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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3日 阅读:134 评论:0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时期来看,其标志大体始自1853年日本被迫“开国”及随之发生的“尊王攘夷运动”,止于1894年日英新约的签订(1894年7月16日)和甲午战争的爆发(1894年7月23日)。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及作为历史时期应如何断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关于明洽维新的性质,有“绝对主义”、“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和改革”、“民族运动”等说法。关于明治维新开始期,有“天保”(1830—1844年)说和1868年说;结束期则有1871年废藩置县、1873年公布《地税改革条例》及《征兵令》、1877年平定西乡隆盛叛乱、1879年改琉球为冲绳县、1881年“明治十四年政变”、1884年自由民权运动基本结束、1889或1890年公布《明治宪法》或帝国议会成立及1911年不平等条约完全废除等说法。迄今尚未最后解决。

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江户时代(即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年)日本的幕藩体制是一种封建领主制, 至十九世纪后期已腐朽不堪, 集中表现在,1700年以来,160多年间耕地面积一直停滞在290万至300万町步未见发展、1726至1846年的120年间日本人口一直停留在2,800万至3千万左右。人民饥寒交迫, 溺婴现象严重, 农村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据统计, 从1590至1867年的278年间,农民起义共2,809起,其中有1,192起发生在明治维新前的67年间, 尤其集中在天保和庆应(1865—1868年)年间, 形成两次大高潮。在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中, 农民从过去仅仅要求减少年贡的单纯经济斗争目标, 发展到提出平分土地、赶走贪官污吏、农民选举官吏等政治和经济的要求; 在城市也不断发生反对封建统治的市民起义, 其中最著名的是1837年大阪市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起义。农民暴动和市民起义不仅沉重打击封建统治, 而且造成革命的形势, 推动着日本先进志士寻求改革之路。
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又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我国近代诗人和研究日本的奠基者黄遵宪(1848—1905年)有诗云: “当时海外波涛涌, 龙鬼佛天都震恐。欧西诸大日逞强, 渐剪黑奴及黄种。芙蓉毒务海漫漫, 我自闭关眠不动。一朝轮舶炮声来, 惊破看花众人梦。”这些诗句的大意是: 德川幕府奉行锁国政策, 200年间, 自安自得, 却不知海外世界发生巨变; 西方资产阶级挟其军舰与大炮, 鲸吞蚕食, 次第征服印、非各国,锋刃已在指向日本。
1853年7月8日, “黑船”(美国舰队)叩关, 江户城内一片混乱, 俄、英、法、荷等国接踵效尤,幕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这些条约使西方列强在日本享有协定税率、设立居住地、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等特权, 严重破坏了日本的主权和损害了日本民族利益, 日本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严重民族危机。怎样才能克服民族危机?幕府统治者企图强化幕藩体制,与幕府有矛盾的长州(现山口县)、萨摩(现鹿儿岛县)、土佐(现高知县)等西南强藩则企图取而代之。这类改良主义当然不能克服日本的民族危机。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摧毁一切万里长城”, “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当时, 日本只有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的侵略。
然而,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因素还很微弱。从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日本虽然已产生了不少积聚大批货币财富和拥有许多动产、不动产的商业高利贷家族,如三井、鸿池、小野、岛田等等,但他们是封建性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幕府统治者主要是依附的关系,虽有矛盾,远未发展到对抗。
农村中出现了相当数量具有资本主义因素或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富农和商人——“豪农豪商”,他们一方面剥削佃农和家庭小生产者,另一方面也受封建领主的压迫剥削。他们同幕藩统治者的关系,大多是矛盾大于依附,与下级武士和一般农商皆有联系(有的取得“乡士”即在乡武士身份),幕末维新志士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这个阶层,被称作“草莽”。组织“海援队”贩运军火支持倒幕的坂本龙马(1836—1867年)就是一个代表。不过,豪农豪商分散各地,远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总之,当时的日本,还谈不上由资产阶级来进行一次革命。
领导维新运动的历史任务落在具有改革要求的青年下级武士身上。他们身份不高,难得拔擢。俸禄低微,甚至难以养生,有的沦为失掉士籍的“浪人”,“恨主如仇”。他们有文化,有些人有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他们的思想主要是儒学和“国学”,但有些人也接触了“洋学”, 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朦胧的憧憬, 其代表人物是吉田松阴(1830—1859年)。
吉田松阴出身于长州藩的下级武士家庭, 年禄26石。别号“二十一回猛士”, 通称“寅次郎”。幼学山鹿派兵学和四书五经、李贽《焚书》、王阳明《传习录》等汉学,曾在藩校当教师。1851年拜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洋学者佐久间象山为师。美国舰队叩关后, 目睹民族危机, 多次上策建议加强海防, 认为闭关自守不能维护民族独立, 说: “不审夷情, 何以制夷?” 1854年3月29日, 在佐久间象山支持下, 潜登美国军舰, 打算出国了解夷情, 被拒绝, 自首后被幕府下狱年余。狱中读我国魏源等所著《海国图志》及有关鸦片战争之书, 深有感触地说: “林则徐、魏源皆有志之士也!”对魏源所说“善师外夷者能制四夷, 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等先进思想尤为敬服。
吉田松阴出狱后,1856年7月(阴历)起,在萩城家乡松下村办“松下村塾”,借孔孟之道鼓吹“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和革新思想,其门徒多为青年下级武士和豪农豪商, 成为长州藩“尊攘派”的据点。1858年, 因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策谋暗杀幕府当权者等“过激罪”被捕。入狱后著《论大义》等, 认为“与政府(指保守的藩主)为伍乃一生之误”,主张“草莽崛起”,“唤起拿破仑式人物而高唱自由”, 亦即推翻德川幕府。1859年11月21日(安政6年10月27日)遇害, 时年29岁。
吉田松阴著述极丰, 受刑前所著《留魂录》首称: “此躯纵曝武藏野, 白骨犹唱大和魂。”松下村塾学生约80名, 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皆为倒幕斗争及明治政府领导人。因维新有功授位授爵者达37人。人称:“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松下村塾乃孵化颠覆德川幕府之卵的保育场,点燃维新变革天下之圣坛。”
从吉田松阴的一生可以看出幕末日本志士的思想特征和发展轨迹。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魏源的先进思想对日本志士有很大的震动和影响。1720年,开明的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放宽禁令后,“洋学”在日本重新传布,为幕末志士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提供了历史条件,也为日本维新运动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吉田松阴式的革新派下级武士大多集中在与幕府素有矛盾、接受海外影响和拔擢下级武士较早的长州、萨摩、土佐等西南强藩。他们联合各地“草莽”,依托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结成革新势力,从改良发展为革命。

推翻德川幕府


资产阶级革命一般都是从改良主义发展而来,日本下级武士领导的维新运动更是如此。起初,维新志士接过尊王攘夷的口号,反对侵略、要求改进幕藩政治,具有民族主义爱国运动性质。以1858—1859年(安政5至6年)吉田松阴等受迫害的“安政大狱”为转折点,尊王攘夷运动逐渐发展为倒幕运动,尊攘派逐渐转化为倒幕派。
德川幕府原本不许天皇及外藩(旁系大名)干预幕政。黑船叩关,事态严重,幕府破例报告天皇并征询各地藩主意见。于是,天皇及皇室公卿开始卷入政治,西南强藩萨摩、长州等也积极干预幕政。1858年2月,《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即将签订,水户(现茨城县)等藩反对,幕府乃要求天皇下诏“敕许”签约。不料,在水户、萨摩等藩策动下,天皇竟然不批准签约。长州等藩的尊攘派也聚集京都联络部分皇室公卿反对签约,主张攘夷。恰当此时,又出现了将军继承人的问题。两者结合, 形成尖锐斗争。7月底至8月初, 幕府不待“敕许”即强行签约并宣布德川庆福(当政后称德川家茂)为继承人, 勒令水户、尾张(现爱知县)、越前(现福井县)3藩藩主隐退。10月中旬, 大肆逮捕尊攘派志士, 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被斩, 其他遭迫害者近百人,这就是安政大狱。
反动派的镇压使矛盾更加激化, 为报复安政大狱和反对幕府推行与天皇朝廷搞妥协的活动, 1860年3月及1862年2月连续发生刺死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及刺伤幕府老中安藤信正事件。1863年初, 尊攘派策动部分公卿以天皇名义迫令幕府定期宣布攘夷(废约、闭港、驱逐外国人)。1月31日, 吉田松阴的学生, 长州藩尊攘派领袖高杉晋作(1839—1869年, 家禄150石)等人纵火焚烧正在施工的英国公使馆。6月初,幕府被迫表示同意攘夷,并宣称将于6月25日布告天下。英、法等国提出抗议, 要求派兵进驻横滨, 幕府又屈从英法。
1863年6月25日(阴历5月10日), 长州藩炮台向通过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开炮, 7月上旬又炮击法、荷军舰。7月16日及20日, 美、法军队进攻下关, 击沉长州藩军舰3艘, 摧毁长州的炮台, 史称“下关战争”。长州藩的旧武士军队在下关战事中溃败,高杉晋作打破身份限制, 吸收农商子弟, 提拔下级武士, 组成“奇兵队”(旧武士的藩兵称“正兵”),并号召农商以至贱民组织“农兵”、“商兵”, 封锁海峡, 扼守下关。英国为报复生麦事件,8月15日, 英国舰队进入萨摩, 摧毁鹿儿岛1/10的市区和3艘萨藩军舰,萨藩被迫答应了英国的赔款和惩办生麦事件凶手的要求。史称“萨英战争”。
不久幕府于9月30日(阴历8月18日)在京都发动“八·一八政变”,赶走天皇朝廷中的主张支持倒幕的公卿三条实美、泽宣嘉等“倒幕七卿”,再度迫害尊攘派。1864年8月19日,吉田松阴另一学生、与高杉晋作合称“松门双璧”的久坂玄瑞(1840—1864年),拥戴长州藩世子率兵入京都攻打皇宫禁门哈御门,打算驱逐幕府势力。激战3日,兵败身亡,史称“禁门之变”。8月24日,幕府以追究禁门之变为由,策动天皇下令征讨长州藩, 即“第一次征长战争”。
西方侵略者立即配合, 9月5日,英、美、法、荷组成的4国联合舰队,由英国东洋船队司令古巴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共有17艘军舰,配备有288门大炮,5,019名士兵,还有3艘联络舰, 闯进下关海峡,猛轰3天,摧毁了长州藩全部炮台。长州藩在内外夹攻下被迫屈服,保守势力重新上台,高杉晋作逃亡,斗争形势一时逆转。
侵略者迫令长州藩赔款、惩凶,不准重建炮台,又压迫幕府把进口税降至值百抽五等。在此以前,1861年3至9月, 俄国军舰一度强占对马岛的芋崎浦,1865年进驻横滨的外国陆军1,200名,海军800名。
农民斗争和市民骚动风起云涌,至1866年起义达40多次,其次数之多,超过江户时代任何一年,其中规模大的起义,参加者达数万人,起义的主要口号是“改造世道”。
群众斗争推动着志士前进。民族危机和攘夷运动的挫折迫使志士在战略和策略上进行思考。还在1862年初,久坂玄瑞已经认识到:“诸侯不足恃,公卿不足恃,除联合草莽志士外, 再无他策”,主张以民族利益为重, 超越藩的界限,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倒幕战线,被称作“草莽组织横断论”。1865年,高杉晋作更大胆提出, 在无损于“国体”(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对外开放下关港口,集中力量打倒幕府, 这就是“开港战略论”, 或称“开港讨幕”。
1866年, 土佐藩志士中冈慎太郎(1838—1867年, 村长出身)著文反对辅佐幕府空喊攘夷, 说: “某之攘夷策, 今日在于深结外夷”。他所说的“深结外夷”是指派留学生出国, 雇外国专家练兵办厂等, 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这些论点及此后之行动足以说明: 尊王攘夷运动已转化为倒幕运动并且有“维新”的要求。只不过日本志士未能与农民运动结合, 这是他们的局限性。
1865年1月13日, 高杉晋作再度举兵, 在濑户地区豪农豪商支持下, 打败长州藩保守势力, 重订奇兵队纪律, 规定了奇兵队不得加害于农民, 不许随便践踏农田, 不许收摘农民种植的水果和抢夺农民的家畜家禽等等, 以争取群众, 并起用洋学者大村盖次郎改革军制, 改用新式步枪, 其势蒸蒸日上。
西方各国密切注意日本局势。当时, 美国忙于南北战争, 俄国忙于1861年国内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 英、法两国成为主要角逐者。英国权衡利害, 看到倒幕势力强大, 乃决定支持萨、长两藩倒幕, 积极出售武器, 促使萨、长联合。幕府则加紧勾结法国。1866年7月18日, 幕府在法国支持下挑起第二次征长战争。但萨摩藩已和长州藩暗订盟约(1866年3月7日), 拒不出兵。佐幕诸藩也因农民起义蜂起而自顾不暇。1866年8月29日, 德川家茂死,德川庆喜继任将军, 9月29日被迫以天皇名义下令停止征长战争。
1867年1月30日, 孝明天皇死, 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6月及10月, 倒幕各藩倒幕派(萨、长、土、艺)加速订盟, 武装讨幕已如箭在弦上, 在这种形势下, 德川庆喜于11月9日奏请辞去将军之职“奉还大政”, 企图以此剥夺倒幕派起兵的理由。他既不交兵,也不纳地,反而集中精兵于大阪。于是,萨、长两藩倒幕派再次约定会兵京都。1868年1月3日(阴历庆应3年12月9日),在倒幕派策动下,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再辞内大臣之职并交出其领地之一半,即200万


戊辰战争时炽仁亲王向京都进发

石),“诸事皆本创业之初”(一切权力归于天皇), “百事一新”。1月10日, 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并于25日奏请天皇征讨萨、长。26日, 幕军自大阪向京都前进。27日,以萨、长军为主力的天皇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激战3日, 5千人的天皇军战胜了1万5千人的幕府军。史称“鸟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由此开始。
德川庆喜退守江户。1868年3月初, 天皇军在京阪富商支持下出师东征, 兵力约5万。4月6日, 德川庆喜在大军压境下被迫同意交出江户(5月3日正式交出)。天皇军平定了江户城内的小规模武装叛乱, 继续征讨东北地方叛拒诸藩, 至10月8日平定东北地方。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在江户开城时被迫归顺, 后又率舰队叛逃, 收容幕军残余, 盘踞北海道, 自称“德川氏脱藩家臣”, 于1869年1月27日建立“虾夷共和国”。3月, 天皇军出兵北海道, 6月27日攻下榎本武扬固守的军事要塞五棱郭, 榎本武扬降, 戊辰战争至此结束。整个战争断断续续, 历时一年半。天皇军战死者3,556人, 幕府军战死者4,707人。人民群众不断起义打击幕府势力是天皇军得以迅速取胜的根本原因。
新政府对德川庆喜、幕府旧臣及佐幕诸藩处分极宽。德川家康继承人移封至骏府(今静冈县), 领地减为70万石。武装反抗天皇军的佐幕诸藩无一藩主被处死, 除封者仅有两个藩, 除封、削封总额约103万石, 旧幕臣有4,929人在新政府供职。反抗最坚决的榎本武扬, 降后被囚两年半, 后亦释放, 不久, 即委以重任。
1868年4月6日(江户开城谈判成功之日), 天皇率公卿侯祭祀天地神祇, 宣读“五条誓约”(词意简括的“政治纲领”)。次日,发布王榜禁令以建立统治秩序。6月11日发布“政体书”(中央机构组织原则),实行以古代太政官制为蓝本,而建立政府机构的太政官制。太政官,即中央政府,其行政机构总称“七官二局”。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1月,天皇巡幸关东地区,26日驾临江户,改江户为东京。次年4月5日,中央政府(太政官)迁至东京。

明治政府的各项资产阶级改革


严格地说,倒幕史乃是明治维新前史。明治初年,幕府虽倒,藩主仍在,由倒幕派领袖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人掌握实权的新政府能够统治的土地实仅700多万石(旧幕府移交及东北叛乱诸藩除封、削封之地),大部土地(约2,500万石)仍在藩主手中。新政府既无兵马,又缺财粮,幕府一倒,藩兵各归故土,强藩各自为政,隐伏分裂危机,有出现小幕府之势。为了巩固新政权,维护民族统一,新政府有步骤地进行了下述改革。
(1) 奉还版籍:版,指土地;籍,指人民。此二者乃藩主身家所系。以木户孝允为中心,对此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即下令打破身份限制,提拔倒幕实力派(多为下级武士)参与藩政。1869年2月24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萨、长、土3藩实力人物在京都会商定计,由新政府派出代表动员萨、长、土、肥4强藩向朝廷申请奉还版籍。他们说:“今诸侯之地,皆朝敌德川氏所授,并无天皇之印玺,这是滑稽的。”意思是:先奉还,再由天皇授与。于是,4藩藩主于4月25日申请奉还版籍。强藩带头, 各藩不敢不竞表忠诚, 纷纷申请奉还。7月25日, 天皇批准各藩奉还版籍。
萨、长、土、肥4藩藩主在申请表上是这样写的: “今谨收版籍而奉上, 愿朝廷善为处理, 当与者与之, 当夺者夺之, 凡列藩之封土, 更宜下敕命而重定。”十分清楚, 他们所谓奉还正是要奉还德川幕府的朱印状,而换取天皇加盖玉玺的授封诏书。但是,天皇却只接受奉还, 而不再授封, 把藩主变成藩知事(地方官),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以后又下令改革藩政, 把家禄与藩财政分开, 使倒幕实力派进一步掌握实权。
(2) 废藩置县: 这一重大措施能否实现, 关键在于萨、长、土3藩实力派, 特别是萨藩的西乡隆盛的态度。经过多次协商,西乡同意带兵入京并抽调3藩精兵8千人组成御亲兵(天皇直属武装), 约定: 3藩同心合力, 万一藩主不从, 则“萨摩出身之兵,亦须弯弓而向萨摩”。4月2日, 政府下令抽调3藩之兵入京。8月11日, 中央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 公卿藩主在中枢任职者除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两名倒幕派之外均予免职, 组成了以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长州)、板垣退助(土佐)、大隈重信(肥前)4参议(均为倒幕实力派)为核心的新班子。
8月29日, 天皇召集在京藩知事宣布废藩, 旧藩主一律解除藩知事职务, 留住东京, 坐食俸禄。全国261个藩改为261个县,连同明治初年收回旧幕府领地所置府县, 共计3府302县。不久并为3府72县, 至1888年并为3府42县。这一重大措施, 部署周密,行动果断, 犹如“雷霆下击”, 使旧势力“上下惊愕”,“相顾无言”,被称作“第二次王政复古”。新政府依靠倒幕实力派剥夺了藩主的政治权力。
(3) 改革封建身份制度: 1869年7月25日, 结合奉还版籍,废除公卿、诸侯之旧称, 改称“华族”。1870年1月3日, 废除中下大夫、上士及其以下诸旧称, 统称“士族”或“卒”(以后废除“卒”, 将其一部并入“士”)。10月13日,准许平民使用“苗字”。1871年6月5日,准许平民乘马。9月23日, 准许武士自由“散发”、“废刀”,即允许武士不必按以前规定装束头发和佩带刀剑。10月7日,准许华族、士族与平民通婚。10月12日, 废除秽多、非人等贱称,统称“平民”,取消其居住、职业上的限制(但实际仍受歧视)。此外,禁止武士横行乡里,准许士族从事农工商(担任官职者除外),平民亦得就任文武官职。1876年3月28日颁“废刀令”,废除武士佩带刀剑的制度,取消了旧武士的外观标志。
此后,随着皇族、华族的资产阶级化及士族向两极分化,旧的封建等级制演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
(4) 取消封建俸禄:近40万华族和士族的俸禄,每年(以1872年为例)高达1,600万日元,约占岁入的1/3, 成为沉重负担。明治政府对此采取慎重态度, 多方安排出路, 逐步削减总额, 至1876年8月,公布《金禄公债条例》, 由政府一次发给5至14年俸禄额的金禄公债,年利5—7%,总额1亿7,400多万日元,用赎买的办法取消了封建俸禄。同时引导华族用公债及现金投资,开办银行和铁路公司,使华族转化为带封建性的近代财阀。
(5) 实行地税改革: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正式废除了1643年公布的关于永世禁止买卖田地的禁令,取消对农民栽培农作物品种的限制,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1873年7月28日,公布《地税改革条例》,把幕藩体制下由土地耕作者按收获量向领主交纳实物(或代金)的年贡制,改变为由土地所有者按地价向政府纳税的地税制。地税率为地价的3%(后经农民斗争降为2.5%),附加村税最高不得超过地税的1/3(后降为1/5)。地价的核定,是按土地纯收益(扣除种、肥、税之后的收益)除以利息率(6%),即所谓资本还原法。这些征税原则无疑是近代税则。然而,税率过高, 计算纯收益时未扣除劳动力费用, 全国地税总额与旧年贡总额相等, 实际是按年贡额摊派地税, 再由各地政府单方面按应纳地税推算地价, 这种地税又带有封建的强制征纳性质。后来,1884年公布《地税条例》, 把地价固定为货币值, 地税随之固定。地税率也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通货膨胀而实际降低, 越来越接近近代地税。
地税改革自1874年逐步展开, 至1879年基本完成(耕地、宅地部分), 速度相当快。地税改革不仅没有否定地主制, 而且使寄生地主经济有较大的发展。靠出租土地给佃农, 坐收地租的寄生地主经济的剥削方式仍属封建剥削, 但在整个日本经济中, 它从属于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 地租、地税(以至寄生地主本人)有相当部分转化为资本(或资本家)。
(6)实行征兵制: 废藩置县后, 兵权收归中央, 旧藩兵选调一部分精壮编入常备军, 其余解散。1872年12月28日(阴历11月28日)颁招兵诏书(1873年实施), 废除了武士垄断军职的特权。初期免役范围过宽, 兵役大多落在多子平民身上, 后来日趋严格,建立了近代义务兵役制和常备军。
上述改革以及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否定了幕藩体制, 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武士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 士族的特权被否定了。华族及上层士族在政府帮助下转化为近代财阀、官僚、知识分子。一般士族约有1/4被优先录用为官吏、教师、警察。叛乱诸藩的士族很多被安置在北海道, 为开发北海道作出了贡献。
但仍有大约20多万士族处于没落过程中。心怀不满的士族有的与豪农豪商结合, 参加了自由民权运动。有的结成右翼势力。自1868至1878年, 共发生士族暗杀改革派高级官员及武装暴乱21起。1874年2月, 佐贺士族万余人在前参议、司法卿江藤新平率领下举兵。1877年发生惊心动魄的西乡隆盛叛乱,即“西南战争”。政府出兵6万余,伤亡1/4(死6千多,伤9千多),战费4千余万元,费时8个月。西乡方面出兵4万余,伤亡逾半,规模和激烈程度都超过了戊辰战争。
明治政权的各项改革是在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过程中进行的。地税改革中获益最多的是寄生地主,大批农民困于重税,失去土地,不断举行暴动。1873年6月,福冈县10万农民暴动。1876年底三重县农民大暴动波及邻近3个县。这些起义均遭明治政权残酷镇压。

向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


明治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发展资本主义。1871年,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出访欧美,虽未能谈判修改条约,却大开视野。使节团归国后提出的《殖产兴业意见书》等文件,实际是建设资本主义的初步蓝图,其主要成员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成为主要推行者。
首先,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加强国防。接管旧幕府及各藩兵工厂后,进行了整顿并引进近代技术,至1877年合并为两大陆军工厂和两大海军工厂。八十年代已能成批制造新式武器。这些兵工厂又是早期机械工业的基地。
其次,集中财力建立近代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重点是矿山、铁路、海运、邮电。在矿业方面,明治政府于1869年公布《矿山司规则书》,宣布矿山属于政府。先后归官办的有佐渡银矿、生野银矿、三池煤矿、高岛煤矿等10多处矿山。1872年9月完工的日本第一条东京—横滨铁路通车后,其它铁路干线陆续铺设。1870年,日本为了抵制英、美轮船公司垄断日本沿海海运,成立了半官半民的回漕公司,用13艘轮船,定期航行于东京、大阪、神户之间。1871年, 废藩置县后, 政府又接管了各藩船舶, 成立了邮务汽船公司。由于经营不佳,先后将回漕公司交给三井代理人经营,将邮务汽船公司解散后的船舶, 几乎毫无代价地交给三菱。这些基础工业和设施初期又多为军事服务。至八十年代已有一定基础。
七十年代的工业建设方针以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立官业企业为主(技术移殖主义和官营示范主义), 对民间资本的扶植、运用很不充分, 以致财政负担过重, 导致危机, 有些官营企业经营不善, 赔累不堪。1881年起, 把一批官营企业廉价出售给三井、三菱等与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特权商人,转入大力扶植民间资本、培植近代财阀的新阶段。1881年农商务省的成立和1885年工部省(1870—1885年)的撤销标志这一重大转变。
1882年第一国立银行行长澁泽荣一集资25万日元创办大阪纺织公司, 开工以后连续4年(1883—1887年), 每半年平均红利高达16.5%。于是, 钟渊等纺织公司纷纷建立, 至1890年达到20多个。垄断组织——大日本纺织业联合会开始出现, 日本国产纱开始与进口纱抗衡。
1881年, 政府接受461名华族建议, 批准私人建筑铁路, 土地免税拨用, 投资期间保证股红(年利8%);1889年,颁布《私营铁路公司条例》, 至1891年, 私营铁路铺轨1,165英里, 超过官营铁路两倍, 投资总额4,400万日元, 1891年纯利达300万。以纺织、铁路、海运为中心, 八十年代出现了产业革命和民办企业高潮,1890年前后, 资本主义经济已占主导地位, 华族、政商基本上转化为近代财阀。
与经济相适应, 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初设三职(总裁、议定、参与),旋改太政官制, 实权日益集中于萨、长倒幕实力派,推行有司(官僚)专制或藩阀政治。各地豪农豪商和心怀不满的士族, 借助群众, 展开了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和地方权力的自由民权运动。
在这种压力下,明治政府被迫以天皇名义下诏同意开设国会、颁布宪法。1885年先改太政官制为内阁制。1889年由天皇颁布以伊藤博文为中心制定的钦定《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这部宪法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以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在天皇大权的名义下,实行宫内决策,由枢密院及后来的元老、重臣会议掌握最高决策和统帅权独立,即军队及参谋本部等军令机构直属天皇。贵族院和众议院权力相等。众议院选举资格限制极严,选民人数最初只占全国人口的1.1%。内阁由天皇任命,与议会无关。议会无立法权。这种天皇制国家,正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普鲁士式“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是明治初年藩阀专制,即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寡头专制的继续和发展。
尽管如此,明治宪法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亚洲,它是第一部宪法,第一个资产阶级法制。亚洲各国进步人士曾经向往明治宪法。日本人民和民主势力在批判它的同时也曾利用它来进行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合法斗争。
明治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为了解决紧迫的人才问题,明治初年曾大量聘用外国专家、技师,最高时达四、五百人。并严格选送留学生出国,但以发展本国教育为根本。木户孝允说:国基在于人才,人才在于教育。1872至1873年陆续公布学制,要求“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但学费由村费和农民负担,引起农民反抗,后来加以改进。1873至189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从28%提高到61.24%,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1875年只有5,600多人,1895年增至3万3千多人。1877年建立东京大学,1895年大学在校学生数达到1万3千多人。高等教育的着重发展,加上留学生陆续归国,至1889年外国专家即基本解聘,在短期内实现了科技人才的自立。
明治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初期曾有某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 经过争议, 迅速转向国家主义。1879年以天皇名义颁布儒学色彩浓厚的教学大旨。1880年颁布第二次《教育令》和1886年颁布各学校令, 强调国家对教育的管理。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强调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忠于天皇和为侵略战争效力的臣民, 把日本教育纳入天皇制军国主义轨道。
在军制方面: 日本陆军主要仿效德国, 海军主要仿效英国。1877年以后, 国内动乱基本结束, 军事目标转向对外, 首先是侵略朝鲜和中国, 即实行所谓大陆政策。1878年设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作为最高军令机构, 1893年又设立军令部作为海军最高军令机构; 与此同时,推行军部大臣武官制,陆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将官, 并须经军令机构提名。1885年废除在国内划分军区的镇台制, 改为适应野战的师团制。这些变化都是为了加强军国主义统治和适应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
在法律方面: 1870和1873年制定的《新律纲领》和《改订律例》仍未脱离封建法律窠臼。但司法卿江藤新平在1870年已指示洋学者箕作麟祥突击翻译《拿破仑法典》。1873年聘法国学者巴桑纳以法国法典为蓝本起草民法和刑法。刑法典于1880年完成, 1882年起实施。民法典则引起激烈论争而未公布。有人说:“民法出而忠孝亡”。1893年设立法典调查会, 以德国法典为蓝本, 重新制定, 至1893年公布与明治宪法相适应、封建残余严重的民法。1893年前后公布票据法、公司法、破产法等急需的商法, 1899年公布完整的商法。
在对外关系方面: 明治初年由于害怕引起外国武装干涉, 不仅承认不平等条约,而且有某些屈从行为,如1868年二、三月间对藩兵在堺、神户等地与外国人冲突中,严惩藩兵, 而屈从于外国;但也一直声明必须修改不平等条约。1869年起陆续采取了一些维护民族权益的行动,如1869年4月收回东京横滨铁路建筑权,1871年1月收回非法出租的北海道七重村土地,1872年禁止外国人攫取矿权,1875年要求英、法撤退在横滨的驻军等。从1870年起一直要求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均未果。直到1894年,由于日本国力增强,也由于英国在远东需要拉拢日本,7月16日,英、日签订新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并收回部分税权,5年后生效。不久,有关各国相继签订类似的新约。1899年,日本取消了外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1911年完全恢复关税自主。
幕末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日本志士,大多具有爱国与侵略的双重性格。明治统治者继承了封建武士的侵略扩张思想,并与近代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要求相结合,形成强烈的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路线。1869年(明治2年)起即挑起事端,鼓噪征韩。1870年派使来华,要求清政府按照对待欧美各国的办法,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1874年派3千军队,乘3艘军舰武装入侵我国领土台湾,并用诡诈手段迫使中国政府支付50万两白银,还默认了琉球人是日本人,使日本吞并琉球合法化。1875年9月,武装入侵朝鲜,次年2月迫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1872年,强封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并列为日本的华族,至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此后,一直蓄谋扩张,不断挑起事端,至八十年代末,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1894年8月挑起了侵略中朝两国的甲午战争。
明治维新是先用暴力夺取政权,再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把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它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本主义又是带军事封建性的资本主义。
在政治上,它拒绝采用英、美式资产阶级民主,而效仿普鲁士, 建立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 即天皇制。它不仅没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 而且也没有给豪农豪商及一般中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以充分的资产阶级民主。
在经济上, 它不仅没有解放农民, 而且扶植寄生地主并以沉重的地税妨碍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它没有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充分条件, 而是凭借国家权力发展带军事封建性的国家资本, 并扶植以旧藩主、政商、公卿、上层武士为主体的特权财阀资本, 作为藩阀政治的支柱。
在意识形态上, 它极力利用日本传统的神道、儒学、国学等封建意识, 神化天皇, 把日本国民培养成为臣民。因此, 明治维新又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跻身于强国之林, 但又把日本引上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的道路。

① 明治,日本天皇睦仁(1852—1912年),在位期间(1868—1912年)的年号。“维新”,出自我国古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大雅·文王》)
① 芙蓉, 鸦片, 这里泛指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
② 1872年底以前日本使用阴历, 本文均换成阳历, 必要时注明阴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② 研究神道等日本固有文化文学,称“国学”。
① 这里指日石, 每日石约1.8中国石。
② 祖师山鹿素行(1622—1685年), 儒学者, 主张直接学孔孟, 又称“古学”。
③ 武藏: 旧国名, 今埼玉县及东京都。
① 参见本书《日本开国》一文。
② 幕府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有人警告幕府: “征夷乃征夷府之当然职责, 若不接受, 或将出现攘将军之议”。
③ 1862年9月14日, 萨摩藩的武士在护送藩主监护人岛津久光途中, 在神奈川附近的生麦村(现横滨市区), 袭击相遇的4名英国商人, 杀死1人, 重伤2名, 称为生麦事件。
① 艺, 安艺藩, 今广岛县。
① “一新”与“维新”在日语中同音,后乃逐渐改称“维新”。
② 1868年为戊辰年。史称日本讨幕战争为戊辰战争。
① “官”,这里指机构,相当于部。七官,即行政官、神祗官、会计官、军务官、外国官、刑法官、民政官。二局,即议政官上局和下局二局是立法机构, 相当于议会的上、下院。
① 即姓。在此以前,日本的“姓”代表身份,平民非经批准不能用“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页。
① 1890年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上作施政方针演说,公然鼓吹所谓“保卫利益线”,即侵略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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