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近代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他在《什么是财产》、《贫困的哲学》、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一个革命家的自白》、《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论联邦制原则和革命政党改组的必要性》等著作中，提出了蒲鲁东主义的主要观点。
蒲鲁东主张维护小私有制，建立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他认为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应“互助保险、互助信贷、互助救济、互助教育，互相保证销售、交换、劳动、商品的优质和平价等等”。这“意味着平分土地和财产、分散工业和独立劳动”。
蒲鲁东反对任何国家和权威，鼓吹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国家要“从司法领域中被废除”，主张“取消政党，取消权威，人和公民绝对自由”。
蒲鲁东主张阶级调和， 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要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和解， 认为“和解就是革命”。
蒲鲁东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途径是建立“人民银行”，实行“无息信贷”。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道路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蒲鲁东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 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正是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 当时法国的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还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 不断遭到破产， 对现实很不满意， 可是又不甘心落入无产阶级的行列， 因此幻想有一个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环境。蒲鲁东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他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这个时期， 尽管法国产业革命正在进行， 但是工人阶级中大工业机器生产的工厂工人比例还不大， 而手工工场工人、手工作坊师傅、工艺性很强的个体劳动为主的工匠等等， 为数不少， 其中有些人成为工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在他们身上小生产者的积习依然存在， 所以受蒲鲁东主义影响很深。
1848年革命失败后， 曾经被法国工人所信仰过的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遭到了破产， 蒲鲁东的社会改良计划及无政府主义思想更容易被工人群众接受。这就为蒲鲁东主义泛滥于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创造了条件。
当时， 蒲鲁东主义不仅在法国， 而且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流传， 一时使信仰蒲鲁东主义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直接危害着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为了使国际工人运动沿着健康道路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 就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批判。
在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上的分歧
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是法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法国的工业革命正进入完成阶段，在工业中机器已得到广泛利用。1847年，在法国556家棉纺厂中，拥有11万6千台机器。以世界精美丝织品著称的丝织业中，在1847年拥有9万台机器。在1848年的法国工业中，已拥有5，212台蒸汽机，总动力达到65万马力，为法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资源。机器的广泛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产品成本和价格大幅度降低，这使大批城市小手工业者在竞争中遭到破产，加入了无产阶级队伍。
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改善，相反却日益恶化。据统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巴黎每个工人一年至少要工作300天，日工资必须在3.5法郎以上才能养家糊口。但根据1847年法国统计公报记载，在巴黎32个行业里，只有10个行业的平均日工资在3.5法郎以上，其他大多数工人的工资都低于最低生活费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巴黎的女工和童工的数量大大增长起来，但他们的收入更为微薄，并不能因此而改善广大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
由于欧洲其它国家发生的马铃薯病虫害传到法国，从1845年起，法国发生了粮食危机。法国当年马铃薯的收成减少了25%左右。法国还发生了葡萄病虫害。1846年又遇到旱灾，造成豆类歉收。农业危机并发了工商业危机，随后又发生财政危机。危机期间工人失业，工资下降和物价飞涨，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到处发生饥饿暴动，最后导致法国1848年革命的发生。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革命前后，正在寻找自己的解放道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也都在讨论社会变革的问题， 其中就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蒲鲁东派。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早期著作中， 探讨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他们认为， 无产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 只有通过暴力革命，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观点， 遭到了蒲鲁东的反对。
当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5月5日写信邀请蒲鲁东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并作为法国巴黎小组的通讯员时， 蒲鲁东在回信中傲慢地加以拒绝。他说： “您可能仍然抱着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没有出其不意的攻击， 如果没有早先被称作革命而实际简直是动乱的那种东西， 就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实现……我认为， 为了取得胜利， 根本不需要这样， 因此我们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 因为， 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 诉诸横暴。”这表明蒲鲁东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有深刻分歧的。他们之间围绕着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还是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展开了争论。
蒲鲁东在1846年10月出版的《贫困的哲学》， 1848年2月发表的《社会问题的解决》等著作中强调， 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要改变和纠正社会的不良趋向， 而不是要触动社会本身。因此， 不主张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 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而是要无产阶级修补资本主义制度; 不主张消灭私有制， 而主张改变私有制的形式; 更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消灭阶级， 过渡到共产主义， 而是幻想建立“人民银行”， 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
蒲鲁东所设想的人民银行， 计划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发放股票， 筹集资金， 再向生产者发放无息贷款， 协助他们开设合作社和工厂， 使生产者“既作为资本家又作为消费者，从而保障全体生产者的劳动和幸福”。他认为“这才的的确确是新的世界， 是理想社会，一旦它嫁接到旧社会的枝芽上，就能使旧社会逐渐得到改造”，这样“问题就能和平地合法地得到解决，革命可以在不伤害任何人，也不引起任何人惊慌的情况下进行”。总之，在蒲鲁东看来，人民银行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人民银行对无产阶级说来既成为解放的原则，同时又成为解放的工具;人民银行创造政治和产业的自由。”“人民银行改变社会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人民银行，才能实现所谓绝对平等而又公平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他为之奋斗的，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
马克思在1847年4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从三个方面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批判：一是针对蒲鲁东否认阶级斗争的唯心史观，指出在阶级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所发生的对抗性矛盾，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促使新的生产方式通过革命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二是针对蒲鲁东反对一切政治斗争的观点，指出经济斗争、罢工、工会在团结和教育无产阶级群众中的作用，并强调无产阶级应当了解自己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革命作用。三是针对蒲鲁东维护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指出要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不可能做到的。书中揭露抱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人是企图引诱工人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道路。后来恩格斯在同接受蒲鲁东主义的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艾泽曼等人进行辩论时，严正指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是，“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进一步阐明了蒲鲁东主义的实质在于，“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的生存”，并“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
①。
此后， 蒲鲁东仍为自己在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上的观点辩护。他在1851年发表了《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 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要求无产阶级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认为资产者“是有史以来最勇敢， 最精明的革命者”， “是把握人类前进的舵手”，“无产阶级的监护人”。这本书是蒲鲁东“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
②，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否定。但是， 蒲鲁东在这本书中的观点与以前相比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为了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 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书， 在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理论问题上， 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无产阶级要求得彻底解放，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这就进一步丰富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
如果说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 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在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上的分歧仅局限在理论问题上， 那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是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展开的。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欧洲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经历了长达10年的政治反动统治时期以后，又重新高涨起来。各国工人阶级纷纷要求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 成立独立的工人组织。为了更好地同国际资产阶级作斗争， 各国工人要求成立国际性的联合组织。1864年9月28日第一国际成立后， 各国工人阶级加强了国际联系， 在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 无产阶级究竟通过什么道路来求得自身的解放， 这是急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在制定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中，对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有了更为明确的思想。马克思指出：第一国际的任务是团结教育各国工人阶级，组成独立政党，为夺取政权，完成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历史使命而斗争。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斗争的道路才能实现。而以托伦为首的蒲鲁东主义者，仍然依据他们的信条，反对任何政治斗争。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通过和平改良的道路才能实现。
1866年9月3—8日，第一国际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要通过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确立国际的性质和任务，制定国际的行动纲领。蒲鲁东主义者控制的法国支部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宣称“协会的宗旨在于为会员在本国和欧洲各国寻找职业……开设商店，协会会员可以通过这些商店等价交换商品和劳务。”它提出了“十项原则”，公开反对工人的罢工运动，反对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鼓吹建立合作社，确立平等交换的原则，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企图以此来改变国际的行动方针，把国际的活动纳入他们的轨道。
马克思对他们的宗派活动早有提防，在会前受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指出，在罢工斗争中，各国工人应该互相支持，提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口号，确定了工会和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任务。并指出合作制度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掌握武器，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互助合作的劳动制度。这是马克思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制定出来的国际行动纲领。
马克思为国际总委员会起草的这个《指示》，同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备忘录》是针锋相对的。大会上，马克思的拥护者几乎在所有主要的议程上， 都同蒲鲁东主义者发生了争论， 否决了他们提出的《备忘录》， 通过了正确的决议。
1867年9月2—8日， 第一国际在瑞士的洛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蒲鲁东主义者要求重新讨论和修改日内瓦大会的决议。大会虽然通过关于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和建立人民银行等一些有利于他们的决议， 但没有推翻日内瓦大会的所有决议。不仅如此，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政治自由的决议》。决议强调指出：“(1)工人的社会解放与他们的政治解放是分不开的; (2)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绝对必须的措施。”这个决议实际上指出了无产阶级要求得解放，必须进行政治斗争， 从而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这对蒲鲁东主义者贬低政治斗争， 否定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来争取自身的解放是一个有力的打击。这个决议表明， 在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随着第二帝国时期法国阶级矛盾的迅速发展， 在实际斗争中蒲鲁东派要完全按照他们的信条办事已行不通。因此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 特别是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 在国际巴黎支部内部， 开始出现以瓦尔兰为首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他们在工人阶级解放道路问题上与蒲鲁东主义的信条不同， 是主张进行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在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以前， 他们就连续领导过巴黎缝纫工人、鲁贝精纺工人和织布工人的罢工。特别是1867年1月领导了名震欧洲的巴黎铜器工人大罢工。在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 他们反对以托伦为首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关于不参加政治斗争的信条， 同意大会提出的《关于政治自由的决议》。
自洛桑大会政治自由决议被通过后， 国际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规模更大，斗争程度也更激烈。1868年3月24日， 瑞士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得到了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工人的援助， 使这次罢工发展成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之间公开的搏斗。接着在1869年春，比利时的塞兰搅铁工人和博里纳日的矿工进行了大罢工，与政府派来镇压罢工的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
特别是法国，从1868年3月到1870年7月，第一国际法国巴黎支部连续3次遭受路易·波拿巴政府审判期间，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积极领导法国工人展开了政治斗争。1869年5月，当法国政府进行立法团选举时，他们在《巴黎工人小组选举纲领》中，不仅提出了类似教会与国家分离，官员需经选举产生并可撤换，实行结社、集会、出版自由等彻底民主主义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了废除常备军，实行银行、交通通讯、矿山国有化等社会主义改革的要求。国际总委员会认为这个纲领的提出，是以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为基础的，这说明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在斗争中接受了国际的原则。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瓦尔兰、布里翁还作为候选人参加了竞选活动，这使法国政府大为恐慌。这些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威胁了资本主义制度，提高了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认清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学说的真实含义。
在支持波兰民族独立运动问题上的对立
第一国际成立前夕，欧洲许多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都开展起来了，特别是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现得更为突出。波兰在十八世纪曾3次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反抗俄国的殖民统治。1863年1月，俄属“波兰王国”爆发的人民起义历时15个月，打击了俄国的占领军，震憾了全欧洲。欧洲工人阶级对此非常关心，许多欧洲国家的革命者作为志愿兵加入了波兰起义军。欧洲各国的工人组织也都把恢复波兰独立，反对俄国对波兰的侵略列入自己的政治纲领。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对待波兰民族独立运动， 就成为第一国际建立后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估计了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重大作用，号召无产阶级支持这个运动， 并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俄国。因为当时的俄国是欧洲的反动堡垒， 充当着欧洲宪兵的角色。如果波兰能够争得独立， 不仅可以削弱俄国的力量， 而且还能促进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号召欧洲各国工人阶级， 把支持波兰民族独立运动， 反对俄国的斗争作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蒲鲁东曾经在1863年写的《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中， 反对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关于瓜分波兰的决议， 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 公开为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虽然如此， 法国蒲鲁东派在波兰问题上， 最初是采取支持立场的。托伦曾在1863年7月22日英国工联召开的保卫波兰的群众大会上说， 为了不幸的波兰， “为了文明， 必须制止俄国的侵略， 整个欧洲应该一致援助， 并以全世界人类的名义一致发出响彻云霄的呼声： ‘波兰万岁!’。”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上， 托伦在发言中还指出：“腥风血雨又一次弥漫在波兰土地上”， “一个民族受压迫就危及其他民族的自由。每一个自由的人和每一个希望得到自由的人， 为了自己的尊严， 都有义务去援助他的被压迫的弟兄们。”可是当第一国际在1865年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上， 讨论是否把波兰的独立问题列入日内瓦大会的议程时， 蒲鲁东主义者托伦、弗里布尔却一反常态， 表示反对。蒲鲁东派在波兰问题上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他们从蒲鲁东主义信条出发， 认为第一国际应该是搞经济斗争的， 而不是搞政治斗争的。他们把支援波兰问题， 看作是一个纯政治问题，因而认为代表大会不应该讨论政治问题， 而应该讨论社会问题。
蒲鲁东主义者在支持波兰民族独立运动问题上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形成了对立，因而在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的拥护者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这个观点，指出：处理社会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的，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的。波兰代表博勃钦斯基说：“不应该把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因为政治改良必然是社会进步的先兆;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讨论，国际总委员会认为必须把波兰问题列入代表大会的议程，并提出了“在波兰实施‘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的原则，和在社会与民主的基础上重建这个国家来消除俄国在欧洲的侵略影响”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立即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其主要理由是决议案中只提出消除俄国的侵略影响是不够的，应该要求抑制欧洲一切政府的影响。蒲鲁东主义者的这个观点遭到与会代表的反对。代表们指出：“专制制度到处都是可怖的，但俄国的专制制度是最残暴的，俄国从来就是进步道路上的障碍。”所以突出消除俄国的侵略影响是无可非议的。决议案以23票赞成，10票反对得到通过。这使第一国际从诞生时起，对波兰问题就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会后，蒲鲁东主义者在支持波兰民族独立运动问题上提出了各种责难，认为波兰问题与工人阶级无关，工人阶级只需要注意“社会革命”，不需要注意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马克思反对这种责难，指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口号是： 自由欧洲的基石是自由和独立的波兰。”
①并要求恩格斯马上写文章说明波兰问题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恩格斯接受了马克思的要求，在1866年1至4月间，写了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文章。在文章中，恩格斯从工人阶级革命的利益出发，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重点回答了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两个问题。
首先， 回答了为什么第一国际的决议在谈到波兰独立问题时， 只指责俄国， 而没有指责奥地利和普鲁士? 恩格斯认为， 从历史上看， 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更弱小的民族是习以为常的， 但波兰曾经是奥地利反对俄国的同盟者。自从俄国成为威胁欧洲安全的侵略势力后， 最符合奥地利利益的， 莫过于在它和俄国之间保持一个独立的波兰。为此， 奥地利早在1815年就主张波兰恢复独立，1831和1863年， 它曾准备得到英法两国的支持后，放弃自己占据波兰的一部分领土。至于普鲁士， 俄国居然把它在3次瓜分中得到的波兰领土， 抢走了9/10， 而利用还留在普鲁士手上的这一点波兰领土， 把它拴在俄国的战车上。因此不仅是普鲁士工人，而且整个德国工人， 都关心波兰的独立， 对他们来说， 恢复波兰的独立就意味着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摆脱对俄国的臣服地位。这就是决议中不提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原因。
其次， 回答了要求波兰独立， 是不是意味着承认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 恩格斯指出， 拿破仑在战争中失败后， 根据维也纳会议签订的条约， 重新划分了欧洲各国的疆界， 这个条约只符合俄国的要求。至于被划分后居住在那里的居民的意愿、利益、或者民族区分都没有加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瓜分了波兰， 分裂了德国、意大利和居住在东南欧的更小的民族。因此对于波兰、德国和意大利来说， 力求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 因为没有民族统一， 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至于“民族原则”， 这不是波拿巴主义者的创造， “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
①。它根本不涉及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民族的统一和生存权利， 相反俄国是在遵守“民族原则”的借口下， 吞并了旧波兰的大部分领土的。因此， 恩格斯认为有人说要求恢复波兰就意味着承认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那只能证明他们不懂究竟说了些什么。
在这组文章中，恩格斯还论证了波兰的独立必然会打击以沙皇俄国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减轻俄国对欧洲工人运动施加的压力，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这说明波兰问题不是与工人阶级无关，而是有直接的关系。因而国际工人阶级必须坚决支持波兰民族解放斗争。
蒲鲁东主义者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坚持反对讨论波兰问题。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再次说明了无产阶级支持波兰民族独立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的反动堡垒，“只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就会使这个强国真正被摧毁”，“在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
①代表们根据马克思的这个指示，在波兰问题上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大会通过《关于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复兴民主波兰》的决议，否定了蒲鲁东主义者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
1867年1月22日，马克思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作了演说，阐明了支持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说：“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②这就间接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在波兰独立问题上的谬论，从而鼓励欧洲工人阶级为支持波兰独立解放而斗争。
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争论
蒲鲁东虽然在1840年6月， 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在《什么是财产?》一文里， 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而名噪一时。但由于他批判资本主义是从唯心主义出发的， 目的是为了维护小生产者的经济利益。他在《一个革命家的自白》一书中声明， 当时说的“财产就是盗窃! 那是一种抗议”， “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别的问题……曾特别强调指出， 决不可由此得出主张财产公有的结论。”所以， 他在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也反对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和私有制所希求的东西是好的， 但两者所招来的东西却是坏的。因为它们都不承认社会两个要素， 即共产主义否认独立， 私有制则不适合于平等。他的这种既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 又反对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立场， 说明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在所有制问题上， 他是维持小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利益的。
马克思主义者与蒲鲁东主义者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争论，主要表现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 其实质也就是是否要废除私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长期争论的一个原则问题， 它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最终目的。
在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上， 比利时代表团团长、马克思的拥护者德·巴普在讨论合作制问题时， 提出了土地公有化要求，这就触及了蒲鲁东主义的要害。以托伦为首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 从维护小农土地私有制的立场出发， 坚决反对土地公有化。他在发言中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土地归农民， 信贷归工人”。法国代表龙格还认为， 土地私有制是最有利于个人的发展的。大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结果相持不下， 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下次代表大会继续讨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就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的第一次交锋。
1868年9月6—13日，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德·巴普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在发言中指出，农民的土地小私有制已经过时，应该实行土地公有化，必须从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对工人阶级有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德·巴普的发言得到了马克思的战友埃卡留斯、列斯纳、库龙等人的支持。但仍然遭到右派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土地公有制是对私有制的侵犯，只有保持土地私有制，才能使个人在社会上保持独立和自由。托伦在会上就这个观点专门作了发言，他认为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最主要的前提。
会上，马克思的拥护者批驳了右派蒲鲁东主义的观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能保留小农经济，因为它阻碍机器的采用和大生产的发展，无法使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所以实行土地公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符合农民利益的。所有与会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都反对托伦维护土地私有制的观点，而拥护土地公有制。大会经过辩论，以34票对30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把耕地转化为公有的社会必要性”的决定。并通过了土地、矿藏、铁路等公有化的决议，这就在第一国际内部公开宣布了社会主义原则。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对这次大会通过的决定和决议非常不满，认为会上对土地问题没有进行全面的讨论，因此在会后反对大会通过的决议。马克思决定把土地所有制问题列入下届巴塞尔大会的议程，并在大会上彻底清算蒲鲁东主义。1869年6月22日，在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议程的决议，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接着，马克思在1869年7月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发言， 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1869年9月6—11日， 国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当大会讨论土地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者同右派蒲鲁东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德国代表里廷豪森代表土地所有制问题委员会作了报告， 揭露了土地私有制的罪恶。他指出： “土地私有制造成的无穷灾难是有目共睹的”， “它是用暴力和一切卑鄙手段在经过了社会一千多年的反抗之后建立起来的”。因此， 土地问题委员会一致建议代表大会通过“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的决定。这个报告遭到右派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舍马莱在发言中说： 人们都想使自己成为劳动资料的所有者， 由于土地也是劳动资料， 所以土地就应归耕种它的每一个人所有。托伦无理提出， 代表大会在没有农民代表出席的情况下无权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马克思的拥护者列斯纳、埃卡留斯等人相继在大会上驳斥了托伦的谬论。列斯纳在发言中指出： “代表大会有责任讨论这些问题， 通过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 并让人民了解这些决议， 以便取得他们的同意。”埃卡留斯指出： 如果因为没有农民所有者出席就不能通过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那么没有主教和红衣主教出席也就不能通过关于教会的决议， 同样， 没有银行经理出席， 也就不能通过关于信贷的决议， 这种意见是十分荒唐的。他认为“一切巨大的社会改造都是从改变土地占有形式开始的”， “而现行制度所导致的社会改革将从废除土地私有制开始”。在讨论中多数代表认为，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要求有多少农民就把土地分成多少地段， 就是要求保存土地私有制， 其实质就是要求保存资本主义。
经过两天辩论， 除了以托伦、舍马莱、缪拉等4名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坚持土地私有制的原则外， 多数代表包括与会的其它法国代表都拥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决议。他们承认，“(1)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共财产;(2)废除土地私有制并把土地变为公共财产是必要的。”这项决议标志着蒲鲁东主义在第一国际内部的破产。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从这时起，在第一国际中，打着公开保护私有制的旗帜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可能了。为此，恩格斯在1869年11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兴奋地说：“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创造了真正的奇迹”，“可以说，无产阶级在目前对于提出小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不感兴趣。”
①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蒲鲁东主义的胜利，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事业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批判蒲鲁东主义这个典型，不仅达到了对所有小资产阶级流派进行批判的目的，而且起到了反对他们阻止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的企图;使法国蒲鲁东派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日益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他们积极参加和领导法国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特别在1871年参与和领导了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在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工人群众抛弃了蒲鲁东主义，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
②这样，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逐渐缩小了。特别是通过巴黎公社革命，证明蒲鲁东主义的理论不符合法国的现实斗争。蒲鲁东失去了“法国民族社会主义之父”的桂冠，蒲鲁东主义也被法国工人阶级所摒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2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 第334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6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 第177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页。
② 同上书,第229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1—4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