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战争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首先，战争加剧了旧贵族的危机，促进了新贵族的发展。每次战役中都有大批贵族战死，战斗之后，又有一批战败贵族被没收财产、褫夺爵位、投入监狱甚至处死，一些门阀世家遭到灭顶之灾。在整个玫瑰战争期间，被褫夺爵位的有公爵7人，侯爵1人，伯爵16人，子爵2人，男爵15人，骑士85人，新贵族也在战争中发展起来，他们从事商业冒险、改进地产管理方式，已经具有资产阶级的倾向和习惯。此外，一些企业家、地产投机商在这一时期的聚敛致富，投身军事政治活动，为他们下一代被都铎君主封为贵族奠定了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贵族已经在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①

其次，市民阶级的力量在战争中得到增长。在战争期间，重大战役都是在乡间或小镇进行的，英国城市除个别外都不曾遭到战火的破坏。伦敦、考文垂、布里斯托尔等城市的市民对战争进程一再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因此，爱德华四世、理查三世和亨利七世都不能不迎合他们的利益以换取支持。在战争期间，他们的经济势力有了相当发展，这从英国外贸的急剧增长中可以看出来。同战争初期相比，战争末期出口羊毛增长79%，呢绒增长129%。市民上层开始向近代资产阶级转化，历史意义重大的圈地运动于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开始发生，这不是偶然的。

第三，这一战争也有利于等级君主制的瓦解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战争使国王权力进一步扩大，封建割据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新贵族和市民、租地农业家的联合力量有可能同旧贵族抗衡了。在战争期间，议会权力削弱、谘议会权力扩大以及其他改革，就是建立在这一新的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平衡基础上的。由于爱德华四世把许多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一些西方史学家甚至称他为英国的“第一位专制君主”。都铎王朝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因素，建立起了强大的君主专制政体。马克思指出：“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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