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普鲁士自由主义贵族代表人物施泰因、哈登堡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削弱了贵族的特权，推动了普鲁士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普鲁士乃至整个德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改革的起因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普鲁士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7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土地集中在容克贵族手中，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产量很低。1770—1780年，西里西亚小麦产量平均增长速度只有英国同期的一半。与英、法相比，工业生产比较落后。1800年工业生产总值，以英镑计算，法国是1亿9千万，英国是2亿3千万，德国只有6千万。随着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大批有技艺的外国移民涌入普鲁士，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容克贵族也开始摆脱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向城市购买商品，加强了同城市的联系。但是，容克贵族仍掌握着农村的统治权。农民被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从事繁重的劳动。租种贵族土地的农民，每周要在贵族土地上劳动5—6天。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奴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为了保证庞大军费和政府财政开支， 采取一些发展工商业的措施： 设置工商局，保护关税，建立煤矿和造纸、玻璃、丝绸等手工工场。这些措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在农奴制统治下，农奴未获人身解放，不能从农村流入城市，城市缺少发展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容克贵族享有很多特权，如免税权、晋升军官权、自由出口货物权。农村生产的谷物不供应城市，高价出口，贵族从中获利，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在城市，封建行会严重影响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普鲁士境内，关卡林立，赋税苛刻，商业贸易的发展受到限制。直到十九世纪初，从易北河到马格德堡要缴14次税，这就不能形成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市场。普鲁士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专制主义、农奴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在政治生活中，亲贵弄权，政治窳败。大小贵族，各自横掠一方，诸多不法，独断专权，把苛捐杂税强加于农民。城市里，国王的官员和容克贵族握有绝对统治权，资产阶级人士无权参与商讨国事。普鲁士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庞大，官僚集团人数众多。军队是专制主义国家的支柱，早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普鲁士的人口在欧洲大陆各国中居第十三位，军队人数却居第四位。到弗里德里希二世时，军队已发展到20万人，军费开支为1，300万塔勒
①，占国家全部收入的4/5。军队中实行连队经理制，以少量开支用于士兵的给养、服装和薪饷，余下款数为连长所有。军官大发横财，士兵生活困苦。晋升军官靠世袭爵号。农奴及下层人民的子弟只能当兵。国王要求把士兵培养成毫无思想意志，只知盲目服从的工具。对稍有过失者，不是施以残酷体罚，就是肆意处决。这样的军队，士气低下，没有战斗力。
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给普鲁士军队以毁灭性打击。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之后，法军占领普鲁士易北河以西全部领土，使普鲁士领土减少了一半，人口减少到450万，向法国赔偿战争费1亿5千万法郎，军队被迫削减为4万2千人。
经济和政治上出现的危机，同军事失败一样，都暴露了普鲁士专制制度的腐朽。由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中断了普鲁士与英国的粮食贸易，商业和手工业者也都受到经济损失。波茨坦附近的诺瓦专斯在1808年4月有450架织机，因缺少棉纱只有5架从事生产。普鲁士的财源枯竭，军队被瓦解，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瘫痪，民生困苦，国势衰危。
为了挽救已临全面崩溃边缘的普鲁士国家，各阶层人士纷纷要求改革。1806年6月，施泰因男爵呈文国王：“如果要拯救德国，就必须彻底改变迄今所执行的政策。拿破仑采取分而治之、狼狈为奸的掠夺政策，奴役我人民，分割我国土，我们应针锋相对，实行公开的强有力的政策。”很多人也认清，“不进行改革，不进行革命，普鲁士就没有前途”。资产阶级作家布赫荷尔茨要求：“把古老的封建贵族及其所有特权都扔进垃圾堆，并永远废除特权。”一些高级文官、军官，甚至国王也都主张改革。反动将军冯·律赫尔不得不承认：“普鲁士国家已不能用旧有的形式延续下去，在整个形势大变动的情况下，从形式到内容采取维持局面的新措施已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
此外，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民主思想在普鲁士开始传播。人们目睹了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给法国社会带来的生机，对比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更加强烈地要求弃旧图新。这也是促使普鲁士自由主义贵族和资产阶级进行改革的一个因素。
十九世纪初，普鲁士有很多改革家对农业、工业、城市管理、政府机构、军事、文化等进行改革，但就改革内容的深度及其影响之广而言，当首推施泰因——哈登堡的改革。
施泰因的改革
海因利希·弗里德里希·卡尔·施泰因男爵(1757—1831年)是拿骚帝国骑士的后裔，出生在受法国文明影响较大的德国西部。他曾就读于哥廷根大学法律系，后任普鲁士财政大臣和国务大臣。施泰因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实行的新制度颇为赞赏，对雅各宾专政时期救国委员会的强大权威和打败外敌的胜利无比崇拜。有一次，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我多么希望能在那沸腾着的、群情激昂的法国人民中生活一段时间，以便向对法国大革命持怀疑态度者进行解释。”到英国旅行后，他对英国贵族自治管理也很推崇，所以多次向国王呈交奏章，表示改革的愿望。
施泰因
早在他主管矿山冶炼业的时候，曾在东、西普鲁士与波兰的考察报告中，向国王指控造成“贵族与农民之间存在依附关系，把财产与自由留给贵族，把穷困、奴役和压迫留给农民的立法”，并指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束缚了城乡经济发展，阻碍个人与国家财富的增长，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绊脚石。”他谴责普鲁士把领土割让给法国。于是施泰因遭到国王与贵族的反对。
耶拿与奥尔施泰特战役之后，普鲁士政局岌岌可危。国王威廉三世不顾人民安危，带领亲贵惊慌出逃。施泰因在这危难的岁月里，组织转运和保护政府金库，并呈奏国王，要求废除内阁政府：“王朝已陷不幸，只有集结各方面力量，才能使它幸免于难，否则它将深陷泥潭。”他违背国王将10万塔勒奉献拿破仑之命，在奏章中说拿破仑的皇室的开支要由被他排挤的普鲁士君主支付，是“没有先例”的。国王阅毕奏章，勃然大怒，回敬施泰因说：“不要把我看成是个慢性子人”。
后来，施泰因又拒绝接受国王任命他为外交大臣。国王盛怒之下，于1807年1月免除施泰因财政大臣职务。施泰因回家乡拿骚隐居，写了著名的拿骚备忘录，继续完善改革计划，并成为立志改革者联系的中心。他在备忘录中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国王陛下，您如果不下决心接受改革之建议，继续在内阁影响下行动，其结果不是普鲁士的自行解体，就是失去独立，臣民对它的尊敬与热爱将消失殆尽。”他奏请国王审时度势，整肃吏治，恤养平民，重建家园。
普鲁士被拿破仑打败之后，山河破碎。军事改革家沙恩荷尔斯特描述当时的惨象：“普鲁士的农村，相当大的一部分横遭毁坏，以致人们只有根据烟囱倒下残留的石头，辩认村庄的位置，有一半村庄被毁坏。饥饿与创伤引起了不可治愈的疾病。”1807年9月，国王在内阁训令中不得不承认：“由于毗邻的政府的改革步骤
①，废除农奴依附制已是刻不容缓了。”国王被形势所迫，于1807年10月重新起用施泰因，任命他为握有最高权限的国务大臣，允许他对普鲁士进行改革。
1807年10月9日，施泰因奏请国王发布的《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敕令(简称十月敕令)，公诸于世，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敕令的中心思想是废除普鲁士按出身分等级的制度，废除农奴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保证农民人身自由。敕令规定：所有国民均享有各种不动产之所有权和买卖权，贵族可以购买市民和农民的土地，市民和农民也可以购买贵族的土地;允许容克贵族兼营手工业和商业，也允许市民和农民自由改变所从事的职业。敕令第十一条规定：“自本令公布之日起，一切隶属关系概行取消。取消通过婚姻继承或其他契约确定的隶属关系;自1810年圣马丁节起(11月10日)废除普鲁士农奴制，王室直辖领地的农民亦获自由。”
十月敕令在不同阶层中引起不同反响。在资产阶级官员与立志改革者中，增强了改革与争取民族复兴的信心。《人民之友》报颂扬十月敕令是“国家获得新生的第一个伟大步骤，应当把它作为人类自然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来庆贺。农民的反应最强烈，他们庆幸自己获得人身解放，成为自由的公民。在没有执行敕令的地区，农民自动拒绝给容克地主服劳役和纳贡赋。如在勒伊森道夫和施外特尼茨等村庄，1808年农民占领了地主花园的大门，强烈要求答复农民的要求，给他们以自由，提高雇工的工钱，支持农业改革。地主请来150个法国驻兵，镇压农民的暴动。1811年，在西里西亚发生了农民起义，先后有200个村庄卷入这次起义。贵族地主动用军队镇压，很多农民被杀害，300多人被逮捕。
保守的容克贵族对十月敕令深恶痛绝。有的拖延贯彻，有的不敢公布它的内容。更有甚者说敕令是“第二次奥尔施泰特战役”，“宁要三次奥尔施泰特战役，也不要十月敕令”。贵族路德维希曾这样诅咒施泰因改革：“他用祖国革命化的手段开始了赤贫反对有产，工业反对农业，变化无常反对稳定的斗争。”
施泰因的农业改革，对改变普鲁士的农奴制产生了积极作用。十月敕令贯彻之后，普鲁士有4万7千多户农奴获得解放，变成了自由的公民，他们获得432万莫尔根
①可耕种的土地。地主给农民的报酬有所增加，短工和雇工的年报酬从1799到1823年提高了两倍。农民应服的劳役有3/4被废除了。由于实行自由买卖土地，无地农民可以通过购买土地变成有地农民，贵族不再有独占土地的特权。市民和农民可以自由地从事职业，工商业发展不受行会限制。劳动不受地区的约束，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农村人口可以进入城市，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
十月敕令受到容克贵族的阻挠和破坏。他们利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趁机吞并农民土地或瓜分公有土地。由此途径，他们获得约400万莫尔根土地，其中52%是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针对容克贵族吞并农民土地的现象，施泰因于1808年2月14日颁布了补充法令，又称“二月法令”。法令规定不允许容克贵族随意吞并农民的土地。要占领农民的土地必须经省政府的批准。同时规定禁止容克贵族对谷类加工的垄断。
在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施泰因对城市也进行了改革。1808年11月19日，颁布了《普鲁士王国各城市规程》。其中心思想是使城市摆脱容克贵族的控制，扩大资产阶级的权力。城市规程第四十八条写道：“全体市民通过市参议员作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一切公共事务。市民有权从市民中选出市参议员。”第一○八条规定：“市参议员通过选举而获得无限全权，有权在本市一切公共事务中代表全体市民，为全体市民处理全部公共事务，并在有关公共财产，本城及全体市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事项中发布有关的声明。”此外，还规定取消税务委员会，取消监督城市的专制主义国家机构;城市的资产阶级负责管理城市的教育、卫生保健、慈善事业及地产等。城市代表或参议员都是名誉职，除有病、兼职过多者，不得拒绝担任。城市选举不受行会限制，城市居民住在哪里，就在那里选举。当选的市参议员大多数是商人或手工业者。
随着城市规程的执行，城市风移俗变，面貌为之一新。一份市参议会的报告写道：“过去，城市的很多力量处于休眠无用状态，现在它已被唤醒，致力于改进城市的活动”，过去的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中采取的陈旧形式，已被涤荡清除”。资产阶级可以在国家法令允许的范围内，决定城市内部的相互关系，扩大了资产阶级的自主权。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代表选进市参议会，他们能够代表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管理城市的公共事宜。
城市规程仍旧保留了贵族的一些特权，如监督地方团体财政收支;仲裁地方利益纠纷;批准地方确立的新法规;任命地方长官时，选出三人，由国王最后决定任命其中一人。此外，规程提出以财产多少确定人的社会地位。一般城市年收入在150塔勒和大城市年收入在200塔勒的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809年波茨坦举行第一次选举时，14万居民中，只有849人有投票权。这些说明施泰因城市改革存在的局限性。
关于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早在任商业部长时，施泰因就思考了改革行政管理的方案。以消除国王、内阁独断专权，不负责任，行政管理混乱的现象。他在拿骚备忘录中提出，“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必须推翻旧内阁政府”。在1806年4月27日备忘录中，他指出：“普鲁士国家没有宪法，上层最高权力不是国王同国家代表共有，国家只是很多世袭力量和若干个省组成的新集合体。”他认为这样的行政管理，只顾局部利益，无视国家利益，“内阁办公室只忙于笨拙的、混乱的、拘泥形式的机械的工作，妨碍人的自由活动，滋长文官的惰性”，“文官内阁是国家的致命痈疽”。他主张废除内阁，精简机构，裁减官员，成立新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复兴普鲁士国势。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于1808年11月24日签署了施泰因的《关于改善普鲁士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法规》。规定常务内阁会议取代由国王的亲贵组成的内阁，建立新的管理机构。政府下设财政、外交、内务，作战和司法五个部，分管国家日常事务。在常务内阁会议里，大臣们可以互相协商，同谋大事。国王应同高级文官直接接触，共享国家最高权力。文官可以向国王直接提出有关重大问题的建议。改革行政管理法规提出“废除地主世袭的审判权，把审判权和执行权分开”。建立教育部和基督教事务管理部，宗教与教育分离，以限制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施泰因强调，“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具备现代化的有效管理”。为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法规提出裁减行政人员50%。
1808年12月，颁布了施泰因关于行政管理改革补充法令——普鲁士省行政管理法令，规定各省成立省议会、省政府。省议会由城乡居民选举产生。省长是省的最高首领，负责管理县和区。他强调，“每个积极的公民，不论有100胡分
①或1胡分田地，无论经营农业、制造业、贸易或商业，……都有权当代表”。他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唤起人们的民族精神”。
施泰因的行政改革法规传开之后，举朝震动。那些保守的容克贵族惊慌失措，怀恨在心。他们鼓动国王同拿破仑勾结，阴谋推翻施泰因。但是，施泰因仍同改革者如沙恩荷尔斯特、格奈森瑙、阿伦特等商量改革方案。他坚定地鼓励他们说：“在一处点燃火种，在另一处也点燃火种，不获全胜，决不罢休。”1808年11月24日，国王终于解除了施泰因的职务。
施泰因任职仅一年，可是以他为代表所进行的改革影响普鲁士和德国的历史一个世纪之久。正象历史学家格因特·施密特评价施泰因时所说：“他是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因为他与德国的独立、革新力量联系在一起，他是一切进步力量集结的中心。”施泰因的改革事业由哈登堡继续推向前进，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哈登堡的改革
卡尔·奥克斯特·哈登堡男爵(1750—1822年)是开明的容克，学习过法律，通晓古典重农学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他曾任外交部长，1810年出任普鲁士内阁总理，成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继续了施泰因的改革。
哈登堡
1807年，哈登堡受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委托到里加写了里加备忘录，拟定改革普鲁士的计划。他在备忘录中指出，“要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改革”，实行民主的原则。对内调整贵族同农民及资产阶级的关系，对外与法国妥协，以求保存普鲁士。哈登堡的改革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实行普遍纳税制度和职业自由的原则。1810年10月，哈登堡发布了财政法令，规定要向容克贵族征收土地税，剥夺贵族免缴土地税的特权。他还采取措施，逮捕那些拒不交纳土地税和聚众闹事的贵族。同年11月2日，颁布商业法令，规定在帝国内普遍缴纳所得税、土地税、财产和消费税，禁止贵族强行使用农民的制粉厂和酿造厂，取消农村禁止经商的条规。废除行会的强制法规，实行营业自由，契约自由。这一规定削弱了行会在经济方面的影响，有利于商业的自由竞争。
1811年9月，公布了哈登堡的《关于调整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敕令的主要目的是使农民获得土地，解除十月敕令中所保留的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和劳役。从这一点看，哈登堡比施泰因前进了一步。调整敕令规定：没有转为农民占有的产业要按本法令规定转为农民占有，附属在这些产业上的一切义务和权利应通过公平合理的物质补偿来解决。在未达成合理解决之前，农民不得拒绝承担劳役和地租。规定地主必须同意农民把世代使用的庄园土地转归己有，并解除他们的劳役及其他常规地租。其前提是农民应将所占用的庄园土地的1/3割归地主;如果农民要收回这1/3的土地，必须同地主协商用一次付款或以后按期交纳实物或货币的方式才能实现。法令还取消农民为地主服家务劳役。根据1811年报告，在调整中受益的农民达16万1千人，从1811—1848年，有289，651名农民解除了各种负担和劳役。
调整敕令保留了贵族的司法继承权、警察权和狩猎垄断权。1816年，普鲁士政府在容克地主的策动下公布了对调整敕令的补充规定。此规定大大限制了对用金钱或土地赎免封建负担的农民的范围。此后，农民中较富裕的阶层如有牲畜的车马农，或只有在1763年以前始终保持占有产业的农民才能获得解放。大部分贫苦的农民不得不放弃1/3或1/2的土地。有的农民流浪在外，变成工人或农业工人。容克贵族乘机兼并土地，发展成大农场主。
为了团结各阶层力量，动员人民参加解放战争，哈登堡于1812年宣布了《犹太人平等公民地位法令》，强调犹太人与一切公民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这条法令在当时起了进步作用。法令公布后，大约有7万名犹太人获得普鲁士公民地位。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有400名犹太人自愿报名参战，其中有72人获得铁十字勋章，很多人为普鲁士的生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这条法令仅仅适用于富裕的犹太人，普通的贫穷的犹太人，仍然受到社会的歧视。尽管如此，该法令还是迈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阶级关系的重要一步。
哈登堡继承施泰因的代议制思想，力图在普鲁士建立一个合乎时代精神的政府，把普鲁士建成具有民主结构的君主政体国家。为此，他继续进行行政改革。1812年2月，他在柏林召开的省临时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组织一个代表大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实行统一立法，统一征税。1815年，他以内阁总理身份宣布：确立人民代议制，各省组织代表大会，原有的省领地委员会有工作效率的马上恢复工作，没有工作效率的要重建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基础上选出国家的代表议会，会址设在柏林，实行两院制。议会代表有权讨论财政、征税立法。
哈登堡的改革思想、策略与施泰因有别。施泰因是把保存一个强大的普鲁士国家作为改革的动力，强烈的祖国观念促使他同拿破仑公开斗争。哈登堡的改革旨在保存普鲁士王朝，以同贵族调和、同拿破仑妥协的手段摆脱拿破仑控制。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很多方面保护了容克贵族的利益。开展改革不久，1813年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了。一些改革方案在战后才渐渐付诸实践。
在施泰因，哈登堡等一批自由主义贵族和资产阶级改革家的领导下，普鲁士还对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著名军事战略家沙恩荷尔斯特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普鲁士军事改革。他同施泰因一起成立了“军事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1808年颁布《军事惩罚条例》和《军官惩罚条例》，规定在普鲁士一律实行普遍征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人都有义务在军队中进行训练。要求举贤任能，择才晋升，打破贵族子弟无功受禄、控制军队的局面。军事改革提高了军队的军事素质，精炼了组织，振奋了士气，为后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城市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掌握新的科学知识。威廉·洪堡适应资产阶级需要，领导了普鲁士的教育改革。他成立了以知识分子为成员的“教育代表团”。该团的任务是对教育事业进行监督，以保证贯彻执行他的改革方案：“学校不能被贵族或某一特权阶层独占，它必须属于整个民族或国家，实行普遍的全民教育;学校要尽可能发挥每个人的才能，教育要逐渐适应自然科学的发展，壮大国家力量。”在洪堡的领导与影响下，1810年建立了柏林大学，1812年制订了中学毕业考试制度。他还确立了教育的三个阶段：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些改革措施对德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的影响与性质
施泰因和哈登堡所领导的改革，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运动，它为德国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资产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舞台开辟了道路。施泰因、哈登堡等改革家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接受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思想，代表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权力和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的愿望，也有利于部分容克贵族逐步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农场主。他们领导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农业改革使普鲁士逐渐废除了农奴制，是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要的一步。它为农业中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一条特殊道路，即“普鲁士道路”。容克地主变成农场主，农奴变成农业工人，封建的容克地主经济慢慢地发展成资产阶级容克经济。农业中出现商品化生产与合理的管理体制，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50%。在国有土地上，1799至1808年有5万名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从1811至1834年有56，791名农民，到1848年有70，582名农民变成土地的主人。
在城市，严禁行会的控制，实行职业自由，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1816年普鲁士王国的公路只有3千多公里，到1831年已有6千多公里。煤炭产量由1816年的11万3千吨上升到1844年的40万8千多吨。1796年西里西亚矿山和冶炼厂开始引进蒸汽机，到1830年已有245台。
资产阶级代表选进了市参议会和教育代表团。他们根据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管理城市公共事业，发展工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从而促进了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
施泰因、哈登堡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反动容克贵族的积习犹如群山阻挡着改革的步伐，一些改革措施无法贯彻，保留了贵族某些特权。如贵族的世袭司法审判权、狩猎垄断权、对地方重大事件的决定权等，未加触动。直到1872年才废除地主的世袭警察权。农业改革过程中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容克贵族趁机兼并土地。改革期间，骑士通过自由买卖或占领方式获得400万莫尔根土地。1816年的补充法令使容克贵族得到更大好处，此后的30年里，贵族又得588，235莫尔根土地，有4万6千—5万4千农家农场连同7万个家庭小作坊落入贵族手中。到1891年，施泰因原来设想的乡镇自治才兑现。正因如此，德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在普鲁士道路上发展是缓慢的。农民经受了巨大痛苦。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变成了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某些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
① 德国旧时的一种银币名。
① 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后建立了附属于他的华沙公国和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这两个国家根据法国的政府制度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约有5万农民摆脱人身依附,获得解放。这对普鲁士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府官员产生很大影响,促使他们向普王进一步提出改革的要求。
① 田亩计量单位,1莫尔根等于25.5亩。
① 德国农户占有土地计量单位,大小因地而异,约合7至15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