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3—1775年，俄国爆发了顿河哥萨克叶·伊·普加乔夫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起义的烈火燃遍了今乌拉尔河沿岸、乌拉尔南部和中部、西西伯利亚、卡马河沿岸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波及当时的奥伦堡等6省，总面积达6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它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农奴制的农民战争。
起义的历史背景及爆发原因
十八世纪中叶，俄国的农奴制度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对农奴的剥削压迫加重和农奴制度的加强，另一方面是农奴制度开始瓦解。
当时，资本主义形式的工场、企业迅速增加，到1767年，全国已有481个纺织手工工场，182个制铁、炼铜工场。其中有官办的，也有贵族地主、商人或农民经营的。工场中的主要劳动力是农奴，这是“俄国历史上把农奴劳动应用到工业中去的独特现象”
①。随着工业、商业的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已逐渐形成，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越来越强有力地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除了少数“上等农户”能经商致富外，大多数农民为了缴纳代役租、人头税，不得不忍饥挨饿，出卖农产品。地主、贵族为了增加收入，特别是为了增加货币地租收入，千方百计压榨农民的脂膏。
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农奴的状况普遍恶化。农奴的土地不断被贵族地主兼并，各种形式的封建剥削不断增加。有的地主甚至强迫农奴每周从事6天徭役劳动，农奴只能在晚上和节日里耕种自己的小块份地。有些农奴沦为地主的“月粮”户、“家奴”，没有自己的份地，成年累月为主人劳动，按月领取一点可怜的口粮。沙皇政府为满足贵族地主的贪欲，颁布了一系列强化农奴制的法令，使农奴主对农奴拥有绝对权力。他们可以任意流放、监禁农奴，蹂躏女农奴，也可以将农奴赠与、买卖、抵押。农奴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是俄国农奴制的“黄金时代”，其剥削的残酷，正如列宁所说，同奴隶制没有什么区别。
其他农民的境遇也在恶化。国家农民
①虽然在名义上是自由的，同样要负担日益沉重的徭役、赋税。寺院农民因改纳货币代役租，生活也非常贫困。沙皇政府把许多国家农民编入官办或贵族经营的工厂，实际上把他们集体变成农奴。在乌拉尔地区各工厂，实行着典型的农奴制劳动，工匠们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冬季每天要工作10小时，夏季则是14—15小时，所得的工资却非常微薄。工厂主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他们同成年男工的劳动强度基本相同，但得到的工资却少得多。工匠们还经常遭到鞭笞和禁闭。
居住在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地区的非俄罗斯族各族劳动人民，受到更为严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地主和工厂主侵占他们的土地、草场、林场来兴建工厂和矿场，把许多人强迫编入工厂劳动。除沙皇政府向他们征收皮毛实物税外，地方官府和寺院还勒索名目繁多的杂税，常常使许多巴什基里亚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等陷于破产和毁灭的悲惨境地。被称为“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的哥萨克，也逐渐丧失昔日的自治权利。
在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俄国各族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农民成群逃亡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在顿河、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等地，都有大批逃亡者。不少逃亡者结成小股武装集团，焚烧地主的庄园，杀死贵族、地主。
对地主阶级的统治打击最大的是农民的武装起义。在1762—1772年10年间，仅欧洲俄罗斯地区的农民起义即多达160余次。十八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初，寺院农民也举行过60多次起义。其中西伯利亚的达尔玛托夫斯克寺院3千农民起义，历时两年多才被镇压下去。在这次起义后，叶卡特琳娜二世不得不颁布法令，宣布将寺院、教会土地分给农民，并将他们转为国家农民。此外，在纺织工厂和矿场劳动的工匠，乌克兰、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地区的非俄罗斯族人民，贫穷的哥萨克，也相继掀起了反农奴制压迫的起义。1771年，甚至在莫斯科也爆发了人民暴动。
劳动人民的斗争虽然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却越来越激烈，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说明整个社会已处于危机之中。叶卡特琳娜二世本人也承认“大难将临”，估计到“所有农民都参加的一场大暴动即将接踵而至”。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农民斗争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在1773年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
起义的经过
1773年9月，农民战争首先在俄国东南部地区爆发，前后历经三个时期。
普加乔夫起义路线图
第一个时期(1773年9月17日至1774年3—4月)。
早在1772年1月，聚居雅伊克河(今乌拉尔河)的下层哥萨克，为了反抗沙皇政府剥夺他们的传统自治权，举行暴动，杀死了沙皇派驻当地的官吏。起义被沙皇的军队镇压下去，哥萨克们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仇恨沙皇政府、贵族的情绪在民众中滋长。
叶梅连·普加乔夫约于1742年出生在顿河畔的齐莫维斯克镇一个贫苦的哥萨克家庭。从17岁起，他在哥萨克军服役。在1768年俄土战争中，他由于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少尉，两年后，他患重病请求退役，未被批准。病稍好后，普加乔夫逃跑，几经周折，于1772年初来到捷列克河畔的伊肖尔村定居。没过几天，普加乔夫被捕。2月13日夜，他又从那里逃出，于11月下旬来到雅伊克城。当时，俄国农民普遍存在幼稚的“皇权主义”思想，信仰沙皇。从六十年代起，社会上广泛流传沙皇彼得三世未被叶卡特琳娜二世害死，仍然活在民间，曾多次发生利用这种传闻自称沙皇，号召农民起义的事件。这是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普加乔夫受此影响，决定称自己为原君主彼得三世，希望因此而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起义。一些后来成为起义军首领的哥萨克人，虽然知道他是一个冒充沙皇的普通哥萨克，仍跟他秘密商谈。普加乔夫答应恢复哥萨克的传统权利和赐予各种特权;哥萨克们则尊奉他为“彼得三世”，积极参加起义。
1773年9月17日，普加乔夫组成一支由60名哥萨克、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组成的武装队伍，在离雅伊克城100俄里的托尔卡乔夫农庄举起义旗。他以彼得三世的身份发表讲话，并颁发了第一个文告，号召哥萨克人要像祖辈效忠先帝那样效忠于他，他将赐予他们“从上源至河口的河流、青草、土地以及钱饷、铅弹、火药和粮食”，让他们自由生息，子孙永世享受哥萨克的光荣。
起义开始后，普加乔夫的队伍很快扩充到400多人。他们绕过防守坚固的雅伊克城，溯河而上，从9月20日至10月2日，一路势如破竹，先后占领了伊列茨克小城、拉兹瑟普、塔季舍瓦、加尔卡林和萨克马尔斯克等要塞和城镇，缴获许多大炮、弹药、粮食。当地的哥萨克成群结队投奔起义军，或是大开城门，用面包和盐迎接起义队伍。这些胜利使起义军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军队人数激增。
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反封建纲领;有较高的组织性;起义力量发展迅猛。起义开始不久，普加乔夫已清楚认识到必须争取广大农民、手工工场工匠和非俄罗斯各族人民参加起义，才能壮大起义力量。从起义开始到1774年3月，他向哈萨克汗、巴什基里亚人、卡尔梅克人发布的许多文告中，明确宣布赐给他们土地、河流、森林以及“一生祈求的一切”，甚至给“各种身份的人”以“永久的自由”，使他们能像“草原上的动物”那样自由地生活。这些文告提出的“土地与自由”的口号，起到了动员群众的作用。不过，普加乔夫反对贵族地主的斗争比较温和。他曾主张要给他们一些钱财作为没收他们土地的补偿。
普加乔夫仿照沙皇政府的同名机构，建立了“军事委员会”。这是一个拥有政治、军事和行政权力的机构。它负责颁发普加乔夫的文告和各项命令，部署重大战役，筹集军需物资，行使最高审判权。军事委员会的建立表明，这次起义比俄国以往的农民起义有较高的组织水平。起义军规定有严格的纪律，凡抢劫、残杀和侮辱人民的人，都将受到严惩。当普加乔夫发现他的挚友雷索夫率领部下犯有上述罪行时，立即下令绞死了他。
起义军初期的胜利迅速传播到各地，人数很快发展到3千人。这时，起义军决定攻占沙皇政府在乌拉尔地区的统治中心奥伦堡城。从10月5日起，起义军开始攻城，双方多次激战。驻守该城的3千城防军屡次反扑，企图突破包围，没有得逞，于是坚壁固守等待外援。普加乔夫曾于10月22日和11月2日两次发动强攻，亦未奏捷。由于这年冬季早临，普加乔夫不得不在离城5俄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并于11月初在比尔达村建立了起义军大本营。普加乔夫期待奥伦堡城守军粮食、燃料断绝，被迫投降，因此采取了围困该城的策略，历时数月之久。
叶卡特琳娜二世到10月14日才得知雅伊克城和奥伦堡地区发生动乱的消息。政府迅速从各地调集步兵、骑兵和大炮，甚至从与土耳其交战的前线抽调两个骠骑兵中队，指派卡尔将军率领，紧急驰援奥伦堡。同时责令喀山、奥伦堡省各地方当局密切配合，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卡尔率领的讨伐军情况不明，军心不稳，士兵受起义军反农奴制文告的感召而倒戈的事件不时发生。起义军由于得到群众的帮助，事先得知讨伐军的行踪，于11月7日至9日在尤塞耶夫村主动出击，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卡尔的部队。11月13日，又再次围歼了切尔尼舍夫上校的军队，取得了粉碎沙皇讨伐军的重大胜利。
沙皇讨伐军的惨败，使起义军声威大振。起义影响远及伏尔加河、卡马河沿岸、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等地区。不仅俄罗斯族农民、农奴、工匠，而且聚居在这些地区的各个民族：巴什基里亚人、鞑靼人、马里人、卡尔梅克人等都奋起参加起义，因为普加乔夫的反农奴制纲领反映了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与此同时，普加乔夫派将领到各地组织起义，形成了几个地方起义中心。在伏尔加河左岸的萨马拉—斯塔夫罗波尔地区，阿拉帕夫成功地组织了有1万5千人的队伍，占领了布祖卢克要塞和萨马拉城等地。这个地区成为起义主力军的大后方，不断供给兵源、粮食、弹药。在乌拉尔南部，工匠出身的赫洛普沙发动许多工厂的工匠起义，赶走厂主，没收其财产，建立自治机构，并组织大批工匠为起义军生产大炮、弹药。绰号奇卡的扎鲁宾，在巴什基里亚地区发展起义队伍，在乌法城附近的切斯诺科夫卡村建立了起义军的第二个大本营。与这个地区相邻的乌拉尔中部、西西伯利亚的一些重要城镇、工厂，都有起义军在活动。
随着农民起义的发展，普加乔夫对贵族地主的政策开始有了变化。封建地主的疯狂反扑说明，要使农民有“土地与自由”，就不能温和地对待地主。普加乔夫于1773年12月1日发布《全民告谕》，宣布所有人“从今以后不再承受任何重负”;“地主和世袭大地主是违背法律和扰乱公共安宁的真正罪犯”，应“不让其活命”;地主们的“田庄和财富”、“食物和酒”应没收作为农民生活之资。普加乔夫提出的更鲜明的反封建号召，进一步促进各地农民起义的高涨。
但是，普加乔夫在长期围攻奥伦堡城的同时，又攻打雅伊克城，使起义军主力大部份陷于当地。这个策略上的失误使沙皇政府赢得时间。11月底，沙皇政府组成以比比科夫为首的第二支讨伐军，并颁布讨伐普加乔夫的檄文，诬蔑普加乔夫是“窃称先帝之名”的恶棍和叛国者。12月26日，比比科夫军队进入喀山省城，与地方军队配合，分别向南、向东扑向起义地区。从12月底到次年2月，萨马拉—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起义军英勇抵抗，终因得不到外援，寡不敌众而放弃这个地区，向奥伦堡方向退却。1774年2月，沙皇政府的军队在齐莫维斯克镇逮捕了普加乔夫的妻子涅久热娃和他的三个孩子，押往喀山，烧毁了他的家。政府军还攻占乌拉尔中部起义军控制的城镇。
普加乔夫在雅伊克城获知萨马拉失陷的消息后，立即返回比尔达大本营，集结兵力，迎战前来大举进攻的政府军。双方在索罗钦斯克遭遇。经过激战，起义军受挫，撤至塔季舍瓦要塞。接着， 3月22日在塔季舍瓦要塞，4月1日在萨克玛尔斯克小城，起义军两次与敌军浴血奋战，1，180人阵亡， 4千人被俘和受伤，终于失败。起义军的军事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和一些将领在战斗中阵亡或被俘。由米赫尔松率领的政府军，也于3月24日战败奇卡·扎鲁宾，攻占了切斯诺科夫卡第二大本营，解除乌法之围。4月16日，雅伊克城亦被另一支政府军占领。普加乔夫带领500人的队伍，向乌拉尔南部退却。
第二个时期(1774年4月中至7月15日)。
普加乔夫率领起义军进入乌拉尔后，立即在当地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新高潮。
4月中，普加乔夫率余部进驻别洛列茨工厂，在此休整了3周。起义军派人到乌拉尔各工厂积极活动，策动了64个工厂的工匠参加起义。当时，工匠们的处境与农奴相差无几，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成为起义的积极参与者，是因为普加乔夫的宣言上写着维护“农民的全部利益”。当地的巴什基里亚人也从四面八方给普加乔夫派来了武装人员。5月6日，普加乔夫亲率4千起义军，攻占了马格尼特纳堡。次日，从雅伊克地区和从乌拉尔中部撤退的队伍，奉命到此会合，起义主力由此大大加强。
这时期农民起义的特点是：巴什基里亚人、乌拉尔工厂的工匠和俄罗斯族农民组成普加乔夫起义军的主要部份;起义队伍发展迅速，但组织性较差，没有固定的地盘，长期流动作战。
乌拉尔工厂的工匠们给普加乔夫运送大炮。
以当地巴什基里亚人为响导，普加乔夫的队伍迅速的沿着山路前进，沿途收编队伍，补充军需弹药。起义军攻占途中的工厂，破坏桥梁和堤坝，以阻止沙皇政府军队的追击。5月21日，起义军与第三任讨伐军指挥官舍尔巴托夫派遣的军队遭遇。双方在特罗依茨克堡激战。普加乔夫的8千主力军战败，伤亡4千余人，损失所有的大炮和辎重。普加乔夫为了摆脱政府军，急速转移部队，向卡马河地区进军， 6月18日兵临奥萨城下。
为了重新壮大自己的力量，普加乔夫发布了几个重要文告，首次明确指出，一旦他重登帝位，将解除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他描绘了一幅“不要求向国库缴纳人头税，不招募新兵”的幸福而又安宁的大俄罗斯国家的前景。他号召人民不要忍受压迫，立即起来反抗贪财致富的大贵族和地主。这些文告在巴什基里亚和卡马河地区广泛传播，激发越来越多的人民起来斗争，
6月21日，奥萨城不战而降，通向喀山省城的道路已打通。卡马河沿岸的农民、鞑靼人、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欢欣鼓舞，热烈欢迎起义军并加入起义队伍。6月23日，起义军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顺利渡过卡马河。当队伍挺进至喀山城下时，已发展到2万人。
7月12日，普加乔夫向喀山城发起了总攻。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后，起义军从北面突入城内。该城的政府军和由贵族、商人组成的国民军窜回内城固守。喀山城一时烈火冲天，起义军打开牢门，放出囚犯，其中有普加乔夫的妻女。普加乔夫下令，让这名妇女和孩子坐火车走。当别人询问为什么对她们这么优待时，普加乔夫说：她们是普加乔夫的妻女，我彼得三世被投入监狱时，普加乔夫曾替我受刑，所以对他的妻女要优待。普加乔夫说毕很快离开他们投入了战斗。
当起义军向内城发动攻击的时候，米赫尔松的军队跟踪而至。普加乔夫不得不将队伍撤出城外，迎战敌军。经过两次战斗，起义军因装备太差，大多数人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终于败北。2千起义军牺牲，5千人被俘，大批人四散撤入森林，一些巴什基里亚人返回家乡。普加乔夫率少数人马败退伏尔加河上游。
第三个时期(1774年7月中至8月底)。
普加乔夫率领起义军余部西渡伏尔加河后，踏上了通向莫斯科的道路。由于他在起义初期曾说要“直捣莫斯科，在那里登帝位”，“打发女皇进修道院”，一些哥萨克要求立即实现进军莫斯科的计划。但普加乔夫深知力量不足，决定沿伏尔加河南下，到顿河地区重新发展起义力量。
伏尔加河流域人口稠密，主要居民是长期遭受农奴制压迫的俄罗斯族农民和农奴。这里也是楚瓦什、摩尔多瓦、马里、鞑靼、乌德穆尔特各族农民聚居的地方。在起义军未到之前，已有农民的反抗活动，起义军一进入这个地区立即激起广泛的农民起义，形成反农奴制斗争的高潮。
为了满足广大农奴和农民的要求，普加乔夫提出了更彻底、更激烈的反农奴制纲领。他在7月28日和31日分别向萨兰斯克和奔萨两城居民颁布了《全民告谕》，庄严宣布：“凡是从前处于农民地位和隶属于地主的人都成为我王国的奴仆……授与自由，允许他们永远成为哥萨克。不召募他们当兵，免除人头税和货币税，不经赎买和纳代役租便占有土地、森林、草场”，要把受害的农民“从贵族和城市贪官”等凶手手中解放出来，把“世袭领地上的贵族……逮捕、处决、绞杀”。这些文告被称作是“给全体农民的赐予状”，最清楚地表明了这次农民战争的性质与目的。
农民起义席卷伏尔加河沿岸。各族农民、农奴纷纷派代表和组织队伍迎接普加乔夫，争相传阅他的文告。一些有武装和马匹的农民加入主力军，其他农民自发地组成无数支有成百上千人的队伍，四出搜捕地主、管家，捣毁地主庄园，夺取地主的土地、财产。仅萨兰斯克城农民， 3天内就处决了300名地主。有一位沙皇的将领，曾胆颤心惊地报告说：“几乎没有一处村庄的农民不参加暴动，不设法搜寻自己的老爷或其他地主、管家、以了结他们的生命。”
但是，这时期的农民起义也更多地表现出自发性、散漫性。在伏尔加河涌现的众多的起义队伍，彼此很少联系，他们各自为战。往往驱逐了本乡地主后，便四散回家。一些跟随普加乔夫主力军活动的队伍，也时来时去，聚散无常，严重影响起义军的战斗力。
普加乔夫的队伍从7月17日起急驰南进，20多天内，未经战斗就先后占领了库尔梅什、阿拉特尔、萨兰斯克等城，各城督军、贵族、地主闻风丧胆，多弃城而逃。普加乔夫从这些城市缴获大量大炮、弹药和财物，委派各城司令官，处决贵族和地主，向居民散发食盐和财物。但是，为了避开政府军的追击，他迅速转移，占一城而弃一城，没有在任何一个城镇滞留。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惊恐万状的沙皇政府急忙与土耳其缔结和约，从前线调回大批部队，派往伏尔加河右岸和顿河地区镇压起义军。莫斯科和邻近各省的城市都加强了防卫。
普加乔夫起义军于8月6日攻克萨拉托夫城，接着又占领了其他一些城市，继续向伏尔加河下游挺进。8月16日，他们在普罗列依卡击败城防军，次日夺取了伏尔加河沿岸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杜波夫卡城。当起义军迫近顿河地区时，普加乔夫派代表同顿河哥萨克举行谈判，希望他们参加起义。但是，哥萨克内部的阶级分化使其上层已成为沙皇政府的爪牙;同时沙皇政府在顿河地区派有重兵，对顿河哥萨克控制极严。因此，普加乔夫的打算没能实现。这时，米赫尔松率领的政府军已接近察里津城(今伏尔加格勒)，起义军被迫沿伏尔加河南下。8月25日，在离察里津75公里的萨尔尼柯夫村，普加乔夫起义军遭到政府军的毁灭性的攻击，几乎全军覆灭。在这次战斗中，意欲叛变的炮兵统领丘马科夫故意置错炮位，不战而逃。沙皇政府的军队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这次失败加速了富裕哥萨克的动摇和叛变。9月14日，当普加乔夫东渡伏尔加河，撤至乌晋河时，丘马科夫、特沃罗戈夫等将他骗到河边，逮捕了他。然后又逮捕了他的妻子和子女，将他们一齐押送给西蒙诺夫上校。
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影响
1774年11月4日，普加乔夫被装在特制的笼子里送至莫斯科。由35名贵族组成的非常法庭对普加乔夫进行了审讯，经叶卡特琳娜二世批准，普加乔夫被叛处极刑。1月10日，莫斯科波洛特尼科夫广场上筑起了断头台和绞刑架。普加乔夫和另一起义将领彼尔菲也夫在断头台上先遭砍头，后被裂尸焚毁，壮烈就义。其他几位起义将领则被绞死。
沙皇政府军第四任指挥官潘宁继续讨伐和镇压各地的起义军，大约有两万名起义者惨遭杀戮。各地的起义队伍直到1775年秋，才被沙皇政府全部打垮或消灭。
俄国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被封建统治者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但是农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尽管沙皇政府在此以后加强了封建统治，农民反农奴制的斗争在十九世纪初又蓬勃兴起。
普加乔夫起义规模之大、地区之广，反农奴制斗争之坚决和彻底，在俄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但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没有代表新生产力的先进阶级的领导，起义的失败是必然的。
首先，这次起义具有封建时代农民斗争共有的自发性和缺乏组织性的特点。十八世纪中叶的俄国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反农奴制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又愚昧无知，没有明确的政治要求，不能在斗争中建立统一的严密的组织。
其次，起义农民虽然强烈要求消灭农奴制度，普加乔夫的许多文告虽然鲜明地提出了“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却提不出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国家政体。他们都是沙皇政体拥护者，有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希望建立一个哥萨克式的，由一个“好沙皇”、“农民的沙皇”领导的自由平等的“农民王国”。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最后，普加乔夫起义军在战略上的错误，也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普加乔夫除了领导主力部队外，未能把各地起义军很好地联系起来，没有去统一组织各地的起义军协同作战。起义军长期围攻奥伦堡城，不仅是战略上的失策，也是农民起义自发性和目光短浅的表现。在这之后，普加乔夫起义军长途跋涉，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基地，很容易为强大的政府军所消灭。
普加乔夫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农民起义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来说，比以前波洛特尼科夫、拉辛、布拉文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要强;普加乔夫起义所提出的要求和社会口号，比俄国以前几次农民起义的口号更为明确。所以这次农民起义的意义和所发生的影响，自然比俄国以前几次农民起义的影响要大。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农奴制度，客观上为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成长开拓了道路。农民战争的革命传统促进了新的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培育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进的民主主义者。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6页。
① 俄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教会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所有。在上述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分别被称为国家农民、寺院农民和地主农民。沙皇政府对所有农民都课以重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