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纳斯改革使墨西哥在政治上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资产阶级的统治从此比较稳固了。卡德纳斯的后任阿维拉·卡马乔、阿莱曼等，虽转而同地主和外资相妥协，对广大工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成为更加务实的资产阶级右翼，但与赋有封建寡头色彩的卡列斯等相比有质的差异。至今无人能打破总统一任制和革命党一党长期稳固执政的政治局面。

在经济上，也相应地出现了稳速发展的局面。改革后，1940—1954年的国民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为5.8%，而1925—1939年仅为1.5%。1950年前后，工业产值在墨西哥历史上破天荒超过了农业产值。墨西哥开始了从“农业—工业国”向“工业—农业国”的转变。这一转变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完成而实现。

然而，关于卡德纳斯改革的历史地位问题，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过革命与改革，“土地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墨西哥基本上依旧是一个农工业附庸国”。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共产党前主席威廉·Z·福斯特和苏联学者阿尔彼罗维奇、拉甫罗夫等人。我国学者在八十年代以前，大都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并未改变墨西哥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

美国学者阿伯特·L·迈克尔斯认为，经过改革，“大庄园制事实上为小地产和集体、半集体的村社所取代”;“国有化当时给墨西哥人带来了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团结”。因此，“卡德纳斯曾改变了近代墨西哥的历史进程”。可是，他又认为，国有化运动给墨西哥带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土地改革带来的则是农业危机。危机严重伤害了中等阶级，使之对改革大失所望。改革酝酿着一场毁灭一切的内战。

卡德纳斯本人则认为，改革实现了土地再分配，完成了改造所有制的任务;国有化运动的胜利，标志着墨西哥经济独立的开端。他还就改革的性质指出，“墨西哥并不存在一个共产主义政府。我国宪法是民主的和自由的。的确，其中有些温和社会主义的特征，比如有关国家领土和劳资关系的部分。然而，这些并不比其他民主国家甚至那些保存君主制度的国家更激进”。后来墨西哥国内外的进步学者大都接受他的评价。

我们在论述改革的成就和意义时，必须指出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既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更谈不上真正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改革在解决主权问题时，虽然将国家经济命脉收归国有，却未能迅速改变本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地位。改革在确立民主体制时，仅仅局限于给资产阶级民主，而未能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

尽管如此，卡德纳斯实行的改革，对维护墨西哥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保障工农大众的基本政治、经济权益都起了积极作用。他完成的这场社会变革，仍是当时资产阶级领导的最深刻的改革。它较之中国辛亥革命、土耳其凯末尔革命来得彻底。墨西哥从而成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最先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之一，为当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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