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盐平八郎起义是日本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最大的一次市民反封建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天下(日本)财政中心”的大阪市，由幕府官吏发动和领导，对统治阶级震动很大。它沉重地打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加深了德川幕府的政治危机，影响深远，在日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起义的背景及其原因
大盐平八郎1793年(宽政5年)正月22日
①出生在日本大阪市天满区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7岁丧父，8岁丧母，由祖父大盐成余抚养成人。其祖父是大阪市东“町奉行”所的“与力”
②，大盐平八郎14岁继承祖父之业，做大阪东“町奉行”所的见习“与力”。开始了他的警官生涯。
大盐平八郎任警职期间，忠于职守，秉公断案。他为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曾不畏风险地处理过三大重要案件，即1827年逮捕天主教徒案;1829年惩办贪赃枉法的衙役案;1830年惩处伤风败俗的僧侣案，建立了被封建统治阶级称颂的所谓“大盐三大功绩”。这样一个忠实维护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之所以发动和领导大阪市民进行反封建武装起义，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大盐平八郎所处的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政权——德川幕府统治的晚期。当时，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德川幕府政治、经济危机四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商人聚集财富，幕府财政恐慌。
日本进入十八世纪后，商品货币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结构逐步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个靠经营手工业工场、放高利贷或出租土地发财致富的豪农豪商阶层。到十八世纪中叶，全国百万富翁就有70家。国家的主要财富集中在大商人手里。据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本多利明1790年所作的估计，当时“日本国富的15/16，被商人收取，1/16，被武家收取”。而幕府和各藩的财政状况则是困难重重，赤字累累。据统计，幕府财政在1834-1836年间，平均岁入金1，148，600余两，岁出却达1，735，700余两，赤字近59万两。萨摩藩在十九世纪前期，财政收入只有35万两，而累欠债务却高达500万两，岁入连交利息都不够。幕府和各藩为了筹措资金，往往不得不向豪商们借钱。他们除向京都、江户商人大量借债外，仅向大阪商人借债就有6，000万两，每年作为利息交给大阪商人的大米有300万石
①之多。当时利息都高达一成以上。这样年复一年，越陷越深，对商人的依靠性越来越大，幕府财政越来越困难。社会上甚至流传着“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说法。
2.封建等级制度紊乱，中下级武士对幕府和商人日益不满。
日本封建统治阶级把社会划分为士(武士)、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商(商人)四个等级，规定占人口不到10%的“士”为“四民之首”。士属于统治阶级，一般说来是包括将军、大名直至士卒的，但通常所说的武士，则仅指将军、大名之下的士。农、工、商是被统治阶级。士这一当权的封建领主阶级内部，又以幕府将军为首，划分许多等级。将军之下有诸侯。诸侯称为“大名”，割据一方，其领地称“藩国”。幕府末期日本约有260-270个大名。大名之下有家臣藩士，家臣之下又有家臣，直到士卒。德川幕府以它规定的土地收获量来计算领地的多寡。全日本的大名受封的领地总计2，000多万石。大名们的领地，又有半数以上分封给家臣团。其余的众多武士仅领取多少不等的禄米。日本武士约有40万人，加上家属共有不到200万人，绝大多数是下级武士。在幕府末期，中级武士年平均收入为100石，大致相当于一个富农的收入;全体武士的平均收入，则在35石以下，与一般农民的生活水平差不多;下级武士的经济收入，往往比一般农民还不如。随着幕府和各藩的财政经济恐慌不断加剧，大名不得不大量削减武士的俸禄。中下级武士的生活，费用不断增加，而其俸禄却有减无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封建领主经常尅扣和拖欠他们的俸禄，据史料记载，当时领主“借用家臣的俸禄，少则1/10，多则5-6/10”。《世事见闻录》描写了当时武士们穷困的情况：“武士不论大小，一般都是穷困的。尤其是那些俸禄低微的武士，更是困苦之极……甚至于出卖祖传下来的武器。”穷到参觐交代时
①，“向当铺借用衣服，回来时，速奔当铺送还”。为了弄到钱，武士们经常向商人借债，甚至典当武器，出卖武士身分，或采取通婚、当养子等方式与商人拉关系、攀亲戚。武士对商人的依赖，如当时人所记载：“今世诸侯无论大小皆垂首强求于商人，依靠江户、京都、大阪以及其它各地的富商，以其资济来维持生活。”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具有“格杀勿论”特权的武士，现在竟沦为依靠商人资济来渡日，并且每况愈下，不断破产，这使他们对幕府和商人十分不满，甚至达到“恨主如仇”的程度。
3.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人民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
德川幕府对农民的统治是十分残酷的。认为“农民和芝麻一样，越榨越出油”，甚至公然说“把农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诀”。特别是随着幕府财政困难日益加深，而变本加厉地压榨广大农民，使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在十八世纪初期，幕府规定租率为“五公五民”。到十八世纪末叶，租率变为“六公四民”或“七公三民”，有的地方甚至“八公二民”。农民一年辛苦所得，几乎尽被掠夺。不少农民为了谋生被迫流入城市，充当雇工。有学者估计，1785-1786年的一年内，脱离农村的人数约有14万。农民生活的状况正如地主田中邱隅在《民间省要》中所描写的那样;“所谓农民，是和牛马一样的，他们受着荷重赋税的压迫……以致丧失财产出卖妻子，或受辱而死者不可胜数。”日本人民的悲惨处境，使他们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反抗斗争此伏彼起，逐年增加，据统计，1830年日本全国共发生农民起义23起，而到了大盐平八郎起义前一年，即1836年，农民起义多达98起。不仅农民与幕府的矛盾十分尖锐，幕府与商人、武士及各藩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大盐平八郎发动人民，进行反封建武装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导致大盐平八郎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天保年间(1830-1844年)的大饥馑和引起米价飞涨的幕府暴政。
大盐平八郎于1830年辞去警官职务，专事教育与著述。从1816年起大盐平八郎就在家开设私塾，教同僚子弟文武两道。1825年他将家塾命名为“洗心洞”，向门生弟子们讲授“阳明理学”。阳明学派，是中国明代王阳明创立的学派，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旨。明末清初，阳明理学传到日本，发展成日本的一个重要学派。大盐平八郎发挥了阳明学中的“知行合一”观，他比阳明学的主张更重视实行，不仅要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而且还要把这种道德修养加以推行，使自己和社会上的人们都来执行。他的这些理论和思想，从积极方面说，使他不断追求自身的道德完善，因而富有同情心。有一次新年时节，当他身着新衣，享用佳肴时，不禁想起挣扎在冻饿死亡线上的穷苦百姓，写下了“着得新衣祝新年，羹饼味浓易下咽。忽思城中多菜色，一身温饱愧于天”的诗句。对穷苦百姓的同情和要用行动改变贫苦百姓的悲惨处境的决心，为此后大盐平八郎发动和领导市民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而黑暗的政治和残酷的现实，更加速了他的思想转变。
大盐平八郎富有正义感，任警官时又能广泛接触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形成的鲜明对照，使他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对封建统治阶级失去信心，对被压迫人民深表同情。他曾多次走访过农村，写下不少同情农民的诗文。“苹花蒲剑战风开，可知依然租税催。蛩虫鸣草声尤切，似诉农人荒耗哀。”有一次当他看到因暴雨所致，作物腐坏，哀声遍村，而统治阶级对此却不闻不问时，愤然写道：“田混池沟稻腐坏，村村拱手只空哀。莲虽君子无情甚，出水红颜一笑开。”
1830年，开始了天保大饥馑。据统计，在整个德川时代，共发生灾荒130次，大饥馑21次，其中著名的特大饥馑共有3次。天保大饥馑就发生在大盐平八郎辞职后的1830-1836年。灾荒年间，粮食收成锐减，1836年收获量只相当于一般年景的42%。1836-1837年的两年间，饿死人达5万6千之多，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如作半日之旅，则见路旁死骸，官吏不加收理，犬鸟争食，臭气刺鼻。大阪也同全国一样，惨不忍睹：“今日在大阪求生者，稍有不顺，沦为乞丐者，一日达40-50人之多。特别是隆冬季节，寒气袭人，虽至春日，每遇寒雪袭击，冻饿而亡者，每日达30-40人。自去冬至正月，死亡之人约4-5千人。”整个饥馑年间饿死人数不计其数，仅津轻藩(现青森县)据说就饿死4万5千人以上。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为帮助处于饥饿之中的穷人度过灾年，大盐平八郎四处奔走，向大阪的官商借钱救济灾民，均遭拒绝。富商们却趁荒年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牟取暴利。官府不仅不加制止，反而与奸商勾结，从中渔利，人民痛苦不堪。这使大盐平八郎进一步认识到，要解救饥民，就必须用武力推翻恶政，惩治奸商。他在起义檄文中说，“事至于此，忍无可忍，不得已敢以天下为己任，冒灭族之祸患”，遂决定进行武装起义。
起义的准备和经过
大盐平八郎决定起义之后，便积极着手各项准备工作。1836年9月，他开始在洗心洞教授炮术，购买硫磺、铅等军用材料，赶制火药、炮弹、大炮、炮车等武器弹药。除自制一门木制“百目筒”大炮外，还向东町警官由比万之助的父亲彦之进等，借了几门铁制百目筒大炮，并准备了起义时用的旗帜、灯笼和草鞋等用品。
1837年1月8日，大盐平八郎在洗心洞举行“义盟血誓”，正式成立了起义领导核心。参加义盟血誓的共有60人，其中下级武士24人，农民17人。起义领导者除大盐平八郎外，也有农村中的上层分子，如摄津国(现大阪府和兵库县一部分)东成郡般若寺村的村长桥本忠兵卫和摄津国守口村的富农兼典当业者白井孝右卫门等。他们参加策划起义，在经费上给予大力资助。
为了救济饥民和扩大起义队伍，1837年2月1日，大盐平八郎以雇用工人填平宅内水池为名，将约定参加起义的40余人聚集家中。同月，他还将自己珍藏的5万册书籍全部变卖，换金600余两，并在6日至8日三天之内，按每户一朱
①，全部分给1万户穷苦百姓。分配范围主要是摄津国东成郡的19个村和河内茨田郡的9个村镇，总计约54个村镇。大盐平八郎此举的目的有二：其一是这些村镇多是大阪市的近郊农村，受大阪市贪官奸商们的欺压和盘剥厉害，生活尤为痛苦，较之偏远地区的农民更加痛恨大阪的贪官奸商;其二是这些地方距大阪市较近，起义一旦爆发，他们能迅速参加。
大盐平八郎的卖书费是由大阪的四家书店帮助散发的。大盐让他们散发时务必向领钱人说，如果你们一旦看见大阪天满区起火，便请速来大盐先生处，参加起义。可见，起义领导者对广泛动员群众参加起义是十分重视的。
为动员更多的人参加起义，大盐平八郎还印制了大量起义檄文。该檄文是大盐平八郎起义的纲领，也是号召人民参加起义的动员书。
起义檄文用汉文体日文写成，木版印刷。为了保密，在制版时，把原稿横行切断为5或6字一组，印刷时再重新组排，以防木刻匠人得知其内容。檄文印出后，装入中央写有“天降”字样的精制绢袋内，派人分头送往各地。檄文全文约1，800字，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幕府统治。檄文开头明确指出：当今“四海穷困，天禄永终;小人治国，灾害并至;此盖往圣之深诫于后世人君人臣者也”。“天皇自足利家以来，如同隐居，久失赏罚之柄。”而今“我等兴师问罪，不同于乱民之骚扰;既欲减轻各处年贡诸役，并欲中兴神武天皇之政道”。这里主张恢复天皇政权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幕府统治。
2.揭露贪官污吏腐败无能，鱼肉人民。檄文说：“达官要人之间，贿赂公行，交相增纳。甚至不顾道德仁义，以内室裙带之缘，奔走钻营，得膺重任;于是，专求一人一家之私肥，课领内百姓以重金。”
3.揭露贪官奸商相互勾结，趁荒年之机，哄抬米价，牟取暴利，不管人民之死活，过着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职掌当地政务之府尹暨诸官吏，竟复与之(奸商)相互勾结;朝夕蝟聚堂岛
①，计议米价行情，而置下民于不顾。”在今连年灾荒，“际此民生艰难时节，彼辈依然锦衣玉食，游乐于优伶娼妓之间，一如往昔”，“或则山珍海味，妻妾围侍，或则……饮宴无度，一掷千金”。
4.檄文以“奉天命，行天罚”为口号，号召人们不要坐忍此世道，应“起而诛戮此辈殃民官吏，并于骄奢已久之大阪富商，亦将一并加以诛戮”。
5.要求各村民在起义时，应把村中记录年贡租役之帐册全部烧毁。
6.要求各村穷苦百姓，不问其路途远近，凡闻及大阪城中骚动一起，即火速前来参加起义，共分官商之金银财米。
檄文还要求人们：“此文应即传达于各村，为使多数百姓皆能见及，应将此文张贴于热闹大村之神殿”，并告诫说：“檄文在向各村传达时，如被往来于大阪间官吏所悉，在他们欲报告大阪奸人之时，应马上予以斩杀。”
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是当时日本历次起义、暴动中，最明确最具体地提出反对幕府暴政，诛杀贪官奸商，救济穷苦百姓的文件，也是目前仅存的研究大盐平八郎起义最有价值的史料。
大盐平八郎把起义时间定在1837年2月19日晚举行。他之所以将起义的时间定于该日，是因为他考虑到2月19日，大阪东町奉行迹部山城守良弼和新任的西町奉行堀伊贺守利坚将共同巡视大阪市，是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可是，在起义之前，内部出了叛徒。2月17日夜，大盐平八郎的弟子平山助次郎向东町奉行告密，由于大盐平八郎曾为维护封建秩序出过不少力，此经历使町奉行上下均不相信告密者的话，未采取行动。翌日，参加过起义准备工作，详知起义计划的吉见九郎右卫门又叛变，并让其子英太郎和河合八十次郎向西町奉行告密。由于告密者还提供了起义檄文为证据，官府立即着手逮捕起义人员。2月19日凌晨，险些被捕的濑田济之助逃至洗心洞，向大盐平八郎报告了起义计划已被叛徒告密。大盐平八郎深知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决定立即举行起义。
起义军进军路线和火烧区域图
19日上午8时左右，大盐平八郎稍做部署之后，便下达了起义命令。起义军首先火烧大盐平八郎住宅，以此向四周发出起义信号，并表示百折不回，血战到底的决心。
起义军打着写有“救民”字样的旗帜，兵分三路向前挺进。第一路为中军，由大盐平八郎亲自统率;第二路为前锋，由其养子大盐格之助同大井正一郎统率;第三路为后队，由漱田济之助率领。300名起义者猛烈进攻，中午时，在大阪市民的积极支持下顺利地渡过难波桥，进入船场。船场是大阪最热闹的经济中心，众多贪官奸商居住于此，是起义军攻击的主要目标。
起义军到达船场时，大阪近郊区的般若寺村、守口町、贝胁村、三番村、北寺方村、稗岛村、善源寺村和上江村等地的农民，纷纷前来参加，起义队伍不断壮大。此时，大盐平八郎把起义军改分为两队，一队仍由他指挥，向高丽桥街方向进攻;另一队由大盐格之助指挥，向今桥街进攻。起义者在进军途中，或发炮，或放火，袭击富豪，捣毁米店，将所得财物、米谷分发给贫苦民众。沿途也有农民、市民甚至“贱民”
①参加。
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使大阪贪官奸商胆战心惊。他们急忙四处调兵遣将，前来镇压起义队伍。下午两点多，起义军遭到幕府军的袭击，东西两町奉行的兵力亦出动，起义者陷入困境。到下午4点左右，起义者虽经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溃败，大盐平八郎被迫隐藏起来。在油挂町美吉屋五郎兵卫家潜伏时，因有人告密，于3月27日遭到官军包围。他与大盐格之助不甘被捕受辱，引火自焚而死。
大盐平八郎起义虽然在当天即被镇压下去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贪官奸商。如起义者仅从巨商鸿池屋庄兵卫一家就夺取黄金4万两。起义军除用枪、炮等武器进攻外，还采取了火攻的方式。火烧范围，在天满区方面，从川崎至屋川;在船场、上町方面，从东边的弓町至西边的中桥，从北边的大川至南边的内本町，均成为一片火海。烧毁房屋总计3，389所，其中库房230处。火烧街道总计112条，占当时街道总数近1/5。熊熊大火一直燃烧到20日晚才被扑灭。
起义失败原因及其意义和影响
导致大盐平八郎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起义领导者没有提出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土地问题。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在经济上靠占有土地进行掠夺。广大日本农民则因少地或无地被迫沦为佃农。据统计，在信浓国夫神村，1753年时拥有土地的有29人，无地的却有73人。这种情况，到了幕府末期，随着土地的进一步兼并而更为突出。广大农民迫切希望解决土地问题。然而，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里，虽然在维护农民利益方面提出了“减轻各处年贡诸役”等口号，但对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却只字未提。这使起义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起义军未能得到广大日本农民的支持，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起义队伍不纯。策划这次起义的领导者多是下级武士和村吏，在阶级属性上，属于统治阶级。他们之所以参加起义，只是因为对现状不满。在起义爆发前夕，有的领导者叛变投敌，动摇了起义队伍的军心，给起义带来极坏的影响。参加起义的群众中，有不少人是被起义檄文中“凡闻大阪城中骚动一起……火速驰来大阪共分金米”所吸引。当起义军打开豪商金库粮仓时，有不少人纷纷抢夺，而后各奔东西，严重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再次，因叛徒告密，提前仓促起义也是造成大盐平八郎起义失败的一个原因。起义被迫提前8—9个小时举行，还有很多地区没有来得及通知，很多檄文没有来得及散发，有不少地区因未得到起义消息而没有参加起义。另外，起义军还存在着指挥不当，武器不良等缺陷。
大盐平八郎起义虽然失败了，它在推动农民斗争的高涨，加速日本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盐平八郎起义把日本人民反封建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大盐平八郎起义之前，日本曾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或暴动。这些起义或暴动往往是自发的、分散的，局限于反对当地封建领主。大盐平八郎起义则与他们不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这是明确和有意识地号召都市贫民与农民的反封建同盟的创举”。
大盐平八郎起义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由封建官吏领导的城市人民反封建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统治阶级的下层人物，有日本社会身份最低贱的人民群众，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幕府。领导这次起义的日本统治阶级下层人士重视人民的力量，注重下层人民的要求，这表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趋于激化，它的下层在思想上开始背离封建正统。
起义在当时被称为“三都”(江户、大阪、京都)之一的著名城市大阪爆发，其影响很大。大阪不仅是经济中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幕府都很重要。在这样的地方发生起义，使统治阶级丧失威信，政权发生动摇。幕府的大目付
①和水户藩主都曾战战兢兢地说：如果收成再不好，固不在说，只要一点动静，也立刻会发生变化。为防止再有“变化”，统治阶级一方面加紧调集、拼凑军队以镇压和防范骚动;一方面不择手段地对大盐平八郎起义进行种种诬陷和诋毁。
大盐平八郎起义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也是广泛和深远的。
在大盐平八郎起义影响下，日本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4月6日，在江户浅草地方出现了署名“大阪浪人”的布告，号召在8日举行暴动。到了8日，在千住一个自称“大盐手下浪士”的人发动800人举行了起义。同月，在备后国(今广岛县)的三原，又有800人竖起“大盐平八郎门弟”的旗帜，举行了起义。
6月，在越后国(今新潟县)的柏崎，上州馆林“浪人”出身的生田万发动起义。生田万是有名的国学者，当他读了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之后，非常激动，决心效法大盐平八郎。他在起义之前，按照大盐平八郎起义的做法，首先在柏崎地方广散起义檄文。其檄文的内容多与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相同。起义者在袭击了村吏之后，一边把所得金米分给村民，一边向村民们说：“我等是大阪大盐平八郎的一党，惩戒暴吏，拯救穷民”，号召村民参加起义。随后，起义队伍高举着写有“大盐平八郎门弟”，“奉天命，诛贼国”和“集忠臣，救穷民”的三面旗帜，向前进发，袭击了越后的代官所。参加这次起义的人数约有800人。
7月，在摄津的能势地方，有2千多农民高举着“大盐同伙”的标语，在大盐平八郎门徒山田屋大助的领导下，发动了大规模起义。起义者也散发檄文，要求朝廷命各处领主将其一国一郡的米谷平分给大家，解救痛苦的百姓。凡不服从者，一律施以武力。
四十年代以后，日本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更持续不停地向前发展。1842年，近江爆发了有4万人参加的农民大起义。在此期间，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往往在斗争中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打击封建统治者。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的号召变成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战斗口号。
大盐平八郎起义事隔70余年之后，1918年爆发的“米骚动”还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时，大阪有一些人说：这次米骚动尤如“忍耐不住的大盐平八郎”起义一样。在山口县的宇部地方，有人散发署名为“国民义会大正大盐平八郎”的传单，要求减低米价，天诛富豪。
① 本文的月、日均为阴历。
② “町奉行”,德川幕府时期地方行政长官的官名。地方行政机构为町奉行所,设于江户、京都、大阪等城市,专门管理市内租税、户籍、诉讼、治安等。大阪设东、西两个町奉行所。“与力”,町奉行属吏,负责地方治安。相当于现在的下级警官。
①1石等于180.5公升。
①“参觐交代”制始于1602年,1635年开始制度化。“参觐”是朝见将军,“交代”是轮换的意思。大体规定诸侯每隔一年住江户一年,但妻子需常住在江户作人质。这是德川幕府对诸侯实行的一种监督制度,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诸侯叛乱。
① 1朱为1两的1/16,在当时可买白米两升弱。
① 堂岛是大阪市有名的街道之一,米谷商多集中于此。
① “贱民”是“秽多”、“非人”的总称。秽多专事皮革、屠宰、逮捕犯人、斩杀犯人等“下贱污秽”之业;非人,有世袭的,也有平民因犯罪被贬作非人的,主要靠卖艺、讨饭过活,前者被看作是天生的贱民,不得成为平民, 后者极少数可重新成为平民。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居住在指定地点,不得与平民杂居、通婚,备受凌辱和压迫。
① 大目付是德川幕府职名,负责监察弹劾大名和日常政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