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晚期的人民革命运动，席卷地中海沿岸，是罗马奴隶制社会危机普遍化和尖锐化的产物。经常不断的奴隶、隶农和贫民的起义斗争以及日耳曼部落大规模的入侵，终于埋葬了西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晚期的人民革命运动，可分为两个时期：(一)前期包括整个三世纪，是运动的开始阶段。高卢西北部首先揭起反抗斗争的义旗，但是，运动尚未波及广大地区，也没有及时与外族进攻相配合，以致统治阶级能够重新集结力量，进行反扑，使运动在三世纪末转入低潮。(二)后期包括四至五世纪，是运动的高涨阶段。在国内外有利形势推动下，人民革命重新高涨起来，并形成高卢、北非和色雷斯三大斗争中心。这三个地区是罗马帝国与“蛮族”世界的交接点，能够直接配合外族的进攻，开展反奴隶主政权的斗争。至于帝国的腹地，则相对安定。因此，在四至五世纪罗马社会的大动荡中，奴隶制最发达的意大利并没有变成风暴的中心，而奴隶制相对不发达的高卢、北非和色雷斯，却成了反罗马斗争的前线。
高卢的巴高达运动
高卢邻接“蛮族”世界，是罗马帝国西陲的战略要地。莱茵河外的日耳曼部落，只有通过高卢才能进攻意大利;而罗马帝国为了保卫它的心脏，也必须固守这个前沿阵地。在高卢四行省中，那旁高卢行省(法国东南部和瑞士西部)接近意大利，被征服较早，应征加入罗马军团的人数又多，罗马化程度最深。当地豪族普罗库鲁的庄园，奴隶人数多达两千名。至于比利其卡行省(比利时和卢森堡)、卢格敦高卢行省(法国中部和西部)和阿奎坦尼亚行省(法国西南部)，则农村公社制与罗马奴隶制长期并存，尤其西部阿尔摩利卡一带，公社惯例仍被当地的克尔特人奉为生活准则。“三世纪危机”进一步破坏了高卢原有的社会生活条件，使阿尔摩利卡的自由农民失去对私人份地的传统权利，陷于依附地位。他们带着恢复自由农村公社的理想，参加反奴隶制斗争的行列，成为巴高达运动中一股非常活跃的力量。
“巴高达”意为战士，这个名称来源于克尔特语“巴加”(斗争)一词。据五世纪中期马赛主教萨勒维安在《论神的统治》一书中所述，“巴高达是被凶残的法官搜刮的人， 是受压抑的人， 是无生路的人。他们失去享受罗马自由的权利，也失去对罗马名字的尊敬。”从社会成份看，巴高达包括破产农民、隶农和逃亡奴隶。这群“无生路的人”，虽然到三世纪才以“巴高达”之名著称，但是，他们反奴隶制剥削的斗争，早在186-188年的马特努斯起义中就开始了。起义队伍由罗马逃兵和高卢劳动群众组成，进攻城镇，捣毁监狱，释放囚徒。为了对付罗马皇帝孔茂德(180-192)的镇压，马特努斯的队伍化整为零， 分成小队， 乔装越过阿尔卑斯山，准备围攻罗马。后因被人告密，起义失败，但它作为巴高达运动的先驱是有深远影响的。
三世纪中期，高卢境外的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突破莱茵河防线，大举入侵。罗马驻军集结前线，高卢贵族乘机独立，建立了以波斯图姆斯为首的“高卢帝国”。268年，波斯图姆斯死去，部将各据南北称雄，“高卢帝国”遂告分裂。七十年代动荡不安的高卢，成为罗马奴隶制体系中的薄弱环节。270年， 巴高达分子聚众起事，攻陷鲁格敦高卢的重镇奥古斯托敦(奥尔良)。该城扼高卢南北交通的咽喉，既已落入巴高达之手，阿奎坦尼亚也就危在旦夕了。因此，罗马皇帝奥勒良(270-275)立即西征高卢。 巴高达分子并没有屈服于罗马政权的统治，他们在283-286年间，展开更大规模的战斗。八十年代，巴高达运动的中心是塞纳河与罗亚尔河中间的地带，这里密林遍布，便于隐蔽。据史书记载，此时农夫变成步卒，牧人变成骑兵，城乡毁于战火，贵族仓皇逃生。巴高达的两位首领埃里安和阿孟德自称皇帝，并铸造钱币，各据一方。巴高达分子为便于给养和保存实力，象当年马特努斯的队伍一样，化整为零，声东击西，伏击敌人。被弄得焦头烂额的罗马士兵，常常临阵退却。罗马统帅马克西米亚努斯用十人抽杀一人的严惩手段，驱使士兵拚死作战，才扭转了战局。他又大布弧形阵，把巴高达各路人马分割开来，逐个击破。巴高达分子在军事上失利，被迫退守马恩河上的城堡(位于塞纳河口)。经过马克西米亚努斯长期围攻后，城堡陷落，许多巴高达分子不屈而死。
现存史料，没有关于四世纪巴高达运动的直接记载，我们只知道此时高卢到处有强盗出没，贵族不得安宁。如果考虑到罗马史家也把巴高达称为“一伙强盗”，那么完全可以推断，巴高达运动在四世纪并未消声匿迹。
五世纪初，“民族大迁徙”浪潮日益逼近意大利。406年，勃艮第人侵入莱茵河南岸。410年，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率领下，攻陷罗马城。419年，他们以托罗萨(图卢兹)为中心， 在阿奎坦尼亚建立了西哥特王国。与此同时，比利其卡一带，也被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占领。高卢的罗马政权，只保有西北部半壁江山，这片尚未沦失的地区成了疯狂搜刮的对象。结果官逼民反：“罗马总督对行省压迫愈甚，巴高达的拥护者愈多”。
在巴高达运动影响下，鲁格敦高卢西北部发生阿尔摩利卡人起义，他们洗劫富户，把奴隶主变成奴隶，弄得当地的统治者束手无策。435年，巴高达首领提巴托在起义群众配合下， 向罗马官吏发动进攻，夺取了政权，控制了整个阿尔摩利卡。据普罗斯比尔的《编年史》说：“几乎高卢所有的奴隶都成为巴高达的同谋者。”
在阿尔摩利卡，巴高达破坏了罗马的统治秩序，恢复了自由的农村公社生活。五世纪初的一部佚名喜剧，描述主角奎罗路斯窘于生计，祈求家中的守护神给他找个安居乐业的处所。神指点种种出路，其中有一条就是劝他到巴高达势力范围内的罗亚尔河一带“当强盗”。家神把绿林描绘成人间乐园：“那里的人受治于天，公正无私。死罪应在橡树之下宣布，并刻骨为记，案件由农民承审，士兵判决。你投奔那里，就可称心如意了。”这些情节， 模糊地反映出巴高达公社的政治面貌，其中有人民会议，并由社员组成最高法庭，既没有罗马法官，也不实行罗马法。
巴高达运动的胜利进展，使罗马统治阶级异常震惊。449年，罗马大将艾息阿斯带领大军压境，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巴高达分子被打败了。余众转移到西班牙北部，以塔拉哥行省为中心组织暴动。巴高达首领瓦西里乌斯攻陷托里阿梭城，冲入教堂，把民愤极大的主教李奥当场处死。西班牙贵族不敢正面迎战，便施用借刀杀人的奸计，设法讨好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二世，由他的兄弟弗列德里克带兵攻击巴高达据点。456年，巴高达分子战败，向比利牛斯半岛西北部勃拉卡拉(今葡萄牙布腊加)一带撤退，下落不明。过了四十多年，历史记载才最后一次提及巴高达运动：它的首领布尔杜列拉于498年在托罗萨被捕杀。此后， 巴高达的活动便停止了。
三至五世纪席卷高卢并波及西班牙的巴高达运动，不仅持续的时间很久，而且在社会改革方面重建自由农村公社的秩序，比同时代的运动更有特色。
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
四至五世纪，北非的奴隶和隶农在宗教外衣掩护下，对奴隶主阶级发起一场猛烈进攻，这就是著名的阿哥尼斯特运动。
罗马帝国的北非行省，包括总督领阿非利加(突尼斯)、努米底亚(阿尔及利亚东部和中部)和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西部和摩洛哥)。总督领阿非利加继承了迦太基时代的物质文明，以富庶著称，罗马殖民者蜂拥而来，广置庄园。其余两省，地方传统虽然比较牢固，但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奴隶主的大土地所有制。
四世纪初，北非的官僚机构已经十分臃肿，国税的重担压在隶农身上。由柏柏尔人组成的北非隶农，不是罗马公民，他们身受国家、庄园主和管庄的三重压迫，处境日趋恶化。庄园中的奴隶，多数也是柏柏尔人，命运更加悲惨。奥古斯丁写道：“奴隶得罪家主，纵免鞭笞，也须带镣下牢，推磨抵罪。”奴隶和隶农，也是教会庄园的剥削对象。罗马基督教会自313年取得合法地位后，与统治阶级狼狈为奸，接受土地馈赠，公开聚敛钱财。君士坦丁(306-337)曾从努米底亚的皇庄和兹尔塔等城市的辖区中，拨出七份收入共达四千金币的地产，连同种地的隶农和奴隶，一并布施给非洲教会。这些教会地产，享有赋税豁免权和司法自治权，变成“国中之国”。
如上所述，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庄园的剥削关系，是以隶农制与奴隶制相结合为特征的。因而，四至五世纪北非反奴隶制剥削的斗争，通常表现为奴隶与隶农的联合行动。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会已经加入剥削者的行列，所以，这一斗争又被涂上宗教色彩。阿哥尼斯特运动的阶级内容和异端形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阿哥尼斯特”意为“斗士”。这个名称源于“阿哥”(竞赛)一词。在三世纪非洲的教会文献中， 它含有基督教与恶势力斗争的意义，其后专指“纯正信仰的斗士”。阿哥尼斯特分子经常在乡间流浪，靠农民施济过活，故又被称为“齐库塞里奥”，意为“浪人”。这两个名称的区别在于：“斗士”是阿哥尼斯特自己的用语，“浪人”则是正统基督教会对他们的鄙称。
阿哥尼斯特是从多拉图斯教派分化出来的异端。四世纪初，北非正统的基督教会发生分裂，形成一个反对派，因努米底亚行省卡礼·尼格拉城的主教多拉图斯而得名。在罗马化最深的总督领阿非利加，正统基督教占优势;而流行多拉图斯教派的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两省，则是所谓离经叛道的地区，成为阿哥尼斯特运动的中心。
阿哥尼斯特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比多拉图斯教派具有更鲜明的战斗性。它的教义有两大特色，即禁欲主义和殉教精神。具体内容包括：放弃定居生活，摒绝世俗事务;誓不结婚，独身以终;勇于杀身殉教;捣毁多神教偶像。这些清规戒律，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阿哥尼斯特的社会成分，以隶农和逃亡奴隶为主体，包括各类被剥削的农村居民。他们是当时北非社会的最下层。恩格斯指出：“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①阿哥尼斯特的禁欲主义的风纪，就是由此产生的。至于它的殉教精神， 则是继承和发扬了早期基督教“圣徒殉道”的传统。然而，阿哥尼斯特并非消极殉教， 而是作为“纯正信仰的斗士”，手执武器，积极斗争，视死如归。起初，他们按教规只能持有木棍。后来拥有各种武器：剑、投石器、枪和斧等，完全变成了军事性质的宗教团体。它比早期基督教、多拉图斯教派和修道士更富有进取精神，因此，才能够越出宗教领域，由教会改革引伸到社会改革，掀起一场反抗奴隶制剥削的武装斗争。
庄园的主人(公元四世纪的镶嵌画)
阿哥尼斯特的第一次起义，发生在四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他们在自称“圣徒领袖”的柏柏尔人阿斯吉多和法西尔领导下，常出没于努米底亚一带，吸收隶农和逃亡奴隶入伙。据当时人的记载：在起义地区内，没有一个财主能够安居乐业，没有一个债主敢去收租收息。奴隶主人人自危，取消租税，以求活命。乘马车外出的奴隶主，被拖下座位，给奴隶赶车，使“奴隶和主人换了位置”。阿哥尼斯特这类造反行动，除在经济上打击剥削者外，还试图通过暴力对当时北非社会的尊卑关系进行一次大调整。这不仅使统治阶级震惊，连多拉图斯教派的上层人物也向右转，惊呼要“重整秩序”。他们甚至勾结民团，在市集上屠杀阿哥尼斯特分子。但是，多拉图斯教派上层的叛卖行为，并未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君士坦图斯(337-350)为了和他的兄弟争夺帝位， 公开迫害非正统教派，以换取基督教会的支持。多拉图斯教派也在被取缔之列，不得已又与阿哥尼斯特重新合作。他们集结到巴盖城，与前来围剿的官军展开血战，许多人英勇战死，被俘者从容就义，发扬了阿哥尼斯特的殉教精神。362年，多拉图斯主教帕孟尼安，利用“叛教者”朱里安(361-363)关于剥夺神职人员特权的敕令，在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夺取原属基督教的教区，恢复了阿哥尼斯特的活动。他们大胆地攻击正统教会，杀死上层人物。朱里安的统治仅仅维持三年，异教的优势也随着丧失了。但是，时局的变迁并没有迫使阿哥尼斯特运动转入低潮。相反地，由于他们与毛里塔尼亚的部落王公费尔姆合作，反罗马的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毛里塔尼亚的柏柏尔人，为了反抗罗马的重税政策和地方衙门的横征暴敛，于372年在部落王公费尔姆领导下起义，有一部分罗马士兵也掉转武器，站到起义群众方面。据史书记载，费尔姆“起义反抗皇帝并与暴徒和异端合作”，说明他曾得到阿哥尼斯特的支持。起义队伍迅速占领了毛里塔尼亚的大城市恺撤利亚(舍舍尔)和伊科修姆(阿尔及尔)。罗马骑兵长官提奥多西率领两个军团到北非镇压，他利用起义诸部落缺乏统一指挥的弱点，收买了费尔姆的兄弟希尔顿，各个击破。到375年，费尔姆兵败自杀，余众也被提奥多西击溃了。
费尔姆起义的失败，使阿哥尼斯特失掉一股重要的同盟力量。但是，他们的斗志并未消沉下去。据北非教会史家奥古斯丁记载，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阿哥尼斯特分子仍然率领着隶农和逃亡奴隶，在北非坚持反剥削者的斗争。他们捣毁葡萄酒窖，从债主手中夺走债券，还给债务人，并且“焚毁奴隶卖身契，让他们成为自由民”。当地民政机关，对此束手无策，税吏也不敢履行职责。可以说，在汪达尔人征服北非前夕，阿哥尼斯特已经用自己锐利的战斗锋芒，使罗马政权在这个地区陷入瘫痪状态。
429年，汪达尔人在盖塞利克率领下，由西班牙渡海进入北非，推翻当地的罗马政权。此后，阿哥尼斯特的活动，在史籍中就没有专门记载了。
色雷斯的“贱民”暴动和斯卡马尔运动
色雷斯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西境今属保加利亚， 东境属土耳其)，原为罗马藩属，公元46年被并入帝国版图。罗马总督在这个东方行省建立城市和驻扎军队，大力推行罗马化政策。四世纪初，罗马政府为了加强新都君士坦丁堡的屏障，重新部署色雷斯的防务。帝国十五个著名的武器作坊，有六个分布在色雷斯。这里盛产黄金，政府独揽开采大权。矿工是国家的奴隶，承担沉重劳役，虽有严刑峻法，依然逋逃成风。除劳动群众生活恶化外，市议员和退伍士兵面临破产威胁，城乡拖欠国税的现象十分普遍。364年，近卫军长官瓦连斯(364—378)被拥上帝位。在他的暴政之下，东方各省民不聊生。四世纪作家里班尼乌斯写道：“到处是贫困、行乞和哭泣，农民觉得种地不如要饭，然而，谁要是今天还能施舍于人，明天却要求人施舍于己了。”当时，色雷斯总督是瓦连斯的岳父，他有恃无恐，鱼肉百姓，到处民怨沸腾：“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变成强盗，为什么铁器在他们手里不是用来耕田，而是用来杀人!”瓦连斯政权变成众矢之的。统治阶级内部当权派与在野派的矛盾，官僚贵族与劳动群众的矛盾，两者交织在一起，终于爆发了以普罗科比为“贱民头目”的武装斗争。
普罗科比是已故皇帝朱里安的亲戚和心腹，自瓦连斯即位后，他官场失意，图谋东山再起。365年夏末，瓦连斯率兵赴叙利亚，对波斯作战。9月间，哥特人进犯色雷斯。为巩固后方，瓦连斯派遣两个高卢军团返防，卫戍君士坦丁堡。两个军团中都有普罗科比的旧属。他即派人前往联络，重金收买，发动政变。普罗科比上台后，立即改组市政机构，提出豁免租税和重分土地的口号，以争取人民的支持。同时，又到色雷斯各地招兵买马。在农村，苦于瓦连斯暴政的奴隶和隶农，纷纷响应。据五世纪史家佐西莫斯记载，“没有特殊困难就集合了一大群人，许多奴隶是心甘情愿入伙的。”矿山的国家奴隶也踊跃投军效力。这些阶层一旦行动起来，普罗科比便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被罗马官方史家称为“贱民头目”。
色雷斯劳动群众集结到普罗科比的旗帜下，极大地影响了事变的进程。一方面，为君士坦丁堡开辟了后方，使这个政变的策源地不致成为孤岛。另一方面，能够直接争取多瑙河外哥特人的援助。普罗科比很容易就从那里招到一万名(一说三千名)雇佣兵，加强了进攻的力量。
到365年冬季，普罗科比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 但财政方面却困难重重。此时，叙利亚和埃及等富庶省份，仍受瓦连斯的控制，普罗科比没有足够财力可以支付雇佣军的军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向人民加课赋税，就会自食其言，使支持他的力量变成反对他的力量。普罗科比不敢冒这样大的风险，只好下令向元老们征收特别捐。这种比较急进的措施，立即引起反对派元老的仇视和中间派元老的不安。他们设法逃出首都，投奔到瓦连斯那边去了。
366年春，瓦连斯发起反攻，用高官厚禄收买里吉亚驻军司令，使这支军队首先叛离普罗科比。随后，其他将领也争相效法，陆续倒向瓦连斯一边。普罗科比眼见众叛亲离，只好进入山林。不久被随从出卖，死于瓦连斯刀下。
在消灭了普罗科比的余众之后，瓦连斯立即通令缉捕逃亡的奴隶、隶农和矿工，并严惩窝藏者。被俘的哥特人，备受虐待，被卖入城市为奴。此外，大批无法交清欠税的市议员，也遭处决。整个色雷斯，顿时变成血与火的地狱。但是，瓦连斯的反动暴力并不能为他铺平长治久安的道路。仅仅过了十年，反罗马奴隶主统治的斗争烈火，又在多瑙河流域重燃起来。
多瑙河是罗马帝国北境的天然边界。河外散居着许多日耳曼人，最强大的一支是哥特联盟。三世纪中期，哥特人开始侵入罗马帝国北方诸省。当时他们正处于原始公社末期，军事首长及其亲兵，构成一个富于掠夺性的统治集团。罗马皇帝被迫纳贡，随后并让出达西亚省(罗马尼亚)，安置哥特移民。四世纪中期，基督教的异端阿里乌斯教传入哥特移民区。它主张圣子为圣父所创造，耶稣基督应位于圣父之下。这种否定基督神性的说法，必然要走向对基督教会神圣性的否定。在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国教的情况下，这种教义在客观上便产生了反罗马的政治倾向。因此，它在哥特人那里成为反抗压迫的思想武器。
370年，罗马皇帝瓦连斯为防止内外反抗力量的结合，明文规定：除两处指定的互市地点外，不准哥特人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内地贸易。374年，哥特联军被匈奴击败，决定迅速西撤，谋求到色雷斯避难。结果，在解除武装和从事屯垦的条件下，瓦连斯批准哥特人移入麦西亚。376年春，哥特难民横渡多瑙河。罗马官吏乘人之危，抬高粮价，逼得饥寒交迫的哥特人卖妻鬻子。一名小孩只值一磅粮食，一只狗就可换一个奴隶。麦西亚到处都有用食物换来的哥特奴隶，连酋长的儿子也在其中。罗马统治阶级的残酷行径，激起哥特人的深仇大恨。闻风而动的还有当地的奴隶、隶农、矿工和破产农民，他们并肩作战，组成了一支色雷斯劳动群众与哥特移民的联军。
377年夏天，起义群众控制了整个色雷斯平原。他们冲入庄园，开仓取粮，把奴隶主及其家属掳去当奴隶。瓦连斯为扭转时局，于378年下诏亲征。经过亚德里雅那堡(今土耳其西部埃迪尔内)的激战，罗马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三十七名将领战死，四万名士兵被歼，连瓦连斯本人也中箭身亡。
新皇帝提奥多西乌斯(379—395)吸取了这次惨败的教训，避免与哥特人正面交锋，改用分化的政策。双方于382年缔结和约：哥特人以“同盟者”的身份定居麦西亚，提供兵员四万名;罗马政府则供应他们粮食和牲口，并免除哥特人的纳税义务。395年，提奥多西乌斯在米兰死去，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在它江河日下的时候，多瑙河中游又兴起了斯卡马尔运动。
斯卡马尔运动的发源地是诺里克(今奥地利南部)。四世纪末，内外贫困的西罗马统治阶级，把这个与意大利邻近的省份，视为肥肉，横征暴敛。在重税逼迫下，农民弃地逃亡，城市作坊纷纷倒闭，一向输出粮食的诺里克，变成了缺粮区。粮商乘机囤积居奇，牟取厚利。401—410年间，西哥特人猛攻意大利，诺里克的罗马驻军奉命撤回，由“蛮族”雇佣军接防。当时，帝国政府无力供应粮饷，部分雇佣军也加入城乡贫苦大众的抢粮队伍，一同到阿尔卑斯山安营扎寨，堵截粮道。这批铤而走险的人们，身披兽皮，手提刀剑，出没于诺里克平原，进攻罗马殖民者的庄园和设防较差的城市，使这个省的统治秩序混乱不堪。这群劫富济贫的好汉，在晚期罗马文献中，获得一个特殊称号：“斯卡马尔”。此名源出伦巴德语“斯卡马拉”一词，意为“窃贼”或“强盗”，是统治阶级对诺里克造反者的鄙称。
430—431年，西罗马政府调遣刽子手艾息阿斯率军到诺里克镇压，未能奏效。斯卡马尔分子仍然白天匿于山林，夜间出击奴隶主庄园和邸宅，杀死顽抗者，把降服的人沦为奴隶，或高价索取赎身金。他们备有云梯，经常攻克城堡。许多官吏、富商和卫士，或被绑架，或被刺杀。
476年，日耳曼籍的近卫军官奥多亚克发动政变， 皇帝罗慕洛(475—476)被废，西罗马帝国彻底灭亡了。从此，斯卡马尔转移到潘诺尼亚(匈牙利)和伊利里亚(南斯拉夫)，吸收当地的隶农和奴隶入伙。在色雷斯境内，也出现斯卡马尔的村落。直到中世纪初期，他们仍继续为反抗拜占廷皇帝的奴役而斗争。
罗马晚期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地位
三至五世纪罗马帝国的人民革命运动，作为奴隶占有制总危机的产物，比公元前一世纪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和持久性。斯巴达克起义时期的罗马社会， 自由民与奴隶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显著差别。这种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共和国时期罗马的阶级斗争分成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与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未能打成一片。到了帝国晚期，由于隶农制逐渐普及，奴隶、隶农和破产自由农民的地位日益接近，便有可能为共同利益而斗争了。高卢、北非和色雷斯的几次大起义，在阶级力量的构成上，都具有被剥削群众大联合的特色。这种广泛的社会基础，产生了相应的斗争形式：有奴隶和隶农的武装起义，有人民异端运动，有“蛮族”移民暴动，还有所谓“强盗”运动。另一方面，人民革命运动的持久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斯巴达克起义只坚持了三年(前73—71);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前137—132)和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前104—101)，都没有超过六年， 便被镇压下去。因为当时罗马奴隶制尚未失去生命力，奴隶主政权还能够动员一切力量来制止奴隶起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蔓延。经过“三世纪危机”之后，罗马帝国的经济已经全面崩溃，中央政权被遍地起义、外族进攻和军事政变弄得焦头烂额，根本不可能长期集中兵力从事镇压了。西部各省统治力量尤其薄弱，所以，高卢和北非的运动，也就特别持久，并显出更大的威力。
罗马晚期的人民革命运动，对奴隶占有制及其上层建筑的冲击，其规模和程度也是空前的。巴高达分子、阿哥尼斯特分子和斯卡马尔分子，通过一系列摧枯拉朽的行动，直接打击了罗马帝国的统治秩序，使奴隶主政权陷入瘫痪状态，为“蛮族”之国的建立开辟道路。从而，促使地中海世界从古代向中世纪过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20—421页。
