者所摒弃。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在西欧历史上虽属具有革命意义的进步运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改革思想，特别是预定论具有消极的一面，它把资本家的发财致富和劳动人民的贫困说成是上帝的安排，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和反抗精神，这是我们所应注意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90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2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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