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在军事上的不断失利，本来已极其脆弱的、建立在军事进攻基础之上的日本战时经济，迅速走向崩溃。

日本帝国主义的致命弱点是其资源极其贫乏，日本经济的重要特点是主要原料依赖进口。日本法西斯一直采取“以战养战”方针，企图通过掠夺占领区和殖民地支撑其战时经济。在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打击下，日本法西斯的掠夺计划始终不能如愿。其掠夺的资源，又靠海上交通线运送到日本国内，一旦海上交通线受阻，就会影响到原料的运输，日本经济一旦减少或中断原料供应，就将发生危机。在美舰、美机的袭击下，日本海上交通线上的商船损失惨重。从1942年1月到1944年12月，日本商船损失共6，637，831吨，超过同一时期造船总吨位的一倍以上，日本商船的总吨位也从1942年的6，052，223吨减少到194 4年12月的2，847，534吨。这使日本主要原料的进口大受影响。与1941年相比，1944年的原料输入量，除大豆和锡以外，都大幅度下降。煤减少了59%，铁矿石减少了64%，棉花减少了74%。特别是石油输入量的锐减，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经济。日本预计在1942年至1944年可从占领区掠夺680万吨石油，实际上只得到520万吨。原料输入的减少，使工农业生产迅速下降。1944年同1941年相比，以1935年至1937年为100的话，工业总指数从169下降到86，以1933年至1935年为100，农业总指数则从1940年的106.9下降到1944年的82.4。到1945年，日本的生产比1937年时减少近一半，农业生产量亦比1937年几乎缩减了一半。

由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极度衰退， 日本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而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战时措施，更使日本成了一座军事苦役营。战争期间，税收增长了12倍，工人的平均工资仅增加1倍，国家规定的物价虽仅上涨了147%，但实际上无货可买，只能靠黑市。黑市物价则成倍增长，从1938年12月到1944年10—12月，主食上涨了21倍，蔬菜上涨了9倍，肉类上涨了23倍，烟草上涨了32倍。从1941年起，工人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延长到15.6小时。全国青壮年在沉重的劳动之外，还必须参加操练。到兵营集中受训时，还要自备路费、饭费，以至被褥费、火炉费等。以1939年12月对木炭实行配给为开端，日本法西斯规定的配给范围越来越扩大。居民口粮配给量自1941年4月实行口粮配给制后，成年男子每天仅能领大米340克，重体力劳动者也只能领405克到600克。1943年开始实行“综合配给制”，用小麦、薯类、豆类甚至豆渣代替大米。1944年底至1945年夏，又把口粮配给量减至成年男子330克，有时还领不到。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每天也只能领到390克的配给量，1944年时连干菜和橡子面也被列为“主食”。衣服类虽然实行票证制，但市场上实际无货可买，等于画饼充饥。日本法西斯还对劳动力实行强制登记和征用制度，1944年征用工人288万，1945年投降时达到616万人。被征用的苦力工人在宪兵和警官的监督之下，集中住宿，实行皮鞭和饥饿制裁。许多妇女亦被迫到矿山、军事工厂从事重体力劳动。日本法西斯还强制全国人民“献铁”，搜尽一切金属用品，用陶瓷制品代替所有金属制日常生活用品。凡此种种，已使日本人民怨声载道。

由于战争的需要，日本军费无限膨胀，到1944—1945年预算年度时， 日本法西斯编制的军事预算达380亿日元，占国家财政岁出的75%，在1945年编制新年度预算时，预计军费支出达850亿日元，占国家财政岁出的85%。日本财源已经枯竭，只得拼命滥发国债，使通货极度膨胀，财政经济迅速崩溃。

日本法西斯已把日本拖进了民穷财尽、彻底崩溃的绝境，连他们也在1945年6月的一次御前会议报告中哀叹道：“随着战局的紧迫，陆海交通及重要生产日益停滞不前，粮食的紧张也日益严重，因而综合发挥现代物的战力则极为艰难。”

随着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走向失败和日本战时经济的彻底破产，日本人民的反战厌战情绪更为强烈。

在日本法西斯发动的整个侵略战争期间，日本人民始终是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日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一直坚持进行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尽管日本统治者一再发布禁令，1938年至1944年间，仍有劳资纠纷4，200多次，参加者近30万人，其中带有罢工或其他尖锐形式的斗争1，700多次，参加者16万多人。在白色恐怖下，“怠工”成为普遍的斗争形式。连军需工厂的缺勤率一般亦为15—20%，1944年高达50%。农村租佃纠纷，1937年至1941年，每年发生3，100至6，100多次，参加的佃农自2万至6万多人。1941年至1944年间，总计达10，640多起，参加人数为91，420人。

在普遍的厌战情绪中，明确表示相信战争已经失败，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人日益增多。据统计，1944年6月，日本国内对战争抱绝望情绪的人比1943年12月增加一倍。1945年8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的一份报告承认，“最近发生的对天皇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说来是这样”：1942年4月至1943年3月，总计308起，每月平均近25起;自1943年4月至1944年3月，总计406起，平均每月34起;自1944年4月至1945年3月，则总计达607起，平均每月51起。尤其是他们承认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战厌战情绪已经发展到“诅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当时的内阁书记长官迫水久常在1945年6月惊呼：国内出现了“对现存制度的不满”!

在中国战场上，许多日本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战士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进行斗争。1938年，日本反法西斯战士鹿地亘逃到重庆后组织了“反战同盟”。1938年在华北前线被俘的10名日本士兵，在八路军帮助下，于1939年11月7日组织了最早的士兵反战组织“觉醒联盟”。1940年夏，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到延安后，组织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后发展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0年10月，延安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学员达250人。这些觉醒了的日本士兵，在前线协助八路军作战，利用喊话、散发传单、投递慰问袋等办法，向日本士兵进行反战宣传工作。

在前线，日本侵略军的士气低落，军内逃亡事件频繁发生。1943年，日本前线士兵投诚20人，逃亡1，023人，1944年1月到7月，投诚40人，逃亡1，085人。士兵厌战而对指挥官不满，经常发生毁坏军用物资，侮辱军官的事件。

日本人民从后方到前线的各种反战厌战、反法西斯的活动，成为从内部促使日本法西斯总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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