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1942年冬到1944年8月,纳粹德国的战时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标志就是德国军备和弹药部部长施佩尔在希特勒和大垄断资本的支持下对德国军备工业进行的两次改组。既反映了纳粹德国在“闪击战”破产之后不得不转向长期的“总体战”过程,也反映了反法西斯各国战争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不断加重了对德国军事和经济的打击。如苏联到1942年年中完成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工作,到1943年年中在主要武器装备的产量与质量上超过德国;英国的军火生产在1942年即达到与德国相同的水平;美国到1942年底的军事生产总值就几乎等于德、意、日三国的总和。
施佩尔于1942年2月至1943年初对军备工业进行第一次改组。纳粹德国对苏联实施的“闪击战”在莫斯科会战中彻底破产,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美国正式参加了反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从而预示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及其长期性,以及德国战时军备工业弊端丛生,缺乏一个高效率、有权威的中央指挥中枢和统一的计划系统,是纳粹政府和德国大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军备工业进行改组的直接原因。
希特勒在进攻苏联时大大低估了苏联的力量,原指望三个月内击溃苏联,结果事与愿违。法西斯侵略军在苏联军民的英勇抗击下,不但被拖到了他们毫无准备的严寒冬天,而且在大规模的莫斯科会战中损兵折将,损失之惨重,为纳粹德国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未有。据统计,德军在莫斯科会战中伤亡达376,000人,损失坦克1,300辆、飞机1,100架、火炮2,500门、汽车15,000辆,另有50万人患病或病死,其中228,000人冻伤。上述作战装备的损失,以德国1941年的军工生产水平计,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生产出来。加之希特勒在攻苏之初对战争形势估计错误,一再下令压缩陆军军工生产,裁减陆军军备,致使1941年下半年同上半年相比,陆军武器生产平均下降了38%左右。如:德国1941年的弹药生产量(炸弹不包括在内)比1940年减少了37%,从86.5万吨减少到54万吨,从而造成莫斯科战役之后德国武器弹药的重大损失在短期内难以弥补的局面。当时,改变战时军备经济政策、扭转军备生产下降趋势并迅速扩大产量,已成为纳粹德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1942年2月8日,纳粹政府的军备弹药部部长托特因飞机失事丧命,当天,希特勒任命他宠信的私人建筑师、36岁的施佩尔继任托特的一切职务。施佩尔是纳粹党书记处技术部负责人,此外还担任全德意志工程师联合会主席、赫斯参谋部的专员、德国劳工阵线的一个大处的负责人,他在战争爆发后负责纳粹德国的军备建筑,承担陆军和空军军工企业的营建任务,以及修建地下避弹室工程等等,同德国国防军、德国垄断集团都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处于比他的前任托特更强有力的地位,在着手改组德国的军备工业方面经常能得到希特勒的直接支持,施佩尔自己也认为,在这方面,“元首的支持是头等重要的”。
在施佩尔上台以前,纳粹德国战时军备经济体系是一个多头领导、互相掣肘、争权夺利、各行其是的体系。戈林在经济问题上很无知,但他及其四年计划部接替了沙赫特而独揽经济大权,而帝国经济部仍然存在。1940年3月托特在负责劳动部的同时又成了第一任军备弹药部部长。除了上述三个机构外,纳粹政府还规定,所有军火生产的方针和重点均由德国国防军负责,这一切本应由最高统帅部的凯特尔承担,但是却交给了托马斯,而托马斯是最高统帅部国防经济与军备局局长,他只负责陆军军火生产的政策和协调。空军军备生产部门是戈林和米尔希(纳粹德国航空国务秘书)的独立王国海军也是独自负责本身的军备生产。每个军种都力图建立独立的军备工业体系,在人力、原料、投资等方面竞争激烈。除了希特勒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正如西方二战史学家所说,“德国军事工业缺乏统一的管理,都操纵在那些相互竞争的集团手里”,“事实上,虽然纳粹社会从上到下都实行领袖原则,可是战争生产的组织却是乱七八糟的”。
希特勒在任命施佩尔时,亲自在内阁会议室召集德国战时军备工业头面人物开会,明确规定“戈林不得在四年计划范围内兼管军备”,把军备任务同四年计划分开,交给施佩尔主管。施佩尔在希特勒亲自过问下,对德国军备工业进行的第一次改组,着重是提高他自己在战时军备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扩大军备弹药部本身的权力,以及改进军备生产的组织与技术管理,其主要措施是:
(一)成立中央计划局,负责分配战时经济中最重要的原材料(如钢铁和煤炭等),调节战时生产的一般生产条件(如交通、能源和劳动力),并监督武装部队和经济部门提出的计划,对之进行最后的裁决。
(二)向希特勒提出设立劳工问题总专员一职,强化战时劳动力的招用、分配与管理。希特勒任命的劳工问题总专员绍克尔直接对希特勒而不是对四年计划的主管人戈林负责。而施佩尔作为中央计划局的主要负责人,有权向绍克尔下达指示,让绍克尔为他管辖的军备生产部门提供劳动力。
(三)在军备弹药部领导下建立军备委员会,并吸收军界工业界八名最有势力的垄断巨头以及五名国防军将军(包括最高统帅部及海、陆、空军的代表)参加,加强纳粹政府、军界首脑与大垄断资本家对德国整个民用和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联合控制。
(四)改组国防经济与军备局,削弱国防军对战时军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托马斯领导的这个局被分为两个:军备局划归施佩尔的军备弹药部管辖;国防经济局仍由最高统帅局领导。希特勒曾为此下达命令,规定“这一决定在战时保持不变”。从此国防军失去了对战时军火生产方针政策的决策权,而只能充当施佩尔管辖的军备弹药部的定货人角色。
(五)全面推行“工业自行负责制”,即对所有比较重要的成批生产的作战物资,如武器、弹药、装甲车、飞机发动机、机动车辆等,都成立纵向的生产指导委员会,它们只负责管理成品。同时,又成立相应的横向工业联合组织,负责不止一种军备成品的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半成品和附件。上述生产指导委员会和工业联合组织又进一步分成许多更小的组织。如管理机动车辆的生产指导委员会就分成16个专门委员会,管理摩托车、轻重卡车、牵引车和汽车修理等业务,而专门委员会再分成更小的工作委员会。所有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员全是大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而工作人员则是技术专家、工程师或工程技术人员,并且可以兼任两类组织的成员,使两者之间取得密切的联系,从而保证在整个军备工业中采用最有效的生产方法,简化生产设计,提高各个工厂的专业化程度,并减低材料和劳力的耗费。
施佩尔上台后,1942年2月至7月,不到半年时间,德国军备生产提高了大约55%。陆军的各种进攻型武器产量,增长尤多。1942年全年,纳粹德国共生产坦克9,395辆,比1941年增长83%;火炮12,000门,比1941年增长71%;作战飞机11,752架,比1941年增长45%;主要舰艇247艘,比1941年增长16.5%。
施佩尔从1943年初至1944年秋对军备工业进行第二次改组。1943年起,战争的进程发生了大大有利于反法西斯阵线而不利于纳粹德国的根本转折。1943年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了开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损失了当时在苏德战场作战总兵力的1/4,死伤、被俘和失踪的德军官兵总数约150万人。而作战装备的损失较之莫斯科会战的损失更大,如:损失的坦克和强击火炮近2,000辆、火炮和迫击炮10,000多门、作战和运输飞机约3,000架。紧接着德军又在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西方盟国对德国本土的战略轰炸使德国战略后方的损失日趋严重。1943年8月,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又遭惨败,德军损失50余万人、3,000门火炮、3,500架飞机、约1,500辆坦克。战略主动权完全转入苏军手中。9月,法西斯意大利投降,轴心国开始瓦解。1944年,反法西斯国家从东、西两线对纳粹德国举行夹攻,6月初,西方盟国在诺曼底登陆。8月底,苏军胜利结束白俄罗斯战役,战争日益迫近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陷入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危机之中。
面对严酷的战争形势,纳粹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切手段动员德国本土、仆从国和占领区的全部人力物力拚死反抗。到这个阶段,希特勒才终于认识到,其战时经济政策必须作出根本的改变,“有必要进一步集中和统一战时经济的管制和组织,以便为了作战目的比以前更有效地使用德国人民的经济实力”,“为此目的,德国的战时生产必须由一个机构根据统一的命令进行指挥。”施佩尔的第二次改组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进行的,其主要目标是:实行战时经济的高度垄断和高度集权;不惜一切代价,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军备的增产。这次改组,采取了以下主要步骤:
(一)大力加强战时军备经济体系中的中层机构,在原有的41个帝国国防区建立30个经济区,由各区的经济部门首脑、军备监察机关首脑、生产指导委员会和工业联合组织主席以及纳粹省经济厅顾问等人组成军备委员会,统一协调和实施帝国国防区一切与军备生产有关的任务,从而大大便利于经济潜力的动员并突出军备经济的特殊地位。
(二)以军火生产为中心整顿企业,清理卡特尔。1943年1月,施佩尔组织的清理行动,解散了2,000个较小的卡特尔, 只保留了500个大型卡特尔,从而为大型军工企业吞并中小型企业或迫使中小型企业生产零部件创造了条件。从1943年6月起,甚至一些小型的军工企业也被迫关闭,并从大批小型工业企业抽调机器设备供大型军工企业使用,连纺织厂也用来生产武器弹药。通过大规模的清理,施佩尔迫使几百万手工业者、小商人、民用部门技术工人和青年学生转入军备工业,同时还把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老弱病残和未成年的青少年补充到生产第一线。
(三)接管海军军备生产领导权。1943年7月,纳粹海军因潜艇损失剧增,不得不将海军军备生产领导权移交施佩尔。
(四)接管帝国经济部的重要权力。1943年9月2日,希特勒签署的一项“元首命令”决定:“在整个战争期间,工业系统内全部民用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包括由帝国经济部负责的原材料工业部门都移交军备弹药部管辖”。并宣布,由于军备弹药部权力范围扩大,“该部的名称改为军备和战时生产部”。
(五)战时军备生产管理权扩大到所有占领区。1943年9月5日,希特勒又发布一项秘密指令,规定施佩尔有权向占领区行政当局,包括军事长官下达有关占领区内原材料生产和工业生产等方面的指示。西方占领区以及意大利的战时生产对纳粹德国是有重要作用的,施佩尔曾说上述地区提供了德国战时生产的25%—30%,单是意大利就提供了12.5%。
(六)接管空军军备生产的领导权。空军军备系统是德国军火工业系统中一个庞大的独立部门,其产值约占全部军火工业产品总产值40%多,长期以来一直是戈林把持的独立王国,在投资、原料、劳动力供应方面享有优先权。希特勒迟至1944年8月才决定由施佩尔接管空军军备工业系统,企图利用施佩尔在其它军工部门中奏效的经验,大幅度增产军用飞机,但其时大局已去,为时已晚。
通过上述全面改组,施佩尔不仅有权管理全国经济的军事部门,还有权管理全国经济的民用部门;不仅有权管辖陆、海、空三军的军备,而且有权管辖各占领区原材料和工业生产。如他自己所说,“从现在起,德意志帝国的全部生产力都由一个中心指挥”,成为纳粹德国仅次于希特勒的显赫人物。施佩尔正是依靠这样的地位和权力,把纳粹德国在本国和国外控制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军备工业,换来了各种军用物资的大幅度增产和军备工业的畸形发展。
1943年与改组前的1941年相比较,飞机的总产量净增长128%,坦克和自行火炮增产282%。如把1943年和1944年两年各种主要军备产品的平均数与1941年相比较,其增长额更为惊人。榴弹炮产量净增长532%,7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产量净增长376%,坦克和自行火炮增产356%,飞机增产率为186%。以绝对量而言,1943年和1944年分别生产坦克(含自行火炮)19,824和27,340辆,比1941年各增加2.82倍和4.26倍;75毫米以上火炮分别生产26,904和40,684门,比1941年各增加2.8倍和4.7倍;飞机分别生产25,220和37,950架,比1941年各增加1.3倍和2.4倍。据统计,1942年初到1944年中期的整个改组期间,德国的军备生产增加了两倍多,同1941年初相比,大约增长了四倍。1944年秋,德国军备产量达到了战时生产的顶点。军备生产的畸形发展,吞噬了巨大的原材料、设备和劳动力。1943年,德国钢铁产量的2/3被用来生产军火;有色金属中直接用于军火生产的份额也占总消费额的很大部分,如:铅占60.4%,铝占80.3%,铜占66.1%。到1943年底,从事军工生产的总人数已为德国全部工业部门工人总数的61%;1944年德国直接从事军备生产的工人总数已达600万人,即为1939年的2.8倍。纳粹德国的全部战时经济都在围绕军火而运转,工业产品中有4/5是军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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