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审讯期间，世界公众密切注视得纽伦堡的动向。对德国首要战犯判刑的消息尤使全世界人心大快。苏联《真理报》在判决宣布之后发表的评论说：“一切进步的人民，诚实的人民都衷心满意地欢迎国际法庭的判决书。这是无情的、坚决而公正的判决。”而苏联法官所持的不同意见也在民众中得到强烈共鸣。判决公诸于世后，人们纷纷谴责法庭对巴本、沙赫特、弗里切三被告的过度宽恕。法、美、英、奥、挪等国进步报刊先后载文，“对释放战犯表示惊愕”、“遗憾”。柏林十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开释战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和格罗提渥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对纳粹罪犯严加惩处。值得注意的是“三被告在得知获释时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本人更觉吃惊”。他们不敢离狱。沙赫特供认：“余深惧德国民众……实觉无处容身”，要求暂时“准予留狱”，巴本欲往法国，但法国拒绝为其办理过境手续。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指责“纽伦堡是胜利者的法庭”，“违背了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甚至反对通过设立国际法庭的方式惩处战犯。

1946年10月16日对死犯处以极刑。凌晨1时11分，是里宾特洛甫第一个被套上绞索，2时许，10名死囚先后在绞架上结束了罪恶的生命。罪首戈林在临刑前两小时吞服氰化钾毙命。鲍曼“需追捕归案后处死”，余犯皆投入狱中服刑。

客观地说，纽伦堡审判是一次公正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5，000万无辜人民惨遭屠戮，广袤的和平土地落得满目疮痍，甚至化为焦土。尸横遍野的战场、灭绝营、毒气室、焚尸炉……构成了名符其实的死亡工厂，而法庭正是对这一惨绝人寰罪恶的主要肇事者加以惩处，从而在全世界伸张正义，所以是符合人民意愿的。同时对战犯的惩治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胜利，它巩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纽伦堡所审理的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案情最复杂、犯罪事实最令人发指的大案。而审讯和定案又是严格依靠证据进行的。司法人员能严肃、缜密、客观地依法审案、定审，也为国与国联合共同制裁侵略者提供了先例。纽伦堡审判揭开了国际法史上新的一页。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给予侵略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公正的处分，它表明：“破坏和平和违反人道从法学的观点上是构成犯罪的”。美国首席检察官杰克逊谈到：“纽伦堡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他认为，审判有两大任务，“一是核实纳粹重大历史罪行的证据，二是解释并规定新形成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后一点在国际范围内是一次新的开拓，而且初见成效，对后来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是有启示的。所以有人把纽伦堡审判喻为“国际刑法史上第一部非常重要的文件。”

有人说，纽伦堡审判是“最使德国人民难堪之事”。实际上，决不可把德国法西斯与德国人民混为一谈。如果当初德国大众欣然接受了希特勒的计划，那么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冲锋队、盖世太保了。但纽伦堡审判对德国人民也是有益的教育，因为“德国人民通过纽伦堡审判第一次认识到在他的名义下对手无寸铁者、犹太人、病人、被绑架和被拘捕者所犯下的罪行”。

纽伦堡法庭不宣布德国内阁、最高统帅部和参谋本部为犯罪组织，释放沙赫特、巴本和弗里切三被告是不妥的。杰克逊先生在1955年也承认：如果当时对沙赫特的案件“进行非常慎重的调查，那么起诉肯定也不至于败诉”。另外，联邦德国历史学家埃德曼认为：“如果法庭……有中立国参加，那么法庭的设立就会有更大的说服力。”这种见解也属探讨此课题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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