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作为挽救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救急药方，早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作用。但是，它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一、以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的国家干预，解脱了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法西斯势力在美国得势的潜在威胁。美国在三十年代出现的法西斯趋向，在程度上比欧洲要小一些，但并不是不存在法西斯主义得势的危险。美国的种族歧视就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美国的种族主义组织就是三十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式团体的基础。除了那些叫做什么黑衣社、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这类组织外，更大的危险是政治上的右翼势力，其中包括一些极端派的社会蛊惑家，如参议员休伊·朗和查理·库格林神父等公然鼓吹用法西斯方式来解决美国的危机。更严重的是，有成千上万的感到没有出路的群众追随他们，在美国还不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形势下，“新政”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对某些资本主义的极端弊病加以改革和抑制，对暂时改善劳动人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可以起到“降压阀”的作用，不让法西斯主义利用群众的绝望情绪以售其奸。使美国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

二、为美国式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罗斯福在1935年提出社会保险计划以来的约半个世纪中，美国社会福利范围逐渐扩大，福利费用的支出成了美国联邦预算赤字的三大根源之一(另外两个是军事费用的上升和税收的相对不足)。1980年普遍性的福利费用支出达2，27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8%。这一开支，已经成了联邦的一个包袱。里根政府力图甩包袱，但很难改变近50年来形成的所谓“福利国家”的格局，充其量，只有进一步发展“劫贫济富”政策，一方面削减以穷人为对象的福利，一方面对大企业减税。

三、“新政”大大扩大了联邦和总统的权力，其程度远远超过南北战争时期的林肯，因为林肯领导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也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威尔逊，因为威尔逊控制不了国会。罗斯福是第一个大胆运用美国宪法为他的权威服务的总统。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曾经直率地批评“罗斯福的改革导致华盛顿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批评归批评，用权归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近40年来的美国总统，不论是属于哪个党的，都毫无例外地、也毫不勉强地运用在罗斯福手中开创的越来越大的总统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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